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

这话就说了，超英赶美是必须要按照他的路径方法（总路线）走，有问题受挫折也没关系。

今天我们知道，这显然落后了，没有与时俱进。所以赫鲁晓夫不理解，西方国家对大跃进的后果恶评。这些话我就不引用了防止你不高兴。

比较毛的总路线，毛的思路基本是30年江西苏维埃的思路，尤其是经济上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就是照搬。政治上对内斗各种阶级敌人，给土豪戴高帽游街。

还是没走出苏维埃的圈子，那是他人生最高兴最辉煌的时候，也一辈子留在了那里。而苏维埃的这一套政策，已经被斯大林放弃了。毛重新捡起来，是因为他觉得好用，肃反和政治斗争的烈度远超同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形成路径依赖。

揭秘宁都会议历史性错误: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3)-中新网

2014年2月14日 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项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项基本任务取消,...

中国新闻网

「学习党史」陈晋:毛泽东在闽西的那半年

2025年1月16日 ★★★1929年下半年的闽西山村，呵护着36岁的毛泽东，承载起他陷入革命和人生双重低谷的岁月。革命陷入低谷，是因为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内部围绕如何建党建军的大原则，发生...

长安街读书会

毛泽东这四句话,每一个正在煎熬的人都该看看_腾讯新闻

2024年12月26日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判定犯了“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拍桌子、戴帽子,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也被撤掉,毛泽东一下子没了军权。 不仅如...

1929年下半年的闽西山村，呵护着36岁的毛泽东，承载起他陷入革命和人生双重低谷的岁月。

革命陷入低谷，是因为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内部围绕如何建党建军的大原则，发生了激烈争论。6月下旬，在闽西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还背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不得不离开红四军。

没有毛泽东挂帅的红四军，日子很不好过。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后来说：“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不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来了。”8月间，陈毅离开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军中靠同样背着“警告”处分的朱德来孤掌大局。红四军“三巨头”分开了，内部出现了危机。

“书房”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也非闲情逸致。虽然比不上年轻时住过的岳麓书院，但除了读书、写作，更有邓子恢、张鼎丞一大批闽西干部经常出入，听他讲如何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天下大计”。饶丰书房，竟有了些岳麓书院的气息。只不过，毛泽东从一个求学的书生，变成了讲学的先生。

有人碰到这位“杨先生”，感觉他谈吐不凡，还一头长发，定是大人物，便把消息传了出去，引来国民党600多人的保安团进山围捕。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大将的粟裕率一个连在前面抵挡，枪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下，一位叫陈添裕的农民，硬是背着毛泽东跑了十来里的羊肠小路，才脱险。

生“死”·担架·诗词

住在山洞和竹寮里的毛泽东，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4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

这样的消息，在外界引发一阵情感波澜。民国元老、词坛领袖柳亚子写诗悼念，称颂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并世支那两列宁”。

不光当时国内有人相信这个误传的消息，连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相信了。《国际新闻通讯》发了一则千多字的《讣告》，称“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还说：“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毛泽东果真完成了他的使命？没有，远远没有。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毛泽东，依然要生龙活虎地去完成他的使命，而且充满诗意。

其实，处低谷之境，革命的高潮和诗人的激情，在毛泽东心中并没有停歇涌动。

却说毛泽东牛牯扑脱险后，被人用担架抬到了永定县的合溪乡继续养病。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铁打的上杭”县城后，朱德在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通知毛泽东回来参会，毛泽东疟疾正发作，加上个性倔强，竟回信拒绝。看来他心里对红四军七大的遭遇，还存有不小的火气。收到毛泽东的回信，红四军前委也动了气，又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处分。毕竟要服从组织，病得支不起身板的毛泽东，只好让人用担架抬到上杭县城，但争论了3天也没有结果的红四军八大，已经结束了。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毛泽东又被担架抬回了合溪乡。

任弼时回顾自己在赣南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时曾说，苏区党代表大会前后，“‘左’倾路线我们的执行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这个事实是在他从长汀回到瑞金以后。1932年4月4日，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章洋洋2万余言，其中，指责毛、任等人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对苏联力量不信任，对世界革命前途消极悲观；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巩固革命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表示出“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等等。总之是“十足的机会主义”，阻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所以，“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称这是“为了打击全党不同意见，贯彻自己的路线而写的一篇向党内宣布全面战争的文章”。10天之后，临时中央又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等等。临时中央的批评斥责，使苏区中央局王稼祥和任弼时既感到压力，又感到不服气，因为大会《政治决议案》是王起草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是任起草的。

　　最后，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苏区中央局在5月11日、6月27日所作的两次决议中，诚惶诚恐地进一步作自我批评：一是检讨“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从而划清了犯错误的时间界限。既批评毛，又指责任弼时在党代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项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项基本任务取消，强调作战中心等，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对立的。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和中央局的这些决议，是后来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毛泽东的前奏和思想基础。用任弼时后来的话说，是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道路”。

　　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他知道这是采取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不以为然，但也心领神会：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从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台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于是，周恩来在7月29日给后方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建议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因为主持大计，则与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如按后方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所以他主张由毛担任总政委，“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这就有必要召开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8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按周恩来的建议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8月8日，部队整编结束，中革军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前方的胜利进军，对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县委，配备干部，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二是亟须补充部队，增加担架；三是组织慰问等。因此，任弼时接连督促各苏区，立即采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实话》和《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即《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号召“每一个党员团员要学苏联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那种英勇到前方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要认识党员是阶级的先锋，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剧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牺牲，便不配称为阶级的先锋，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员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