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这支队伍事实上的统帅——也就是那位湖南湘潭人，也是一位时人及后人口中的“奇男子”。

　　他叫毛泽东——这个名字后来响彻了五洲四海。

　　这位“奇男子”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这支队伍重蹈七十二年前那位“奇男子”的覆辙。

　　这是他在上演四渡赤水好戏，从而“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胜利进入川南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最大难题的头一个命题就是：从哪里渡河。

　　过河的路很多，但比较现实的基本选择有两个——走大树堡，还是走安顺场？

　　与石达开面临的选择基本相同。

　　毛泽东的对手在军事上的见识，应该说绝不低于扑灭了翼王石达开的骆秉章。

　　这位姓蒋名介石的浙江奉化人，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握雄兵数百万。

　　这与对手那点本钱，是不好放在同一个数量级的天平上称量的。

　　应该说，蒋公对朱毛红军“兵临贵阳逼昆明”之后，突然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在战略大势上是缺乏预见且措手不及的。兵临贵阳之红军离去后，委员长曾设宴款待前来解“围”的湘军第五十三师的旅以上官长，席间，委员长很是踌躇满志：

“这次的追剿，与国军在江西围剿时，情形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能够解决他们，你们必须有信心。目前一般人判断共军的动向，第一，窜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窜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烟稀少，石达开就没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盘踞盘江八属（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安顺、盘江等8县），照目前情况看，也不可能。总之，共军已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机会。”

　　于是，“追剿”军的官长们也就乐得在贵阳消遥了几天。

　　然而，没过多少日子，朱毛红军在昆明故伎重施，虚晃一枪，大摇大摆地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把蒋公的“追剿”大军扔下了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而按蒋公命令赶赴金沙江下游的川军杨森部主力布防甫定，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一番折腾却在顷刻之间化作了无用功。

　　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蒋公就不再走眼了。

　　红军一过金沙江，蒋公就对其此后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判断：

　　朱毛主力此次渡金沙江而入川南，与徐张主力渡嘉陵江西移相呼应，其旨在会师川西，另造苏区。

　　而蒋公的这个判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作出的“北渡长江，在成都以西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是吻合的。

　　当然也是准确的。

　　应该说，作出这个判断，也只需以常理忖度，而勿须什么特别杰出的军事才能。

　　蒋公认为：此乃我军聚歼“朱毛匪众”之良机。

　　委员长为“剿灭朱毛股匪”策划了一个名为“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准备以十余万“追剿军”的强大兵力，辅以大渡河沿岸4万余众的川军，将这支不足3万人的饥疲之师压迫至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窄地域，予以彻底剿灭。为此，蒋公晓喻“追剿军”各部：人人洞悉七十二年前石达开率师十万尚败亡大渡河之故事，而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居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状况远非石达开可比，势必蹈其覆辙，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之壮举，与友军同心协力，于大渡河两岸南北夹攻，将“朱毛匪众”予以聚歼。

　　这与当年骆帅之期望值，完全一致。

　　期望合理，决心合理，无可厚非。

　　这大概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报纸上天天吵吵的“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之由来。

　　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真正彻头彻尾地继承了骆秉章当年的思路。

　　早在5月12日，当刚刚“巧渡金沙”的朱毛红军还在围攻金沙江畔的会理城之时，坐镇昆明的蒋公对大渡河河防就有一个总体部署：

　　这是个很原则的部署，下的是个大包围，尚看不出蒋介石着意要将朱毛红军压迫至大渡河上游之企图。其防范重点显然是放在挡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富林（今汉源县城，位于南岸大树堡对岸）以东的河防上——此河段渡口较多，大渡河中下游沿线14个渡口，有7个位于在富林以东的下游流域。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将军称，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指挥官薜岳将军曾经有一个电示，要其稳扎稳打，每至一处，先筑工事方能入营。这显然是在四渡赤水期间吃了朱毛红军的几次回马枪，尚有余悸。而薜岳部本来就在川滇黔边被红军东摇西晃过了多回，部队拖得疲惫不堪，伤病落伍甚多，每团兵员已不足千人，只得逐日强征民伕扛枪抬弹。此时得此尚方剑，自然乐得松一口气。故而虽屡奉蒋公解会理围之严令，却仍然进展迟缓，与红军保持数日之行程。

　　这或许也有蒋公自保实力，让川军为其卖命的小算计。

　　彼时彼刻，对于毛泽东来说，大形势严峻得令人喘不过气来——东南西北都有大军云集，虽然因巧渡金沙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却是个时效有限的主动权。一个不当心，就很可能是个短命的主动权——倾刻即可易手。

