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其实我走到今天，受老师的影响远甚于父母。尤其是初中、高中两位女班主任，对我一生影响深远。

两位分别是那所中学里初中与高中最好的班主任，尽管两人关系非常不好（大体出于竞争）。而她俩人，对我学业施加影响的方式则完全相反。

由于父亲工作调动频繁，我小学就换过三个学校（从武昌换到汉口再换回武昌），导致小学六年级还被迫辍学几个月，因为对口的重点小学（武汉小学）嫌弃父亲单位缴不起“赞助费”（那时候公安厅属于穷得叮当响的单位，不比附近的各种“电力局”、“设计院”或者“XX厅”那么经费充足），于是该校以我兄弟俩是从外区（汉口）转学到（武昌），“手续不全”，拒绝接纳我们入学。最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到武昌区教委门口静坐，事情闹大了，才辗转找关系，安排去另一所离家远的普通小学。后来就近入学了这所普通中学。

初三上学期之前，我一直属于特别调皮捣蛋的学生。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眼睛开始近视，而父亲长年在外出差，回来除了揍一顿，基本没时间管（这也是公安大院里孩子们的常态）。母亲厂里忙，又有个弟弟，作为家里的大姐，农村上有父母下有一堆弟妹要照顾，也不知道我近视了这个事。因此初一、初二我上课时几乎没看清过黑板。那么上课就只好玩啰。

初中班主任姓魏，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对我非常看不上眼，调皮捣蛋惯了嘛，学习也不好，哪个老师喜欢呢，加上上课又不听讲。于是乎，每周一次的调整座位，我作为雷打不动 ---- 左边是一面墙，前面两个女同学，后面两个女同学，右边一个女同学 ---- 如同围棋中的“叫子”，那个时候还不大懂“身在福中不知福”，呵呵

魏老师对我最大的一次影响，是初三上学期开家长会，对我父亲单独说：“你孩子不可能考大学了，还是准备读个中专或者技校吧”。

我父亲回来后，照例揍了我一顿（那也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挨打），揍得很重，用警靴踢的，他默默的揍，我默默的挨，父子俩一声不吭。揍完后，父亲甩下两句话：

1、“你老师说，你不可能考上大学”

2、“这是我最后一次揍你”

说完，父亲特意推掉了出差，带我去医院配眼镜。我清楚的记得是高家湾人民医院，挂的是专家号，配了第一副眼镜，那时候就是深度近视了。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认真读书。而且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对我非常好的临近退休的语文女老师，尤其对我作文帮助甚大。到了初三期末中考，我的分数过了本市最好的那所重点中学（也就是后来我老婆读的那所）的录取分数线（满分640考了606，而且语文分数高过数学，算是不辜负那位语文老师）。

问题是：考前报考时，从学校班主任到我父亲，都没想到我居然能考出这么个分数，所以考前填志愿时只是把那所中学报为我的第二志愿。

这时候，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主动找上门了，向我父亲提出交易：帮他女儿安排入省公安学校（我父亲当时是政治部主任，管进人）。毫无悬念的被我父亲拒绝。父亲当时对我说：“真有本事，不进重点中学，也能考上大学”。

于是我安心在原来学校读高中，也就遇到了第二位班主任，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严师高老师。高老师对我的态度与魏老师完全相反。第一天就安排我作学习委员（呵呵），后来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当然了，对我从学习到做人，那更是除了严格就是严厉，比我母亲对我负责多了。讲几个例子。

高二文理分班。我自认为文优于理，（高中9门会考，我语文地理历史政治英语均为满分，数学只有99）。于是分班第一天，我征求父母同意，决定去了文科班（在另一栋教学楼）。结果上课第一天第一堂课，高老师推门而入，径直走到我座位前，命令我跟她回去，完全不顾及讲台上一脸尴尬的文科老师。出得教室，高老师回头只对我讲了一句：“我们高中多少年来，文科班考出一个正规本科吗？”我乖乖的跟她回到理科班。事后父亲只说了一句：“听高老师的”。尽管，他多年来曾经想让我包括武大（法律系或者中文、新闻）。

高考之前某一天，高老师单独把我叫出教室，说：“学校只有一个高考加分名额，你是学校唯一的市三好学生，按规定应该给你，加十分。但是我跟1班班主任（也是年级教育组长，学校唯二的特级教室）商量过（我是2班），他想把这个给他班的XX（学校团委书记）。我觉得你的高考成绩也用不着这个加分（对本科重点分数线及以上无效），我就答应了”。我说了一个字：“好“。

我的数理化中，数学略弱。于是在高考之前，高老师命令我在老师午休时间，去数学老师寝室补课。这其中得做多少协调工作，至今感激两位老师。

高考前几天，高老师命令我：”我不管你其它门考多少，化学你必须拿满分“，因为高老师教的是化学（她高中三年上课，从来不用课本）。我说”好“。幸不辱使命。物理老师没这么明确要求，于是我丢了一分。

高考填志愿。当时财金大热，父母亲的很多熟人朋友劝我报中南财大。高老师的丈夫就是该校教授（90年代前期教授并不多），于是父亲带我去高老师家征求意见。老教授正兴致勃勃的给我们接受他的专业如何如何前途光明呢，高老师推门进来，一句话打断：”别听他的，他那个学校学风不好。我两个儿子都读华工。你就读华工“。我至今记得她丈夫那张气愤至极却不敢发一言的表情，哈哈。

高老师不仅给我决定了志愿，甚至决定了专业。我遂有今天这碗饭吃。

那天从高老师家回来。父亲跟我感慨：”我高中时，数理化一直非常好。结果高考前一个月，我的班主任强行要我改志愿，考文科。因为那一年我们县高中要跟黄冈高中比个高下，文理都要比。而那时候学校报考理科的多，报考文科的少。我是学校团书记，又是学校唯一的学生党员，我只能听老师的命令“。

其实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很多人的志愿都不是自愿的。比如我母亲，第一志愿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是北航，连准考证都发了，结果高考前三天被取消了考试资格（被秘密考查通过后，报送了某某学校），成为她一生的憾事。那一年，我父母那一届，38人出了37名大学生，除了第一名（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力压黄高。

甚至高老师，当年之所以读师范，也不是出于自己意愿：”我家穷，弟弟妹妹多，我只好读师范，读师范不花钱“。

正是遇着了高老师，我才成为那个班上，唯一一个高考上了重点分数线的学生，也是我那几千人的大院里，那一年唯二的两个。

那年代，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