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1) -- 大驿土猴

要说哈军工的领导们对5月20日的《指示》毫不知情应该是不可能的，可惜对于高层动向一直先知先觉的哈军工这次却没有了往日的敏感，因为身在北京的陈赓为了九月份聂荣臻元帅出访苏联准备签订新技术协定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制造导弹和原子弹一事忙得不可开交；而刘居英带着一帮学院内的高人正在苏联兜圈，四处考察苏军院校乐不思蜀。这会儿主持学院工作的副政委刘有光少将是个一向认为“学院好比是个大饭店，学生们是吃饭的，教师们是炒菜的，我们老干部是端盘的”，自身定位甚低，服务精神十足的人。而且这一阶段老教授们所提意见多数都比较明确、具体、针对性强，虽然言语上渐渐开始不大客气了，但也确实指出了许多平时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他根本就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不妥之处，压根儿没有将报纸上、文件里传达出的阵阵杀气与自身环境结合起来做些联想，所以为了自家“饭店”经营得更好，也为了跟上全国风起云涌的运动形势，刘少将觉得要扩大规模，多听些宝贵意见。5月29日下午，军工全院召开整风运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传达了全军整风会议精神和院党委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特别强调整风必须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他说：“这次整风是有历史意义的，只有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全院的领导作风与思想作风上是普遍而严重存在的，是造成学院内部矛盾紧张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在整风中要听逆耳之言，虚心接受非党同志和下级干部的批评。希望非党同志提意见不要讲究方式，各抒己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动员大会之后，5月30、31日，6月1日连续三天，哈军工召开了规模遍及学院各单位的鸣放大会，整风运动在全院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一时间学院领导、各系主任深入基层鼓励动员，赶场一般参加各个单位的座谈会，全院上下从教授到学员、从干部到职工，人人热血沸腾、个个大鸣大放，提意见、揭矛盾，语不惊人死不休，谁都不想落后。客观地说，当时热情高涨、口无遮拦的人们之中确实有些人是刻意表现，有些人是借机显派，有些人是好强逞能，有些人是一泄私愤，但更多的人只是响应号召，单纯的不愿甘居人后而已。如此这般的运动，热闹的确是十分热闹，但混乱也的确是开始混乱了。如果说5月份大家提出的意见还算是有的放矢能够摆事实讲道理比较理性客观的话，那6月份的鸣放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无原则、无目的和无理性。可能是这会儿已经没有多少新东西可讲了，大家纷纷炒起别人的冷饭，这样就只能在花样上大做文章。于是无中生有者有之；小题大做者有之；无限上纲者有之；借题发挥者有之，千奇百怪各逞其能。

6月初最惹人注目的是机械原理与零件教授会主任杨仲枢教授的长篇发言，军工的校办报纸《工学》上转载了他6月4日在全院教授鸣放会上的讲话要点，原话有这么几句：

“我院以宗派主义为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派生的。……领导上只依赖一部分人，偏听偏信一部分人的意见，只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决定，这只算小群众路线……”

“这些同志并不是有意要造成宗派主义，而是要和知识分子同舟共济把学院办好，但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下意识地存在着‘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很慢，轻视工农，是落后的代名词’，于是就不知不觉在言语行动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来。”

“我院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是老干部多了，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要好好安排他们……”

“我院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与中央精神不符，把知识分子当商品，当生产母机，认为知识分子是客，是西宾，是雇来的。……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分而治之”、“阶级斗争”的方式，政治工作是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肃反时整了不少人……，如果证明人家不是反革命，就应该赔理道歉。”

“湖南人有句俗话，满崽子成不了大器，我们现在对学生‘抱着走’的教学方法，将来培养不出好的干部。”

“我们有的老干部解放后又讨了年轻的爱人，但对前妻生的孩子不好，甚至有点虐待，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卫兵腹泻拉肚子，坚持站岗，报纸表扬是对的，但是还要批评连长，因为他不关心战士。”

看似面面俱到，有归纳有分析，好像水平挺高，实际上从大政方针讲到鸡毛蒜皮，整个一个大杂烩，无非是把别人的意见汇总之后再拔高而已，除了足够全面之外可谓了无新意，挺长的一篇文章连个中心都没有。时年五十岁的杨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鲁汶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任教十六年，46年回国，52年调入军工后一直是教学、科研的骨干，是56年首批授中校军衔的教授之一。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他在一个月前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心中那份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总想着要如何更靠近党组织，再进一步。所以5月末返校归来，面对全校热火朝天的鸣放场面，杨教授深感自己落后了，在朋友、邻居的鼓动下，闭门两天写出了这么一篇包罗万象的发言稿，做了他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唯一的一次长篇发言，没想到就这样一篇东西最后成了他向党进攻的铁证，成了他步入右派队伍的垫脚石，你说倒霉不倒霉？