　　然而小形势却仍有相当抉择空间。

　　在蒋公部署大渡河会战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为解决粮草而围攻会理县城。

　　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机会，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因“四渡赤水”期间大幅度机动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讨论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在会理稍事休整，尔后经西昌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先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会理乃小城也，本不属通衢要冲。红军攻城，为的是筹粮筹款，解决给养问题。既然咫日难克，劳师费时，又徒增牺牲，攻之无益。不如断然弃之，以赢得时机，保持主动。

　　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伺机抢渡大渡河，寻求新的机动。

　　此时，毛泽东等显然也没有定下如何突破、从何处突破大渡河防线之决心。

　　一个星期后，大形势更加紧迫，小形势也逐渐明朗。

　　5月15日，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同时调刘湘第二十一军装备精良的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部归杨指挥，担任大树堡对岸富林（今汉源县城）之守备。杨森部全部6个旅又3个团共2.4万余人，担任富林至峨边段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不足万人，担负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务，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守泸定附近，第五旅（旅长杨学瑞）防守安顺场至富林河段。

　　薜岳率中央“追剿”军和滇军一部也进入盐边、盐源一线，堵住了红军南下去路。

　　从这个部署看，上游轻，下游重，似乎仍然看不出有压迫红军进入“翼王故径”之企图。

　　笔者没有查到蒋介石本人对这个部署有什么具体意见。

　　或许蒋公也有蒋公的难处：朱毛突然进入川南，而几位川军地主，要么还远在金沙江下游设防，鞭长而未及；要么还在川西北阻挡西移的徐张，捉襟而见肘。蒋公摆布起来，有点勉为其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蒋公以聪明之心忖度聪明之朱毛：

　　聪明如朱毛者，岂肯蹈翼王覆辙乎？

　　蒋公很可能还在心底生出了“朱毛虽未循翼王途，却必蹈翼王辙”的得意。

　　殊不知这样一来，朱毛的选择反而就相对简单了。

　　这就叫，兵无常势，兵循常理。

　　实际上，朱毛原拟定的渡河地点，与蒋公的部署，正好对上榫头。

　　在蒋公作出这番部署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从会理北上，进展相当顺利。

　　5月16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一纸文书送给德昌守将、刘文辉部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

　　许剑霜曾为刘伯承的川军部下——据说还曾经是共产党员，被刘伯承连唬带哄一通招呼，不敢也不好接招，抬腿就走了人。

　　红军唾手而占德昌。

　　第二天，刘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书挡道于黄水塘高地的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大意不外是汉彝一家，红军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开枪，红军不会还手，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该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邓秀廷一来前几天刚见识过被从巧家渡江而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撵得如同丧家犬般的刘部毛国懋团之狼狈惨状，二来目睹红军之严整阵容、精良装备及其勇悍无畏之气慨，三来慑于刘伯承昔日川军名将之声威，不敢随意造次，妄动干戈。遂严令所部不得开枪，撤至两边山头，任由红军大队通过。

　　有一彝兵慌乱走火，引得一片枪声，被气急败坏的邓秀廷跳脚骂止。

　　红军并不还击，高呼“汉彝一家”，从容通过。

　　邓秀廷擦去一头冷汗，刚想喘口气。不料凭空飞来几架飞机，看见下边打枪，以为是逮住了红军大队，兜头扔下几个炸弹，当即炸死邓部连长邓华钦等十余人。邓秀廷手忙脚乱，又找不着联络布板放在哪个马驮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宁。

　　一道荆关，三千彝兵，又被一纸文书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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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直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将、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乃刘文辉族侄，有点二杆子气，决心与西昌共存亡。为“扫清射界”，竟下令将城门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孰料红军早有主张，要河不要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西昌城高而厚，守敌众多，且具困兽之状，攻之无益，反增牺牲，不如绕道而行，取礼州而趋泸沽。

　　中革军委采纳了林、聂建议。

　　于是跟进的红五军团留下看住刘元璋，掩护主力绕道马道子、小庙，直奔礼州而去。

　　刘元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也不敢出来招惹是非。

　　5月19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礼州以北地区。

　　前面就是泸沽。

　　泸沽是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分岔口。

　　路有两条：

　　一条经登相营、越嶲到大树堡渡口，对岸就是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是茶马古道，也是当时的通衢大道。

