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50-Martin Daunton：大英帝国的受益人是谁？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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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年，一位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当选成为了代表自由党的中芬斯伯里议员。他是第一个进入下议院的印度裔议员。瑙罗吉是拜火教教徒，在孟买的埃尔芬斯通学院接受教育。1855年，他以棉花商人和伦敦大学学院古吉拉特语教授的身份移居英国。1866 年，在印度王公的资助下，他成立了东印度协会，敦促英国向印度人开放印度公务员岗位。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宣传了“抽血”理论。在印度，他是印度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在返回印度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伦敦并于 1886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竞选霍尔本议员——这个选区，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场讲座的所在地，当年是保守党的基本盘。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认为英国选民还没有做好选举一个“黑人”的心理准备。当时的政治讽刺漫画将瑙罗吉画成了奥赛罗，吓坏了首相扮演的威尼斯总督。这次选战瑙罗吉确实出师不利，但是随后他就在 1892 年赢得了邻近的中芬斯伯里选区的席位。担任议员期间他投票支持过的议题包括爱尔兰地方自治、妇女投票权、废除上议院以及向印度赋权。

1901 年，瑙罗吉将自己的著作结集出版，题为《贫穷与非英国统治》，在书中大力抨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虚伪主张——英国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而统治印度。他首先引用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言论。1858 年维多利亚女王宣布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印度，并且在声明当中宣称“朕之臣民，无论种族或信仰，都可以自由公正地担任公职并为朕效力……朕热切希望……为了全体臣民的利益管理其政府……朕之力量在于他们的繁荣，朕之稳固在于他们的满足，朕之无上报偿在于他们的感激。”瑙罗吉则控诉道，这些承诺全都遭到了践踏。“目前的政府制度对印度人来说是破坏性的和专制的，对英国来说是非英国且自我戕害的。”

在这个阶段瑙罗吉并没有直接呼吁印度独立，并且很乐意承认“英国统治的光明面，以及它赋予印度的许多有益法律和秩序”——光听这一句，他简直就像是大英帝国的现代辩护者——比方说英国禁止了寡妇自焚殉葬的习俗，为印度带来了人道主义的影响；英国向印度引进了英式教育，“传授了英国公民所能具有的最高政治理想”；英国还给印度带来了法律、秩序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等。尽管如此，当时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依然是“非英国”的。首先，英国通过每年“抽血”3000万英镑使得印度长期深陷贫困——印度提高了税收，税款却花在了英国，以至于“印度的大众……无法获取糊口所需的最基本生计”。“抽血”的另一种形式是印度与英国贸易的巨额赤字——或者说英国卖到印度的商品价值远远超过印度卖到英国的商品价值——而印度向英国贷款的成本更是火上浇油地助长了赤字。抽血的管道还有很多，例如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工资由印度地方财政开支，但是他们的工资储蓄却总会汇回英国，流入英国而非印度的退休金池；威斯敏斯特只肯承担管理印度的一部分政府开支；资本从印度流向英国，使得英国垄断了印度的贸易和工业，进一步剥削耗尽了印度。更有甚者，英国如何弥合自己与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贸易赤字？靠得是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销往中国，以此弥补中英贸易逆差——“这是英国头上的罪孽，也是印度被迫分担的诅咒……中国的鸦片贸易填补了英国的亏空，印度却没有得一丁点好处。”

印度和美国一样，显然需要铁路，但是两国的修建铁路的方式却不可一概而论。在美国，铁路工人是美国人，美国从国外借来的铁路贷款全都花在了美国；在印度则并非如此，印度的铁路贷款要用来支付远在英国的各位董事以及高阶欧洲雇员的工资，后者同样会将工资寄回英国；修建铁路的部分成本要支付给英国，贷款利息也要支付给英国——而且印度政府向英国借贷的利率也远高于英国向其他国家放贷的一般利率。综上所述，尽管修铁路无疑对印度有益，但是在实践当中却极大地加剧了抽血的强度：“按照印度目前的待遇，所有以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名义开设的新部门……全都化作了更多欧洲人口袋里更丰厚的薪金，以及精疲力竭的印度肩头更沉重的负担”。无论是铁路还是水利灌溉工程，无不加剧了印度遭受的抽血剥削。一旦欧洲员工离职回国，还会让印度遭受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抽血。英国人确实为印度提供了高等教育——瑙罗吉本人就受益于此——但是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往往“发现自己只是傻瓜，一旦身上裹上了高等教育的金箔，整个人生的目标就终结了”，因为他们在印度找不到足以施展所学的岗位。“英国人吹嘘自己为印度引进了教育，然后又表现得这些吹嘘都是无稽之谈。”

