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经济闲聊之外的思考(1) -- MRandson

主要观点：

在不引起资本无套利流动前提下，人民币与美圆之间的升值空间已经很小。

由于产业升级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PPP（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适用于衡量不同产业结构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

拉萨-萨缪尔逊假设认为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业升级）以后，本币有升值的倾向。由于中国产业升级刚刚开始，此假设显然不能作为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不仅如此，如果该假设成立，恰恰可以证明人民币没有大幅度升值的必要。

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新兴国家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本国劳动力成本被严重低估。发达国家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相对高估，大量制造业不断转移，本国空心化严重。由于本国工业空心化，必然结果是经常项贸易赤字居高不下。

由于新兴国家普遍不具备健全的金融市场，大量贸易顺差必须通过本国顺差—>发达国家债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循环才能得到利用。

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是“工人”和“储户”，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工程师”、“经理”与“银行家”。与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阶级分化不同，随着全球化的潮流，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阶级分化。

新兴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要完成四个任务：实现产业升级；改善本国金融体系，使本币在国际金融市场流通；争取资源优势，获得增长潜力；同时，保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不停滞。

中国可能遭遇的危机之一：新兴国家的生产能力迟早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届时，因为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冲突，很可能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此外，这种危机很可能因为美国的加速衰落或全球性金融危机而提前爆发。

中国可能遭遇的危机之二：新兴国家在进化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本币都要面临国际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一跳。自金本位崩溃以来，没有一个新兴国家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在金本位崩溃之后，以美圆本位衡量的话，与其他股票、房地产一样，货币也会产生泡沫，尤其是新兴国家的货币。

中国可能遭遇的危机之三：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劳动力人口将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在这个过程来临之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如果中国不能在20年内完成工业化升级，将痛失本次崛起的良机。

中国可能遭遇的风险之四：贫富分化，加速阶层对立。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稳健的改革，中国并没有发生俄罗斯资方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过程。值得警惕的是，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旦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类似俄罗斯那样过程，很可能会发生。公平被忽视到一定程度，社会政治体系发生变革，就再也找不回公平。没有公平，速度也很难持久。因为，从长远看，只有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社会才有能力消费掉更多的工业产品，经济发展也更持久。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二十年后，可能不会再有人提到和谐的社会的思想了。届时，和平的手段将失效，暴力革命在孕育之中。

不排除热钱干扰，中国无法建立的完善资本市场。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减少“双顺差”，是非常低效率而危险的。出口税、调节升值预期（扩大人民币波动性）是目前更有效的手段。

凯恩斯主义扩大内需，以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增加总量，是一种短期经济行为，可以对经济周期有针对性使用，但不具备持久性。长期使用必将带来巨大的财政问题。中国经济中基尼指数过高，需要调整的是结构不是总量。在全国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国财政目前也不适宜继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目前不适合采用凯恩斯主义。

从社保入手建立个人财富信用体系是中长期发展的核心工作，财富信用体系是管理现代化社会的基础。考虑到正在推行的社保全覆盖，和2010年将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现在应开始着手准备建立这套系统。

改变现有住房模式，东部发达地区可以迅速释放大量购买力，扩大内需的困难将迎刃而解。短期内，地方政府应积极支持本地居民合作建房。剔除开发商的暴利，同时不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长远的解决方式，可以考虑在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基础上，根据年龄、收入、婚姻、财产状况，摸索出一套合理的公式，对不同人群征收不同的土地出让金。建筑成本与出让金分离。购房者在购买住房的同时缴纳土地出让金。同一套住房，由不同人群购买，可能价格悬殊。

开放金融市场应该缓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先完善本国金融体系再开放金融市场是正确的顺序。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大量热钱的涌入。我国的金融市场无形中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

如何使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 看了一下大家的回帖发现我问的唐突了

华生和福尔摩斯来到报案现场，现场是一片狼籍。凶案现场是躺着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子。双眼圆睁，仿佛有巨大的冤屈和恐惧。华生看了看死者的头部问到：你认为这是什么凶器造成的？福尔摩斯看到死者头部有尖锐的刀口，但是旁边好象有点被刀子刮掉的碎肉：应该是一把剪刀，普通的刀子是不会有这种刮痕的，凶手很残忍，用剪刀刺进死者头部以后还用力旋转，让死者更痛苦。

　　　　华生走到房门边，发现几跟头发，粗而且硬：福尔摩斯，这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毛发？

