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三）

8月9日，一个温暖而潮湿的上午，双方的律师开始进入庭审总结。

安德烈·奇卡季洛穿着他那件印有奥林匹克纪念图案的衬衫和松松垮垮的灰色囚服，坐在椅子上轻微摇晃着，眼睛茫然地盯着阿库布赞诺夫身后的墙壁。自从审判开始，他的外貌又一次出现和很大的变化。他的头上又长出了头发，但是它们全部变得灰白；脑门上已经秃顶。他还蓄了一撇灰白的小胡子，重新戴上了眼镜。看上去，他既不像在1990年11月20日被逮捕的那个人，也不像是1992年4月14日开始审判的时候被剃成光头的恶魔。他看上去像是个老头子，游手好闲，一无是处。

在阿库布赞诺夫法官和两个陪审员入席的时候，听众席上只有寥寥几个旁听者和记者。奇卡季洛站了起来，前后摇晃着，开始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大声说他被置于辐射之下。接着他突然脱下裤子把私处暴露了出来。这一次警卫反应很快。他们立刻冲进笼子里，扯上他的裤子，把他拖下台阶。法庭下方的监号里传来一声撞击声，紧跟着大叫一声，一切又复归平静。

阿库布赞诺夫说道：“如果他要说些什么的话，我们会让他回来。”

马拉特·哈比布林从桌后站了起来。他今天穿着白色开领衬衫，蓝色长裤。穿着带条纹的袜子的脚上套着一双灰色便鞋。他开始了他的辩论：“在公众普遍认为应该处决奇卡季洛的情况下，我对我的辩护是否能够得到关注毫无信心。”

他对俄国法医的精神病检测能力表示怀疑。“一个健康的人不可能犯下如此之多的罪行，”他坚持这么认为。他对阿库布赞诺夫是否保持客观公正以及不允许被告延请中立的精神病学家出庭作证的决定再次提出置疑。

哈比布林并没有尝试推翻控方对奇卡季洛提出的每一项指控。他举出奇卡季洛否认的四项指控，指出控方提出的证据有问题。1982年奥尔加·斯托马奇诺克遇害后，民警在新沙赫提斯克费尽心机找到的目击者声称见过奇卡季洛和斯托马奇诺克在一起。但是在1990年奇卡季洛被捕后这个目击者并没有出来指认。伊万·比洛维耶茨基在乌克兰遇害的时候，没有出差记录显示当时奇卡季洛在乌克兰。拉丽萨·特卡岑科的尸体上发现的精液类型为B型，但是现在的说法是“未定”。“奇卡季洛在审讯期间已经被打垮，对一切已经漠不关心，”他说道。“他的供认非常可疑，甚至没有意义。他怎么可能因为自卫而放弃自己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只能是在受到强烈压制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是一个病态的人的狂乱行为，是在受到刺激的时候作出的反应。”

当然，他无法推翻两处指控奇卡季洛最有力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奇卡季洛在被捕后向调查人员指认了多处案发现场，特别是他指认了此前从未被发现的阿列克赛·科波托夫的埋尸处。第二个事实是奇卡季洛1990年被捕后，“窄林”谋杀案不再有新案件出现。哈比布林没有提到这两个事实。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陈述之后，他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判处奇卡季洛无罪。接着，他抹了抹额头，坐了下来。阿库布赞诺夫宣布暂停庭审，次日再开庭。

第二天奇卡季洛再次出现在铁笼子里，脸上带着一丝傻笑。警卫在他的腰上缠了一截绳子，打了个绳结。如果他还想把裤子脱下来，就得先解开这个绳结。可是这一回奇卡季洛想要做的事情是唱歌。他等阿库布赞诺夫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唱《国际歌》。这是一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圣歌。等他唱完歌之后，他又开始用干瘪的声音大声发表演讲，从亚述黑手党说到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乌克兰的独立运动。

阿库布赞诺夫给了奇卡季洛五分钟让他继续表现。接着就命令将他带走。警卫将奇卡季洛拖出去之后，阿库布赞诺夫转身向着记者席说道：“我今天让他表现得稍微久一点，这样对记者们为此事作最后辩论的时候有好处。”

控方律师阿纳托利·扎多罗兹尼开始发言。他首先指出，奇卡季洛被捕的这一年（1990年）是“德·萨德侯爵诞辰250周年”。

译者注：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政论家，以色情写作而知名。曾经在法军中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1772年因系列性犯罪行为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越狱逃往意大利，在1777年返回巴黎时被捕并被监禁。1783年被移往巴士底狱监禁，1789年被移往疯人院，于一年后被释放。1801年此人被再次逮捕，在各个监狱之间辗转若干次，于1803年再次被送进疯人院直至老死其中。他的名字成为英文“性虐待”（Sadism）一词的来由。

“性虐待并不是新的现象，”扎多罗兹尼说。“性虐待者不等于有精神问题或者精神错乱。专家们已经说过，性虐待者并不缺乏理解自己行为的能力，也不缺乏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扎多罗兹尼接下来用单调的、毫无感情的声音历数了起诉书里各项案件的详细内容，并请求法庭判处奇卡季洛死刑。他说完，坐了下来。

阿库布赞诺夫法官命令将奇卡季洛带回法庭。等他在笼子里坐定，法官便告诉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为自己辩护。