更有甚者，英国向印度这个人均低收入国家施加了极大的税收压力。就人均纳税额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而言，印度的税收水平是英国的两倍。“印度政府没有破产的唯一原因……是它可以通过专制手段从无助的纳税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钱。他们下手毫不留情并且不受任何阻碍。而且就算某些时候它也害怕人民可能被这种暴行激怒，它依然还会不动声色地借用并且增加人民的永久负担，没有丝毫的内疚或担忧。”另一方面，英国人以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自诩，但是这种说法也只是空谈而已。“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有点像一个饥饿疲惫的病人和一个骑马的强壮男人之间的赛跑。各自掌控本国资源的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又是另一回事……但是印度能做什么呢？在强大的英国利益面前，印度必须而且只能走投无路。”简而言之，面对英国出口，印度工业需要贸易保护。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印度还要在印度之外的土地上为英帝国主义付出代价——比方说大量印度士兵参与了一战并且死在了欧洲战场上。“建立英属印度帝国起来的一切战争主要流得都是印度人的鲜血。不仅如此，在印度境内外建立和维持大英帝国的一切战争以及后续行动所产生的每一分钱的开支——除了微不足道的例外——都是从印度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英国一分钱也没花。谋取英国利益所产生的每一笔支出都由印度承担，这非常不公平。”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抽血行径导致印度一分为二：一个印度富裕而繁荣，属于英国官员与带走巨额财富的资本家；他们无法理解另一个积贫积弱的印度。“这个印度眼看着外国人花样百出地给自己放血，剥削印度人的财富、他们的服务、他们的土地、劳动力以及所有资源。这个印度孤立无助，有苦难言，统治它的是专横的法律与不讲理的武力，是不公正和不正义——在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年之后，这个属于印度人的印度沦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使得英国的名字一起蒙羞。”——顺便说一句，这些言论全都是瑙罗吉在下院的公开发言。当时现场气氛之惊愕可想而知——“印度土地上的大英帝国完全是用印度的金钱建立起来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用印度人的鲜血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英国一直在始终不断地、有增无减地地从英属印度人身上榨取榨取财富，总额达到了几亿乃至几十亿英镑（欧洲人在印度当地消耗的物质财富暂且不论）而且还在继续榨取；这笔钱财在物质层面帮助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富有、最光荣的国家。”可是印度人在印度的财政支出与政府治理方面却没有发言权。

英国人的虚伪之处还在于大搞双重标准。从内战到光荣革命再到1832年改革，他们曾经为了争取立宪代议制政府而进行过光荣的斗争，后来又在世界各地敦促这种斗争，唯独在印度维持着“摧折人心的专制”，此等虚伪之举对于英国本身同样贻害无穷，因为这一做法撬动了英国价值观与国民品格的根基，“在印度催生了一批受训施行专制并且习惯于专制的英国人，暴君式的急躁、傲慢和专横在他们身上逐渐根深蒂固，再加上将宪政当成保护色的额外训练……印度的英国人正在……沉沦堕落到亚洲式专制的最低劣层次。”总而言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不仅祸害了英国，更是祸害了印度，“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财富、工作和智慧。”

瑙罗吉的批判时至今日依然继续影响着印度的政治话语。现任国大党议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最近出版的《不光荣的帝国：英国对印度做了什么》一书采取了很接近瑙罗吉的立论，不过他还进一步声称英国针对印度执行了刻意的去工业化政策并且呼吁英国向印度赔款。换句话说，我刚才讲述的内容全都与当前政治息息相关而不仅仅局限于历史。

