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西河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一群骗子想立牌坊的问题 -- forger

王震奉命捕杀刀下留人，书记十年后得知，热泪夺眶而出

兵说​

1927年5月，他刚刚组织不久，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发动了“马日事变”。叛军首先袭击的目标就是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当时长沙的工人武装虽有1000多人，且大多配备了武器，但当晚值班的只有300多人。仓促应战，力量悬殊，他们只好边打边撤。

突围中，王震腿部中弹，他咬紧牙关，带着几个工人，一瘸一拐，尽可能快地转移到火车站。听到枪声，车站铁路工人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但他们手里只有10支步枪。不一会儿，许克祥的部队就追到了火车站，硬拼的话只会被全部消灭。王震让工人们把枪藏好，趁着夜色，悄悄地撤出了车站。

在一个工人的引导下，他们一行人躲进了一间隐秘的民房，王震忍着剧痛，把打进膝部的弹头拔了出来。好在伤势不重，在工友的照料下，没多久就痊愈了。

然而，身体的伤痛远比不上心灵的重创，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被叛军杀害了。王震把咬碎的牙咽到肚子里，坚强地挺住了。伤愈后，他开始从事地下交通站和兵运工作。

许克祥等部的疯狂屠杀，没有吓倒长沙的革命者，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长沙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城市，工农革命力量基础好，势力壮。马日事变后虽转入地下，但规模依然很大，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趁机派间谍混入革命队伍，随时准备捕杀革命者。

几个月后，敌人突袭了一家工厂，一次就逮捕了100多名长沙的革命者。那天，王震刚好去了岳阳，侥幸躲过一劫。长沙电报局的一个实习生是共青团员，他冒险将此消息传到岳阳，王震与岳阳的一些干部迅速转移了。

1928年，白色恐怖下的革命陷入低谷，大革命热潮最高的湖南成了最凶险、最多事的地方。为躲避抓捕，王震被迫离开湖南，忍饥挨饿，一路流浪到武汉寻找组织。一年后，他又辗转回到浏阳，受命返乡组建游击队。

一回到家乡，他就走村串巷，秘密联络起当年的农会、工会会员，恢复了地下组织。但是，他们的手里只有生了锈的梭镖（红缨枪）。一天，一个农民悄悄地告诉他，他做长工的地主家里有4支枪。王震暗喜，以组织名义给地主写了封信，要求地主交出武器，但遭到拒绝。当天晚上，王震带上几个人潜入地主家中，“借”走了这4支枪。浏阳赤卫队组建起来了，他们就靠这4支枪打天下，誓言救民于水火。

1930年7月，彭德怀率井冈山的部队攻长沙，王震积极响应，趁势将赤卫队发展到100多人，还从白军那里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彭德怀撤出长沙不久，王震的游击队被编入红军正规军“湘东独立师”，王震当上了团政委。从此，王震就和这支部队一起，活动在湘赣边界，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创建了湘赣苏区，他也成为这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在湘赣苏区，王震一直战斗到红军长征撤离，在这期间至少有两件事他印象最深：一件事关张平化，而另一件和主席相关。

1932年，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苏区的肃反出现明显的扩大化、简单化倾向。当年5月，时任湘赣省委常委及红军独立一师政委的王震忽然接到湘赣省委及保密局的命令，要他带警卫连迅速赶往酃县（今炎陵县），任务是抓捕“AB团成员”、县委书记张平化，并改组酃县县委。

王震带上队伍，机械地迈动着双腿，脑子里却是一连串的问号。因为他很熟悉张平化，他是酃县本地人，很早就随主席上了井冈山，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工作上既能吃苦，又有能力，这样的革命者怎么会是“AB”团呢？

上级命令不可违，但王震多了个心眼儿，到达县委后，他没有马上抓捕张平化，而是秘密走访当地干部群众，与县委其他干部及赤卫队员谈话了解情况，谈话对象包括与张平化同住一室的干部，却唯独没有找张平化本人。对此，张平化十分疑惑，而这一疑惑直到十年后才解开。

调查结果与王震先前的印象是相符。张平化是酃县人民和红军指战员公认的好书记、好政委，他在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他的指认纯属无中生有。经过慎重考虑分析，王震没有抓捕张平化，但拒绝执行命令的后果十分严重，搞不好会被扣上“同情、包庇”的罪名，甚至有同时被枪决的危险。同来的警卫连长忧心忡忡，王震却坚决地说：“搞革命就要敢于担责任，敢于冒风险，绝不能明知有错依然坚持。”经过王震的多方努力，这次抓捕行动就这样化解了，后来没有人再提起。

一晃10年过去了，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为了避免运动中重复过去的错误，“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动员会上，严肃批评了王明路线，尖锐地指出了当年肃反扩大的问题，他有名有姓地列举了很多被错杀的好同志，心情沉重地说：“那个时期乱抓了很多好人啊！错杀了很多好干部呀！还有一些同志，差一点儿也被捕杀了，其中就有在座的张平化同志……”

