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小李阵亡后，宋玉山也觉得硬冲不是办法，他想了想，命令：“先上我们这边的房顶”。可是，房顶上砌了胸墙，太高了，梯子组没有梯子确实很难办，大家一直转到后墙跟，才发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砌胸墙。大刘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推一把，我上房顶”。骑兵没怎么练过搭人梯，几个人费了好大劲也没把他弄上去，这时候，刘春雷听见上面有人说话，他觉得声音还挺熟的，就把枪往上一递，喊着“快点，拉我一把！”，房顶的人倒也爽快，伸手就把他拽了上去。

跃上房顶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刘春雷两手空空，可他反应挺快，一把抱住拉他上去的家伙当盾牌挡在前面，嘴里大声喊：“都不许动！都不许动！”，对面的七八个伪军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宋副连长也跃上来，他挥着短枪喊“缴枪不杀”，还咋呼着“一排、二排全部跟上来”。随着上房顶的战士越来越多，伪军们一慌张，就把枪丢下了。

房顶上横放着一架长梯子，这下总算是有工具了，梯子组的人好高兴。可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弹雨扫射过来，足足有五挺机枪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胸墙底下不能动弹。砖墙被打得直颤，可更让大伙委屈的是，这些子弹明明是从南面的八路军阵地上打过来的！

原来，从路南房顶上的机枪阵地上看路北这边，最高大显眼的宅院就是日本商社（刘春雷他们自己在房子里面，倒没觉得它的特殊）。巷战打乱了以后，机枪手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掩护，这下子，突然发现“重点目标”上面人影晃动，立刻来劲了！五六挺机枪全都打了过来。

刘春雷他们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旁边，缴枪投降了的伪军们也同样趴着，却是一付幸灾乐祸的模样。大伙这才明白，难怪八路军把下面房屋占领了，房顶上的守兵却什么也不知道，敢情他们先前一直是这么趴着的啊。隔了一会，宋副连长想了个办法，他拔出马刀在胸墙上晃，其他人也赶紧举着刀挥舞，机枪阵地那边看见了十多把亮闪闪的战刀，这才停了火。

宋玉山的耳朵被子弹崩起的砖块打破了，他捂着伤口直骂：“把刚才开枪的那些人叫到这里来！照着打我的样子，打路口对面的敌人”。

中午，机枪阵地正在前移动，南李庄的西边突然枪声大作，跟着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刘春雷他们知道，骑兵团没有炮、伪军也没有炮，有炮的是日本兵！

“是不是大名城的鬼子来了？”，“是不是我们被包围了？”。大家有些紧张。宋玉山副连长铁青着脸说：“怕什么，鬼子来了就消灭鬼子！准备战斗，不许胡说八道！”。

战场局势恶化了。

上午九点的时候，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三分区基干团堵住了。但是，随着孙甘店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陆续出动，基干团不足千人的部队要阻击三个方向的敌人，实在力不从心。十点多钟，孙甘店的敌军的攻击很凶猛，基干团眼看挡不住，桂干生司令员赶紧回来调部队增援。

赖达元主任正带着一连充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临走时派了个通讯员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可是，这个通讯员跑出去没多远就在巷战中牺牲了，于是，骑兵团各部都不知道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都不知道没有预备队也没有人封锁路口了。

将近十二点，一分区独立团的防线被敌人突破，部队也被冲散，独立团政委袁振（后来曾经担任山西和安徽的省委书记）带着几十个人跑回南李庄。而与此同时，甘露镇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也尾追了过来，基干团抵挡不住，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顿时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看守他们的只有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游击队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俘虏的军官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俘虏们发一声喊、撞开门逃了出来。这伙家伙跑到西门，正好遇到了陈再道司令。

陈再道司令是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的，他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刚到走西门就碰见了脱逃的伪军俘虏，周开树连忙指挥警卫排开火拦截，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又突然冲出一百多“皇协军”，西门附近顿时一片大乱，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的情况，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皇协军”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他们以为有一连控制住了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口，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韩永正急忙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陈再道司令站在西门口。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

仔细看了四五分钟，司令员旁若无人地向东门走去。肉搏战，关键在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精神和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再道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放心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可是，四连面前的这伙皇协军也十分凶悍，领头的军官全是伪满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士官生（据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也是他们的同学），另外还有个四十来岁的朝鲜人独臂教官。他们刚到华北战场不久，还没受到过八路军的打击，所以十分亡命。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不知道一连上哪儿去了，近在咫尺二连的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了。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战士们就没有从韩猛子的身旁后退一步，连长阵亡、指导员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在昏迷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刀劈了“独臂教官”。皇协军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防线的日军。