　　　　福尔摩斯拿过来一看：很有可能，凶手应该是一名40岁左右的成年男性，然后他闻了闻，经常酗酒，而且这种酒只能在莫斯科的匹克酒吧才能买到，是那个店自产的伏特加。看得出死者和凶手是经过激烈搏斗的。你来看看。福尔摩斯叫华生过来看死者的头部有一处凹下去的淤痕：凶手很可能先把死者打晕，然后在死者意识模糊的时候下的手，死者倒地，条件反射的抓住了凶手的头发，凶手按住死者用剪刀刺死。

　　　　华生说：可是这个房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沙发，甚至连凳子都没有，看淤痕应该是用钝物拍击至晕的，你认为会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大惊到：难道——难道是沙发？

最近国内经济情形比较跌宕起伏，等看neo的分析。

正文：

数据显示，2006年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比年初升值2615点，升值幅度为3．35％；汇改以来至2006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5．99％。200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又屡创新高，2月7日最高达到7．77496∶1的比价。

在是否升值这个问题上，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存在争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Mundell，2003）列出了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六大危害：（1）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2）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3）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4）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5）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6）升值将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为此，他认为，中国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汇率稳定。

在此，我想谈一些我个人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看法。

人民币的无套利升值空间还有多大？

人民币今年究竟有多大的升值空间，是许多金融机构积极预测的话题。高盛公司则在今年年初，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高盛的报告中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全年将升值7%，未来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分别达到7.62、7.49和7.25的水平。

中美利率差的空间，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一旦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减兑换成本，大于同期美圆存款利率，则将有大量美圆被兑换为人民币进行无风险套利。而大量的美圆被兑换为人民币之后，将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人民币升值进程将更难控制。

考虑上述情况，人民币无套利升值空间取决于三点：一、人民币存款利率。二、美国利率。三、对资本管制的严格程度。

2006年末美国存款利率约为5.25%。同期中国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为2.52%，加上3.35%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则人民币的资本收益略高于美圆资本收益。考虑到货币兑换的费用，则基本无利可图。

考虑到，我国在07年2月提高个人购汇额度、放松外汇管制，美国可能在07年调低存款利率，中国可能在07年提高存款利率（事实上，这两项利率调整已基本无悬念），则无套利升值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PPP理论的局限性

在人民币升值之前，曾有人引用巨无霸汉堡包在中国和美国不同售价的例子来证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购买力平价理论(The 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理论)是西方汇率理论中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货币在本国都有购买商品和支付劳务的能力，因而将不同货币的购买力进行比较，就能确定货币的汇率。即两国货币的汇率是由其物价水平的比率决定的。

PPP理论的前提是一价定律。所谓一价定律，即两国之间存在自由贸易（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障碍），从而在不同市场上出售的同一商品价格，通过汇率换算为以同种货币表示时，应完全相等。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现实中各国存在着大量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且各自的市场条件不同，同一类商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的质量差别可能很大，因而PPP理论的前提条件并不完全成立。

由于劳动力流动的粘性，经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总是比经济欠发达国家等质劳动力的价格要高。大量的商品是不能流动的，美国快餐店生产的汉堡包不可能在中国出售。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这些国家生产的用于国家间交换的产品更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品，而欠发达国家的产品往往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于是在在交换过程中，欠发达国家必须牺牲部分经济利益。这种低估与其说是货币被低估，不如说是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被低估或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被高估。消除这种劳动力价格偏差的现象有两种方式：第一、欠发达国家产业全面升级，达到经济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水平；第二、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无差别开放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显然，短期内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货币长期偏离于购买力平衡也就是正常现象了。

事实上，即使天津北京之间，由于劳动力流动的粘性，同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存在差距。天津北京同样使用人民币，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天津的货币被低估。很显然，用PPP理论作为人民币被低估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升级优先于货币升值

拉萨-萨缪尔逊假设认为：一国汇率应否升值取决于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的比值，本文认为这是升值的条件之一，但还必须看贸易品的结构。从日本的经验看，出口结构的高级化是货币升值的主要因素。本文据此修正和完善了巴拉萨-萨缪尔逊假设。“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的内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追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和收敛，则该国货币实际汇率会在长期内表现出升值趋势。

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共有三个理论前提：

1、 可贸易部类的生产力增速高于非贸易部类生产力增长。速度不同导致两布雷相对价格的变化。

2、 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非贸易布雷商品相对于可贸易布雷商品价格更高。

3、 国际间可贸易品是平价的。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本国货币升值应该遵循：可贸易部门生产力水平提高、可贸易部门工资上升、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提高、非贸易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总体物价水平上升、实际汇率升值，共六个过程。

