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闲下来的日子里刘少卿和老战友们走动多了起来，当然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有两位朋友比较有意思，值得在此一书。

　　一位是五师时期的老朋友，先是统战对象，后来又变成了党内同志，这就是袁杰。这位袁杰就是那位起义的伪军旅长袁仕俊，是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后来和刘少卿有着半生的不解之缘。

　　袁杰这人的经历比较复杂，他年轻因家境贫寒到武汉归元寺当了和尚，后来加入了“汉流”黑社会组织，拜了杨经曲为“干爹”。“一．二八”抗战时，他也与许多江湖豪杰一起与日本鬼子打过仗。全面抗战暴发后，他回到湖北自己拉起了队伍。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为生存计又当了伪军旅长。当初杨经曲起义时，袁杰本来也答应参加，而事到临头却动摇起来，半道上又把队伍拉到法泗洲去了。后来杨经曲、金龙章和刘少卿的远房叔父“淘气三爹”等“汉流”人物多次给袁杰做过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袁杰眼瞅着这棵大树靠不住了，这才下了决心反正，以鸿门宴的方式杀了罪恶累累的大汉奸马钦武，把队伍拉过江北，到大悟山地区（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所在地）接受整编。

　　至此，袁杰最终结束了汉奸生涯，他那一个旅的部队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14旅42团，而他本人则当了团长，当然也就因此而认识了他闻名已久的“总长”。

　　1946年中原突围前，形势紧张，42团补充到王震359旅，袁杰本人在突围途中因股骨头脱臼而掉了队。应该说这个当口他表现不错算是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象过去那样随风倒，他几经辗转到了华东解放区找到了部队，被安排在山东军区后勤部当运输科长。这个需要跟地方上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工作非常适合他，他干得很起劲儿成绩也很斐然，经常受到后勤部长蔡长风等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1947年秋，刘少卿到山东兵团任职，袁杰得知，四处打听“总长”的所在。但刘少卿是在野战部队，转战频繁且行踪不定，他也一直也没有机缘与刘少卿相见。次年夏天衮州战役结束后，他打听到“总长”正在青州养病，便急匆匆地找上了门来。

　　记得那时正是10月间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的日子，一见面，袁杰便连赔了几百个不是，简直都要下跪，不外乎是他当初如何之糊涂，没有追随杨经曲一同起义参加新四军，请“总长”大人大量，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刘少卿这时大病在身，袁杰又参加了革命，论政策论旧情肯定都不会再去计较他的过去，当然对他也是笑脸相迎，诚心款待，让袁杰很是感到高兴。

　　袁杰一高兴就要顺杆往上走，过了几天，他又找到刘少卿反复叨叨：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与旧我彻底决裂，要跟上共产党革命到底做一个新人，把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

　　总而言之，就是这回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了。

　　他干吗要向卧病在床的刘少卿表这番决心呢？原来他想要刘少卿介绍他入党！

　　刘少卿考虑到袁杰在这几个斗争阶段都经受住了考验，恰巧就在这时郑位三也到了青州，于是刘少卿向位老介绍了袁杰的情况和请求。古板的位老跟刘少卿讲了好一番大道理之后还是同意了袁杰入党，并指示要有两个红军干部介绍才算有效。于是刘少卿就约了当时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任参谋处长的夏克，两人一同当了袁杰的入党介绍人。

　　如此这般，浪荡半生走过许多曲折道路的袁杰，于1948年秋天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时粟裕指挥的华野西线兵团打到了外线，刘邓大军也完成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展开。袁杰得悉这个信息后，又提出自己要沿济南以北的沿海地区绕道南下，回湖北去找妻子儿女。刘少卿则劝他不要这样，但这时他大病未愈，又不代表哪一级组织，哪里能劝阻得了思乡心切的袁杰呢？而华东军区后勤部呢，竟然也不问长短就放袁杰走了。

　　可没过多久，袁杰跛着脚又回到了青州，对刘少卿说，后悔没听总长的劝。原来，沿海一带都是芦苇和淤泥，非常难走，他的左脚被芦苇刺伤了，在海泥中泡得发了肿，导致股骨头的旧伤复发。那时节济南西北地区还不时有敌人出没，情况复杂道路也很不安全，袁杰不敢再走只好转回青州。此后他腿肿得一天比一天厉害，皮肉都已发黑。医生检查，说是伤口在海泥中浸泡而感染中毒（坏疽病），需要手术治疗。