一连接到增援命令后，先是击溃了孙甘店的伪军。他们和这伙敌人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终于将程兴华的人马赶回了孙甘店。

返回南李庄的路上，战士们遇到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日军正在攻击基干团的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敌人冲垮。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直扑突破口的日军，干上了。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防线，但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一连副连长许得和阵亡，两个排长和三个班长牺牲，至此，许得和、李树茂这两位刚从惩戒队回来的副连长一死一伤，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挽回了自己的荣誉。

在东门，桂干生司令员找到曾团长，告诉他说，陈再道司令发话了，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玉良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十四

孙甘店战斗后，陈再道司令员召集骑兵团、一分区独立团以及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鲁西分区）基干团的领导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反击日伪军对元城地区的蚕食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大扫荡之后，冀南军区东面与山东军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西面，与太行根据地的通道也中断了，目前只能和南面的冀鲁豫边区依靠在一起。现在，日伪军又把元城以南的据点连成一线，企图再把冀南、冀鲁豫分割开来，这将直接威胁这两个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军区领导决心把盘踞在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的敌人清除出去。

面前的日伪军有五个团、三个守备队近六千人，陈再道司令说：“现在我手里只有三个团两千人，要拔四个据点，你们看，怎么打？”。

大家都没吭声。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相隔不远，无论先打哪一个，其他据点、包括大名县城的敌人都会出来增援，一旦缠上了就难办，而且，越往后就越难打。

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首先表态：“先打南李庄。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据点，打掉它，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军分区司令发话，大家当然同意。可是，南李庄是个大集镇，有炮楼、有工事、还有暗堡，有守军一个团加一个守备队，防御强度和一个县城差不多。而八路军这边，除了骑兵团的400人，一分区独立团是个小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也不满员，三个团都没有重武器，让谁担任主攻都够戗。

已经查明的情况是，南李庄守敌一部为“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二旅的程坤团，庄里还有个日本商社机构，经理是个名叫志磨的毒品贩子，带着二十多个配有武装的日本浪人。可是，那个守备队是个什么性质，却让人弄不清楚。

有人说，守备队是日军的一个中队。理由是这帮家伙是由日军“部队长”松本大佐带来的，而且，南李庄的指挥官是岩乔秀男大尉，守备队的士兵穿日本军服说日本话，每天在军营里支起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象他们这么讲究卫生的实属罕见），不是日本兵是什么？

也有人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守备队相比其他日军服装破旧，而且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虽然他们会讲日本话，可是搞急了却还是用中国话骂人，好象不是正宗的小鬼子。

桂干生司令员问侦察员：“守备队杀猪的时候剥不剥皮？”

“只褪毛，不剥皮”

“那就是皇协军”， 桂司令员笑着说：“正宗的日本鬼子杀猪和杀羊一样，是要剥皮的”。

原来，这个守备队是一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皇协军”。这样的部队主要担任日军的后勤保障和战区治安任务，他们的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重武器比较少）、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稍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

守备队的情况弄明白了，可是南李庄应该由哪支队伍担任主攻，三个团长谁也没把握。

曾玉良团长结合头天打孙甘店的情况，解释骑兵团必须分出一半兵力守马桩、攻坚力量不足的困难，正说着，陈再道司令忽然插嘴：“如果把战马都留下，让老乡帮忙喂马，你们全团是不是就都可以上了”。

曾团长和况政委一听这话，知道陈司令是准备拼骑兵团了。俩人 “腾”地站起来，当即表示骑兵团决心改成步兵作战，申请担任主攻任务。

陈再道很高兴，立刻部署：骑兵团主攻南李庄；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甘店、龙王庙、大名县城三个方向；一分区独立团则阻击甘露镇的敌人援军。

桂司令员说：“我完全同意陈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骑兵团在什么时间打响，从哪个方向突破，把你们的意见汇报一下”。

曾团长提出，从近期作战的情况来看，敌人也知道夜战是我军的特长，因此他们一到天黑就上寨把守，天亮以后吃饭睡觉，而我们正可以来个出其不意。南李庄的东门外有高粱地，我军可以利用夜暗进入埋伏，到拂晓时，趁敌人疲劳麻痹，一举攻入据点。