　　一条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径”。

　　——走哪条道？从哪里渡河？

　　“朱毛”当时的第一选择是直出大树堡——也是翼王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

　　当日，朱德总司令作出部署安排，红一军团第二师派出一个团组成渡河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任政治委员，前出泸沽，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次日，根据初步掌握的“泸沽、越嶲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且红一团已先行向泸沽侦察前进而罗瑞卿尚在病中的情况，中革军委对部署进行调整，确定：由杨得志、黎林所率红一团及红一军团工兵连组成渡河第一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明日向登相营、越嶲前进”；红五团和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所率侦察连作为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指挥，携带电台，随第一先遣队跟进（后来加派了邓国清、张爱萍所率红十一团随第二先遣队行动）。

　　如果中央红军主力就这么也跟着去了大树堡，不知道后来的历史会怎么写。大树堡渡对岸的富林驻有川军刘湘部装备精良的王泽浚旅，还有在安顺场——富林一线布防的川军刘文辉部的杨学瑞旅主力，中央红军要由此过河的可能性即或存在，那也是很小很小的。

　　当然，如果在大树堡碰了钉子，按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思路，红军极有可能沿河转道再走上游，或寻隙渡河，或溯河而上走康定。此时杨森主力尚在从金沙江下游赶赴大渡河下游河段布防途中，薜岳部中央“追剿”部队还在金沙江边慢慢爬行，红军还有几分机动的时间与空间。

　　不过那时再走，杨旅和王旅可以马上沿河西移，眼光可以聚集于集中在上游一个方向，再施骆帅故伎，以陷朱毛灭顶。

　　虽未循翼王途，却易蹈翼王辙。

　　天佑红军。

　　几乎就在红军主力从会理向西昌前进的同时，罗炳辉、何长工指挥从巧家渡过金沙江正赶来与主力会合的红九军团突然掉头，杀了个回马枪，将正向德昌疾进之薜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前锋击溃，吓得李韫珩停下脚步，再不敢冒险前出，使红军主力之侧翼相对安全。

　　红九军团从容进至礼州，与主力会合。

　　5月20日，刘、聂率红一团到达泸沽，即按军委命令迅速派出侦察人员，对进至大渡河的两条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和给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侦察。与此同时，闻讯前来接应的中共冕宁县委派出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等人也到达泸沽，与红军取得了联系。

　　是夜，刘、聂听取了侦察人员和冕宁地下党组织的汇报。

　　刘、聂在对各种渠道收集的敌情进行综合分析后，判断敌人显然“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倘由此渡河，则“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遂决定致电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沿“翼王故径”，经冕宁、大桥、拖乌等彝族聚居区，直出纳耳坝、安顺场。而左、刘所率第二先遣队仍“往越嶲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军委尚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

　　二人即行临机处置：先遣队立即转道冕宁，到达目的地后，再向军委发报。

　　刘、聂当时选定的纳耳坝、安顺场两个渡口都是大树堡渡口的上游——特别是安顺场，这是川军杨学瑞旅防御线的最东头，也是杨旅与负责上游防务的袁国瑞旅的结合部，是川军防御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聂的这个临机处置，对于争得抢渡的时机，至关重要。

　　5月21日上午，中革军委收到刘、聂建议，当即予以肯定。

　　当日18时，中革军委电令：红军主力以“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箕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先遣队需“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日前赶到渡口”。

　　为继续迷惑敌人，中革军委要求左权、刘亚楼率红一军团侦察连和红五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如查明越嶲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嶲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嶲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嶲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

　　罗炳辉、何长工率红九军团继续断后，阻滞尾追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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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茂县等地的积极策应行动，也直接影响到了蒋公的判断与抉择。

　　在朱毛作出直出纳耳坝、安顺场的决定的同一天，蒋公作出判断：朱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徐张会合。鉴此，他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手令，其要点为：此次“进剿”之主要战略，一是防止朱毛与徐张会合，二是防止朱毛西进西康。现在不必防徐张东回，而应“防其南下”。应令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部和第三路军李家珏部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阻止徐张南下。同时，薜岳部迅速渡过金沙江北上；杨森部第二十军主力及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防御力量。

　　可以看出，蒋公的判断，仍然没有把大渡河上游段河防作为重点考虑。而且对红军渡河地点的判断，显然也是放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大树堡——富林——荥经——雅安这条道上。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判断。

　　而朱毛红军，却踏上了“翼王故径”。

　　兵行险道，剑走偏锋。

　　循其途，能不蹈其辙？

•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