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中国工人的总代表

　　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谓璜。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离毛泽东的出身地韶山冲不远。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在长沙高等中学、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学校学习。在长沙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8月，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同学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刘少奇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书记是毛泽东）。9月，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部员发展到700多人。

　　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图谋封禁俱乐部。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时，再次亲临安源考察后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深感安源工人的斗争影响着湖南以至全国的形势，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此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究竟派谁去呢？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慎重研究，认为派刘少奇去“最合适”。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它的任务：“发动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这时候，刘少奇年仅24岁，风华正茂。在苏俄学习期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应以无穷的希望去促进这段历史。经过反复思索，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志向。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表示回国后愿意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夏，刘少奇奉调去湖南。这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先是在粤汉铁路做工人工作，后和李立三等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的反抗运动，并建立了长沙土木工会。

　　刘少奇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到长沙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思想教育，谈到组织工人革命团体，从国内外形势，谈到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工作。这次长谈之后，刘少奇带着重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

　　刘少奇到安源后，下矿井，进工厂，与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他协助李立三研究和部署了罢工的计划。

　　就在刘少奇抵达安源的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3项要求：

　　（一）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厅出告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

　　同时提出：限路矿当局两日内完全答复，“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做出答复，表示前两项要求可以解决，至于第三项，则借口公司亏损、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于是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再作出圆满答复。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如当局拒不答复和接受有关条件，就以罢工相对抗。

　　当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说：“干是一定要干的。不过斗争要讲策略。罢工能不能胜利，主要看大家团结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着，刘少奇发言说：“只要我们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刘少奇分析了安源的情况，认为已经具备了罢工的条件：第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鼓舞，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是害怕罢工的，路矿当局的后台是帝国主义，它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一旦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它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

　　正在这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援电，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峙，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的大意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工人群众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根据这个指示，李立三、刘少奇在共同研究后，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工人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

　　紧急会议结束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紧张地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当时的安源，帮会很多，其中以洪帮势力最大，其头目都是矿上的工头，他们在镇上开有赌场、鸦片烟馆和妓院。洪帮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口号欺骗工人，在俱乐部成立以前，不少工人为寻求保护而加入了洪帮。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有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为此，刘少奇和李立三积极地做洪帮头目的工作，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收到了成效。

　　同时，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在俱乐部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讲述了齐心团结、维持秩序的重要性，要求各处工人代表把工人组织起来。他问洋炉炼焦处工人代表袁品高：“你一个拉得拢十个人吗？工人们都能齐心吗？”袁品高回答说：“你放心，我担保。”各处工人代表表示，要听从俱乐部的指挥，担保自己所在部门的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应当是各归住房而不外出。

　　9月13日晚，路矿当局对于俱乐部再次提出的要求，仍不予答复。要求萍乡县颁发的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达。

　　午夜12时，俱乐部断然发出罢工命令。火车汽笛呜―呜―呜的长鸣声，响彻巍巍的安源山。由萍乡开往株洲的首次列车先行停开，工人们将车头及机车水柜等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日早晨不放进班号。

　　9月14日凌晨3时，矿局东平巷的供电忽然中断，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炭电车不能开动。窿内工人如潮水般涌至窿外，高举着斧头、岩尖，高呼：“罢工！罢工！”“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声震天动地。

　　工人们出窿后，罢工监察队员即用树枝、煤桶、坑木等将窿口填塞。俱乐部早已通知当天4点钟接班的工人不要进班，并派人在各窿口把守。矿井各窿口都竖着一面大旗，上书“罢工”两个大字。

　　14日上午，安源路矿大罢工按既定部署全部实现。除关系矿区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和电机处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厂、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

　　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还提出17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当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今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增加2角等。

　　工人俱乐部将上述条件用公函递送路矿当局，并提出：“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斗争一开始就进行得坚决而有秩序。工人们听从统一指挥，一律各归住房。监察队员手持俱乐部旗帜，佩戴红袖章，拿着铁棍等器具，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逻，维持秩序。各处墙壁贴满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

　　罢工后的安源，显得一片定静，但却酝酿着一场尖锐的斗争。

　　路矿当局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和镇压罢工。先是由工头出面，以亲朋好友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入窿工作。这一阴谋被监察队制止，未能得逞。之后，他们又悬赏600块大洋，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严加护卫，使敌人无法下手。于是，路矿当局一面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任命李鸿程为戒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又请商会出面调停，欲使罢工自动停止。

