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42-Richard Strier：为什么偏偏是莎士比亚？ -- 万年看客

夏洛克针对安东尼奥的敌意突然就超出了眼前的情境。根据《申命记》的原则，犹太人被赋予了放贷者的社会角色。钦定版圣经的《申命记》23章19到20节：“你借给你弟兄的，无论甚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不过基督徒应该把所有人视为兄弟，因此他们不能收息放贷，而犹太人则并不承担这样的普遍义务。在夏洛克看来，安东尼奥之所以仇恨自己——“对我横加羞辱，夺去我几十万金币的生意，讥笑我的亏蚀，挖苦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只有一个响彻古今的根本原因：“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紧接着莎士比亚便赋予了夏洛克这段主张共同人性基础的著名普世呼号：“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也会笑起来吗？”换言之，生物学与心理的共性应该被视作比起宗教或文化差异更深刻的人性本质。在这一刻，台词超越了剧情语境，莎士比亚的表述赢得了我们的同情，我们几乎找不出还有哪一段关于兄弟情谊与宽容的论述比这段话更雄辩。然而宣扬兄弟情谊并不是莎士比亚在这里的真正意图。随着话锋转折——“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他又将话题转回到了身为恶人的天然身份的问题上。但是或许是因为他赋予夏洛克的雄辩，莎士比亚让伦理问题逐渐超越了情境限制。在舞台实践当中，朗诵这一段的演员往往会省略这段排比句的结尾：“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这种处理方式既是对的也是错的。从维持角色设定的角度看来，这样做确实是错的，因为夏洛克本人肯定不会省略这句话；但是跳出语境来看，这样做又是对的，因为这段话无法被局限在讽刺与道德的界限之内。

那么《威尼斯商人》究竟是针对基督教虚伪的又一次揭露，还是包含了支持基督教道德与普遍伦理的主张？这些问题在莎士比亚剧作的最伟大场景当中达到了高潮，即著名的审判场景，这场戏几乎构成了整个第四幕。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分析这一场景，姑且发表一些简单看法。在这一场景当中，夏洛克的形象几乎完全是一个刻板印象的犹太人，他的首要身份不是放贷者，而是法律主义者以及更重要的仇恨化身。但是后一个身份反而指向了典型的莎士比亚复杂化。针对压迫者的仇恨并不难理解，针对任何冤屈自己之人的仇恨也并不难理解。可是就在我们以为莎士比亚会让夏洛克再复述一遍安东尼奥平时如何侮辱他的时候时，莎士比亚却让他给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奇特演讲：“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您，我只能说这样作令我感到我欢喜，这算不算回答？”他列举了一连串人们在他们自己都不理解的冲动的驱使下所做的怪事：“有的人不爱看张开嘴的猪，有的人瞧见一只猫就要发脾气，还有人听见人家吹风笛就忍不住要小便。”换言之，他在此绕着弯子地承认了自己的仇恨超越了理性，并且隐约感到这份仇恨即幼稚又丢人。但是这一切都潜藏在表面之下，在表面上他则反复呼吁遵循法律严格执行契约并且反复拒绝了远超最初贷款额度的还款。他想要自己的敌人受到惩罚。

任何了解剧本乃至原型故事的人都知道，夏洛克接下来在法律层面上被化身年轻男性律师的鲍西娅打败了。莎士比亚的源材料就包含了只准割肉不准流血的情节，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情节。鲍西娅首先发表了一段关于怜悯的演讲——莎士比亚的又一段经典演讲——“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保佑受施的人，也同样保佑施与的人。”这段话表面上是针对夏洛克的，而夏洛克则抬出了他在第一幕第三场为有息放款辩护的理由来反驳：他既没有道德上的错误，也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即便当他遭到智取之后，他依然情愿按照法律行事。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观众的立场就很吊诡了：眼看着慈悲的伟大倡导者最后居然变得比犹太人更法律主义，我们难道应该为此欢呼吗？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更明白一些，更粗暴一些：我们是否应该因为鲍西娅的行事手段比犹太人更犹太人而感到高兴？我们或许认为莎士比亚希望我们这么想，莎士比亚也将这一观点赋予了剧中角色葛莱西安诺——讽刺的是，这个名字的原意是“恩典”——此人就像夏洛克一样充满了对于惩罚和复仇的反基督教式热爱：“求公爵开恩，让你自己去寻死吧；可是你的财产现在充了公，一根绳子也买不起啦，还得让公家破费把你吊死。”

在《笨羊》当中，当犹太人肉钱两空之后，他只不过愤怒地离开而已，然后故事就结束了。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止步于此。鲍西娅的慈悲演讲不仅针对了夏洛克，还针对了担任法官的威尼斯公爵。公爵也表现了宽恕，决定不处死夏洛克，仅仅没收他的财产：“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已经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在马洛剧作的类似情节当中，费尔内泽在如法炮制了巴拉巴斯之后还声称：“让双手沾上鲜血，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信仰也不允许。”就像夏洛克一样，巴拉巴斯对于这份所谓的仁慈同样很不以为然：“我觉得相比成为他人苦难的根源，取走一个可怜人的性命所犯下的罪行轻得多。所以还是不要把罪过粉饰成善良吧。”事实上安东尼奥也曾经表示过关于失去财富的恐怖。但是莎士比亚在此又进行了进一步展开。经过几句看似减轻了财务惩罚的含糊台词之后，安东尼奥告诉夏洛克，为了这项法外开恩，夏洛克必须“立刻成为基督徒”——这也是从马洛剧作当中借鉴来的。然后宽厚的公爵插入了进一步的费尔内泽式规定，如果夏洛克不肯皈依基督教，“我就撤销刚才所宣布的赦令。”当被问及是否满意时，夏洛克表示满意：“文契写好了送到我家里，我在上面签名就是了。”相比之下，费尔内泽在没收了巴拉巴斯的家产之后也说过：“知足吧，巴拉巴斯。你不过是受到了公正的对待罢了。”这样看来，莎剧是否比马剧更具讽刺意味？在毕竟在莎剧中，共同体并不是通过求同存异来建立的，而是通过扭曲概念来实现的。

归根结底，夏洛克从基督教社群获得的究竟是慈悲还是以眼还眼的报复？莎士比亚的剧作与马洛的不同在于它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明确答案。尽管如此，马洛的剧作依然萦绕在莎士比亚的笔端。《威尼斯商人》当中唯有第五幕完全与马洛无关，可是这也是全剧当中最无聊的一幕，有时在表演当中会被直接省略。不过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相比之下至少在这次讲座之前在座各位当中恐怕没几个人知道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毫无疑问，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其是他笔下最优秀的剧作——很值得研究与排演。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偏偏是莎士比亚”这个问题的确很容易回答。但是莎士比亚真的配得上当前这样一枝独秀的文化地位吗？为什么就一定不能是马洛呢？有些因为马洛英年早逝而惋惜的伊丽莎白时代作家将他称为“可怜的马洛”。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我也想说：可怜的马洛、可怜的约翰逊、可怜的查普曼、可怜的韦伯斯特、可怜的米德尔顿、可怜的梅辛格，等等，等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