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至今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日本货币的升值过程经常被引用为支持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假说的例子。1966年到1968年期间，日本GDP先后超过发、英和西德。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资本注意世界中经济第二大国。到1970年，日本在造船、电视、半导体收音机、卡车等方面成为世界首位。1974年日本的小汽车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同时，日本大企业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已不亚于欧美企业的规模。日本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以出口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出口重化工产品和机械产品为主。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大幅度升值。

与日本相比，虽然经过二十多的年经济发展，但中国产业结构仍然较为落后。中国仅仅是防止产业等劳动密集的产业和电器机械等相对比较技术密集的产业有巨大的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重化工、机械、电子等基本行业尚未实现现代化，而日本的货币升值是在本国已经实现工业化过程以后。相比之下，中国仍然在产业升级初始阶段。劳动力过剩，不充分就业，产品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将是中国经济长期的特点。

此外，我国的可贸易部门生产力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由于长期处于劳动力供应过剩。可贸易部门工资水平上升的过程亦不明显。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二元化特点，则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更低，则提高更缓慢。

拉萨-萨缪尔逊假设显然不能作为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不仅如此，如果该假设成立，恰恰可以证明人民币没有大幅度升值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萨缪尔逊假设之中，单位生产率提高、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先，本币升值在后。如果假说成立，那种本币升值推动产业升级的说法显然缺乏依据。事实上，在本国产业转型初期，产品技术相对落后，价格优势是很重要的竞争优势。日圆如果在60年代即中期既开始升值，日本是否还能顺利完成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强国值得商榷。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多少？与日本不同，日本产业生级中绝大多数是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的重化工、机电产品中，大量依靠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既然能离开本国，寻找更廉价的生产基地，那么如果中国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些企业离开中国也不是不可能的。

发达工业国家输出金融、技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基地。货币升值的根本不完全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要兼顾金融和技术的升级。

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后的汇率升值压力呢？ 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以粗放经营为主，经济发展主要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按照郭荣华（2006）的回归分析，我国的货币升值应该是比较缓慢的。15年才升值约50%，如果采取逐步升值的方法，每年1.5%足以达到这个目标。有人人为人民币重估汇率在15%-20%，人民币每年应升值7-10%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人民币尚不存在大幅升值的条件，中国应采取自主限制出口的措施来缓解与某些国家的贸易摩擦，而采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于事无补。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差异，影响双方贸易的不是汇率而是产品结构。人民币升值20%，也不足以使美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内，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产品单价上升，甚至可能造成逆差的进一步加大。长期看，中国产品的分额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仍将存在。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情况，只会破坏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短期人民币升值空间并不大，也不存在强烈的升值理由。中国外汇储备的急速增加，并不是由于汇率被人为严重扭曲造成的，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走势的分析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分析对外贸易失衡问题，还是应该从中国经济整体布局分析。由于中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为主，所以必须考虑全球经济的大走势。

自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原因，中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经济以内部循环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世界敞开经济大门。伴随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发展。由于外资的涌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向中国投入资金和技术，在中国进行加工，输出产品，在获得利润之后，往往通过再投资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与外资企业类似，大量的民营或国有企业，也是以出口为主。与此伴随的是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发展缓慢。劳动力、资金和资源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向各种出口型产业流动。

在封闭经济体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组成生产过程。消费不足，会制约生产过程。由于各种综合原因，新兴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供大于求。劳资对比中，资方占有绝对优势。收入分配向资方倾斜，劳方收入偏低。由于中国经济以外向型为主，主要产品出口海外，劳方工资过低，消费不足的问题，并对生产并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事实上，类似中国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许多新兴国家同样遇到类似的情况。中国发展速度快，人口基数大，现象相对突出而已。

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对比，发达国家则由于本国生产成本过高，大量产业转移，生产不足，消费严重透支。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倾销产品不同，今天的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的是资本和技术。而其中的资本部分，多数是源于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经过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的整和，经过改头换面以后，变成直接投资（FDI）回到新兴国家。这些发达国家之中，在以美国最具有代表性。

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新兴国家由于缺乏科技优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虽然生产大量的产品，却不得不倚赖西方发达国家进口关键技术，本国劳动力成本被严重低估。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相对高估，大量制造业不断转移，本国空心化严重。由于本国工业空心化，必然结果是经常项贸易赤字居高不下。

由于新兴国家普遍不具备健全的金融市场，大量贸易顺差必须通过本国顺差——>发达国家债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循环才能得到利用。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资本领域，发达国家相对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相对发达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暂时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正如中国的现象不是中国特有的，每一个新兴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现象。美国的现象也不是美国特有的，而是发达国家的必然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是“工人”和“储户”，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工程师”、“经理”与“银行家”。与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阶级分化不同，随着全球化的潮流，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阶级分化。

