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沙岳麓山禹碑蝌蚪文解读 -- 张新泉

七、浅谈颛顼"绝地天通"及《连山》《归藏》

一、绝地天通

现代考古学上虽然已发现不少华夏文明范围内五六千年前的遗址遗存，大体上符合尧舜禹时代的邦国城址墓葬近年来也已都有发掘。但距离确认三皇五帝时代、尧舜禹时代的历史，为时尚早。

上古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有比较多考古实证线索的，也许是颛顼帝。古帝丘所在区域的濮阳西水坡龙虎大墓，极大概率与他及他生活的时代相关联。

与颛顼帝联系在一起，最有名也最让后人名词解释起来头疼的事件，叫做"绝地天通"。

顾名思义，从字面来看，绝地天通显然是涉及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一项大改革。

那么，什么类型、内容的改革才可以够得上"绝地天通"这样高的规格、调门呢？它是因何而发生？改革主要针对谁？后果是什么？

涉及宗教祭祀的改革，又被称作是"绝地天通″，够这个级别的只有几个类型:原始多神信仰改为一神信仰，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破除宗教迷信及无神论等。

那么，颛顼帝的"绝地天通"是哪一个呢？

华夏上古时代自炎黄部落联盟开启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后，宗教祭祀就既有各族各部落自古相传的各自崇信的自然神灵多神信仰长期并存，又开始有了公共祭祀、宗教信仰。红山玉龙，濮阳颛顼墓蚌壳龙虎，都说明龙这种集合图腾已经为各族部落接受。华夏区域内，各族各部落如果能树旗立帜，大都就会至少有两个旗帜，族旗与龙旗。

但从考古发现和五千年来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宗教信仰历史事实来看，多神信仰似乎从未被禁止过，除少数边远地区，华夏中心区域一神信仰则也几乎从未被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几乎从古至今，无须西方那样费力标榜努力达成。华夏文明，自古至今一直就自然而然地实际奉行宗教信仰自由。

与宗教信仰自由从古至今传承四五千年相伴的，就是政教分离也几乎自古而然。

所以，"绝地通天″不是禁止多神信仰推行一神宗教，也不是四五千年就搞起了无神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即早在四五千年前，颛顼帝就让华夏文明实现了所谓"天帝归天帝，王权归王权"，并从此再无较大反复。

华夏区域内上古时代大型宗教祭祀场所遗址遗存的考古发现，至今极为罕有。

从考古年代而论，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前，有红山牛河梁女神庙。之后，似乎就没有了。直至尧舜禹夏商周以来，都以帝王祖宗祭祀及帝王祭祀天地为主要内容，成为历代家国例行公共事务，而非宗教信仰了。

夏商时的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疑似又一个祭祀宗教中心。相同规模者，同时期再无别家。其礼器之青铜制作或在商代中晚，但早先也或有对应陶制礼器。

要点在于，这是又一个牛河梁规模等级的宗教祭祀中心，于颛顼"绝地天通″后继续存在且延续千年。牛河梁为陶制礼器且无类似改铸青铜礼器沿袭继承，三星堆则为突然出现的青铜礼器，周边文化遗址则有陶器时期类似陶制礼器。

这些考古发现，也大体实证了颛顼帝"绝地天通"就是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具体内容上，是削夺主持祭祀宗教中心部落邦国联盟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祭司阶层参与世俗事务权力，将祭司阶层手里掌握的武士武装收归世俗军事机构统一掌握。将已迁到帝丘的祭司阶层主力，分置到西南地区，改单独祭祀女娲宗教信仰为增加嫘祖祭祀及三皇五帝信仰并立，并逐渐由母系神灵信仰祭祀向男权父系信仰祭祀转变。在世俗权力对于宗教祭祀事务态度上，由向各族各部落推广女娲祭祀信仰、压缩各族部落原始自然神灵多神信仰，转为祭祀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宗教祭祀改革的原因有二:祭司阶层权力势力扩张迅速，神权政治倾向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干扰世俗权力运作、其它公共事务。向各族部落强推扩大一神信仰，导致宗教冲突矛盾增多。

与祭司阶层关联紧密的商人商族部落，其发展也异军突起过于迅猛。已严重影响制约、侵夺其它各族各部落发展、利益，与各族部落冲突矛盾急剧增加。

商人商族部落依附于早期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与祭司阶层相辅相成互利共赢不断发育。但由于远离华夏文明黄河中下游中心区域，谋获有限，发展一直比较正常乃至迟缓。给各族各部落带来商贸之利益很多，造成的彼此利益侵夺损害冲突矛盾则尚且有限。