瑙罗吉的这本书出版于1901年，是关于大英帝国的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年又有一本书加入了辩论。这本书出自另一位自由主义政客约翰.霍布森笔下。此时正值布尔战争期间，他这本书名叫《帝国主义：一段研究》。霍布森一方面认为布尔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因为英国国内的贫困与失业等等社会问题而忧心忡忡，于是撰写了这本书。瑙罗吉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致使印度陷入贫困，霍布森则认为大英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英国国内根深蒂固的贫困。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仅仅有利于英国内部的一小撮人。在1902年，霍布森主要担心对于非洲的争夺反而会妨害英国的利益：“最近针对热带国家的吞并花费巨大，却仅仅带来了一个贫穷且不稳定的市场。”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只会无谓地耗散英国的经济效率与实力，因为“最有利可图且最进步的贸易发生在我国与其他工业国竞争对手之间，我们不想吞并它们的领土，我们不能强迫它们开放市场，可是我们确实正在挑衅它们积极对抗我国。” ——这里的“它们”指的是美国与德国。维持帝国主义的开支流向了军火商，公债的主要买家则是种植园主与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大英帝国反映了对于投资渠道的争夺。“大不列颠已经沦为了依靠外来贡品才能存活的国家，享受贡品的阶级则有着日益滋长的行为动机，想要将公共政策、公共钱袋以及公共权力全都公器私用，从而扩大他们私人投资的领域……侵略性帝国主义不仅让纳税人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且对于制造商和贸易商来说价值甚微……但是另一方面，有些投资者在国内无法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这些人坚持要求他们的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在国外进行有利可图的安全投资，侵略性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巨大的收益来源。”

那么为什么这些投资者“在国内无法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因为缺乏足以吸收产品与资本的国内市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消费能力的不合理分配阻碍了国内对于商品和资本的吸收”。一方面富人过度储蓄，有钱花不出去；另一方面穷人消费能力不足，买不起商品，两者共同导致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垄断利润，既极少数人获得了不应获得的高度收入，这一点又导致了“虚假的分配经济”。在霍布斯看来，解决方案在于社会改革，将财富从过渡储蓄的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消费不足的穷人手中。至于帝国主义则是寄生性的经济扭曲。 “把帝国主义或者军国主义当作临时或者长期政策来攻击纯属徒劳无益。要想消弭帝国主义，除非让斧头砍向这棵恶树的经济根源，除非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为之服务的阶级，剥夺他们手里将帝国主义当成出路的剩余收益。” 瑙罗吉看到了两个印度，霍布森则看到了两个英国。 一个是南方的消费者英国，终日里依靠投资收益过着挥霍无度、奢华铺张的生活；这个英国催生了许多仰赖他们赞助的行当，这些行当全都与产生实益的工业势不两立；各种享受社会美誉的体育与娱乐活动都发生在这个英国，而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们全都支持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另一个英国则是位于北方、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者英国；在这里，家道殷实的中产上层与技术工人一起参与活跃的社团生活，支持社会和经济改革。英国的不平等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低下，于是资本流向国外，利润则流回到了南方精英阶层而不是北方工人的手里。

霍布森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的支持。彼得.凯恩/Peter Cain和托尼.霍普金斯/Tony Hopkins在二人合著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创造了“士绅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一词，以此指代掌握土地的贵族阶级与伦敦金融城合体之后的产物。根据这篇论文的叙事，在十九世纪后期，面对美国与加拿大等等国家的竞争，英国的贵族地主们不得不降低地租；随着土地收入下降，掌握土地的贵族阶级开始与寻求社会地位的金融家通婚；两大集团的年轻一代就读于同样的公学与牛剑大学，毕业之后又一起主导了政府，将财政部与金融城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又忽视了北方工业区的需求。正如尤瑟夫.卡西斯/Youssef Cassis所言，这一切导致了“新精英的形成……为旧贵族的声望增加了金融城的金融力量。”巴林家族/the Barings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巴林家族原本经营着一家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他们首先与格雷伯爵家族通婚——格雷伯爵的名气来自他在1832年担任首相时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同时也来自与他同名的红茶——然后又与哈伍德家族和格伦费尔家族通婚。巴林家族的银行为美国政府收购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开展棉花贸易提供了资金，还向阿根廷提供了贷款。托马斯.巴林——第一代诺斯布鲁克侯爵——曾任印度副总督；他的亲戚伊夫林.巴林——第一代克罗姆尔侯爵——是他在印度的私人秘书，并且在埃及因为遭受金融危机而贷款违约之后掌管了埃及。所谓士绅资本家指的就是这些人。