　　9月14日下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工人俱乐部，表示愿为调停人，促请双方协商解决罢工风潮。

　　刘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17条要求为基础进行协商。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话：“路矿当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严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当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月15日，路矿当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邀请李立三去谈判。谈判中，当局仍坚持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严辞拒绝。谈判无结果。

　　第二天早晨，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俱乐部发表宣言，明确表示路矿当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

　　9月16日下午，路矿两局派人来到工人俱乐部，请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

　　来人一进门便大声喝问：“谁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部请他”。

　　刘少奇挺身而出，声音宏亮地回答道：“我就是工人代表。”说完，叫来人引路，往戒严司令部走去。

　　工人群众担心自己的代表受到迫害，对刘少奇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

　　刘少奇解释说：“请大家放心，我会注意的。我们不去谈判，资本家反会说我们无理，我们就会上他们的当。我们正好利用这个谈判机会，同他们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

　　有位老工人说：“你去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们会害你，这是入虎穴啊！”

　　“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内，戒备森严。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楼梯口、走廊里，都有士兵站岗，真是如临大敌。刘少奇赤手空拳，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跨入戒严司令部，与戒严司令李鸿程开始了谈判。

　　李鸿程先是假装客气地询问罢工过程，并做了一番劝导，然后张口追问：“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

　　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次。”

　　刘少奇断然回答说：“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的希望。”

　　李鸿程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之所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稍后，副矿长舒楚生来到，与刘少奇说了些工人罢工无理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刘少奇请其磋商条件，舒楚生不肯。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提出请代表出来，有事请司令和矿长到俱乐部商量。

　　刘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然后进戒严司令部继续谈判。

　　最后，李鸿程以调和的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说时怒不可遏。

　　刘少奇在谈判中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作为工人总代表的胆识与才干，也表现了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称赞刘少奇“浑身都是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当年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歌谣《劳工记》中有这样几句词：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9月17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机的危险。一旦停机，所有矿井都将报废。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群众的威势，不得不软了下来，答应继续与工人代表“从事磋商条件”的谈判。

　　9月18日上午9时，路矿当局全权代表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在达成的13项协议上签字。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答应了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少量提高工资等要求。至此，历时5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天，萍乡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

　　9月18日下午，1万多工人涌到大操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在宣布胜利成果后发表演说称：“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接着，刘少奇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场掌声雷动。工人们执帽欢呼：“劳工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口号声和爆竹声汇成一片，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刘少奇说：这一次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初露才华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兼窿内主任。8月16日，俱乐部改选，刘少奇当选为总主任，全面负责安源工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决策作用日渐突出。他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工作，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3年9月，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胜利一周年庆祝活动，刘少奇发表题为《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讲，提出了安源工人今后的任务。他说：“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认为，后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前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指出：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进行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自大罢工胜利后，有更多的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部员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当时全国矿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共有2．6万多人，其中安源工会会员就占了近一半。刘少奇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为此，他主持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规定：俱乐部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部员每10人（或10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再由10个（或10个以下）十人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之。由各处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各百代表组织的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和窿内主任，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对外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作为俱乐部的办事机构。“总章”施行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按照“民主的集权制”原则，把工人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自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搞秘密活动。在阴霾密布的白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搞得有声有色，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独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打破包工制，为工人群众谋得了一大福利。过去，安源煤矿实行包工制，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由矿局包与工头，工资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给工人工资时则以铜元数计。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超过工人工资好几倍。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废除了包工制，实行合作制，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都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10元起至30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有红利工头占15％，管班占5％，其余80％由工人平分。这样，实行了20多年的包工制破天荒地被完全打破了。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不少的文化福利事业。设立工人学校7所，对工人“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经常参加学习的工人子弟学生有700多人，工人补习学生有600多人。还有工人读书处5处，工人图书馆1所。建筑大讲演厅1所，能坐听2000人，购买房产3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活动。组织青年部，作为掌管青年工人教育的机构。还有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并办有消费合作社2所，资本2万元。这样，安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子弟读书不要钱，社会秩序有纠察团维持，不受军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青年部进行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合作社，不致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继续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如举行“二七”纪念、“五一”纪念、罢工胜利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集会或示威游行。每次集会及游行，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整齐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取得罢工胜利的安源工人还大力支援各地的工人斗争。如从经济上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水灾难民1000多元。安源工人俱乐部并联络汉阳钢铁厂、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12月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后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举”，为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大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党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1923年底，共产党员由罢工前的10多人发展到60人左右。1925年5月，安源有党支部15个，党员增加到3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B3。1925年，安源的团支部发展到36个，团员有400多人。

