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主席：没空听你忽悠！ -- dudu8972
家园 主席：没空听你忽悠！ 
通宝推：俺本懒人,家园 亚细亚的孤儿，知道你们绿岛蛙以祖上自愿当慰安妇获得高潮而爽， 以父系基因被日寇污染成为日杂而爽，别人以什么样的爽为目的你肯定不理解。
以祖母、母亲被野男人睡为傲的人，还谈什么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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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 ：尼克松虽然在美国声名扫地，但是比他的中国同侪还是幸运多了，不会被官媒经常鞭尸
亚细亚的孤： 蒋介石的子民以自己爽为目的，中国毛腊肉子民以高干及其子弟爽为目的，我们人民不行
家园 现在回看，老尼讲的这段话 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这就是个低级的政治骗子而已。
家园 低级但不能说低级，只是美国那一套在优势的中国下没有用 这点东西想象骗毛主席，根本不可能，如果不是周总理控制外交，派乔冠华，直接能玩死尼克松。
美国让步会更多，周总理一谈判就软。唉。
关键词(Tags): #4，家园 确实，让周管外交是一大失误。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有一涉及到洋鬼子的事情，就要超规格重视，周讲的“外交无小事”的遗毒难辞其咎。
从周主持期间的”情暖参赞阿果利“事件，到疫情期间的”爱丁堡“事件，前几天一个偶发的日本学生遇刺事件(胡锡进声称可能引发外交危机)，无不说明之。
又及：加上其夫人发表”汉人应该向少数民族道歉“的言论，真是没事找事的一对贤伉俪。
通宝推：陈王奋起,纳米小洞儿,寒冷未必在冬天,乾道学派,家园 外交无小事不是“外交无小事” 而是外交工作无小事。
言下之意，我们的工作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要排在其他工作之前，要重视，要很重视。
要投入更多资源，更多资源，资源。当然，这资源怎么花，你们不懂，要由我们专业人士决定。
家园 周在统战问题上一贯的问题就是过于软，过于瞻前顾后 抗战的时候就是如此，与毛的观点不一样。最后证明是毛正确，后来在延安确立毛泽东的权威的时候，毛泽东对统战形势的预见性也是加分项。
家园 这就是所谓的思想高度啊，他的思路就是在和国民党搞好关系 不仅左派，还有右派，其实重庆谈判周总理是专心做好要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思路，问题是苏联并不赞成如此，否则不会先提供装备，后来因为我共失败而撤出。
如果苏联是一直支持国共谈判，就不可能提供装备给我们的。
苏联所谓违约（这还是周总理传出来的），其实就是因为我军打输了。苏联一看不靠谱了。
在二战末期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俘虏了几十万的日本关东军，但奇怪的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时，并没有将他们的武器与弹药收缴，这又是为何呢？
说白了，这还是因为苏联红军他们非常嫌弃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日军的装备与苏军的装备相比较，无论是在性能方面还是火力方面，都只能属于小儿科。
最后，苏联红军决定将收缴的那些武器装备等全都送给咱们八路军，这些对于苏联红军算是“垃圾”的东西，对于咱们八路军来说，那可算是“宝贝疙瘩”，比八路军之前用的那些土枪土炮强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据说，咱们八路军在搬运这些家伙的时候，整整拉了3天3夜才将小日本的这些武器装备等拉走。平心而论，苏联人瞧不上的这些武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咱们八路军一个天大的忙。
日军活人能够为自己提供免费的劳动力，但至于关东军的那些武器与装备，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成为了不小的累赘，毕竟在那个时候“运费”也是挺贵的（得不到好处）。更何况，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
因为一些情况，他们就借花献佛，将一部分次一些武器就给了八路军。在苏联人“赠送”的军火库中，曾藏有2万多支步枪，以及数量非常可观的火炮，这些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军提高了军事实力。
到了1946年，苏联人更是直接交付了我军15车火车皮的日军装备，各类武器不计其数。
这些武器装备对于当时的我军来说意义非凡，毕竟那个时候正处于解放战争前期，我军的军事实力与老蒋集团比较相差甚远。
尤其是在武器技术与性能方面，更是落后于他们（蒋介石），好在苏联人送来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无疑在数量上帮助我军弥补了一些不足。
1945年4月，抗战尚未结束时，毛泽东就说：“东北四省（包括热河）是很重要的，即便我们把关内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抗战一胜利，敌我就开始抢占东北。有这样一位将军，第一个率部出关，在我军抢占东北的行动中立下了头功，他就是曾克林少将。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配合盟军作战，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紧接着，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一、二号命令，令抗日部队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坚决消灭之。
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决定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率部挺进东北，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他们带领第12团、第18团、朝鲜支队和军分区直属队4000人，在8月25日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曾克林率部到达山海关以后，发现这里仍驻扎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固守据点，拒绝向我军投降。
曾克林深知此行的任务是挺进东北，不能因小失大，他当即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迅速向锦州、沈阳挺进。8月28日，曾克林的部队与一支苏联红军会师，两军的会师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为何不与苏联红军一起，来杀山海关一个回马枪？
但苏军却拒绝了曾克林的请求：“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去。”
曾克林据理力争：“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
最终苏方被说服，曾克林决定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8月28日下午5时，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军解放了山海关。
9月3日，曾克林率部乘火车，浩浩荡荡向锦州、沈阳挺进。9月5日，满载着部队的列车来到了沈阳市郊。官兵们都为能马上接管这一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激动不已。
但火车到站以后，苏军见这支部队没有军衔，十分疑惑，竟连忙调集部队把火车站包围了起来，不准我军下车。
为什么苏军不认八路军呢？因为早在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3国政府的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解放东北后，要把东北政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这就使抗战胜利后，谁能接管东北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我们不好公开操作，可以理解）