两位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和罗伯特.胡滕贝克/Robert Huttenback在《财神与帝国大业/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当中认为，英国海外投资的所有者主要集中在南方。他们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内、国外和帝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股东的地理位置，发现伦敦居民占据了帝国公司股东总人数的58.5%以及外国公司股东总人数的 50.9%，至于国内公司的股东则仅仅只有20.8%是伦敦居民；大伦敦都市圈以外的居民占据了国内公司股东总人数的59.1%，但是在外国公司与帝国公司的股东当中分别仅占25.8%和 21.2%。戴维斯与胡滕贝克进一步主张：建立与维持大英帝国的成本落在了全体纳税人身上，他们支付了高昂的国防费用；而大英帝国带来的利益则流向了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分析同样支持了霍布森的观点。

如果我们将瑙罗吉和霍布森各自的观点结合起来，“大英帝国的受益人是谁”这个问题立刻就有了简单明了的答案。假设这两人都是正确的，那么印度遭受了财富流失，这些财富流向了英国，受益人是英国南部的银行家、地产贵族和官员，而不是北方的工业和工人。不过我们应该接受这个答案吗？我认为这个答案虽然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未免有些过于简单。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在印度国内，实际情况都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伦敦精英、英国整体与殖民地之间的帝国政治关系，以及英国与殖民地各自的内部动态。这幅政治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总是要比上述两位维多利亚晚期到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设想更复杂。

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属印度时期的印度政治。在我之前的讲座当中，我展示了英国在十八世纪对印度的贸易逆差，当时英国黄金大量流向印度购买高质量的平纹细布。到了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这一模式发生了变化，印度成为英国在世界上唯一的贸易顺差地区——从印度的视角来看就是每年向英国流失了6000万英镑的财富。与此同时，英国每年与欧洲大陆的贸易经受着4500万英镑逆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达到了5000万英镑。换句话说，印度是十九世纪晚期英国维持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关键，英国对印度的6000 万英镑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贸易伙伴给英国带来的逆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塔鲁尔在《不光彩的帝国》中做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而且也是错误的——的断言。首先他说印度自从十八世纪开始遭到抽血，但是真正的抽血开始于十九世纪，在十八世纪印度反而是英国财富的流入地。其次，他还声称东印度公司阻止印度纺织业的工业化，有组织地摧毁了印度当地的织布机，甚至砍掉了织工的拇指；但是东印度公司做得恰恰正是将印度纺织品转卖到英国的生意，真正想要阻止印度纺织工业化的反而是英国本土的兰开斯特棉纺工业集团。实际上东印度公司的士绅资本家们在棉纺行业输给了兰开斯特的本土工业集团，因为前者输掉了威斯敏斯特的政治斗争。印度纺织行业去工业化的根源其实是英国纺织工业的技术进步。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品首先在第三国市场与印度纺织品展开竞争，最终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得以在印度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在《资本论》中，卡尔.马克思纪录了1835年印度总督的评论：“棉纺工人的尸骨正在印度平原暴晒发白。”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英国的蒸汽机与自由贸易，基于国内生产的村庄社区正在崩溃——导致崩溃的不是帝国主义本身，而是机械化工厂的竞争以及世界纺织品价格的下降。无论如何，结果都是十九世纪世界经济边缘地区普遍存在的去工业化。印度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 1800 年的大约15%至18%下降到了1900 年的 10%。

然而印度纺织行业并没有完全崩溃。它使用机器纺纱降低了产品价格，从而幸存了下来——当然，这一过程严重影响到了个体纺纱工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印度城镇里的织工们依然还在生产高度专业化且最值钱的艺术性纺织品，尤其是用金丝、蚕丝和棉纱混纺的沙丽。这些变化也对农业产生了影响：原本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领域，导致工资下降，农场无法供给这么多工人；而原本的农民也丧失了在饥荒时期通过织布卖钱来补贴家用的可能。正如刚才所说，去工业化是十九世纪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普遍现象。但是与此同时，印度棉纺行业也出现了逆转去工业化的迹象。我们可以看一下印度布料消费的百分比构成：在1900年1月，进口布料占据了消费总额的66%，到了1922年3月下降到了36% ，到了1938年9月更是下降到了10%；与此同时，印度纺织厂生产的布料占比则从11%上升到38%，然后又上升到了62%；此外，印度的手工布料占比在这一时期始终保持稳中有升，从23%上升到了28%。所以我们在讨论印度纺织行业的去工业化时需要更加小心一点。

