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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姜长青

2020年02月14日10:4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口号。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走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会上通过了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即所谓的《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 ，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 月2 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 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 月13 日的《人民日报》 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的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 月12 日的《 人民日报》 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1958 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提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 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二、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当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许多同志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3月25 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离毛泽东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四、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讨。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他讲一句，我给他记一句，再由我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他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曾想过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再被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党中央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度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的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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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1人组成。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每2个月举行1次，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召集和主持。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1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1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 [1]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十七次会议又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

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但它同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在性质、组织、职权、作用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