　　也是巧了，这时济南解放刚完成了城市接收，

　　刘少卿请卫生部崔义田部长安排他到济南去治疗，于是崔义田宫乃泉两位部长把袁杰送到了济南的齐鲁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安排袁杰到济南齐鲁医院去做手术。可他在济南住了不到10天医院，手术还没做就偷偷开小差跑回了青州，又住到了老地方，还特别告诉和他住在一起的李虹（当时是刘少卿的保健医生，建国后曾任杭州陆军疗养院院长）：千万别告诉总长我回来了。

　　然而李虹还是偷偷透露了消息。刘少卿得知后，就和李虹一起来看袁杰。

　　袁杰一见刘少卿立即满面通红，非常尴尬，简直不敢抬头。刘少卿主动问道：“袁杰同志，你回来了啊！腿的手术动得不错吧？”李虹在一旁忍不住则捂着嘴偷笑。袁杰一看躲不过去，只好低头小声说：“总长，我没有动手术，是偷跑回来的。”

　　“为什么不动？手术晚了，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啊！”

　　这时袁杰露出了一副复杂的表情，言不由衷地说：“快过年了，我是想回来挨着总长过个年，过完年再去做手术。”边说，他边偷偷瞟一眼李虹和刘少卿，好象生怕他们揭穿他内心秘密似的。

　　刘少卿和李虹见此，都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袁杰当过和尚，脑子里迷信的东西很多，对吉凶等等看得很重，他怕的是在年前动手术不吉利，搞不好死在医院里，岂不连这个年都过不成了！那个年月，现代医学知识还不普及，人们把任何手术都看做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更何况袁杰这样的人呢！

　　看到袁杰这般模样，刘少卿也就顺水推舟，说这样咱们就一起过个愉快的年吧。

　　过了年之后，袁杰到济南做了手术，由当时全国闻名的赵常林教授主刀这才保住了这条腿。但是他的脚伤毕竟耽误了，手术后他的左脚就留下了残疾，伤愈后虽然行走略显跛状，得了个绰号“袁跛子”，但总算没有拄拐。

　　可以这么说，袁杰对当年名闻豫鄂边区的“总长”本来就始终有着敬畏之情，以后更是怀有双重的感情，一是获得政治生命的感激，二是重新恢复健康的感情。虽然他的年龄比刘少卿大，但在刘少卿面前始终是毕恭毕敬，总是一口一个“总长”。

　　全国解放后，“袁跛子”先是在湖北张水泉那里做总务处长，后来又在郑州的河南纺织工业学校做了校长，每来北京都要到刘少卿家看望。

　　1959年秋末，刘少卿到河南商丘组织演习，路过郑州顺便去看望袁杰。不料想却在袁杰家的小桌子上看到一张镶在镜框里的旧照片，上面是一个挂着东洋刀的日本鬼子军官。刘少卿原没太在意，可走近仔细一瞅，那照片上的人竟然就是袁杰本人！很显然，这是他当伪军时的留影。

　　刘少卿心头一把无名火起，勃然喝道：“袁杰！你给我站过来！你这个狗汉奸，这是怎么回事儿？”袁杰一见“总长”发怒吓得魂不附体，当场就跪下不敢抬头。他一边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一边口齿不清地念叨：“总长，我该死，我该死……”

　　看那样子，就好象生怕这位“总长”当场就拔枪要毙了他。

　　火头上的刘少卿接着大骂：“你这个狗汉奸，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你根本不配做共产党员，老子非开除你的党籍，发动群众公审你不可！”说着，他摔破镜框，把照片撕得粉碎，砸在袁杰脸上。

　　袁杰这时只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不停地说：“我该死，我有罪，请总长饶了我，我一定向人民认罪，一定向人民请罪……”刘少卿大发了一通脾气，想起公务在身，便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许多年过去了了，这件事情刘少卿从没未向任何人说起。文革期间，袁杰借看病的名义到北京来，住在刘少卿家里，刘少卿也再没提起这件事。