陈司令高兴地夸奖：“有勇有谋，方案就这么定了！骑兵团是红军团，现在各连队3/4的干部是红军，还有红军战士、红军班长，战斗力强。你们必须保证完成任务，攻下了南李庄，元城老百姓忘不了你们、根据地的群众忘不了你们！基干团、独立团的任务也很艰巨，要负责打援，要全力保证骑兵团攻坚”。听了领导的指示，团长政委们都拍胸脯请首长放心。

领导们开会的事情，战士们并不知道。

四连长在村口指导新兵钉马掌，陈再道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47年牺牲）站在旁边看热闹，他问韩永正：“我到你们连当骑兵，你要不要？”，韩猛子说：“没问题，只要陈司令同意，我这连长给你当”。没想到，一言成谶，这句玩笑还真兑了现。

晚饭前，刘春雷去后勤处领取津贴储蓄，他的新马刀和原来的刀鞘配不上，想找个皮匠改一改。可后勤处长说帐本都封存了，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全部要下连队，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大刘这才晓得要打大仗了。

吃饭的时候，团长宣布：上级决定发起“元城战役”，由骑兵团担任攻坚主力，还说这一次是下马作战，要把战马留在马棚里。战士们很兴奋、士气也很高，都说前两天孙甘店没拿下来不够意思，这回肯定是要杀个回马枪。吃完饭，炊事员发大饼子，说这就是明天的伙食，炊事班下一顿不管饭了，也要扛枪打鬼子去，大家都觉得好笑。

回到马棚，地方干部已经等着了，战士们头一次把战马交给老百姓喂养，感觉真有些怪怪的。接着，连级干部把装有文件和笔记本的图囊摘下来、交给政治处保管，各级干部挨着个安排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

元城县的县长表示：有什么个人物品，可以交给地方政府保管。他保证把战马喂好，保证每个烈士都能睡上棺材，让大家放心。

刘春雷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保管的，就签了个字，表明如果自己牺牲，津贴储蓄和抚恤费归集体公积金。队伍集合前，他把大饼子啃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正是能吃的时候，“谁知道能不能活到天亮，何必再饿一晚上”。

天黑，部队出发，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匆忙。

骑兵团徒步行军的本事不行，骑马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落下个罗圈腿，再加上战伤多，跛子瘸子也不少，越是老兵越走不快。大刘班上最灵活的是郝二孩，扛着两杆大枪、前前后后地来回窜，刘班长的腿伤刚好，又正生着病，班里面领取作战物资、分发弹药的工作就都由这位新战士代办了。连长和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也来回跑，确定突击组、火力组和梯子组，大刘负责梯子组。

团里的战术安排是这样的：拂晓前，骑兵埋伏在南李庄东面的青纱帐里，天亮的时候，游击队员在庄子里放火，火起之后骑兵团趁乱攻击。三连担任主攻，二连和四连跟进，一连作为预备队。

可是，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

部队借暗夜到达了预设埋伏地点，发现东门外的青纱帐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藏不下全团人马，只好改变计划，三连和四连留在青纱帐里，一连绕到西门外埋伏，二连退到一里外的坟堆里。埋伏的过程中，又有战士踩到了毒蛇窝，还没开仗就损失了两个人。

梯子组的刘春雷发现自己没有梯子。骑兵团的梯子是由地方政府协助准备的，可负责这事的地方干部想当然地以为攻坚部队一定是步兵，于是就把梯子都送到三分区基干团去，而基干团是外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不熟，所以也就没多问就收下了。结果，骑兵团等了一晚上也没有梯子，梯子组只好靠自己想办法。

拂晓，预定的攻击时间到了，南李庄据点里的火却没点起来。头天傍晚，五个游击队员就混进了南李庄，躲在关系户的家里，到了后半夜，游击队在屋子里堆柴草，准备放火。关系户老乡大吃一惊，急忙阻拦，游击队就把他们家人都捆了起来。房东老头哭着说：“你们都是好汉啊！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里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呀？”。游击队员听到这话，下不去手了，于是松绑放人，火也没点成。

骑兵团等到天亮也没见动静，不敢再等了，怕再拖下去会暴露了埋伏，只好动手开打。

南李庄的四周由土寨墙环绕，有东西两个寨门，一条公路横穿全寨，路两侧的高房子改了据点，屋脚处掏了枪眼，成为暗堡。这些工事大都是石友三的部队建的，后来又经高树勋的队伍修了一道。说起来，国民党的部队在敌后也打仗，可他们搞得很“正规”，建碉堡修工事，把军火和粮草都存在仓库里，结果鬼子一来、他们就跑，现成的东西都便宜了敌人，实在是够笨的。

