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在毛泽东家里遇见了第一位夫人

　　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一篇小传：

　　“何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

　　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

　　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

　　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记录了刘少奇和何宝珍在白区的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刘少奇与何宝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何宝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宝珍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与她接触多了，逐渐了解到这位农村姑娘有着一段颇为曲折的生活经历。

　　何宝珍，又名葆珍、葆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宝珍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宝珍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宝珍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后来，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宝珍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贞”的名字，勉励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何宝珍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到安源后，何宝珍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宝珍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常驻。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阻险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

　　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他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担负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里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1929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刘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他抄写文件。人们不难看到，在刘少奇的成功后面，凝聚着何宝珍艰辛的劳动。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宝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他俩又一次分离。

　　互济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做援助困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革命群众团体，于1925年10月在上海成立。到1929年时，全国有会员1．5万多人。何宝珍到互济会就任后，化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于是何宝珍多次与张琼夫妇联系，并和他们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狱。

　　何宝珍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的住处。她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机智地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邻居一位大嫂的怀里，说：“请帮助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罢立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机密文件，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她的敌人。由于猝不及防，她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何宝珍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何宝珍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政治犯！”何宝珍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了几次，始终没有问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仲夏的南京――闻名全国的“火炉”，又闷又热，一丝微风也没有。关押在老虎桥“模范监狱”里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气里散发出霉烂的臭味，简直要令人窒息。三号号子是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牢房。这是一个小独院，一条走廊里共有10间小牢房，关了30多个犯人。大家挤在一起，热得浑身汗水涔涔，实在难过，只盼望晚饭时刻早点到来，因为饭后小放风时可以到井边打水洗一洗。可是，火辣辣的太阳仍高挂在天边，离晚饭时刻还早呢！

　　突然，哐嘟一声，牢门打开了。姐妹们惊异地朝门口望去，一个新难友被推了进来。她30岁出头，身材细瘦，穿咖啡色的旗袍，一副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的脸色看去，大概已被关了好久，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但那清瘦的脸盘上一对大大的眼睛，却闪烁着倔强、坚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走进牢房，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夏之栩愣住了。

　　“你……”，夏之栩正欲开口呼其真名，何宝珍机智地抢先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她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经过多次审讯，何宝珍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敌人判她15年徒刑。

　　被关押期间，何宝珍和早先被捕的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几位老大姐同在一个牢房。她是岁数较小的一个，但处事却很老练、果断，所以姐妹们称她为“小大姐”。

　　一天，从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荆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以探监为名，来同狱中难友联系。她路过何宝珍所在的女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去一个小纸团。何宝珍拾起纸团，还未来得及打开看，就传来了看守开牢门的声音。她急忙将纸团扔入便桶，从难友黄海明手中接过抱着的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逗娃娃。”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逗起了孩子。看守闹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一走，何宝珍马上从便桶里取出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转递给男号子的一个重要消息。何宝珍立即将纸条夹在食品里传递了出去。

　　有一次，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闯入牢房来。他发现了帅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报告，如获至宝，奸笑着质问道：“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兴学？这是抄书练字。”帅孟奇回答说。帅孟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何宝珍平时很敬重这位老大姐。见状，马上机敏地接口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他们认字。你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啊！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嘛，是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啥搞头啊！”何宝珍指着旁边一本《世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吗！”“二科长”翻了翻那本杂志，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何宝珍不仅机智、聪敏，而且活泼、开朗，爱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不但常把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故事讲给同志们听，而且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同志们听。她常唱《国际歌》，有时唱《打渔杀家》，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段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引得姐妹们捧腹大笑。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别的号子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一个节目，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她的歌声，驱走了难友们的寂寞，带来了激昂奋发的欢乐。

　　何宝珍很会关心体贴同志。看到耿大姐是小脚，帅大姐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动不便，她总是抢着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号子的姐妹接触，打听消息，为难友们排解疑难。所以，姐妹们都很喜欢这位小大姐。

　　在阴森恐怖的铁窗里，何宝珍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利用一切机会同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帅孟奇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狱中，我们常常为改善生活进行绝食斗争。每次斗争，小大姐都积极参加。记得，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恰恰也关在我们这个监狱里。社会上的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在狱中绝食。为了援救牛兰夫妇，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内送书、送食品，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等要求。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心齐，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阴险的监狱当局就采取分化的办法，先下令把我们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顿，然后由狱长跑来训话：‘你们这些人闹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你们别跟着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有希望。’但是妹姐们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好的人，两三天后就开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了绿水，但大家仍然坚持着。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七天过去，监狱当局害怕饿死人，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斗争胜利了。不久，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了。走前，牛兰夫人到牢房来看望了我们。”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监狱内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外面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食品进牢；伙食也改善了些，每周吃一次荤。但是没隔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进狱了，这激怒了我们。一天，最凶恶的‘二科长’来查号子时，宝珍质问他：‘为什么不许送吃的？’