商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迁到帝丘后，由于交通地理条件更加便捷，两方势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都发展极为迅猛。同时，它们与各族各部落宗教冲突、发展利益冲突也迅速剧增。为防控矛盾冲突，商人商团及祭祀武士武装还不断扩充，已逐渐成为部落联盟与各族各部落正常发展整体系统内，一颗急剧膨胀扩散的心腹之患、大癌瘤。

颛顼帝在张挥公等重臣辅助下，采取断然措施执行"绝地天通"。多管齐下，一举割除了这一癌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得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既避免了陷入神权政治主导进程的泥沼，也纠正了过早进入商业异常发展，长期动荡变迁、冲突内耗过于激烈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从两方面导正了华夏文明走上更健康、持续稳定、更和平发展的轨道。

商族部落文明过早异常发育与神权政治过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也都有本质上的封闭排它垄断特性。虽然趋势上看似可以率先加速进入奴隶制加速文明进程，但脱离了当时华夏文明特殊地理人口环境、生产力发展现实水准。既不利于华夏文明早期阶段万族万邦文明多样性发育竞争择优，也极大持续增加激烈内耗，会过度消耗文明发展元气。极大增加了华夏文明进程迟缓、中断、停滞倒退反复乃至覆亡的机率。

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现实历史表明，颛顼帝"绝地通天"果断举措，为华夏文明循着一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轨道前进奠定了又一块极重要极关键基石，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五千年未曾断绝的一条根本性原因。

与四大古文明，其它文明发展历程相比较，颛顼帝这一重大改革意义更为明显。

其它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都因其内部商族部落文明与神权政治过早过于异常发育，纷纷在开出各种文明绚烂花朵后便因过度过早消耗元气而中断、停滞、衰亡。华夏文明却延续五千年，发展生机与文明道路多样性选择机会从未彻底丧失、断绝。

古今中外文明发展史，都一再表明一个简单的文明发展模式上的事实:

商文明、神权政治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是极普遍地，它们的异常发育也大都是能开出异常繁荣绚烂的花朵地。但同时，它们具有封闭、垄断、排它特性，过早过度发育也是要断绝其它文明发展道路探索可能性、生机地。越早异常发育于生产力早期阶段的文明，在同期文明中文明之花越是绚烂，也越是昙花一现越早凋谢。

从早期的奴隶制时代，到当今的资本主义，无不如此。

洪范八政"食、货、祀、司空"(农、商、士、工)总结标示的系统内各部分协调平衡的文明发展进程，有且只有华夏文明遵循践行且最完整展现了。

颛顼"绝地天通″大改革，功在千秋利延万代。他成为黄帝之后三皇五帝中最有功于华夏而得享盛名者，岂偶然哉！

当然，颛顼大改革，客观上也为夏族部落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为夏族率先建国称王奠定了基石。还限制削夺了商族部落的进一步发展，使华夏的商文明走上了一条神权政治长期受到有效抑制的另类发展道路。自然，它也就成为此后千多年里夏族部落夏国与商族部落国世代冲突矛盾之滥觞、原起根由。

二、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易.坤》系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解读

从颛顼"绝地天通"角度来说。

宗教祭祀大改革之前，东北(牛河梁女娲庙)是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也是商人族部落祖居地、母妻族所在地(坤)。

宗教祭祀大改革后，西南(三星堆)夏族部落母妻(坤)族世代居地，成为了新的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一直延续到夏商，从陶制礼器到青铜时代)。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颛顼即位都于帝丘(濮阳)前后，商人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也迁到帝丘(也许是颛顼强制，也许是大祭司作主，也许是商族部落首领为站队表态而推动)的过程。

但这次迁移，后果却是三方始料未及地。即神权政治势力、商族部落短期内迅速膨胀，与颛顼帝及各族部落宗教、利益矛盾冲突剧增。

颛顼帝果断采取决然措施。将祭司主力再次迁移到自己及夏族母妻族所在的西南地区，与商人族部落分开。同时削夺祭司参与世俗权力解除武装，变女娲一神母系信仰为增加嫘祖及三皇五帝父系多神信仰，改强推一神信仰限制各族部落原始信仰为宗教信仰自由。