战斗一开始，骑兵团的攻击达到了突然的效果。那段时间，为了便于夜间活动，防止狗的叫声泄密，游击队开展了“打狗运动”，把十里八乡的看家狗全都打死了，因此，我军的行动完全没有被敌人察觉。三连来到寨门前，敌人的哨兵探出脑袋问：“干什么的？”八路军拿枪一比划，哨兵立刻就当了俘虏。

三连冲进东门，寨门边住着伪军一个连，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生火做饭，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四连也随即按计划向纵深发展。

二连的出发地是乱坟岗，比前面的部队要多跑一里地，当刘春雷冲进南李庄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东门营房里的伪军虽然被消灭了，可附近民房里还散住着一些日伪军，曾团长和况政委正带着两个警卫班逐户清剿。二连长张起旺请首长后退，曾团长说：“不必了，这里的事情警卫班就能对付，二连赶紧去路南增援四连”。

当时的情况是：一连在西门外佯攻，吸引住皇协军守备队，其他三个连则从东门冲进了庄子。南李庄被一条公路分成了路南、路北两个部分，北边人多、南面人少，三连在路北以攻为守、压迫住敌人主力，二连配合四连集中攻击路南，首先消灭驻在这里的伪军。

路南的人家明显比路北穷一些，房屋也比较矮小破烂。伪军分散居住在民房里，八路军挨家挨户搜索攻击，边打边喊话。常常是八路在外面喊、老百姓在屋里劝，伪军想明白了就把枪丢出来，举着手跟在房东后面当了俘虏。有个大院里住着三十多号伪军，他们打开大门，想穿过公路跑到路北去，八路军早准备了四挺机枪等着，一阵猛扫，上了路面的全部撩倒，剩下的跪在路边不敢动了。

打两个小时，二、四连顺着公路接近了西门，一连这时候在西门外也整得很热闹，皇协军守备队害怕被夹击，就放弃了西门据点，跑到路北的高房大院里去了。一连冲进来与大部队会合，共同解决了路南的敌人。

十点钟左右的样子，军区的作战参谋来通报：“陈司令员和桂司令员已到了寨门外”，曾团长和况政委吓了一跳，连忙跑出去迎接。

“报告，我团已攻入寨内，歼敌一部，将敌包围，正在组织进攻。刚才寨门里还有残敌未肃清，请司令员暂不要进寨……”。

陈司令显得很不高兴，打断曾玉良的话说：“既然把敌人包围了，就想法赶快消灭他！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操心，我们当军人的，有什么好贪生怕死的”。说完，陈再道和桂干生骑上马，去视察基干团的阻击打援情况了。

曾玉良和况玉纯连忙回来传达司令员的命令“想法赶快消灭敌人”。

眼下，敌人已被压制在路北的区域里，曾团长决定由他率三连从东门向西攻、况政委带四连从西门向东攻、王永元参谋长指挥二连从路南向北攻，赖达元主任和一连控制住两个主要的街巷口，既防止敌人反扑也担任总攻的预备队。

命令传达到各连：“中午之前拿下南李庄”。

团领导直接下到连队，战士们都很兴奋。从拂晓到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觉得再打几次冲锋，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没问题。这时谁也没想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指挥部了，如果战况发生意外变化，作战组织将会出现问题。

南李庄的路北，是敌团部和主力所在，这一带高门大户比较多，敌人在房顶上建胸墙、垒掩体，在屋角掏射击孔，形成了一个个碉堡，易守难攻。如果采取逐个攻击的战术，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迫于任务要求，八路军开始实施三面强攻。

骑兵团每个连都配备了四挺轻机枪，有一定火力优势。二连和四连把机枪架在路南的房顶上，用正面火力压制住敌人，以排为单位迅速冲进了路北。刚靠近大院，敌人就实施火力反击，有不少战士被打倒。紧急时刻，干部们高喊着“不要后退！冲进去打近战！”带头跑在了前面。

况政委在冲锋时被暗堡火力击中腿部和腹部，负了重伤。刘春雷看见两个战士把他抬下来，政委浑身是血，仍然努力地撑起身体向周围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消灭敌人！敌人已经动摇了。是共产党员，是好战士，就要勇敢冲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八路军冲进了路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二连开始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攻击，后来变成以班为单位，再后来就乱了。