早在十九世纪晚期，孟买的棉纺厂就开始发展，不仅使用了印度的廉价劳动力，还应用了比兰开夏郡更先进的纺纱机械。这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是另一位在埃尔芬斯通学院接受教育的拜火教教徒贾姆塞特吉.塔塔/Jamsetji Tata。1874年，他在那格浦尔创办了中央印度纺纱织造有限公司；他的第一家工厂于 1877 年开业，以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为女皇工厂；第二家工厂在 1886 年落成，采用当地神祇的名字命名为斯瓦德希工厂，以此争取印度民族主义对于本土商品的支持。他还计划进军重工业，这项计划由他的儿子多拉布吉.塔塔爵士/Dorabji Tata付诸实施——此人一手创建了塔塔钢铁、塔塔水电以及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所。此外，加尔各答的黄麻纺纱和织布业也在这一时期有所增长，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英国公司的资助与经营。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在英国政坛导致了不可小觑的后果。

瑙罗吉的“抽血”理论当中涉及贸易赤字的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再来看看驻扎印度当地以及海外各地的英国军队的成本究竟由谁承担。印度军队确实经常被派往海外。1860 年印度派遣了1.1万名士兵到中国，1867到1868 年又派遣了1.2万名士兵到埃塞俄比亚。至于在一战期间更是有120万印度士兵赶赴战场。对于印度而言，军饷成本在此期间越来越高，因为印度卢比采取了银本位，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卢比面对金本位的英镑不断贬值。我们现在嘲笑普丽思姆小姐在《不可儿戏》当中对学生塞西莉的叮嘱，因为这听起来很荒谬：“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继续读《政治经济学》，不过关于卢比贬值的那一章可以略过不读。那一章写得有点太耸人听闻了。甚至就连金属问题也能闹得戏剧感十足。”这个笑话在1895年的首演现场听起来更犀利。当时的卢比贬值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印度的税负以英镑计价，卢比贬值意味着印度人要缴纳更多税负，这一点在印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卢比贬值也意味着兰开夏郡的进口棉布要比印度本地生产的棉布贵得多，这样一来英国本土的工业也收到了冲击。那么最后的赢家会是谁？无论在印度还是英国，这方面的政治决策都很困难。

驻印度总督首先关心当地政治，在他看来，因为卢比贬值而增加土地税或者盐税恐怕会在印度国内激起民变。土地税是印度的主要的政收入来源。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不仅反映了英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反映了印度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矛盾。征收土地税的方式之一是1793 年孟加拉推出的永久定额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印度当地的柴明达尔地主只需每年向东印度公司支付一笔固定税金就可以获得一片土地的经营权，这片土地上原本的自耕农民将会失去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利，沦为这位地主的佃农。这项政策的用意如下：既然地主每年只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就能获得对于一片土地的绝对权利，那么他自然有动机像英国贵族地主那样向这片土地投资，提升土地产出，扩大自己的盈利空间。不幸的是，印度地主的思路不太符合英国政府的预想。他们往往并不会进行农业投资，而是将土地收入耗费在了豪宅、华服、珠宝之类的炫富手段上面。而且这样的土地还无法提供税收增量。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来提高税收。以詹姆斯.穆勒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为代表的激进派——这两人当时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决定另辟蹊径。在英国国内这两人就惯于批评英国地主偷税逃税、坐吃地租，在印度他们则将目光投向了自耕农。在这两人看来，如果小农能够通过交税确保土地所有权，他们才是真正有动力进行农业投资的人；而英国政府则可以每隔几年与这些小农展开一轮上调税额的谈判，以此获得税收增量。英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交锋在印度创造了不同的社会。事实证明，旁遮普的佃农纳税制度确实要比孟加拉的地主纳税制度更能带来经济繁荣。即便在孟加拉，地主不占主导地位的东部三角洲地区也经历了更公平的增长。由此可见，在讨论印度问题时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地区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地区间社会结构的区别，也体现了英国政府采取的不同政策。