坐在台下的张平化大吃一惊，一下子呆住了。

任弼时接着说：“王震去执行命令，下不了手啊，刀下留人了。”说着，他把目光从张平化身上移开，投向王震。

张平化这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此时的王震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卫戍区司令，张平化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4年初，苏区开始第五次反“围剿”，湘赣苏区位于前沿，上级命令湘赣红军沿边境修筑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同时实行李德发明的“短促突击”战术。

此时的王震已升任湘赣军区代司令员，因深受主席游击战争理论的影响，他极力反对这种单纯防御的打法。

王震比主席小十岁，认识毛委员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那是1926年10月，一天，奔走于农民运动的毛委员急于从长沙赶赴岳阳，不巧错过了当天的火车，一个刚刚见过面的铁路工人自告奋勇，用一辆叮呤咣啷的手摇铁路寻线车，将主席送到了岳阳，这个毛头小伙就是王震。一路上的深入接触，使王震对这位“长兄”充满了佩服和崇敬。以后只要有机会，他便会去看看毛委员。

1931年，王震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苏维埃成立大会，会议期间，主席几次找王震谈话。1934年初，王震又借参会机会专门拜访主席，他主动向主席汇报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的准备情况。其时，主席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十分认真的听取了王震的汇报，然后严肃地反问王震：“你有多少人？多少条枪？多少个堡垒？你王震的司令部摆在哪个堡垒？你的防线有多长？你摆得满吗？”

【江西瑞金，苏维埃大会会址】

王震欲言又止，主席向他摆摆手，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啊，仗不能这样打，我们和敌人拼不起消耗。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现实的，还记得咱以前的反‘围剿’是怎么打的吗？还是要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打歼灭战，‘十六字诀’是敌强我弱条件下的制胜法宝，丢掉这个法宝是要吃大亏的。”

听了主席的这番话，王震豁然开朗，他下决心要坚持主席的战略思想。但风险又来了，主席正受排挤，此时还抱定主席那一套，很可能被扣上不执行上级路线的罪名。但王震就是王震，只要认准的事，掉脑袋也要坚持。在省里开会时，他毫不避讳，态度鲜明地说：“我觉得主席的意见依然是正确的，这次反‘围剿’，敌人更多，数倍于我，上有飞机，下有大炮，我们兵力不足，武器简陋，弹药严重不足，硬拼消耗拼不起，死守堡垒也不可能守得住，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前三次反‘围剿’那样，诱敌深入，寻机歼其一路呢？”

好在，当时在湘赣苏区的领导是任弼时、萧克等人，他们积极支持王震的主张，会议最终决定放弃上级的路线，确定了机动灵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在王震的指挥下，1934年4月5日，湘赣红军诱使敌第43旅冒进，在江西永新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毙伤及俘虏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取得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重大胜利。

王震：抵制张国焘、怒骂林彪，一生敢作敢为

www.163.com 2021-04-01 16:18

王震耿介为人，纯真为怀，怒则嘴咧齿突如金刚，乐亦嘴咧齿突似孩童。凡受领任务，必蓄须，不达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呼其为“王胡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震光辉的一生多姿多彩而又鲜明独特。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是非分明和坚定立场，让人感到尤为可贵。

抗战时期的王震

■怒驳湘东南特委书记■1930年9月，为保卫和发展湘东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根据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遵照湘赣特委的决定，时任湘赣边区赤卫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的王震，率领该支队150人，带着110条枪离开家乡浏阳县，先后来到浏东高坪和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相继与浏东、宜春以及茶陵、安源等地的游击队、纠察队会合，于同年10月正式组编成湘东独立第一师。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师政治委员兼师党委书记，马赤任师参谋长，王震任师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团政委。同年11月，经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虽然已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得到纠正，但尚未传达到湘东地区。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时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的石青依然提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迅速夺取萍乡、安源”的冒险计划。为此，他进一步部署要求：一是由刘沛云和谭思聪率师部在茶陵游击队的帮助下夺取茶陵；二是由王震和谭家述率独立一师第三团在莲花第一和第二纵队的协助下，拿下萍乡、醴陵；三是由莲花第三纵队攻占安福；四是由独立一师第一团在莲花第四和第五纵队的配合下，攻下攸县；五是待上述目标完全实现后，独立一师再破南昌、下九江，最终会师武汉。当石青正在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这一异想天开的“宏伟蓝图”时，刚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本小册子的王震，突然打断了石青的讲话。他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一语中的地驳斥石青的作战方针是不了解敌情的夜郎自大，是以卵击石，并强烈要求贯彻落实毛泽的指示精神。由于这一正确意见只获得谭思聪和时任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少数人的支持，会议不仅通过了石青提出的作战方案，而且王震还被扣上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与党中央对抗”等一顶顶大帽子。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王震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他这一路人马几乎未受什么损失。而其他几路则因伤亡严重，在谭思聪的竭力劝说下，石青才不得不下令撤出，从而避免了被敌人重兵包围的惨败。在战后会议总结时，石青非但不自我反省检查，反而将罪责全都推到谭思聪身上，并批评王震进攻不主动，还说谭思聪是王震的后台。王震在为谭思聪辩护开脱的同时，也与石青展开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斗争。当石青一意孤行，提议撤销谭思聪和王震的各项职务，并要求与会者表决时，出现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僵局。这时，时任湘东南特委驻独立一师特派员的李天柱，站出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只撤销谭思聪的师党委书记职务和王震的师政治部主任之职，而将王震改任师党委书记并仍兼第三团政委。此方案获得了通过，王震由此化险为夷。