　　‘二科长’说她带头闹事，下令将她拉出去打。姐妹们火了，大家都闹了起来。为了这次闹监，我们每人都遭到一顿毒打，于是又开始了绝食。四天以后，狱方只得再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何宝珍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但有时也呆呆地坐着发愣。姐妹们知道，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有一回，一位妹妹问起何宝珍的孩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毛毛。毛毛现在怎样了？邻居会好好照看他吗？有人去领他吗？这些问题，就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着慈母的心。但何宝珍毕竟是位坚强、刚毅的妇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挂着的泪珠，把手一甩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她又和姐妹们开怀地笑了起来。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云暗天低。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嚎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姐妹们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宝珍听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原来，敌人已决定枪杀何宝珍，这是她和姐妹们的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宝珍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宝珍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宝珍是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是互济会的一个女干部，曾经被捕关押在模范监狱。当时，这个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发生了动摇，何宝珍为此曾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到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不久，她获释出狱，仍在互济会工作。有一次，她来监狱探监，何宝珍还嘱咐她帮助一位难友家属解决困难。不料，这个女干部后来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致使何宝珍重新被提审。

　　敌人对何宝珍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审判官气得发疯，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择。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何宝珍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何宝珍在敌人的法庭上，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

　　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志。”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

　　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爱琴在《女儿的怀念》一书中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说：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我们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人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刘少奇深情地对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刘少奇给爱琴讲述了何宝珍牺牲的经过，接着说：“你的母亲牺牲了，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她杀害的。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来了，找你们都很费劲，弟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今天住这里，明天在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是挺好吗？”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岁多时就离开了母亲，稍一懂事，就开始放牛做活，经受了苦难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俩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刘少奇教导他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

　　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过了夏天，允斌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行前，刘少奇嘱咐他们：“你们到了那儿，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把身体锻炼健壮，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异国勤奋学习，逐渐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允斌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1957年从苏联回国，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爱琴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分配到国家计委，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参加边疆建设。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宝珍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受尽了百般折磨。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先中学毕业，后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1960年夏回国，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

　　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宝珍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刘少奇的一个英明决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稳稳地骑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穿棕色缎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一头颠着碎步的毛驴，上面骑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牺牲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次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地消耗掉了。

　　刘少奇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刘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地、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000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刘少奇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了1935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薄一波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他，拿着阎的电报，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来告诉薄一波：“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刘少奇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9月，薄一波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体会到刘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他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他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35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依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刘少奇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薄一波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传达了刘少奇对他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薄一波等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薄一波等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他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他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起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指出，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惊慌。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王靖国等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阎锡山的眼里，薄一波等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刘少奇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

　　刘少奇来到后，立刻向薄一波等传达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刘少奇指示他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刘少奇向他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杠杠，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刘少奇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他说过：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说过：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刘少奇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刘少奇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明确、有力的谈话，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1937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这对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部下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就来找薄一波等帮他的忙。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薄一波等对阎锡山说：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薄一波先组一个团，试试看。薄一波当即向刘少奇报告了这种事，他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

　　刘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当时党内也有少数同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9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11月8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105个县，有70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1938年秋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刘少奇代替毛泽东的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绝大部分中央同志到前方各地区去了。毛主席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就是说，中央的工作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了。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互相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为党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几项：一、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二、果断处理我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三、坚决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四、依形势和发展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五、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六；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图，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并且处理得很好。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而我军给予对方的回击和惩罚也异常及时而凌厉，每次都以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而告终。在双方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曾担心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作了非常精辟、明确的解释，他说：“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还说：“这是毛主席临动身前给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毛主席于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所以，从那时起，直到1947年初，仍由少奇同志协助毛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全面工作。这个阶段是我们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我党的全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毋庸置疑，这个时期，少奇同志处理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是同毛主席商量并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办的。许多问题，都是事先请示，或事后向毛主席汇报的。他这种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和对毛主席的尊重与忠诚，以及同毛主席长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的精神确实使人十分感动、十分敬佩。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少奇同志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给他的重托，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工作范例。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中央上述指示的传达报告。在报告中他要大家认清时局的变化，要善于掌握局势的发展和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强调指出，我们要有两手准备，既要学会在和平形势下的工作，即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也要准备对付意外，即当敌人向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或进行突然袭击时，给予坚决的反击。他把应付和平与战争的两手准备工作，总括为：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这是完全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这种部署就是为了全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两手准备，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动战争的准备。在备战工作中，他尤其注意调整华东、中原地区我军的部署，以防备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注意加强华北和东北的军力与干部的配备。1946年6月，国民党以五十万军队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地区――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大约7月间，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检查和总结了我党前一段的工作。毛主席指出，不应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汲取严重的教训。少奇同志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计。此后，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路线，正是按照上述指示精神贯彻的。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在党内产生的某种认识和估计。我们目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占有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而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