改革前，东北的祭祀宗教势力与商人族部落，与各族部落宗教、利益冲突矛盾不断增多加剧，处于所谓"东北丧朋"状态。改革后，西南的祭祀宗教势力(夏族母妻族逐渐主导，亦"坤")与中原的夏族及其它各族部落处于矛盾缓和及利益共生互利状态，即"西南得朋"状态。

从夏人族部落角度而言。

"朋"在上古就是两片展开的贝壳，颛顼时西水坡大墓中的龙虎图形就是由这些贝壳堆积塑形地。在上古直至夏商，它长期都作为货币使用过。颛顼时期西水坡墓中的大量贝壳，与后世堆积金银铜钱，现在烧冥币纸钱，意义大体相同。

换言之，"朋"字在周代以前，所指也可以说就是"利益"。得朋丧朋就是得利失利。

祭祀宗教中心在东北时，夏族利益受损(长途输送物资、被商人族部落赚去利益)。祭祀宗教中心迁到西南时，夏族利益受惠(商人族部落利益转移)。

但从商人族部落来看，情况相反。

从两方面看，坤卦的这句"东北丧朋西南得朋"，都显然是基于站在颛顼帝及夏族立场上考量的结果。

所以，这句卦辞很大概率是从《连山易》里继承来的。

如果是商代周代收录颛顼帝"绝地天通"事件入《归藏》易、《周易》卦爻辞以为附证，他们对于这一大事件的概括总结，不会是"东北丧朋西南得朋"。立场不同，结论甚至完全相反。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简单来说，颛顼帝的"绝地天通"使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走的是夏商周平稳有序文明发展路线，而不是商文明一家独秀盛极一时榨干潜力毁灭一切昙花一现路线。中国历史先有夏，而后有商，而不是商兴盛一时然后变成其它如美洲、印度、新月地带等等文明那种停滞废土泥沼，颛顼帝"绝地天通"居功至伟。

华胥之后先有大夏，中华文明又称华夏文明历五千年而传承不绝，不是又称华商文明短暂辉煌之后大概率变废土泥沼，都与颛顼帝导正文明走向的"绝地通天"不无关系。

"东北丧朋，西南得朋"。揭示了"绝地通天"的直接后果，夏得以先兴而商受到抑限。

三、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

通过上述论证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推断:

《连山易》《归藏易》并非完全消失了。

《周易》卦爻辞中，有大量卦爻辞就是从《连山易》《归藏易》的原有内容传录转述而来。《周易》是将上古至夏商诸多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按《易》六十四卦特定发展规律重新进行了顺序对应排列的归纳总结集合。

或许夏代的《连山易》，就是在伏羲八卦基础上推演十六卦(每卦四爻？)，在各卦象诸爻象后，补充了夏代以前三皇五帝尧舜禹时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同样，商代《归藏易》则推演到三十二卦(每卦五爻？)，又补充了夏代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直至《文王易》，则推演成六十四卦，进一步补充了商代尤其是商周交替时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现代如果再把文王以来三千多年，尤其是近现当代发现的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用简单二进制数学代码规律作对应解构，恐怕要推演到一百二十八卦了。

比如，在《周易》《泰卦》九三爻之变卦《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基础上推演的现代易，在"一人行，或得其友"这句之后，就可加上现代人对古今中外历史上开国建国君主领袖传位继承规则的总结:中国夏商以来四千多年历史里，几十个大小王朝开国君主，以其长子太子继承者极少。总比例低于百分之十，以更严格"承其位且有其政"标准而论，则不到百分之五，凤毛麟角。

总之，《周易》是伏羲八卦、《连山易》、《归藏易》的继承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后三者既确实是已经消失，又是融入到《周易》之中了。

此外，从《连山》的字面意思来说，它或许也是禹帝母族修己的图腾代号。禹帝母族图腾为长蛇，颛顼"绝地天通"后，她们这个氏族部落也许正是主要负责掌管祭祀宗教事务。

《归藏》，字面意义也许是《龟藏》。禹帝父鲧殛死于羽山，这在古代是商族部落文明文化区域生活范围，而非夏族区域。但禹父鲧流放东夷淮夷时，也许把伏義八卦推演之后传授给了商部落。

没道理周文王姬昌关押能推演文王易，鲧流放时就不能修订推演出《归藏》《龟藏》《鲧藏》最初版本。商部落也许正是在鲧传授的《鲧易》基础上，才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归藏》易。