此时我军已深入东北腹地400公里，如果退避三舍，就只能坐等国民党军队来接管。曾克林和几位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后，决定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进行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部司令卡夫通少将见到曾克林等人后，傲慢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回答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的。”
卡夫通却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第一次交涉就这样宣告失败。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后，和同志们经过商量，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方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入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命令，所以一定要与苏军力争！
第二次交涉时，曾克林的态度强硬了起来，他对卡夫通说：“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队伍，我们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我们中苏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提出抗议！”
但卡夫通依然紧绷着脸，然后两手一摊，不置可否，第二次交涉再次失败。（这事应该是翻译问题吧）
此时我军已经在车上停留了一天，吃喝拉撒全成了问题。曾克林和唐凯决定第三次找卡夫通进行交涉。唐凯见到卡夫通后，直接伸出左手，卷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斧头、镰刀和五角星，一边比划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共产党！”
此时曾克林也强硬地说：“我们已在山海关、锦州与你们苏军会师了。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问莫斯科。”
我方连续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经过协商，他终于同意我军下车，但要驻扎在离沈阳30公里远的苏家屯。
部队下车以后，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了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涌向车站、街头。当我军以整齐的四路纵队由西向东行走时，沿街两旁有三四万群众挥动旗子，热烈欢迎。
卡夫通看到这个场景后，十分震惊，他马上派人通知曾克林说：“你们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去苏家屯了，就驻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后来苏军收到国内的电报，知道曾克林的部队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便彻底解除了疑虑。9月7日，苏军进辽军第6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会图马尼扬中将和各兵种军长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席间苏方代表主动道歉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双方经过商量，为避免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生冲突，曾克林的部队对外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自此以后，曾克林的部队终于在东北取得了合法、有利的地位，活动也方便多了。（苏联放水了，这时是最好的机会，然而应该守住秦皇岛、山海关，可惜这里的军事领导人太弱智了，太自由了）
我军的部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队伍很快扩张到了数万人，但部队的物资和武器弹药补给却跟不上了。
于是曾克林去找苏方协商，希望他们能够开放东北的物资仓库给我方提供补给，但苏方却不同意，他们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曾经与他们签过条约，苏联不得把任何关东军留下的物资转移给共军。尽管曾克林与苏方多次交涉，但他们始终不肯让步。
此后在一次中苏军方的宴会上，曾克林总算找到了机会，他借着酒劲表示出不满情绪，指责苏军不把物资仓库给予我军。苏军的一位将军为了缓和现场气氛，拿起桌上的洋酒对着曾克林说：“你喝满一杯，我就给你一座仓库，喝两杯就两座，你看怎么样？”曾克林立马拍板答应了。
苏联的酒的度数都非常高，酒桌上的酒杯容量也非常大，苏联人在倒酒时还故意将酒杯完全倒满，明摆着就是故意刁难曾克林。曾克林咬咬牙，想着绝不能怂，他一口气喝下了12杯烈酒，直接晕倒在地上，并被送到医院治疗。
第二天曾克林醒来以后，身边的战友告诉他，苏方对他的豪气深感敬佩，果真兑现承诺，给了我方12座仓库。（苏军第二次放水）
这件事后来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大家都为曾克林的行为感到自豪。
得到仓库以后，曾克林马上抓住机会，组织官兵运炮、运武器。部队运了三天三夜，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关枪1千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曾克林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给了留守在晋察冀的后续部队和关内其他部队。
但此时由于欧美一些不明真相的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制造舆论，大肆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非法允许中共正规军进入沈阳， 甚至美、英等国还直接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派人告诉曾克林和唐凯：根据中苏条约，苏方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希望他们带领部队离开沈阳。
曾克林和唐凯当即表示：“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的，只有中共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是不行的。”
苏方没有办法，只好向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远东前线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作了报告。
此时曾克林的压力也非常大，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他：怎样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党中央何时派人来东北？关内的主力部队何时才能来？如何才能与党中央联系上？……最后曾克林决定到延安去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示，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正好此时苏军针对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找我党中央联系，马林诺夫斯基于是决定派一架飞机和两名代表和曾克林一起飞往延安。（苏联诱导我们）
9月15日，曾克林的飞机在延安着陆。
当时党中央正在酝酿决定是否将战略方针“向北防御，向南发展”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迫切希望得到东北的最新情况。曾克林此时回来，对党中央可谓是“雪中送炭”。
