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经济闲聊之外的思考(1) -- MRandson

中国的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之一

外部环境改变，造成进口原材料紧缺、出口产品丧失销路

世界经济平衡被打破。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全球大经济循环中的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一方拥有技术优势，一方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的没落，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工业革命，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然不断缩小，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则很难持久。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平衡协调发展。200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创建国以来新高，创改革开放以来新高。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也是最高。从2002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发生重大问题。瑞银华宝的乔纳森•安德森称，“（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比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泡沫经济时高得多，实际上也远远超过过去100年里任何主要国家所达到过的最高水平。在一名有经验的国际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国家如果把50%的资源放到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如果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达到本国GDP增长率的三倍以上，那么，繁荣的崩溃乃至危机的爆发都将迫在眉睫”。然而，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几年一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乔纳森·安德森又开始怀疑中国的GDP被低估，投资被高估，以解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与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并行的奇怪现象。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偏差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放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似乎能得到另一种解释。为了把问题简化，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只考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暂不考虑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中美之间的关系，类似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生产者，中国和美国共同形成消费者。如果把中国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放到中美大经济循环中考虑，以中美经济总量作分母的话，则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高。中国经济总量做分母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是封闭的经济循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了进出口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8%的情况下，恰当考虑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的，更有利于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当然，中国经济很可能既存在统计问题，也存在外贸作用。究竟哪个因素占主导地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得出答案。考虑到中国经济数据统计的可靠性，获得精确答案似乎永远也不可能。

如果中国经济高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平稳发展并存，是由于中美经济联合而形成的话，那么这种平衡实际是很脆弱的。在美圆本位的今天，美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需要一定量的美圆稳定本币，保证正常贸易。美国在产业转移经济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繁荣景象也乐于输出美圆，换取新兴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如果美国能够保持理智地发行美圆，则世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量将吸收掉新增的美圆。很显然，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动力去理智地控制美圆的增加。美国人在经济繁荣期养成的靠信用卡借债过日的生活习惯，也不是短期之内能改变的。新兴国家有扩张生产的动力，美国有过度消费的习惯，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也就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新兴国家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仅仅盲目采用提高汇率的方式，是与事无补的。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在这方面与美国的矛盾最突出。盲目提高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短期内由于单价的提高和消费的刚性，不但不能减少逆差，甚至可能提高贸易逆差。长期看，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完成产业升级，则可能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造成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转移。这样的结果，对中国来讲，将是沉重的打击。对美国来讲，也与事无补——将有其他新兴国家代替中国继续向美国提供廉价生活用品。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体中，资方长期占有分配优势，必然造成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产品必须出口海外市场，或者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被消耗掉。第一种方式，譬如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海外殖民地，向殖民地倾销商品。第二种方式，则是凯恩斯所倡导的。今天新兴国家的方式类似第一种方式。今天的美国日渐衰落，政府与个人均负债严重，消费市场潜力不断缩小。新兴国家的生产能力则在不断增加。一面是日益增加的产能，一面是日益减少的消费潜力。如果不加以调节，新兴国家的生产能力迟早将超过美国的消费能力。届时，很可能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冲突，很可能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而提前爆发。自金本位崩溃以来的三十多间，全球货币增长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由于美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量美圆被作为外汇储备，在美国经济体外循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在债务货币化上缺少自我约束的动力。所以美圆的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欧元的诞生，必然带来大量国家减持美圆增加欧元。在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的今天，大量资产面临重新定价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过程将是非常危险的。原先作为外汇储备在美国经济之外体外循环的美圆，必定有相当的数量被欧元置换，回到美国经济循环中。美国经济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过程的平稳过渡，需要各个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在联合国作用日趋弱化，一超多强，美国衰落，各个新兴国家崛起的今天，各国能否有效协调，还是未知数。即使各国通力合作，这个过程能否平稳进行，还是个未知数。

此外，各种资源的供应也不稳定。随着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中国能稳定控制的资源却越来越少。以石油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近几年来，中石油、中海油等国有大型石油公司，不断投资海外石油资源。由于各种原因，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是动乱地区。由于中国长期以本土防御为主要作战方针，造成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不足。考虑到海空军建设周期，解放军在短期内很难形成有足够规模的远程作战能力。一旦中国海外利益由于政治原因受到威胁，解放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卫中国海外利益，中国的工业能否保证不“断粮”，仍然是未知数。

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走势的分析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分析对外贸易失衡问题，还是应该从中国经济整体布局分析。由于中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为主，所以必须考虑全球经济的大走势。

自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原因，中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经济以内部循环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世界敞开经济大门。伴随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发展。由于外资的涌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向中国投入资金和技术，在中国进行加工，输出产品，在获得利润之后，往往通过再投资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与外资企业类似，大量的民营或国有企业，也是以出口为主。与此伴随的是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发展缓慢。劳动力、资金和资源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向各种出口型产业流动。

在封闭经济体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组成生产过程。消费不足，会制约生产过程。由于各种综合原因，新兴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供大于求。劳资对比中，资方占有绝对优势。收入分配向资方倾斜，劳方收入偏低。由于中国经济以外向型为主，主要产品出口海外，劳方工资过低，消费不足的问题，并对生产并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事实上，类似中国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许多新兴国家同样遇到类似的情况。中国发展速度快，人口基数大，现象相对突出而已。