禹帝的图腾为龟蛇合一，玄武，真武大帝。

禹碑上的蝌蚪文符，其最先版本，也可能是由上古(颛顼帝、仓颉)至夏代的文字，与八卦符号组合(覆盖、叠合)再"艺术″加工而成。

四、关于濮阳西水坡M45墓墓主

一些研究讨论西水坡墓墓主归属的文章，总是努力在考古年限上尽量往前凑，总是牵强附会地往考古上限上找当时最大的、最有权力的三皇五帝级始祖。

它们完全不考虑墓主明显的原始宗教身份，也不考虑墓中最多的陪葬品——蚌壳等物质的意义及年代。

这个墓的考古发掘存在多层文化堆积交织，年代贯穿仰韶文化至东周，长达几千年。既说明、证明这个地方在古代曾经的宗教、文化乃至政治中心地位(所谓帝丘、颛顼之墟)，也给确定M45墓年代带来难题。

颛顼帝时代是仰韶至东周的中间值，也是濮阳西水坡一带这个地方的辉煌顶点。

墓主生活年代定位为颛顼时代显然最合理、概率也最高。

墓主大概率是当时的部落联盟宗教首领，而不是三皇五帝级的政治领袖。与"绝地天通"的颛顼帝有密切关联，但大概率不是颛顼帝本人。

墓主、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与道教张天师世家、道教中张氏高道名人的文化要素多有重合、雷同。

墓主为黄帝后裔青阳氏之氏族族长、颛顼帝重臣、张姓始祖、颛顼历制定者(以及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创制者)、弓箭发明者、原始道教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张挥公，概率极大、最高。

墓主骨架疑似有整齐切口(这是常被牵强附会为鲧、蚩尤等历史名人的缘由)，如非后来地层塌陷、考古挖掘等原因造成，而是下葬时就有，其成因既可能是当时战争军事冲突、受刑罚等原因造成，但也可能是道家所谓肉身雷劫洗炼等等原始宗教因素的结果。

三星堆里疑似宗教祭祀器物大量破坏性填埋，两者之间有无关联也需要考虑。

前一种原因，不少人发挥想象，努力寻找合适的古代大人物对号入墓。

后一种可能性，算是首创，聊备一说，且供参考。

五、尧舜禹时期若干特点

尧舜禹时期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与商周之后情形大不同乃至迥异。

那时黄河流域的气侯特征，更温暖湿润，更接近类似于现代长江流域亚热带温暖湿润区情形。

那时黄土高原及内蒙草原，大概率都为森林覆盖。现代黄河流域更西、北的干旱半干旱沙漠沙化地域，在当时最多也就是半湿润草原区。现在黄土高原的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碎片化状况，那时甚至根本不存在。那时黄土高原没有现在的海拔(四五千年来平均海拔增高了数十百多米)，也更平整广阔，河流下切亦远无今天深度。

这是讨论尧舜禹时期及更早前历史经济文化，必须时刻牢记的最关键决定性根本性客观背景条件。

此外，尧舜禹时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还有其特殊性，即超长期超大范围剧烈气候变化与地理环境沧桑巨变，亦即所谓大洪水时代。

这是思考探讨尧舜禹时期所有历史事件、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变迁及此时期各考古文化遗址形成、相互联系、断层断裂等等，都必须时刻需牢记首先要考虑的决定性环境要素。

举一个例子，石峁遗址。

根据考古技术年代测定，石峁遗址即为尧舜禹时代及夏早中期。考虑上述当时地理气候因素特征，这座"城堡"修筑目的显然就不是如后世长城边墙，并非中原文明为应付游牧部落而建。更它大概率是河东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陶寺盆地文明为应对大洪水的覆亡之危，挑选的以夏后氏为主体的第二个后备基地。(第一个后备基地，应是历山原的虞舜部落。)

从颛顼到鲧到大禹，黄帝后裔这一支系都担任过部落联盟或中心邦国"司空"职务，专门负责土木工程水土治理。建仓、库，筑城等等，都是他们祖传技艺，世代职守。鲧被杀后，大禹仍继司空职守，主持治水。

石峁城址大概率是鲧主持修筑。

由于鲧在尧都陶寺盆地抗洪堵水失败(盆地外黄河汾河类似长江九八年洪峰级流量，盆地内今年夏天郑州级暴雨，筑坝堵水御水于外举措，反而令盆地变湖区彻底湮灭？)，被追责刑杀。鲧部落筑出石峁城，震惊了其它各部落？其能力及废公谋私行为，也为尧、舜两部落所忌，被舜帝追责定罪杀除？)