刘少奇作出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在我抗日军民8年的英勇抗战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时，八路军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行动，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命令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大王屯开会研究，决定分几路向东北进军。十三军分区向承德方向，十五军分区向赤峰方面。曾克林和唐凯同志奉命带领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从冀东出发，向沈阳进军。一路上，曾克林等接管了绥中，打下了山海关，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13个县、两个市。接着进了沈阳。

　　当时，沈阳的局面很复杂，伪满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伪省长当了维持会会长，反动武装蠢蠢欲动，汉奸、土匪十分猖獗。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曾克林及时组织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员。同时，组织新政府，由焦若遇同志任市长。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初步控制了局面。

　　但是，我军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也是第一次接管这么大的城市，面前重重困难，曾克林深深感到力不胜任。因此，几个领导同志聚在一起，总是谈着，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他们曾数次用电台同晋察冀军区和延安联系，但因功率低，都没联系上。为了早一天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让曾克林去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9月14日，曾克林从沈阳北陵机场乘苏军飞机出发，15日上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当曾克林回到离别了8年的党中央所在地时，就像孩子投身于母亲的温暖怀抱，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后，杨尚昆、伍修权同志迎接他，并安排了食宿。接着，汽车把他送到王家坪，并在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彭真同志带曾克林到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曾克林握手。少奇同志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当年在长征路上，曾克林在中央警卫营工作时多次受到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今天再次见到少奇同志，感到格外亲切。他连忙走过去，向他敬了个礼，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少奇同志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少奇同志接着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曾克林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当时，曾克林就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他带领的部队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在曾克林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眉宇间不时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少奇同志还说：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作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到这里，少奇同志的目光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少奇同志还表扬曾克林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行动快，进展迅速。在曾克林汇报结束后，中央负责同志又提出好多问题来问他。他们特别询问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当了亡国奴，他们的生活苦呀！朱总司令也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当天晚上，曾克林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一起吃了饭，席间，彭总对曾克林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侮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临走时，曾克林还把随身带的手枪、子弹及望远镜留给彭总作纪念。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诉曾克林，他和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马上和他一起乘飞机到东北去。他还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并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几万干部到东北，同时还将派20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加强东北的领导工作。听到党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曾克林非常高兴和激动。

　　当他们回到沈阳的时候，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和东北抗联的周保中、冯仲云等负责同志已经来了。曾克林把情况向李运昌同志和唐凯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不久，中央又陆续派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林枫、陶铸、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加强东北领导。黄克诚、吕正操、肖华、邓华、万毅等领导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也到达东北。从此，在党中央和彭真同志为首的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南到安东、营口、旅大，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锦州、山海关，到处都有八路军部队。同时，我军根据七大精神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消灭土匪、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东北全区和各地民主政权。东北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大批失业的产业工人踊跃参军，加上出关部队作骨干，我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就扩大发展到10余万人，组建了12个旅。到1945年底，各解放区的出关部队（包括抗联部队）已发展到40余万人，东北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彻底解放了全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斯大林商量建国大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1949年5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遣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国访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7月2日，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至大连，然后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了短暂的停留，直到第六天下午才到莫斯科。下面是师哲的回忆。

　　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休息了两天后，第三天的下午，代表团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别墅（在孔策沃附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将近四个小时。

　　回到寓所后，少奇同志召集代表团同志，一起回忆

　　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很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

　　同斯大林的会谈共有五六次之多。每一次会谈都有

　　令人难忘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热情称颂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示赞赏。第四次会谈后，苏方还给代表团放映了一部电影纪录片――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实况。据说，这是苏联第一次让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第五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招待宴会。时间是在7月

　　末，地点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讲了一些极不寻常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两句是说：

　　“我们两党两国兄弟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世，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也应该是团结的！”

