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手打资料】启功：《说八股》（一、引言） -- 抱朴仙人

前边已经谈过，八股文是陆续积累古代各种文体中的技法，拼凑而成的一种文体。不但那些局部技法无功罪可言，即开始拼凑的人，以及拼凑成的规格，也无功罪可言。如议罪，那就是有意特定用这种规格去考试士子的统治者。他们不但用此套子，而更设许多苛刻条件去“难人”，致使八股这种文学形式蒙了罪名，统治者不但害了士子，也害了一种文体，明末有人作诗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句。明亡后还有人写一柬贴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口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可见世人对八股的谴责。

清初有个医学家（当然是中医）徐灵胎，号洄溪，著有许多“劝世”的“道情”（一种民间小调），总名《洄溪道情》，情中“刺时文”一首云：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要知道这位徐灵胎也是读过、做过八股的人，他没做官，还可以说他比较能客观地看八股。稍后的文豪袁枚，是翰林官，改做知县，又是八股大家，刻有《袁太史稿》，总算得过八股好处的。他也记录这首道情，刻入《随园诗话》。是适于舆论，不得不跟着嘲笑一番呢？还是反衬自己高明，不同于那些末流呢？还有梁章钜也是翰林出身，做了大官，也做过考官，还著了一大部《制艺丛话》，“一本正经”地评论明清各家八股文的优缺点，而在他的《丛话》中也引了这首道情。袁枚没做大官，没操文柄，抄了道情，尚可理解；而梁章钜则不但在作考官时用这套子套了多少士子，还要著书立说，颂扬这根绳套，最后抄了这道情，不但否定了八股，否定了他的著作，也否定他自己。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害了多少士子，而受害更大的，实是皇帝。“崇祯夫妇两口”，固然是受害最明显的证据。从本质上看，用《四书》中零章断句来强迫人东拉西扯，还要算“代圣贤立言”，分明是“公开造谣”，“假传圣旨”。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封官任职。既然自己令人造谣，自己还以为选拔人材，所选的那些人和他们做的官，自宰相一级直到地方县令，都是久经锻炼说假话的人，这样从朝政到吏治，能够好得了吗？明眼人看来，不必等到崇祯死后才算“断送江山”，从开始用那文体，用那题目，用那做法，用那条件去套人的人，早已种下了“断送”的根源！

八股文被利用来束缚士子并从根本上成为说谎造谣的大训练，流弊自然不可胜言，但世上的事情并不全都这么简单，还有它的另一面在。也不知从何人何时起，许多士子称科举八股文为“敲门砖”，这个词也包括其他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拾起一块砖头去敲门，门里的人听见出来开了门，客人手里的砖头也就扔掉了。可见应科举的人对科举本身的态度，更无论对八股文体的态度。所以明清历朝科举出身的人，也就都是作过八股的人，并不都是专会欺诈撒谎的人，也有许许多多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为国为民做过若干好事的。但又可断言，那些人的各项才能和所作的好事，绝对不是从八股文中学来的。

有人反问：“你不是说过八股文体并不负罪责吗？”回答是：“并不矛盾。”试看周镐文章的声调流利铿锵、分析深透周密，这些文章技巧，岂不都是从古代文学传统中学来的！尤侗的文章，代《西厢记》的张生立言，岂不是剧本外的一出小品戏吗！我还要问：骈文中几个单句之下用排句，然后再接单句，俗称“宫灯型”：上下绳穗单，灯架四框偶。或说“乌龟型”：上下头尾单，前后四腿偶。还有五七言的律诗，也是首尾可单，中间必偶。这些模槽，传了一千几百年了，今天作旧体诗的人还用五律七律之体，这问题岂不值得研究民族文学史、民族文化史的学者好好深思吗？

传统也好，模槽也好，前边谈过的《字眼便用》那本“换字法”的书，可以上溯到《尔雅》，“初、哉、首、基”等字都同于“始”，“林、烝、天、地”等字都同于“君”……。下沿到《骈字类编》、两字两字的词，可以分别换着用。从唐朝的《白孔六帖》、宋朝的《太平御览》、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图书集成》，下到后世的蒙书《龙文鞭影》、《史鉴节要》等等，那个不是作文用典的资料！高头讲章式的“诗韵合壁”，上端横栏中所列的《类腋》之类的书，又那个不是修饰辞藻的大型“小抄”呢？再大到《四库全书》，前边的上谕，是破题，目录是承题，提要是起讲性质，经史子集正目存目是八条腿，馆臣的进书表是尾巴。

戏剧例如皮黄的《空城计》，诸葛亮出场自述是破题，派将是承题，马谡违背指挥、王平预报地形是起讲，诸葛亮在城上与司马懿对唱是两大扇，斩马谡是收结。即使大鼓书，牌子曲等，开头几句也必要笼罩全篇，等于破题。

建筑方面如四合院，大门、二门、过厅，是冒子；游廊四面，盝顶两座（东南、西南）、厢房两面，是提比、小比。正房一套，包括暗间、耳房是主要的龟背部份，也即是中比大段，照房或群房是收结。诸如此类的现实所反映出的思想方法，似乎都有“基因”。听说有人用老鼠作试验，把“基因”打破搀乱，于是有尾生背上、腿生五条的，但其为尾为腿，依然故鼠，而无鸟爪鱼尾的。基因之伟大，其顽固之可恨，有如此者哉！总之，八股文体各部份，各器官和它们的功能，就是从遗传基因而来的，定型的、程式化的八股文，则是人为的、由搀乱而产生的畸型老鼠。用八股去考试天下士子，犹如勒令天下人以畸型老鼠为主要的食品肉类而已。

再回到文章技巧问题方面来，即以换字法为例，非但无善恶之可言，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条件。某个民族语言的词汇多，足以说明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而绝不证明他们野蛮。况且无论讲话或作文章，只有几个词来回用，听者读者一定厌烦。古今若干好的文学作品，没有不是善于变换运用词汇的。有趣的事，像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曾举沈伯时《乐府指迷》所说的加以贬斥。沈氏说：“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崖’等字。”当然这些“不可直说破”和“须用”的提法，实在太死，但是换字法却是作诗文词曲乃至说话讲演的人，不但都绝对不可避免，而且是修辞手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必远举古代《江赋》、《海赋》之类为例，即以《人间词话》所推崇的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词，整首全是拟人化，比喻法。最后才落到“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通篇是一个大换字，只是活而不死而已。至于说纯文体形式（不算思想内容）对国计民生有多大关系，恐怕很难直接连得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故曰：“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