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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深水区改革”的新动力——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

本报记者 王世玲

2005年，关于改革的呼声陡然高涨。

先是年初就把今年定位为“改革攻坚年”；紧接着，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十项任务；6月，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浦东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标志着国家综合改革序幕拉开；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一次强调：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

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今年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

但这种努力，从1年来的结果看，两个最重要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成效并不令人乐观，改革仍处于一种胶着状态。而关于改革的反思、争论与质疑，在这一年里，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声音。

甚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已基本丧失”。他的理由是，共识与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相当一部分群体在现实改革中利益受损，并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怀有恐惧，这其中，包括医疗、教育、社会基本保障等的缺失。

必须看到中国的改革走了26年，改革推进的条件，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是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到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新阶段，在各种利益的诱导下，尤其是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包括某些官员利益的诱导下，一些重要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扭曲。如果不能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倾向，改革攻坚事实上难以全面奏效。

那么，改革的新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化解改革的阻力、压力？

我们认为，主要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内要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不仅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要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来推动改革；外要开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完成必要的国内改革，才能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对外部竞争的预期加快促成了许多改革，比如，今年的国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分析综合改革的新动力源，为2006年以至更长远时间的改革助力。

（晨星）

北京报道

历史总会记住那些关键年份。

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这些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重要历史节点，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的高尚全是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诸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重大方案和文件，都有他的笔墨。

同样，2005年没有离开高尚全的观察和思考：为什么改革面临各方的利益博弈，处于胶着的困境，难以推进？改革的新动力源究竟在哪里？如何化解改革的阻力、压力？明年的改革方向如何？

2005年改革攻坚破题

年初对于改革年或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估计是到位的。这个判断相当重要，认识到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为“十一五”期间改革总体形势的判断奠定了基础。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 2005年初提出这一年为“改革年”，现在一年过去了，您认为2005年是否符合“改革年”的称号？

高尚全（以下简称高）：改革年或改革攻坚年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和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来的。为什么今年是改革年或改革攻坚年呢？因为改革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即攻坚阶段。改革的范围扩大，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卫生体制、司法体制的整体改革。另外改革进入深层面，或者叫“深水区”，改革损害了一些利益集团、利益群体的利益。过去改革大家都受益，现在不一定了。

今年也是一些重要改革有新进展的一年，拉开了攻坚改革的序幕。年初对于改革年或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估计是到位的。这个判断相当重要，认识到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为“十一五”期间改革总体形势的判断奠定了基础。

《21世纪》：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哪些是今年重大转折性的改革或者趋势性的改革？

高：今年改革步子确实迈得很大，具有重大转折性的改革是减免了28个省市的农业税。

还有金融体制改革，其中最大突破是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

今年二月，国务院召开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专家会议上，我提出股票市场不仅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且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稳定问题。我找了一组数字来证明：从1994年到2003年期间，在股票市场上，国家财政印花税收了1800亿元；国有企业上市，落袋12000亿元；证券公司和中介机构收益3000亿元，这三家是得益者。而广大股民则损失8900亿，平均每户13000元。因此，当时我就建议，政府必须推进制度性的改革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全面推开。

但今年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时反对声音也挺大，后来政府还是坚持了。我觉得这样的制度性缺陷，早解决不是更好吗？

银行改革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亮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步伐今年明显加快，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银行机制。这方面改革推进得很快。

第三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几年政府改革在不断进行，如减少审批手续，通过《行政许可法》转变政府职能等。但真正转变职能，任务仍很艰巨。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水平的关键。这一理念已经写入十一五《建议》中去了。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今年改革的一个特点是全方位的改革开始启动。今年浦东被确立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圳和天津滨海的试点据说也可能会确认，您如何理解综合改革的含义？

高：综合改革就是指全面、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社会、文化、政治体制改革等。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但就全国来说，各方面共同推进难度比较大，也缺乏经验。那么通过浦东，或深圳、滨海三个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国推广，就是适宜的办法。

最近深圳通过立法来推进改革，我是很赞成的。立法推进改革，不仅是巩固改革，使改革制度化、规范化，更重要的是能推动改革。改革到了这样一个关键阶段，要通过立法来推动改革，这是改革新形势下一个新的特点。

行政权力寻租仍是最大障碍

就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之一在于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

《21世纪》：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是社会分配的最大不公平，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的？

高：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由于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也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严格限制其介入的领域，并且对权力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普遍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迹象。

社会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权融资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问题在于，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市场化，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加剧了经济转轨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

就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之一在于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

原因在于，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许多领域仍然是血缘和裙带关系盛行，抑制了基于个人能力的公平竞争，从而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构成严重扭曲和制约，在一些本不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