■抵制张国焘：我们不能反毛■1936年6月初，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长征到达西康甘孜以南的甲洼附近时，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合。随之赶来欢迎的，还有张国焘派来的一个“总政工作团”。该团一位姓马的副团长拿出名为《西北问题讲座》和《干部必读》的两本书，交给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刘礼明科长，并说是张国焘总政委要求在全部队传达学学习。刘往下一看，是《反对毛、周、张、博》这样一行醒目的标题以及污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之类的内容。他吃惊之余，赶紧将书送给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和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过目。王震翻开一看，便愤怒地将两本书扔在草地上，命令刘：“你把它烧掉，立刻烧！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狗（娘）养的才反对毛主席！”

6月22日，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王震在会见了红四方面军左路军的朱德和刘伯承后，始知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和情况。这时，张国焘又派一工作组前来，借慰问之名，大肆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口头宣传，企图拉拢红六军团，并强硬地要求王震尽快将他送来的小册子下发至连队。遭到王震的断然拒绝。工作组走后，王震立即下令把那些小册子一把火烧了。见硬的一套不行，张国焘便将王震请到他的住所，除了请吃饭外，又是热情地说要送给王４匹马，又是一味地吹捧王如何如何能征善战，并许以高官要职。谁料到最后王震依然不领情地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下成长的，不能反毛！”

就这样，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始终未能在王震领导下的红六军团得逞。

“文革”中怒骂林彪■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王震先是被责令“离职休养”，后又被下放到江西。在许多老干部被无辜揪斗、打倒，自身也受到冲击的无情现实面前，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抗争。“文革”初期，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王震老上级的贺龙惨遭林彪一伙迫害。一天，造反派来到王震家搜集贺龙的所谓“罪证”，王震趁机旁若无人地大讲贺龙的革命功绩，并斥责他们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咒骂他是“土匪”，你们也这样骂，你们的立场站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了！

王震越说越来气，忽然怒骂林彪道：“你做官，要升官，不要踏着别人的肩膀爬，不要牺牲革命同志的鲜血！”当时在场的大儿子见此情形，非常着急，但又很清楚父亲那当面劝说不得的脾气。于是，他机智地将父亲骗出客厅去接一个并不存在的“周总理电话”，乘机规劝他提防惹事，这才使他冷静下来。

返回客厅后，王震又耐心地劝造反派说：你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造谣，不要胡闹。你们把老一辈革命家都说成“反革命”，毛主席领导革命怎么还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推倒三座大山，靠的不正是我们这些老帅和将军们的革命忠心吗？你们要多读毛主席的书，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1967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大字报。在造反派找到王震调查了解谭的“叛徒”问题时，王震一句话便将他们顶了回去：“谭震林不是叛徒！”此后，在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上，又有人要王震发言，他严词拒绝，说：“谭震林是革命老同志，《毛选》里面就有他的名字。毛主席说了，老干部不能都打倒！”实际上，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王震与谭震林之间因意见不合，关系始终比较紧张。“文革”伊始，由于负责国务院农林口工作的谭震林在农垦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动员”，致使王震遭到批判，并被迫离开部长岗位。但王震并未因此而怀恨在心、落井下石。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文，于1973年12月被“四人帮”及其代理人以“现行反革命”罪秘密逮捕，从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在一家招待所里一关就是两年。当时给高定的罪已经写进了“红头”文件中，只待中央一批准，即执行枪决。在高被关押期间，王震利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机会，多次批评冶金部的领导人是“不务正业，不抓生产建设，专门整高扬文，是非常错误的”。一次在有“四人帮”参加的国务院会议上讨论高的问题时，王震挺身而出，指着“四人帮”一伙搞的《高扬文反革命言论》说：高扬文的这些话我也说过。周恩来接口说道：是的，你说的比这些还多。由于王震等人的多方保护和营救，高扬文的问题被逐渐降温。加之周恩来、邓小平亲自过问，毛泽东最后批示：高扬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高扬文终于活着走出了监狱。

1976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病逝和邓小平第三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怀着对“四人帮”疯狂篡党夺权活动的无比憎恨，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门。

在向叶汇报了他所知道的外边的一些情况后，终于忍不住提出了那个考虑已久的问题：“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