9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曾克林也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微笑着对他说：“先锋官同志，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的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那里的具体情况，因而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曾克林乘于是详细汇报了接管沈阳和经过和当前东北的形势，他说：“我军到达东北以后，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发展很快，但现在苏军只驻守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趁这个机会迅速进入东北，站稳脚跟。”
刘少奇听后高兴地说：“东北是战略要地，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这天晚上，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请曾克林吃饭，席间彭德怀对曾克林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多搞点武器和大炮。”
正是曾克林的这一番话使中央定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名干部前往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同时命令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6人乘飞机离开延安。9月18日，他们到达了沈阳。从此以后，我党在东北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苏联第三次放水）
首先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一阶段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非常友好。他们共同作战，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中共军队还负责城市卫戍任务，并接收了政权和重要工厂、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当时苏军意识到美军准备在华北登陆，为了避免被指责违反中苏条约，他们收回了之前交给中共的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并劝说中共军队退出城市。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到11月中旬，苏军发现美军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他们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因此积极支持中共占领东北。中共军队大规模进入城市，接管政权和工厂、武器库，并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东北沿海口岸。
最后一个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于是采取了撤退东北行营的措施，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
在这四个阶段中，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时，他们表现得友好并支持中共。然而，随着美军的介入和战略考虑的变化，苏军逐渐收回了之前交给中共的资源并要求他们退出城市。但在美军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后，苏军又改变了立场，积极支持中共占领东北地区。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他们得以大规模进入城市并接管政权和工厂、武器库。
这种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他们认为苏军在协助中共夺取东北地区方面存在偏袒。
从刘文的角度来看，苏军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并不一致。尽管在特定的时期，苏军对中共表现出了支持和友好，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共的全面支持。根据刘文的观点，苏军在某些时间对中共军队的态度相当恶劣，并驱赶他们离开城市，这让许多中共干部感到愤慨和失望。然而，刘文也承认这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他无法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的不满。
总的来说，苏军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态度对中共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不一致。苏军的行动受到了战略考虑和外交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对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
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
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
彭真抵达沈阳后，继续得到了大量的武器援助。根据9月21日的报道，他们得到了数千支枪支。9月30日，他们报告说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一万多支枪支，次日又发现了新的武器库，其中包括80门山炮、100多门迫击炮和大量子弹。尤其是在10月3日与一位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面后，情况变得更加乐观。
东北局于4日向中共中央发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给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
其中的“家务”指的是在东北的所有日军武器。
由于此时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规模还不够大，无法接收几十万件装备。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接收了一部分武器，其中包括了《恩怨》书中提到的3万支步枪、100挺机枪和15门大炮。基于这种情况，东北局明确告知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很大，全部交给他们是远方（指苏共中央）的决定，要求中央派遣30万主力部队在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量武器”。到25日，东北局进一步向中共中央发电，说明苏军要求中共迅速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的工厂外，都交给中共。除了已经交给中共的飞机和日本航空大队的人员之外，抚顺还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尽快接收，并加快炮兵编练和大炮生产。
然而，兵工厂和武器库最好保留一部分并分散，以免受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将一些武器和弹药运出，但由于各地的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是得到了部队的看管。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于11月17日撤退东北行营，苏军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许多已经接收的武器库和兵工厂再次被苏军收回。因此，尽管黄克诚等人赶到东北，但并未迅速获得他们预期的大批武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武器装备，这一事实已经不被争议。然而，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对中共在战争中胜利的影响有多大，仍然是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苏联为中共提供武器的情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刘文所引述的数字进行分析，来了解中共在战争中得到了多少武器。刘文指出，在1945年底，中共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重武器一无所获。
