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为了把在事件真相掩蔽得天衣无缝，当成千上万卖血者因感染艾滋病毒大批病倒并相继死亡的险象发生后，为了严防疫情外泄，于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不是全力以赴组织医务力量救治受害者，而是不顾众多危重患者的死活，拒绝外省专家进入河南救援，在疫情已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下眼睁睁地任其恶化，上演了一出见死不救、逆天叛道的悲剧。

权威的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进村调查后发现，困扰当地村民多年，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原因不明的“怪病”，并非当地卫生部门所说的无名热，而是艾滋病。他的发现令文楼村成为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惧的第一个“艾滋病村”。

这个村子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卖过血。他抽取11位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化验确认10份血样为艾滋病毒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非常震惊。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楼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艾滋病毒阳性率高达62%。

在人们谈“艾”色变的年代，河南省广大农民对艾滋病刚刚有了初步认识的时候，桂希恩的行为触动了当地的某些人。上蔡县一位领导曾这样问他，你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认为桂希恩来到河南破坏了当地的政府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就这样，这位在防治艾滋病战线上的有功之臣桂希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由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段担心引进外援会把处心积虑编织的封锁网打破，在卫生部默许下，对外省前往救援的卫生人员一律拒绝，致使已经失控的艾滋病困局愈演愈烈。

“我在1998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河南省来的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诊疗专家张可放下手头工作，于1999年8月前往文楼村东南的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名艾滋病患者。

2000年，张可到一个县和地方官员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疫情公开，并说公开以后会获得援助，我也可以在北京为你们寻求到许多援助。结果一位官员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这些官员的话反映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普遍心态，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政绩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与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如向外界坦诚公开疫情，因政府不允许，会因此承担责任。这种状态为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救助。河南省郸城刘家兄弟8口人都参与卖血，除了老大和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6人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妻子病亡，儿子和儿媳妇均病死，现在一个老人带着3个孤儿，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张可感叹道，河南省的艾滋病大流行是一场灾难，然而，更大的灾难是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

张可说，在我给卫生部的报告快要完成时，传来河南2004年“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比全国平均6%还低，属于低流行地区，卖血者感染率为10%”，这个结果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

这样的统计数字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我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之多，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这样的县还有新蔡、确山、沈丘、项城、尉氏、镇平、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