　　为了培训党员，1923年冬，安源办起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校址设在三十间房子（地名）。1924年冬，党团校合办，设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招收工人党团员，高级班主要培训学生党团员。学员结业后，有的被送去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多数被派往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安源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地位大大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一些职员、工头则借机制造事端，对工作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然后煽动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将生产减低的责任推给俱乐部。路矿当局则借此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勾结向工人进攻，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防止资本家的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

　　刘少奇强调，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而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不要以为要求越高越好，更不能因为工人俱乐部是“青天衙门”，就不顾一切地“事事冒险直冲”，“盲目的奋斗”。刘少奇指出，除保障工人利益外，“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当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消除资本家制造事端的借口。

　　1923年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总管段长等召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生产的办法，刘少奇在会上依据调查得来的材料指出：煤矿出产减少的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工头职员完全不负责，不服指挥。他要求矿局采取补救办法，如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同时，要求俱乐部教育工人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在其责任范围内的正当指挥。1924年6月和11月，刘少奇又先后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的建议，这是后话。联席会议后，安源煤矿的生产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产量逐步上升。

　　刘少奇以正确的策略武装工人，使刚刚兴起的安源工人运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1922年9月的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不但没有被资本家夺走其已争得的利益，而且还取得不少新的胜利。

　　大罢工胜利不久，1922年12月23日下午，刘少奇即与窿内主任余江涛去找矿长李寿铨（镜澄）交涉，谈工人要求加发半月工资的事情。因为大罢工时劳资双方达成的13项协议中有“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这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12月25日，矿长约见刘少奇等说：“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并要刘少奇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后几经交涉，路矿当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11、12月的工资亦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不发。工人俱乐部坚持文明交涉，提出月饷可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薪，矿局亦不承认。于是，工人群众十分气愤，以致要以怠工相对抗。至1923年1月中旬，矿局同意先发夹薪的一半，其余一半夹薪待后缓发；上年11、12月份工资移至下月初发。

　　索饷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3年6月，路矿当局私自给少数亲近的工人增加工资，引起多数工人的不满。工人俱乐部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于是提出“要增一起增”的要求。路矿当局以经济困难为理由，不同意普遍增资。从6月11日起，刘少奇多次代表工人俱乐部找矿长李寿铨磋商。7月11日，他与矿局代表签订了协议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1000元（原有200之津贴在内）。从1923年7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2300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通（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

　　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1924年7月以后，矿局又施出拖欠工资的老办法来困迫工人。到当年年终，矿局不仅拖欠工人11、12月份的工资不发，且要取消年终夹薪。1925年1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快邮代电》，申明要“向矿局索取夹饷，给清积欠工资，非达到目的不止”。

　　1925年1月15日，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

　　在罢工之前，路矿工人俱乐部先礼后兵，向矿局提出要求：（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运，若售卖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煤售卖以发工饷，饷未清时或以后工饷无着时，得将此办法延长，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2分5之息，须1月15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1月15日，根据工人俱乐部的命令，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运焦煤。

　　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于是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矿局代表进行了谈判，使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欠饷，照发年终夹薪。安源工人的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工人阶级最奋发的战士

　　1925年春，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决议案。这些议案多是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选举林伟民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刘少奇受全总的委派，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做以《中国职工管理简史》为题的讲演时，回顾了这个事件发生后的情形。他说：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迎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宝山里2号挂牌办公，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

　　“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陷入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大会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6月2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

　　6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8月22日下午5时许，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数十人，手持刀枪、铁棒等凶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8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帐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

　　及至工人纠察队赶来，工贼、流氓匆忙逃窜。

　　从8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上海总工会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复工。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9项复工条件：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

　　（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50％；

　　（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当时，有些工人对复工想不通。刘少奇便深入工厂，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8月29日，刘少奇出席华商纱厂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华商纱厂快要开工，开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来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低的条件，以得到胜利。

