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五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原本是想叫“狂风”的）。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串联120节电池，收报机45伏，要30节。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临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386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129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窜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贴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大刘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满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129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侦察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侯洪臣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算上漳河店战斗，他是第二次把情况搞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做，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斥候兵动作最快，大家早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紧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大刘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一个月后，刘春雷就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

二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一个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骑兵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不一会功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他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了冲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老陈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二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四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么？”，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就接到团部命令：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象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即使证据充分，也要交给上级或地方政府执行）、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42年牺牲），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42年牺牲）。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哩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嚼巴嚼巴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做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疼这项任务，“征军粮就象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刘春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们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开国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敌人车队来了，斥候们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本兵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

其实，抗战初期的129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见不了成效。象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38年、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完事。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开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打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次，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破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的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个主意——再去破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乎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大刘他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俩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压韵了”

“不压就不压，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斥候骑兵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和那句“不得好死”的诅咒都贴在门上。

骑兵们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靠得是胆大心细，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30发步枪子弹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大刘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也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