实际上，骑兵并不擅长巷战。各级干部都带头向前冲、战士们也不停地跑，缺乏总体协调。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人冲到了前头、有的被堵在了后面，周围到处在开火，一时也弄不清哪座房子里是战友、哪间屋子里有敌人。有时候刚占领一个院子，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的敌人又稀里糊涂地跑进来，于是又接着开打；还有几次，大家掏洞推墙、打枪喊话，搞了半天，才发觉对方是自己的战友。

三面围攻，以乱对乱。八路军对地形环境不熟悉，各自为战，而敌人几经压迫，逐渐聚拢，从初期被袭击的混乱中恢复了指挥，我军就越来越攻不动。

打着打着，时间已临近中午，干部们都急了，一个劲地催促着吼叫着，战士们就更加不得要领。

大刘跑到一个大院的外面，听见院子里有人乒乒乓乓地朝外打枪。他没敢从大门口冲，带着几个战士绕到侧面，把院墙推倒了，守院子的敌人都跑进屋子躲起来，八路军就扔手榴弹。

“小李医生”李丹阳是老李医官的儿子，这次后勤部门下基层参战，分在刘春雷的班上。只见他紧跑几步扔了颗手榴弹，可也奇怪，那玩意在门槛里滴溜溜滚了好久，等伪军们都闪开了，才“嘭”的一声在地上震了个小坑，就象是放了个炮仗一样。大刘急了，赶紧又扔了一颗，敌人这回却大意了，没躲远。随着“哐”的一声，屋里有人惨叫起来，八路军立刻就冲了进去。

消灭了屋里的敌人，李丹阳却不肯走了。这屋子似乎是鬼子的医务室，里面的箱子柜子全都堆满了瓶瓶罐罐，穷八路的小李医生突然见到这么些宝贝，怎么可能迈得动步子，他生怕别人糟蹋了好东西，非要留下守着不可，刘春雷也只好由着他了。

说起来，见到医药就稀罕得走不动路并不算什么，更稀奇的是还有人把铁锅当宝贝。南李庄的伪军有几个大伙房，里边的大铁锅着实不少，军需员老贾看见铁锅就搬，并且一二三四编上号，生怕少了一个，王永元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好派战士跟着帮忙。原来，造手榴弹需要用生铁，那时候，部队必须上缴一定重量的废铁，才能领取足够份额的手榴弹，后勤部门收集采买废铁不容易，经常为这事发愁。平时打仗，战士们哪里会想得到这个，而这次刚巧是军需员上战场，内行识货，顿时就“发财”了。

不过，还有更发财的。医务室后面有个跨院，院子里有几个穿便衣、用短枪的鬼子附隅顽抗，八路军没费多大事就把他们消灭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鬼子自杀了，地上有个火盆，仔细一瞧，满屋子都是钞票！刘春雷还是头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头皮都麻了。

抗战时期，华北的各路政权都发行钞票，混着用。日伪票和国民党的法币是五块十块的大票，八路军的钞票是一元钱的辅币，只能在乡下用。骑兵团的战士每个月能有两元钱的津贴，可是这房子里的钱，事后统计居然有六万多块！敢情这里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办公室啊。

刘班长赶紧派人去向领导报告。

过了一会，副连长宋玉山来了，进门就发脾气：“你们几个不是梯子组的么？怎么不上房顶，在屋子里躲着”。刘春雷刚解释说没有梯子，副连长就火了，“没有梯子不会想办法啊！你们这么怕死……”，接下来就是一通臭骂，意思是说梯子组拖了集体的后腿。

宋副连长骂人，刘春雷不敢还嘴。

宋玉山这个人素来口无遮拦，他是陕西米脂人、和李树茂同乡，打临漳县城的时候是刘春雷他们排的排长。当时，看见新七旅二十团攻不动了，这个小排长居然敢当面骂二十团的政委李汉英（43年牺牲）“吃小米的，喝稀饭拉不出硬屎”，李政委急了，说：“有本事你去攻”，结果，宋玉山还真的就揣着四颗手榴弹冲上去了。打完这一仗，军区首长夸奖说“我军有个勇炸碉堡的宋同志”，宋排长也就成了宋副连长。不过，为了这说话不过脑子的毛病，宋玉山也没少吃亏，43年，他转到地方单位，解放后在大名县政府工作。