　　9月间，经各厂工会同厂方交涉，复工条件得到部分实现。大多数工厂先后复工。

　　这时，刘少奇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任务。9月12日，他在召集日商工厂代表会议时说：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刘少奇毫不畏惧，更是出生入死，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旋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工作。11月间，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原籍湖南养病。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人在1968年提出的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中，诬蔑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后“畏惧斗争”，“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当时离开上海去长沙的原因，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即可以得到回答。

　　1925年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另有1925年11月19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报纸）刊登的一份情报说：

　　“昨晚6时约7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当时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引者注）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31弄32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这些记载，足以戳穿林彪、江青一伙人的谎言，从侧面证实刘少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1925年12月16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多达40多分。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

　　2月19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3月3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1500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第二、我们要严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四、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刘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这时，省港大罢工虽已持续近10个月，但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涣散、派系很多，行动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工人阶级战斗力的发挥。为促成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4月1日，他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明确指出：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加入的工会组织有210多个。香港原来有100多个大小工会，分属于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和无所属的三个派系，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也正式成立了香港总工会。4月9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了组织统一工会的重要性，指出：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没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和124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好是一年时间。5月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20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大会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927年，是中国革命浪潮大起大落的一年。继上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927年初春，北伐军又打到南京、上海一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全国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这里革命气势很盛，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只有13个工会；到1927年初，工会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30万人。从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罢工300多次，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26年9月起，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相继到达武汉。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抵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做准备，并兼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朱少连、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刘少奇将相当精力用于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在广州时，他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通俗、系统地说明工会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深受学员欢迎。到武汉后，他即应邀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授《工会组织法》和《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

　　1926年12月26日至28日，刘少奇在汉口友益街16号湖北省总工会办公室提笔疾书，先后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3本小册子，交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对会员进行教育。

　　在这些小册子中，刘少奇着重阐明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作用，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他强调：“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他说，要使大家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的工人，大部分已参加工会；但是，各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的基础；因此，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几个工人急急忙忙跑进会场，气喘吁吁地对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快，不好了！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刘少奇站起身来警觉地问。

　　几位工人答道：“英国水兵打伤了好多中国人。”

　　“这帮帝国主义强盗！”刘少奇把棉大衣往桌上一甩，手一挥，愤怒地说：“走！我们到现场去。”说着，大步向出事地点奔去。

　　原来，从1927年元旦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活动。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面的广场上讲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听众越聚越多。这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赶到现场，望着地上的血迹，怒不可遏地说：“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他向工人纠察队员招手说：

　　“跟我来！我们去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

　　夜深了，汉口友益街16号三层楼上仍灯火通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主持召开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在会上报告了“一三”惨案有关情况，并就如何领导群众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

　　“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兹经全体一致决议，提出下列条件：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

　　（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

　　汉口的英国租界，是1861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设立的，面积计有115英亩。它濒临长江，南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对面的大智路一带，四周筑有一道砖墙，各界路口装有铁栅和铁门，不许中国人进入。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6项条件为基础，补充为8项，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8项条件，以之与英方交涉，与人民一致行动。

　　1月5日下午，武汉三镇30万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大会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圆满答复武汉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8项条件。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像波涛汹涌的扬子江水，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当晚9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到会的工人代表有400多人。刘少奇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他讲道：我们的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

　　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钱，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日本租界当局调动大批水兵，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40多人。造成“四三”惨案。

　　第二天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上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到会代表六七百人。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刘少奇在全总召集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露出来。当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拉夫的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7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刘少奇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刘少奇对他主动请求去江西做秘密工作的胆识，很是佩服，即刻写了一张委任状，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陈赞贤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领导他们开展经济斗争，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陈赞贤被杀害后，刘少奇于1927年3月17日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揭露蒋介石镇压工人行动的罪行。文章指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到达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少奇的预料，蒋介石从赣州开始，一路走，一路杀，从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奔到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像闪电，像惊雷，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很快传到武汉，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6大罪状，号召“全湖北工人阶级应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这个通电，表明了湖北工人群众的严正立场和革命决心。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月17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反对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5月，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约3000支枪。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带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宇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任务。5月1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198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8项主张。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刘少奇第一次遭反“右倾”

　　进入1927年月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

　　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其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枝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月2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公开批判刘少奇。4月25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