　　文革过后，袁杰终于有一次向刘少卿说起这件往事。他说，要不是总长59年把那张照片撕了，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出来，一家人都要完蛋。那时造反派开他的批斗会，说他干过伪军，当过汉奸，不明不白混进了革命队伍，甚至有人主张要把他当场打死！袁杰说，那真是很关键的时候，幸亏他说起当初李先念接受他起义的经过，又说是刘少卿和夏克两个老红军介绍他入党的。那些造反派还算明白，知道刘少卿曾是何许人，又去查了袁杰的档案，证明确有其事，这才放过了袁杰。袁杰说：他个人和全家都感谢总长，总长撕了那照片，是第二次保障他脱胎换骨，顺利过关，堪称是救命的大恩人。

　　还有一位应该说是老朋友新相识，这就是前国军少将赵子立。

　　1996年的一次茶话会上，刘少卿偶然间与全国政协委员、前国民党少将赵子立坐在了一起。两人都是军人出身，闲聊中自然而然的谈起了各自的军旅生涯。说着说着，两人的谈话就集中到了他们都共同参加过的一次战斗──1931年8月6日，第三次反“围剿”的莲塘、良村战斗。

　　那次战斗中，刘少卿指挥的红三军团一师特务连继在莲塘歼敌两个连之后，又在良村歼灭敌军一个连，赵子立当时就是这个连的连长。当自己的队伍被红军冲垮完全失去抵抗力时，这位赵连长只身躲进了灌木丛中，胆战心惊地看着自己士兵们被红军缴械。赵子立对刘少卿回忆说，当时他躲在灌木丛中，记忆最深的一点就是，眼看着一位手持指挥旗的小个子红军连长，带着红军士兵们喊着“缴枪不杀！”冲到近前，操着湖北口音对放下武器的白军士兵们高声说：“大家不要害怕，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

　　这个场面令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赵子立说着说着刘少卿也兴奋起来，两人一同回顾起当时战斗的种种细节，赵子立有些奇怪，怎么眼前这位刘将军对那次战斗的细节也是那么地熟悉？随着交谈的进展和一个个具体细节的吻合，赵子里最后恍然大悟：原来面前的这位正是那位操湖北口音的小个子红军连长！这可真是一次历史性的重逢，两位当年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如今到了晚年，竟然又这样戏剧般地坐到了一起。赵子立兴奋地拉着刘少卿的手反复端详，仔细搜索着记忆中的每一个片断，连连说道：是你！就是你！

　　赵子立对刘少卿说，他的女儿正在为自己编纂文集，一定要让她把这个戏剧性的情节写进去。遗憾的是，这次会面后不久，赵子立就与世长辞了，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得以实现。

　　刘少卿晚年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与新四军五师战史的编篹指导工作。在这方面他的脾气也很犟，写回忆文章都是自己亲自动笔，还容不得别人动。五师在抗战期间是新四军发展力量最大的一支主力部队，豫鄂地区敌伪顽我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情况复杂转战也很频繁，其间还涉及到各种比较敏感的历史问题，编撰战史的工作当然也很复杂。有时候，为了一件史实的核实，刘少卿也经常直来直去跟人争辩得面红耳赤，时常也让有些人下不来台。据说湖北有些搞战史的同志很害怕见他，因为一进入历史状况他就跟平时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判若两人，嗓门也大起来，仿佛回到了叱吒风云的“总长”岁月。一来二去就成了恶性循环，越怕见他他脾气越大，脾气越大人家也越不敢见他。

　　不过客观而言也难怪刘少卿在这个问题上有脾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五师的战史编篹工作的的确确仍然不如人意，湖北省曾搞出了一个《新四军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材料支离破碎线索也非常不清楚——比如“三下江南”这样的重要行动，在《史稿》上就很难理出线索来；有些史实在时序上还需再作考究考证——比如进军河南过程中那些战役战斗；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评价也需深入剖析商榷——比如王树声、王震与五师三军会师后发起桐柏战役却打得并不理想，以致于未能摆脱被动中的种种复杂历史因素。还有就是战史不应只拘泥于宣扬几位主要领导者，有些重要的战事行动还是应该给有重要贡献的指挥者或建言者的适当地位。坦率而言，五师现有的史稿与五师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战略地位重要历史功绩极不相称，而把五师战史编纂完善，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的功德之事。

　　这也算是刘少卿将军一个重要遗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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