刘春雷空欢喜一场，还挨了顿骂，心里窝火极了。

出了院门，外面到处在打枪，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贴着墙跟走了一截，发现北面的路口很危险，敌人在对面的房顶用“神枪手”实施火力封锁，突击组的好些人都倒在了那里。大刘他们刚在墙角露个头，一个战士的肩膀就中了一枪，这才知道对方的枪法厉害，赶紧又退了回来。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既冲不过去、又没有梯子，怎么能够消灭敌人啊？

就在这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砸墙，战士们都纳闷：这堵墙的背后是刚才已经占领的日本商社办公室啊，里面砸墙干什么？不一会，“哗啦”一声破了个大洞，外面的人赶紧喊“别打枪，我们是二连的！”。宋副连长满脸迷糊地钻出来：“咦？我还以为隔壁也是房子呢……”

愣了一会神，宋玉山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大刘知道前面凶险，一把拉住领导，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

小李医生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中第一枪的时候，他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人跪下了，步枪撑着地，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独生子，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宋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三十五弹，躯体都打烂了，他的父亲老李医官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最后被曾玉良团长礼送回乡了。

十三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129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岗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42年到43年，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么？”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么？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先就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顿时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嫉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声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今河北大名县卫河以东）。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115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129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群众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129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糖葫芦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身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 “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300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400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骑兵一连就迅速攻占了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也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村子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大刘本来就发烧头晕，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绊了一跟头，起初还以为是敌人，揪住就要打，再仔细一瞧：“嘿嘿，指导员”。

指导员张存有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乎乎地蹲着一大片人影子。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摸才知道，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

大家松了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春雷跑在前面，猛然听见身后的战友喊 “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到井里去了。

这口井挺奇怪的，没有井沿。大刘稀哩糊涂栽下去，顿时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被人拉上来，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到井里面了。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他想：等天亮以后再来捞东西吧。

把刘班长拉上来的战士是“好孩儿”，他本名郝二孩，原先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突围出来以后被骑兵团收容了。刚参军的时候，“好孩儿”白天笑嘻嘻、晚上做恶梦，半夜醒来大哭大叫，搞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连队都已经冲过去了，刘春雷赶紧向前跑，看见他湿淋淋的狼狈模样，大伙都哈哈笑。二连长张起旺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郝二孩先把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敌人被逼到了北边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肯定守不住。刘春雷和郝二孩把十几个伪军带进街边上的一户人家，“好孩儿”坐在桌子上拿枪比划着俘虏，大刘脱得赤条条的，躲在门背后拧衣服。

屋子里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刚开始，大刘还开导郝二孩：“这是敌人想突围，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了，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村子南边去了。俩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打了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真是想不到”。

不仅刘春雷想不到，骑兵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没想到。原来，进驻孙甘店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有800多人，这股敌人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日军见习少尉，而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的参谋长程兴华。这个程兴华原先是129师386旅18团的副团长，曾经也算是个敢拼能打的人物，可惜思想品质不过关，最终堕落成为了汉奸。程兴华毕竟要比其他伪军更了解八路军的战术，很快就发现我军的兵力不多，立即组织两路反突击，在黑夜里被打慌了神的敌人也重新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扑。在经验上先入为主的骑兵团对伪军的这个“非常规举动”准备不足，顿时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院子里的大刘感觉情况不妙，正琢磨着该怎么办，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屋子里面大叫：“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门外的刘春雷和郝二孩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这时候，躲在柴房里的房东跑了出来，一家老小抱住他俩哭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两个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春雷借着各种障碍物的掩护七转八转，好不容易带着郝二孩找到了连队。伪军人多地形熟，八路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快要赶到了，曾玉良团长只得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枝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的慌。刘春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了大亏。“好刀啊，养伤的时候，部队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丢了在井里头，可惜了”。

三连和四连守马桩，没捞着打仗。四连长韩猛子很不甘愿地说：“下回打仗，让四连上前头冲。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

一连长万怀臣闷头不吭声。这是他从管理参谋调任连长后的第一仗，本想露个脸、却吃了锅夹生饭，气得说不出话来。

孙甘店没能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况玉纯政委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陈再道司令和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1945年牺牲）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重又兴奋起来。

十二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刘春雷只好趴在马鞍子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今河北冀县瓦窑镇）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59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作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4万人锐减为2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五月份到十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岔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六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61年少将）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象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琢磨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 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 “干我这一行，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象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的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高有低，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解放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岗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岗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岗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委员长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岗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岗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岗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注：“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岗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岗村也学习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岗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和共产党比着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岗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划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象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象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嚎，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

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

八路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