然而，在比较1945年底和1946年5月期间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之后，可以发现中共得到了大量武器，包括步枪超过12万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92门等。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中共得到的武器数量，还说明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共提供的武器是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另一方面，可以从战争的背景和苏联的政治考虑来理解苏联提供武器的原因。解放战争期间，苏联一直试图通过支持中共来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1945年前后，苏联曾经试图通过与国民政府合作，来保护在东北的自己的利益（是不得不，国民党有美国站台，苏军无法直接动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感到威胁，苏联开始转向支持中共。
这一转变，除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共同理念支持，也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苏联认为，在中国内战中，中共有更大的胜利可能，因此应该支持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共提供武器就成为苏联政策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在1946年强硬地态度，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
总的来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这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的这种支持，不仅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理念支持，也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这种背景下，苏联提供武器成为了苏联政策的一部分。
从前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数量来看，存在着一些保留和怀疑。前苏联公布的数字足以装备百万人的部队，但并不代表这些数字一定是真实的。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苏军会时不时地将一部分武器库交给中国共产党，然后又收回一部分；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做法，导致实际上报的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太可惜了，伟人推动历史，彭真只能被历史推着走，唉。
关键一战就在秦皇岛。
9月2日，国民政府向驻渝的美苏大使递交备忘录，正式宣布没收日本的公私财产及日本在华经营的一切产业作为赔偿。声明说：
“关于日方在华财产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之损失，为抵偿此种损失之一部分起见，中国政府决定没收日方在华之公私财产，以及日方在华经营之一切事业，拟请贵国予以支持，并在中国政府接收之前，令伤贵国在中国收复区内之军队，对于日方公私财产以及日方所经营之商店、工厂、矿业、交通、通信事业以及其他资产，暂为保护，以防日方之破坏隐藏或运往他处。”
同月在伦敦举行的五国外长会议上，中国提出三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必须防止在中国领土上或将为中国所收复的领土上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财产，特别是苏联可能拆迁在东北的日本工业资产。但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不赞成将日本赔偿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中方的要求也未得到莫洛托夫和贝文的答复。
在莫斯科的谈判桌上没有解决的战利品问题，随着苏军出兵东北而再次呈现在国民政府面前。苏军占据东北全境后，苏联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就不仅局限于战利品，而是扩展为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
苏联占领下的东北
10月17日，熊式辉、张嘉缴、蒋经国、董彦平与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资产问题，中方表示：
“……我方，先希望接收伪满州国政府及日本经营的工场、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的工场。”
马林诺夫斯基对中方此项要求的答复是前者应全部看作苏联的战利品，即便是后者，由于这些中国人是与敌人协作的人物，应被视为敌产。对此，张嘉缴在日记中写到：
“……苏联的意图是，以战利品的名义攫取东北的工业，以继承日本在满州经济中占有的特殊势力。”
此后，围绕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张嘉缴与马林诺夫斯基及其经济顾问斯特拉科夫斯基多次会谈(1945年10月—1946年2月)。苏方坚持东北重工业均由中苏合办，在1945年12月7日张嘉缴与斯拉特科夫斯基的会谈中，斯氏恫吓道：
“战利品由各国共同参加讨论一节，亦不能赞成。须知此项战利品既在红军手中，中国方面，惟有两途可择，一为设法合作，继续经营。一为任使其被尽数破坏。……”
面对苏联的无理要求（呵呵），国民政府也针锋相对，坚持在东北的日资企业均应由中国没收抵充赔偿，拒不承认苏联的战利品解释。
除了张嘉缴在长春与苏联占领军商谈外，1945年12月25日到次年1月，蒋经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946年1月一3月，蒋介石、王世杰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也多次会谈，但均未成功。
显然，中苏两国在战利品问题上毫无共同点可言，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的模糊策略与个案处理方式也与苏联将日伪时期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企业全部纳入经济合作范围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大相径庭。
此外，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先撤军后协商，而苏联则要求在达成协议后再撤军，双方的立场无异于南辕北辙。
由于中苏在“战利品”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苏联就加快从东北的拆迁工作。苏联对中国东北日伪资产的劫掠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46年2月下旬，在重庆、北平、太原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呼“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苏联应归还东北运走之一切物资”等口号。
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态度渐趋强硬。3月5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声明：