奇卡季洛拒绝发言，甚至没有站起来。他沉默地坐在笼子里，低着头一言不发。

阿库布赞诺夫盯着被告看了几分钟，接着宣布庭审中止两个月，让他和陪审员重新审核证据和准备判决书。然后穿过法庭正中的走道走了出去。

奇卡季洛坐在笼子里，等待着警卫将他带走。旁听的人们开始慢慢离开法庭，有些人则四处走动，谈论着审判。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库列瓦茨基的年轻人走出人群中，向笼子走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大但是很沉重的金属片用力向奇卡季洛扔过去。金属片穿过笼子的铁栅栏打在奇卡季洛的胸口上，然后弹开，掉落在地上。奇卡季洛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库列瓦茨基是一个工厂里的失业工人，是1984年遇害的柳德米拉·阿列克塞耶娃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旁听了大部分审判。一个同情他的民警走上去，要他离开法庭，否则就会有麻烦。

要在罗斯托夫找出那些不同情弗拉基米尔·库列瓦茨基的人是件困难的事情。对公众舆论的一次随机调查表明没有人认为法庭应该让奇卡季洛免于一死——不管他是否精神错乱，也不管人们是否普遍反对死刑。无论是在沙皇还是在政治委员的统治之下，俄国政府已经非常不公平地处决了数百万人。这一切却显然没有降低公众对死刑的支持。即使是那些相信奇卡季洛已经完全精神错乱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也会认为，死刑是处理他的正确方式。“如果判处他终身监禁，他依旧有可能越狱再去杀人。最好还是判他死刑。”一个叫沃洛佳的人说。他的观点似乎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10月14日，法庭里坐满了听众，前来听取阿库布赞诺夫宣读判决。他用了三个小时将所有的案件情况和奇卡季洛与之对应的供词重复了一道。在读到案件的时候，相关的遇害者家属发出了轻轻的啜泣声。在法庭里有几个护士四处分发镇定药，是一种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中度镇定药。

阿库布赞诺夫宣布，奇卡季洛的五项猥亵罪名和52项谋杀罪名成立。唯一不成立的罪名是杀害劳拉·萨尔基斯扬案。这个亚美尼亚姑娘于1983年失踪。阿库布赞诺夫裁定，用于起诉奇卡季洛此案的证据不够充分。奇卡季洛供认，他在同一年杀害了一个亚美尼亚姑娘。犯罪时间与萨尔基斯扬失踪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民警们在寻找尸体时只找到了少量残骸，无法准确判定尸体的身份。

不管真实遇害者的数字是52人，53人或者更多，奇卡季洛都是现代社会当中最血腥的连环杀手。在《吉尼斯世界大全》的记载里，佩德罗·阿隆索·洛佩兹供认说1973-1980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杀害过300个女孩。她们的年纪都没有超过10岁。但是在他招供之后只找到了53具尸体。他也不像奇卡季洛那样，在杀人后把尸体内脏掏了出来。

尽管遇害者人数众多，手段凶残，阿库布赞诺夫还是宣布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精神错乱。“在犯罪的整个过程中，奇卡季洛自始至终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位法官宣布。

“怎么可能是我？我要求发言！我要见律师！”听到判决书的内容之后，奇卡季洛爆发出一阵叫喊。“我根本就没有交代过什么！我要看见尸体！”他将脑袋顶在笼子的栅栏上，直到警卫把他从台阶上拖出去。

在听众席上传来一片要求复仇的声音。“他们会像狗一样把他撕裂！”阿列克赛·科波托夫的母亲莉迪娅·科波托娃说。“我希望他死于最恐怖的刑罚当中，就像我的儿子所承受的那样！”

“我要用我的双手亲自把他撕开！”一位妇女叫道。

次日，阿库布赞诺夫对听众们宣布了在法律允许下最接近他们要求的判决。他判处奇卡季洛死刑。

马拉特·哈比布林准备提出上诉。在西方的法律体制当中，类似奇卡季洛之类的行为很可能不会被定罪，至少，对总共包括52次谋杀行为的案子不会定罪。毫无疑问的是，中立的精神病学家将认为被告不能为他的罪行担负法律责任。中立的法医专家将驳倒控方对于奇卡季洛精液类型和血型不一致问题的解释——而这却是本案最基本的自然证据。

更重要的是，对奇卡季洛的起诉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的供认。在审讯人员没有与被告人之间达成某种法律交易（plea bargain）的情况下——例如在精神病院里接受终生囚禁，西方的辩护律师绝对不会允许被告与调查人员随意交谈。（译者认为这种法律交易是在控方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通过某种在法律上的让步换取被告部分有效的供述。）

哈比布林很清楚这些因素在西方法律体系当中的份量。但是俄国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的时候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这些因素，他无法预测。在过去的苏联法律体系里，上诉是没有机会成功的。但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在奇卡季洛的审判结束的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对是否宣布俄国共产党非法进行听证。也许最高法院会考虑到阿库布赞诺夫和科斯托耶夫的所作所为已经侵犯了奇卡季洛的权利并引发了争议。哈比布林不愿意猜测上诉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

安德烈·奇卡季洛被带回到克格勃大楼的监号里，等待着自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