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发达国家掌握资金和技术优势有关。发达国家依靠资金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垄断技术优势。通过技术，获取更多市场分额和利润，巩固资金优势。技术优势是核心，资金优势是技术优势的有力支持。从长远看，由于全球化进程，高科技人才大量交流，高新技术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技术优势迟早会丧失。一旦技术优势丧失，资金优势也很难长期保持。发达国家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大势所趋的过程。为了保卫自己所既得的经济利益，美国试图从资源上遏止其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出兵海湾，除了为了石油美圆的金融霸权地位，也是企图通过控制石油资源，从长远遏制新兴国家的一次尝试。

新兴国家要摆脱工人的地位要完成四个任务：科技产业升级，获得技术优势，完成产业升级。改善本国金融体系，获得金融优势，使本币在国际金融市场流通。争取资源优势，获得增长潜力。在争取两个优势和一个潜力的同时，保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不停滞。而这四个任务之中，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不停滞是一切的保证，也是最根本的。

中国的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之一

外部环境改变，造成进口原材料紧缺、出口产品丧失销路

世界经济平衡被打破。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全球大经济循环中的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一方拥有技术优势，一方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的没落，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工业革命，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然不断缩小，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则很难持久。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平衡协调发展。200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创建国以来新高，创改革开放以来新高。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也是最高。从2002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发生重大问题。瑞银华宝的乔纳森•安德森称，“（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比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泡沫经济时高得多，实际上也远远超过过去100年里任何主要国家所达到过的最高水平。在一名有经验的国际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国家如果把50%的资源放到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如果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达到本国GDP增长率的三倍以上，那么，繁荣的崩溃乃至危机的爆发都将迫在眉睫”。然而，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几年一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乔纳森·安德森又开始怀疑中国的GDP被低估，投资被高估，以解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与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并行的奇怪现象。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偏差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放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似乎能得到另一种解释。为了把问题简化，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只考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暂不考虑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中美之间的关系，类似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生产者，中国和美国共同形成消费者。如果把中国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放到中美大经济循环中考虑，以中美经济总量作分母的话，则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高。中国经济总量做分母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是封闭的经济循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了进出口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8%的情况下，恰当考虑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的，更有利于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当然，中国经济很可能既存在统计问题，也存在外贸作用。究竟哪个因素占主导地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得出答案。考虑到中国经济数据统计的可靠性，获得精确答案似乎永远也不可能。

如果中国经济高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平稳发展并存，是由于中美经济联合而形成的话，那么这种平衡实际是很脆弱的。在美圆本位的今天，美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需要一定量的美圆稳定本币，保证正常贸易。美国在产业转移经济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繁荣景象也乐于输出美圆，换取新兴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如果美国能够保持理智地发行美圆，则世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量将吸收掉新增的美圆。很显然，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动力去理智地控制美圆的增加。美国人在经济繁荣期养成的靠信用卡借债过日的生活习惯，也不是短期之内能改变的。新兴国家有扩张生产的动力，美国有过度消费的习惯，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也就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新兴国家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仅仅盲目采用提高汇率的方式，是与事无补的。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在这方面与美国的矛盾最突出。盲目提高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短期内由于单价的提高和消费的刚性，不但不能减少逆差，甚至可能提高贸易逆差。长期看，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完成产业升级，则可能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造成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转移。这样的结果，对中国来讲，将是沉重的打击。对美国来讲，也与事无补——将有其他新兴国家代替中国继续向美国提供廉价生活用品。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体中，资方长期占有分配优势，必然造成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产品必须出口海外市场，或者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被消耗掉。第一种方式，譬如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海外殖民地，向殖民地倾销商品。第二种方式，则是凯恩斯所倡导的。今天新兴国家的方式类似第一种方式。今天的美国日渐衰落，政府与个人均负债严重，消费市场潜力不断缩小。新兴国家的生产能力则在不断增加。一面是日益增加的产能，一面是日益减少的消费潜力。如果不加以调节，新兴国家的生产能力迟早将超过美国的消费能力。届时，很可能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冲突，很可能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而提前爆发。自金本位崩溃以来的三十多间，全球货币增长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由于美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量美圆被作为外汇储备，在美国经济体外循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在债务货币化上缺少自我约束的动力。所以美圆的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欧元的诞生，必然带来大量国家减持美圆增加欧元。在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的今天，大量资产面临重新定价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过程将是非常危险的。原先作为外汇储备在美国经济之外体外循环的美圆，必定有相当的数量被欧元置换，回到美国经济循环中。美国经济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过程的平稳过渡，需要各个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在联合国作用日趋弱化，一超多强，美国衰落，各个新兴国家崛起的今天，各国能否有效协调，还是未知数。即使各国通力合作，这个过程能否平稳进行，还是个未知数。