总而言之，从1865年到1930年，土地税占印度总税收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53%下降到了23%。对地主加税会疏远当地精英，对农民加税则恐怕激起民变。那么如何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收入需求？其他税收来源，例如鸦片与盐的垄断专营税，在同一时期的占比同样一路走低，最后甚至低到了个位数。那么什么税收的占比上升了？关税。向谁收关税？向兰开夏郡棉花出口印度的棉纺织品征收进口关税。这项税收当然不太可能在印度政坛造成多少麻烦，还可以作为鼓励当地工业的手段。但是在英国本土，这项税收却带来了大问题。兰开夏郡的棉纺生产商早就因为卢比贬值而在印度打不开销路，关税更是会让他们的生意雪上加霜。这样一来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政坛就陷入了内战。对于士绅资本家来说——其代表人物当然是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最简单的创收手段就是提高关税。但是对于身处内阁的印度国务大臣来说，首要关切是赢得大选，可是受到印度关税影响最显著的兰开夏郡却是个摇摆选区，不久前刚刚从保守党那边转换到自由党这边。换句话说，士绅资本家集团有钱，但是没有票。在十九世纪晚期，由于兰开夏郡的抵制，想要提高印度的关税非常困难。1859年，为了偿付镇压1857年大起义的开销，印度殖民政府开始征收进口税。但是在兰开夏郡的游说之下，这项税收在1862年遭到削减，随后又在1882年遭到废止。1894年殖民政府推出了印度关税，但是同样因为兰开夏郡的抵制在1896年遭到削减。

接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了。印度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大约派出了120 万印度士兵在海外服役，还“捐赠”了一亿英镑用于支持欧洲战争。战争结束后，印度不仅积累的高昂的债务，而且民族主义情绪也与日俱增。于是英国政府于1919年赋予了英属印度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具体来说就是自行收税的权利。既然英属印度政府既有财政自主权又不愿煽动印度民族主义，那么增加关税就成了理所应当的选择。从此刻开始，兰开夏必将输掉在印度棉纺市场的竞争——话说回来，此时的兰开夏郡也已经不再是摇摆选区了。印度和英国之间不断变化的经济平衡引发了许多政治问题，而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当属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曾经是棉纺工业区奥尔德姆的议员，一战结束时他转而成为了丹迪市的议员，这座城市是英国黄麻工业的主要中心，当时正在面临加尔各答麻纺厂的竞争。一战结束后丘吉尔陷入了进退两难，他不希望向印度赋予经济自主权，因为这样一来印度肯定会增加关税，而关税肯定会落在英国国内企业头上；可是他又支持自由贸易，因此难以开口主张英国也向印度增加关税。另一方面，战前的丘吉尔在推进改革的自由党政府担任部长期间曾经为他所谓的“艰苦”行业——包括黄麻纺织业——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样一来英国国内企业在与印度竞争时的处境就更加不利了。企业家们的诉求有两条，其一是针对廉价印度产品征收关税，从而保护我们，其二是取消最低工资立法。工人的诉求只有一条，就是保住最低工资立法，否则他们就会转而投票支持工党。丘吉尔拒绝贸易保护主义，不肯推动针对印度的关税，以至于疏远了资方；同时他又拒绝保留最低工资立法，并且在丹迪市推动了一轮减薪，结果又疏远了劳方。两面夹击之下，他在1922 年的大选当中输掉了丹迪市的议员席位，只得动身南下另寻发展机会，毕竟此类劳资矛盾在英国南部并不算特别尖锐。

对于丘吉尔来说十分不幸的是，类似的两难境遇在二战时再一次缠上了他。二战开始之前，英国与印度之间存在一条共识：假如印度军队要前往印度以外作战，费用应由英国承担，印度只需承担本土防御的开支。不过这条共识很快就遭到了考验。缅甸于1937 年从印度分离出来，之后很快就遭到了日军入侵。尽管这片战场不久前还是印度的一部分，英国还是得承担这里的作战费用。此外通过印度向中东英军供应物资的费用也要由英国承担。二战结束后，英国付账的时间也到了。可是丘吉尔不想付钱。议会也希望在战后将这笔钱用于大规模经济重建。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承诺英国将会“毫不拖延地、光荣地清偿同样光荣且慷慨的赠与”。可是回到伦敦之后他随即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修改英国和印度之间关于分摊战争费用的协议。丘吉尔则在1944年8月主张，考虑到英国在“拯救印度不受入侵”方面的贡献，英国有权重新调整英印之间分摊战争开支的协议。但是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他们承担不起毁约的代价。保守党领袖、铁杆帝国主义者、印度国务大臣利奥.艾默里/Leo Amery就曾经公然抨击丘吉尔：“你要是乘坐出租车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赶不上就得死，那么我很难想象你会在上车时告诉出租车司机，到了目的地你不打算付钱。”对于艾默里来说，印度应该做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听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记忆。不幸的是，温斯顿仍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拒绝支付印军作战的军费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违背战争开始时达成的协议只会导致更多的动乱，需要英国派出更多军队去印度维持秩序。而且印度的独立在战争结束时已成定局——维持殖民统治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总而言之，我认为印度和英国内部以及两国之间的成本与利益的分配不仅仅反映了南方士绅资本家在英国与印度两边的统治地位。相反，我们需要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政治计算。