“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中国政府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以此作为从满洲撤军的交换条件。”
被拆除设备后的工厂
直到5月3日苏联从东北全部撤军，中苏仍未就战利品和经济合作事宜达成协议。虽然此后国民政府继续对苏联拆迁的物资和设备进行调查，收集详细的数据与证据，作为未来交涉的基础，但也不见下文，战利品问题就此搁置。面对苏联的蛮横无理，蒋经国不得不慨叹：“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其实，从苏军8月18日进入沈阳等地伊始，苏军就有组织地没收粮食和其它库存品。从9月上旬起，苏军有选择地从东北的工矿企业中拆迁一些重要的机器设备运回苏联，到12月苏军预定的撤军期限来临前，拆迁工作基本结束。苏军拆迁的都是最新式的工厂和机械设备，发电和输变电设备、电动机、实验设备等。
据资源委员会估计，苏军从东北搬去的设备价值为482734053美元、原料价值为792167771美元，合计1274901825美元。
根据美国总统赔偿专员鲍莱的报告团，苏联拆迁中国东北工业设备将延缓中国经济发展30年，并妨碍美国之政策。苏军在驻留期间对东北工矿业的拆迁和破坏，据鲍莱估计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8.58亿美元，如果把这些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计算入内，则损失高达20亿美元。
面对盟国的指责，苏联只承认拆迁了9500万美元的设备。
国民党数据可信吗？呵呵呵。
可惜的是如果我共抓住历史机遇，这些机器必然不能被带走，赔钱就好了吧，唉。
家园 牺牲基本盘，讨好统战对象 周伉俪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脾气，和老蒋谈是如此，外交是如此，对待少数民族是如此。
教员有两句话，深刻揭示了如何搞好统一战线：
1. 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2. 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很多人搞政治，往往仅仅记得第一句，最后忘记了自己的基本盘， 苏联分裂，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教员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斗胆替教员注疏一下，这个问题是第一问题，那么第0问题就是“我们是谁”。仅仅知道敌人和朋友还不够，我是谁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哪里看到的教员提到的，但后来一直找不到。教员主张任何时候，和90%的人民群众在一起，如果你企图代表99%，你的观点就失去了鲜明的特性，就会忘记我是谁。太少，说明代表性不够。当时我看到“We are 99%"的时候，脑子里面立即闪现出教员的教导，断定他们会失败。
90%的人民群众是我们，敌人只有1%，剩下的9%才是统战对象。不顾基本盘去统战9%，本末倒置。
通宝推：surfxu,胖老猫,玉米菜,审度,ccceee,newbird,青青的蓝,史料推理,家园 和胡乱邦一起跑到西藏还是新疆说的 ，原话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这句话政治上错误，也与事实大相径庭。
中国土地上所有的无产阶级，不管他是什么民族，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下的奴隶，都是骨肉兄弟，共同的敌人是领主、土司、头人、阿訇、地主！这是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在民族边疆工作的指针。
邓小平放出来胡乱邦这个傻波衣，这个家伙事敌人如亲爹，大好的民族边疆工作局面毁于一旦。
通宝推：ccceee,newbird,白马河东,青青的蓝,史料推理,西安笨老虎,家园 改开先要把“阶级斗争为纲”否了，发展生产力。 家园 自由河友这次你带不拐 如果不搞阶级斗争，土改都无法完成。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分田地后很快就又重新出现失地农民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不搞阶级斗争，农工商学还是地富反坏右把持，兵也会快速变质。
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不影响生产，抓革命还能促生产。这是史实，要看大势，要实事求是。
“宜粗不宜细”是对他们的丑事粗粗放过。对前三十年的不完美则是“无小事”，并且既不实事，又不求是。
通宝推：ccceee,家园 司马南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二十届三中全会毛毛雨系列之十六：你们干脆死了这条心吧! # 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召开 # 司马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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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行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6]
2024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6]。
本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毛泽东是《六十条》最终的决策者及其修订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最早发现大公社的体制问题并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进行纠偏和整顿。在纠偏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发现，中央的指示和规定在许多地方并未贯彻执行，比如在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中央纠正“五风”的规定根本没有同群众见面，“后来查明，有的还被当成‘反面材料’加以扣留”。他还发现，中央这个时期发出的大量应急性文件和指示，许多是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毛泽东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次年2月8日，毛泽东与浙江省委和中央下派浙江嘉善调查组的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由于自留地几收几放农民开始不相信中央的政策时说：“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为了避免中央的农村政策前后矛盾，使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并使农村形势尽快稳定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61年初逐渐达成共识：制订一个相对稳定、各地农村必须遵守的公社条例，从制度上根除公社各级组织中的“一平二调”、“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尽量清除公社体制中的平均主义。毛泽东于2月上旬先后在杭州和长沙提出：“各同志分头去调查研究，将来在广州搞出一个条例来”，“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又表达了制订公社条例的动机和愿望：“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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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社员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社员，有经验的老农，农村的专业工人，青年和妇女，少数民族的社员，烈士家属和转业军人，侨眷和归侨，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队，还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社员，参加管理。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如果不称职，都可以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
