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河20多年来左右摇摆的过程 -- 七天

《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认为，汇报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提纲特别强调的“放”是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等等。

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张郎郎，男，1943年11月出生于延安，中国著名美术设计家、作家、自由撰稿人。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母亲陈布文。担任过陈丹青的教员。

1968年，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9年后释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

担任《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集团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

美术作品《心中莲花》

90年代后，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05/04/1482795_0.shtml

纪念遇罗克罹难40周年 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culture.ifeng.com 2024年10月8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

那次以后，我们聊的话题就多了起来。后来有一次聊天，我就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他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但我想当时他也没想到最后宣判为死刑。

那时候我跟他讲存在主义，讲我们那时看过的书，他不但没看过，他都没听说过那些书。实际上他整个的思想还是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还是从费尔巴哈那儿来的。他特别正统，觉得马列主义没有错，而且这个真理是对的。我试图给他讲存在主义，他不要听，他说你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思乱想，某种意义上他是在批判我们走向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胸中有盘棋

当时监狱里鱼龙混杂。遇罗克就跟预审员要纸和笔，说有重要东西要写，实际上他就把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汇报上去)，比如说谁是林彪的人，他在监狱里散布了什么？谁是刘少奇的人，他现在在牢房里跟谁好。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故意扰乱视听。

看《风声》以后你就知道，人在高压之下，神经都特脆弱，所以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还分派，搞得特别复杂。我知道这后边的推手就是遇罗克。他呢，还分别找这些人聊天，然后把一个人的事情套出来给套另一方提供子弹。我说你这么弄你累不累啊？他说他得拿这练手，还有好处是这房间里越乱，我们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会关心我们的思想问题了。

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问他关于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当时的思维程序，这种案子他应该怎么来审问你，展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怎么样给你定罪，那你这个棋应该怎么下，才能尽可能减轻你的罪行，所以监狱里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监狱里老干部关系搞不到一块。当时在我们那间关了两个老干部，有一个当时是农科院的副院长，叫石厚刚。我很理解老干部，但遇罗克就逗他们，喜欢拿他们开涮，矛盾就越来越深。

石厚刚当时有一本延安的《毛泽东选集》，遇罗克就跟他借，他说不能借给他这种思想反动的人。遇罗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刚一出去提讯或者不在，遇罗克就拿过书去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对照文革里的《毛泽东选集》读，找出有改动的地方，为什么改？之后他跟我说，1949年以后，尤其这几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这实际上变成一种对思想史的研究，当时这就算特别反动。

当时一个预审员丁大个儿，就特恨遇罗克，说他这么反动，以为我们就判不了他，将来他要赶上点儿，他肯定也轻不了。他不幸言中。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遇罗克跟我说，中央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当时认为像陈毅、周恩来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着幻想。而且他以为我的处境反而更难，他说他出去以后会找陈毅帮我斡旋、救我。没想到最后我们都跑到“死刑号”里面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并不是就地枪决就完了，要拉出去游斗示众。

那时候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痛苦，我们每天被批斗三场到四场，本来是一个卡车一个警察，那还得弄好几个凳子，警察把我们一节一节往上抬；后来他就省事了，就找两个壮点的警察把我们像生猪一样“嘭”的一声扔上去就完了

当时我就进“死刑号”的时候，就像老鼠碰见蛇，跑都不会跑了，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罗克因为比我们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里的，听见有新犯人进来，就摁摁钮，找狱警。那人问什么事，遇罗克就大声说：“我们上一批的人他们都见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交代，怎么也不找我审讯啊？”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告诉我们，来到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个人活下来，而且他之所以没枪毙是因为他有重大问题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让我们提前起床，我们就知道要枪毙人。刑警过来就叫名字，叫谁谁出去。那天我们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没有叫我和另一个同伴，但遇罗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体育馆作最后宣判，他就是那一批执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执行。

反思《出身论》

遇罗克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聪明、很有历史意义的人，但他同时是一个普通人。后来给他平反的时候，旁边很多其他的干部子弟就觉得把他神话化了。

现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却，要么就是把他给神化。神化达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时候，别人会想是因为你们思想的局限才这么做。现在把《出身论》重印了，年轻人一看这《出身论》里面写得什么啊？他根本不知道里边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罗克，应该分析他的人和思想，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出身论》影响大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上千万上亿的人被压抑，这个东西让他们觉得是说出了心里话。

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遇罗克说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这些马列主义理论，他一直觉得自己研究这个比别人研究的都透。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不一样，想跑官想挣钱，他那时候就想追寻真理。

《出身论》的现实意义是它对于贵族血统的一种反讽。“血统论”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以血统来决定社会地位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着新贵和老贵之间的斗争，这是个永恒现象。只不过遇罗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把它倒过来，这个想象，在任何社会中都实现不了的。像奥巴马这种在中国就等于是个临时工，后来经过刻苦学习当了一号首长，哪天中国要真突然这样，那大家伙就傻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2107.html

一九九五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五·一六”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一九七Ｏ年三月这次“处决令”的答案。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二十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二Ｏ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Ｏ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二十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二十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