最后我还想再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值得另外再来一堂讲座来讨论：上述种种现象究竟源自全球化还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究竟为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英国带来了多大的经济净收益？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因此打造帝国以及正式控制殖民地的成本全都没有必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出版于 1776 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斯密主张英国应当自愿退出北美十三殖民地，因为“大不列颠通对殖民地的统治为她带来的只有损失”。直接撤出不仅可以节省维持帝国的成本，还让英国“可以与它们签订商业条约，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这对大多数人民更有利，尽管有些商人无法继续享受目前的垄断”。 反玉米法联盟和和平协会的领导人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自由贸易将使各国通过和平交换团结起来，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将会导致更高的税收，一边损害工人和工业，另一边使贵族受益：“我们的国外商业……既不能靠武力维持，也不会被武力严重损害。访问我们市场的外国顾客不是因为害怕英国外交官的影响力而被吸引到这里，他们不是我国舰队和军队的俘虏。”

最近的历史学家如戴维斯和胡登贝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英国的国防开支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在英联邦各个属国当中只有印度会自行支付本国国防开支；例如澳大利亚这样的属国则可以搭便车，将节省下来的成本花在公共工程和教育方面。根据这种观点，大英帝国的福利流向了税收过低的白人定居者和士绅资本家；而成本则落在了工人身上。换句话说，去殖民化对于英国来说十分有利可图。根据戴维斯和胡滕贝克的测算，如果英国在1914年之前放弃大英帝国，并且将国防花费下降到法国和德国的水平，英国国内的税收可能会降低 12%。另一方面，大英帝国的属国也并不是英国海外资本输出的主要目的地。1865 年至1914 年期间的数据显示，34.3%的英国海外资本流向了美国，位列第一；20.5%流向了加拿大，位列第二；8.6%流向了阿根廷，位列第三。由此可见，英国海外资本最青睐的目的地并不是帝国的属国，而是新近由白人定居者在温带成立的国家。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则更加复杂。比方说在阿根廷，英国投资收益的大头收益流向了属国当地的巨商与寡头——例如阿根廷的肉业巨头维斯提家族——而不是英国的士绅资本家。士绅资本家还在海外投资粮食生产与运输，导致英国国内的地主大受打击——在十九世纪晚期，英国的耕地地租下降了整整40%。这样看来，英国贵族在这一时期纷纷与本国银行家或者美国富商联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延续门楣的手段，并非反映了这些人影响国家政策的能力。总而言之，根据这种观点，英国国内的经济繁荣不仅不需要帝国，甚至就连海外投资都不需要。

但是爱德华时代的许多英国人都不同意这一点。这些人当中的代表者是伯明翰大学的创始人约瑟夫.张伯伦。1902年——也就是约翰.霍布森出版《帝国主义：一段研究》的同年——时任殖民大臣的张伯伦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第二个论点：帝国而非自由贸易才是英国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英国不同于美国与德国，没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英国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受到关税保护，而且也离不开各个属国提供的市场。自由党政客则致力于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偏向帝国意味着浪费与地租上涨，而地租上涨仅仅有利于地主，是针对国内人口征收的粮食税。张伯伦主张保护国内市场，针对倾销廉价商品的德国和美国进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对于来自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属国的廉价食品可以网开一面——从而确保就业。自由党政客则辩称保护国内市场意味着粮食涨价，导致实际购买力下降。要想确保就业，真正需要的不是关税改革，而是针对再分配机制的社会改革。正如丘吉尔所说：“我认为，帝国就算能统治七海波涛，要是冲不了下水道也谈不上光荣。”1906 年和1910年的大选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帝国主义一派输掉了这两场大选。这种情况在一战过后发生了变化。随着大萧条的降临，英国国民在两种立场之间的倾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1932年，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内维尔.张伯伦引入了帝国优惠政策。到了二战结束时工党政府又继承了这一政策，理由是当时只有这样才能为英国商品确保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