羽山

良渚(越)、古蜀(羌)、河西，大概都曾是颛顼→鲧→禹这一支系(华夏之夏，盖房建仓建城专业工程施工队)主要活动区。盘殷商周之前，古代部族是迁徙的而非定居的。且古人记事从略，历史书里一句话中涉及的事件，其实际时间长度常常动辄几十百年。

这种情况下，多中心交替流变，也就很正常。

这一时期搞的土木工程，且能留存至今天的，大都要优先考虑是黄帝后裔这一支系的专业队伍施工建设地。

他们家族世代就是专干这个地，别人都没他们专业。

讨论夏禹前历史/考古，任何忽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分析研究都是不负责任乃至必定错误地。夏商及之前的考古/历史，首先就要尽最大可能复原、分析当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了当时文明文化一切特性。

六、《禹贡》中的敷浅原

敷浅原一词最早见于《禹贡》，具体何所指，历来有几种看法。

其一是秦陕晋区域。

或关中平原内某地，或山西霍山周围。

安徽霍山——也是龟形

又一是大别尾闾。

即潜山原、主簿原，古南岳衡山天柱山周围濒江之平原。

再一就是指庐山。

这个意见，现在也有认为是庐山周围鄱阳湖周边的平原。

大别尾闾之说，汉魏晋时偶见。

隋唐之后，就大多采用是指庐山了。

考《禹贡》里的敷浅原三字，又离不开九江二字。

历来主要以大别尾闾、庐山而分别论证，无非也是因九江二字。

取庐山说，主要理由在于《禹贡》文中"过九江"的"过"字。

其实，"九江"二字，《禹贡》中却并非只有一处提及，至少有二处。

之前还有一句“……九江，锡大龟……"。这一句的来历因由，恐怕要勾连起《吴越春秋》或《越绝书》中关于大禹治水行程经历。

也就是要牵连到洛书、洪范、禹碑、金册玉牒、古南岳衡山天柱山……这些相关因素。

换言之，《禹贡》毕竟是根据大禹治水事功之行程经历，而随之特意标岀各地地理名词由来始终、相互关系。

脱离、不考虑大禹治水行程，恐怕不行。

而考虑大禹行程，则"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一句，与前一句"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再前两句"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恐怕都是归结于禹帝在天柱山的一次大活动。

这一段落是用"荊山、大别、衡山、敷浅原"这几个名词来限定金册玉牒、洪范、禹碑、古南岳祭天地这桩大事。

《禹贡》中这一段话，行止皆在江北之地，方向皆自西向东。故“过"字，并非自北向南过大江，始终不及江南之地。

后人或有见文中"衡山"之名，而以为禹帝行止已有涉足江南之地，也很可能理解错了。

隋唐之前，衡山是江北的天柱山。

而山西秦陕霍山的说法，也大概正是因古之霍山，也曾有以天柱山名之。

考《禹贡》的文句上下因承，显然非是秦陕之地后来的霍山。

天柱山——皖公

但这种谬误的由来，却恰好可以反证这段文字所记录禹帝行踪的落脚点，始终都是指到了天柱山。

敷浅原既然与禹帝治水行程走向相关，系此段治水行程终点所在，又处处着落于天柱山，那这地方指的是哪里，不言而喻。

吴头楚尾第一山——天柱山(最具岣嵝两字象形)

所以，"至于敷浅原“，还是应以大别尾闾、天柱山麓、濒江高地平原这些地名为正解。

毕竟，禹帝为治水祭告天地，这件事与庐山没什么关系。

隋唐之前的古人书中偶而提及的说法，应该才是《禹贡》中“敷浅原"三字的正解。

隋唐之后，诗词中的敷浅原，确实大多就是指的庐山。但这已经是另外一码事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据说象伟人侧像

此外，如果《禹贡》中的敷浅原三字，原本为敷潜原之误，那后世就不会有此番纠葛了。

《禹贡》文字中，对于潜水(或潜山)也有提及。敷浅原这三字，究竟是否后人抄录时所误，也许尚待先秦古本之岀世再作证明。

禹贡文字中之九江，既有彭蠡泽口之代指，又有云梦口洞庭口之另称。也未必是一处。

张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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