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对比，发达国家则由于本国生产成本过高，大量产业转移，生产不足，消费严重透支。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倾销产品不同，今天的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的是资本和技术。而其中的资本部分，多数是源于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经过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的整和，经过改头换面以后，变成直接投资（FDI）回到新兴国家。这些发达国家之中，在以美国最具有代表性。

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新兴国家由于缺乏科技优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虽然生产大量的产品，却不得不倚赖西方发达国家进口关键技术，本国劳动力成本被严重低估。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相对高估，大量制造业不断转移，本国空心化严重。由于本国工业空心化，必然结果是经常项贸易赤字居高不下。

由于新兴国家普遍不具备健全的金融市场，大量贸易顺差必须通过本国顺差——>发达国家债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循环才能得到利用。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资本领域，发达国家相对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相对发达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暂时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正如中国的现象不是中国特有的，每一个新兴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现象。美国的现象也不是美国特有的，而是发达国家的必然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是“工人”和“储户”，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工程师”、“经理”与“银行家”。与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阶级分化不同，随着全球化的潮流，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阶级分化。

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发达国家掌握资金和技术优势有关。发达国家依靠资金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垄断技术优势。通过技术，获取更多市场分额和利润，巩固资金优势。技术优势是核心，资金优势是技术优势的有力支持。从长远看，由于全球化进程，高科技人才大量交流，高新技术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技术优势迟早会丧失。一旦技术优势丧失，资金优势也很难长期保持。发达国家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大势所趋的过程。为了保卫自己所既得的经济利益，美国试图从资源上遏止其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出兵海湾，除了为了石油美圆的金融霸权地位，也是企图通过控制石油资源，从长远遏制新兴国家的一次尝试。

新兴国家要摆脱工人的地位要完成四个任务：科技产业升级，获得技术优势，完成产业升级。改善本国金融体系，获得金融优势，使本币在国际金融市场流通。争取资源优势，获得增长潜力。在争取两个优势和一个潜力的同时，保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不停滞。而这四个任务之中，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不停滞是一切的保证，也是最根本的。

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升级优先于货币升值

拉萨-萨缪尔逊假设认为：一国汇率应否升值取决于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的比值，本文认为这是升值的条件之一，但还必须看贸易品的结构。从日本的经验看，出口结构的高级化是货币升值的主要因素。本文据此修正和完善了巴拉萨-萨缪尔逊假设。“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的内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追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和收敛，则该国货币实际汇率会在长期内表现出升值趋势。

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共有三个理论前提：

1、 可贸易部类的生产力增速高于非贸易部类生产力增长。速度不同导致两布雷相对价格的变化。

2、 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非贸易布雷商品相对于可贸易布雷商品价格更高。

3、 国际间可贸易品是平价的。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本国货币升值应该遵循：可贸易部门生产力水平提高、可贸易部门工资上升、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提高、非贸易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总体物价水平上升、实际汇率升值，共六个过程。

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至今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日本货币的升值过程经常被引用为支持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的例子。1966年到1968年期间，日本GDP先后超过发、英和西德。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资本注意世界中经济第二大国。到1970年，日本在造船、电视、半导体收音机、卡车等方面成为世界首位。1974年日本的小汽车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同时，日本大企业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已不亚于欧美企业的规模。日本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以出口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出口重化工产品和机械产品为主。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大幅度升值。

与日本相比，虽然经过二十多的年经济发展，但中国产业结构仍然较为落后。中国仅仅是防止产业等劳动密集的产业和电器机械等相对比较技术密集的产业有巨大的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重化工、机械、电子等基本行业尚未实现现代化，而日本的货币升值是在本国已经实现工业化过程以后。相比之下，中国仍然在产业升级初始阶段。劳动力过剩，不充分就业，产品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将是中国经济长期的特点。

此外，我国的可贸易部门生产力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由于长期处于劳动力供应过剩。可贸易部门工资水平上升的过程亦不明显。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二元化特点，则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更低，则提高更缓慢。

拉萨-萨缪尔逊假设显然不能作为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不仅如此，如果该假设成立，恰恰可以证明人民币没有大幅度升值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萨缪尔逊假设之中，单位生产率提高、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先，本币升值在后。如果假说成立，那种本币升值推动产业升级的说法显然缺乏依据。事实上，在本国产业转型初期，产品技术相对落后，价格优势是很重要的竞争优势。日圆如果在60年代即中期既开始升值，日本是否还能顺利完成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强国值得商榷。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多少？与日本不同，日本产业生级中绝大多数是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的重化工、机电产品中，大量依靠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既然能离开本国，寻找更廉价的生产基地，那么如果中国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些企业离开中国也不是不可能的。

发达工业国家输出金融、技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基地。货币升值的根本不完全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要兼顾金融和技术的升级。

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后的汇率升值压力呢？ 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以粗放经营为主，经济发展主要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按照郭荣华（2006）的回归分析，我国的货币升值应该是比较缓慢的。15年才升值约50%，如果采取逐步升值的方法，每年1.5%足以达到这个目标。有人人为人民币重估汇率在15%-20%，人民币每年应升值7-10%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人民币尚不存在大幅升值的条件，中国应采取自主限制出口的措施来缓解与某些国家的贸易摩擦，而采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于事无补。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差异，影响双方贸易的不是汇率而是产品结构。人民币升值20%，也不足以使美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内，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产品单价上升，甚至可能造成逆差的进一步加大。长期看，中国产品的分额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仍将存在。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情况，只会破坏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短期人民币升值空间并不大，也不存在强烈的升值理由。中国外汇储备的急速增加，并不是由于汇率被人为严重扭曲造成的，而是有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