　　他祝愿彼此在一切方面永远携手、共同前进，并争取最大的成功与胜利！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逐步东移，将来中国在世界上是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的。他说：

　　“弟弟应该赶上兄长，学生应该超过先生！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他的老大哥！”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送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些。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斯大林还许下诺言，可以向中国派遣中国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少奇同志又应邀到斯大林居

　　住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陪同少奇同志参观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蕃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

　　“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的，由我自己栽培，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据了解，斯大林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是很不寻常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同

　　志是信任和尊重的，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同志的每句话，体会少奇同志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经过多次会谈，少奇同志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

　　进行互助合作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也就个别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上的协定。根据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双方初步议定，由苏方选派200余名各行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当少奇同志回国时，苏方已选好80余名专家，和少奇同志一起来中国。他们到达中国后，首先被安置在东北沈阳临时工作。为了使苏联专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少奇同志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去探望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总之，他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苏联专家中也有人感动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热，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少奇同志参观过一些工厂，如

　　灿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等等之外，还仔细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那些日子里，少奇同志还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此外，他还邀请苏联财经专家给代表团同志们作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专题报告。总之，少奇同志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史册将永远记载刘少奇同志的不朽功绩。

1987年10月

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

　　刘少奇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是始于安源煤矿工作时期，毛泽东当时作为中共湘区书记常来安源视察工作。在清水塘，他与毛泽东经常接触，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刘少奇也是第一个向毛泽东谈及对苏联印象的留苏学生。1932－1934年期间，刘少奇在闽赣边区工作期间，毛泽东曾一度从党中央被撤换下来，闲住在离瑞金西5里的一个山村，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在一起。

　　刘少奇与毛泽东曾共同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这个“左”倾宗派小集团曾一度控制了党的领导。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在瑞金召开，在会上，这批留苏学生不但攻击毛泽东，也指责刘少奇在“白区”的城市工会工作，给毛泽东与刘少奇都贴上“右倾分子”的标签。因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站在一起于1935年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反对“留苏学生”，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在1966年10月曾作过如下回忆：

　　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洛甫（张闻天）非常顽固。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同志也是如此。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明对刘少奇的支持以及反对陈绍禹的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自此以后，刘少奇作为城市工作的正确代表和敌占区华北组织的领导人这一地位更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改善。1940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刘少奇1943年所写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也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这是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提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即将结束，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已载入《毛泽东选集》的附录中，该文对刘少奇白区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系，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属的群众”。

　　三个星期以后，刘少奇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刘少奇参与起草的修改的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每一个党员都必需认真学习它。

　　1967年2月，陈毅在一次讲话中曾声称：毛泽东思想在刘少奇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确实是这样，如林彪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也适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提法，早在1945年刘的讲话中已经有了。刘在他的“七大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不仅是先锋队，而且还是领导者和理论上的指导人。”刘少奇1946年会见路易?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原理及其在国际上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适用于各国的，但如何将这一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上来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了中国的具体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作得成功的范例。”

　　陈毅曾说，早在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就已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七大中央委员会选出后，刘的选票是第三多的，因而他在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中是在毛泽东、朱德之后名列第三。但从实际领导责任来说，刘是仅次于毛泽东。1945年8月，当毛泽东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达数月之久，同时兼任组织部长。1947年3月，国民党部队迫使中共撤离延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仍然留在陕北继续与国民党部队周旋；而刘少奇和朱德及他们率领的第二个作预备的中央委员会撤至晋、冀边区。毛泽东当时就通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退出边区，刘领导的委员会就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刘少奇的这个第二中央委员会一直留在石家庄地区直到1948年5月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中央机关搬来为止。1950年，当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刘少奇也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五次会议。1951年3月，毛泽东生病时，他也将管理政府的职权交给刘少奇。

　　从1945年直到1955年，邓小平接替他以前，刘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而且是主管国内的日常事务，有重要立法时，总是他出来作报告，有时还代替毛泽东参加一些礼仪活动。1950年6月，他作的土地法的报告，明确了全国的阶级划分。1952年9月，刘少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苏逗留三个多月。1954年他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并就此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1956年9月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该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负责干部应下放基层，以此作为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以及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都作了重要发言。为了对形势获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巡视调查。

　　1958年12月底，毛泽东为了减轻他所负担的工作，宣布要辞去政府职务后，1959年4月20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此同时，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刘少奇被称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在答复他的接班人是谁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这已明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刘少奇。

　　由于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有不同看法而产生了分歧，毛泽东便认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刘少奇不仅被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