不过杨仲枢教授这次颇具汇总性、概括性的发言当时在全院的影响的确不小，大概是没人讲得有他这么周全，所以他的讲话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我国著名的弹道学家张述祖就是其中之一。

张述祖教授是创建哈军工的元老之一，陈赓大将为了在全国高校抽调能人高士把周恩来总理追进厕所时拿着的名单就是张述祖给列的。因为讲不好普通话而在鸣放会上一直寡言少语的张述祖教授，在杨仲枢发言两天后，也在教授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发言中他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联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这确是老专家们的肺腑之言，代表着哈军工一大批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是他们真实愿望的写照。

要说那时的共产党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没问题还要三番五次地整风干吗？比如让哈军工教授们痛恨不已的所谓宗派主义，其实说白了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而引发的问题。那时初掌江山的共产党总体上还是一支农民出身的军人队伍，除了部分领导外大多数干部文化素质不高，这些人既有作风朴素执行上级命令坚决不打折扣的优点，也有工作机械教条对人对事态度粗暴做法蛮横的缺点。这种特点与他们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长期作为军人的经历有关，短时间内难以改观。老革命们这种大老粗的风气在农村、工厂面对基层群众时还是挺有亲和力和号召力的，但是在研究机关、高等院校面对术业有成出类拔萃的学究们就不灵了。讲究纪律和服从的军人与讲究自由与理性的学究处事风格几乎天然对立，这就存在一个谁改变谁的问题了。共产党是工农大众的先锋队，而知识分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理论上是要知识分子们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但是实际上具体到一个个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身上就没这么简单了，就学识而言知识分子普遍要比担负改造任务的党员干部要强；就修养而言，进城之后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换老婆、讲享受，让多数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看不惯。这样一来，就让知识分子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很难心平气和的接受被领导、被改造的境遇了。而习惯于令行禁止的干部们也觉得什么事都要讲出个道理、论一个究竟的知识分子们实在难摆弄，这样互不认同的结果自然就是各自抱团拉帮结伙了。相比之下同行相轻的知识分子们的团伙比起在一起留过血的军人帮派简直松散得不像个样子，平时争吵起来谁更有战斗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那外行就根本不能领导内行吗？也不是。关键还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局面只要领导者们以调和的手法、服务的态度开展工作，自视再高的学究也会服服帖帖、任劳任怨地干活的。像哈军工陈赓院长“二老办院”的工作方针和刘有光副政委“端盘子”的工作态度就十分有效很值得称道。可惜的是，即便在哈军工，这样有想法、有办法的干部也并不多见。虽然学院大的环境上由于几位高层领导处理得法还是融洽和谐的，但小的事情上军人与非军人，党员与非党员的摩擦碰撞也是一直没断过。哈军工的军人干部都是在同袍中也堪称优秀的身经百战之辈，而哈军工的教授学者同样是在全国同行中掐尖儿而来的精英分子，各有所持的两伙同样骄傲的人凑在一块儿，不起冲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样的冲突中，多数是军人、党员、干部们的强硬作派最后占了上风，让知识分子们忍气吞声之余口服心不服。像担任哈军工第一任科教部部长的张述祖教授就曾遇到过手下一位老革命出身的副科长硬顶着他的批示就是不予办理，而且还口出不逊的事情，气得留德回国的双料博士张老头直接拨长途找到北京陈赓的家里告了一状才解决了问题。建院元老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平时教授们所受的委屈，也难怪鸣放之时他们会越讲越刹不住车了。

在院党委有意无意地放纵下半个多月的鸣放中许多人不知不觉地由摆事实讲道理地提意见发展成了指名道姓揪住一件小事就上纲上线地发泄情绪。可是这种骂得过瘾爽得没边的日子并没过多久，6月8日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打响了反击右派的第一枪：“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震撼人心，义正词严的社论犹如一盆凉水兜头泼下，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的鸣放之声嘎然而止，哈军工那些正在四处挑刺乐得不行的教职员工们也一下子傻了眼，忐忑不安地开始察言观色，后悔莫及地开始三缄其口，他们那时还不知道，一场大戏其实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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