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
十、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生产事业。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问题，把应该做的事情认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
(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违反和改变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并且要随时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真执行，检查他们的执行情况。
(二)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
(三)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对于困难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给以帮助。
不许乱开电话会议和各种会议，不许向生产队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
(四)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队接受。
(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
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六)从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1)选留良种，并且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种子进行必要的调剂。
(2)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和货源的多少，同供销合作社商量提出农具、肥料和农药的供应计划，并且，督促供销合作社做好这些供应工作。农具、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必须注意保证质量，保证配套，讲求实效。这些生产资料，应该由生产队自由选购，不许摊派。凡是摊派的，生产队都有权拒绝接受。
(3)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适用于本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
(4)管好、用好属于公社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
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
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账目要定期公布。这些企业的人员任用，生产情况，物资情况，财务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并且征求社员的意见，不许营私舞弊。公社的干部和任何人，绝对不准利用这些企业，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铺张浪费。
公社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以外，应该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
十四、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受手工业县联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公社对于手工业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督促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对于亦工亦农的手工业者，注意安排他们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农业生产。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劳动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
二十五 、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用农闲季节，临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短途运输、渔猎、采集等活动;有的组织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举办各种加工作坊;有的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分散加工。
原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各种生产项目，凡是适合于生产队经营，而生产队经营又不妨害农业生产的，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由它们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也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也可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继续经营。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账目要定期公布。多种经营的产品和收入，都必须根据社员大会的意见，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许多吃多占。
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七章 干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上级批准，不能由干部擅自规定。
公社一级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公社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编制数目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
生产大队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备案。生产大队的干部都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只能半脱离生产，或者不脱离生产。
生产队干部的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人数也不能多。生产队的干部都不脱离生产。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要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处理。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
(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二)实行民主集中制。
(三)如实反映情况。
八项注意是：
(一)关心群众生活。
(二)参加集体劳动。
(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
(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
(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
(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