此外，各种资源的供应也不稳定。随着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中国能稳定控制的资源却越来越少。以石油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近几年来，中石油、中海油等国有大型石油公司，不断投资海外石油资源。由于各种原因，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是动乱地区。由于中国长期以本土防御为主要作战方针，造成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不足。考虑到海空军建设周期，解放军在短期内很难形成有足够规模的远程作战能力。一旦中国海外利益由于政治原因受到威胁，解放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卫中国海外利益，中国的工业能否保证不“断粮”，仍然是未知数。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之二，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恶性金融危机

新兴国家在进化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本币都要面临国际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一跳。自金本位崩溃以来，没有一个新兴国家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大量新兴国家在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都遭遇了货币先升值后贬值的过程，伴随发生严重金融问题，经济陷于停滞。日本、韩国、东南亚，在这个过程中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可能遭受重大挫折。

在金本位崩溃之后，各国货币的中短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倚赖世界其他国家对该国的经济信心。新兴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大量承接发达国家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迅速成长。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直接投资进入该国，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由于有升值的压力，资本投资迅速跟进。于是，升值过程开始。

在升值过程中，本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成本逐渐上升，同时股票证券及房地产价格，则因资本性投资的增加迅速膨胀。一面是经常项外汇收入的萎缩，一面是资本项的增长。这个过程，是生产的萎缩与泡沫的积累并行。与经常项收入不同，国际资本项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一旦资本项严重流失，外汇储备大量减少，本币发生严重贬值就在所难免。货币严重贬值之后，外资大量撤出，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因前期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投入过多，必然陷入长期瘫痪之中。短期资本投资进入新兴国家，来的时候一片繁荣，走的时候一片萧条，祸根却已经在货币升值时期已经埋下。

与其他股票、房地产一样，货币也会产生泡沫。这种先升后贬的过程，就是货币泡沫产生到破灭的过程。这种过程需要几个条件：一、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加剧；二、世界范围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不了解；三、新兴国家经济总量偏小，少量的资本流动，即可能造成汇率剧烈波动。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大量的短期资本要寻找投资途径。世界范围的流动性过剩是既成事实。大量资本的存在，世界范围金融市场的统一、资本的逐利性，使短期资本流动更加频繁与剧烈。与发达国家不同，世界其他地区对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往往缺乏客观和深入的了解，是造成这种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乏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对新兴国家进行资本投资时，往往有很大的盲目性。盲目乐观地投资，盲目悲观。地撤资。这种盲目性也加剧了资本流入流出的激烈程度。

我国的汇率改革过程很可能会遭遇类似的情况要避免类似的过程。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出口企业仍然大幅度继续上升。而中国股市在06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即从1000多点，猛冲到接近3000点。其中是否有大量热钱借高报出口骗取退税的方式进入我国投入股市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部门有不同说法。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曾经指出，中国的顺差并非体现出的那么大，炒汇、企业骗取退税是导致中国外贸顺差“失真”的重要原因，并提出需要加强外贸管理以解决问题。2007年2月27日 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其中，恒指27日跌360点，28日跌496点；沪深股市创下1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美国道琼斯指数重挫416点，纳斯达克指数重挫96.7点；日经225指数28日盘初下跌逾700点至17416点。对这次全球性故事暴跌，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日元套利交易导致全球市场资金非正常流动是本轮全球股市大幅回调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由于日元短期利率偏低，一些投资基金首先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日元贷款，然后再将这些日元贷款兑换成其他货币，用于购买其他收益率更高的资产。具体来说，目前日元短期利率仅为0.5%，而美元和欧元的短期利率分别为5.25%和3.5%。各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为投资基金进行投机活动留下了空间。据美国《商业周刊》估计，目前日元投机交易涉及的资金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日本中央银行不久前提高了日元短期利率，这意味着日元贷款成本增加。此后，一些投资基金开始抛售所购买的其他金融资产，并买入日元以便清偿贷款。这种操作又被称为“日元携带交易平仓”，其直接后果是，大批资金从诸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撤离，导致全球许多股市出现大幅下跌。如果这次全球股市暴跌确实有日圆加息所引起，那么中国国内是否有大量外资涌入，就没有必要争论了。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汇管制的难度越来越大，作用已经明显削弱。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流动性过剩，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可以说，由于严格的外汇管制，中国屡次与由于外因造成的金融危机擦肩而过。但是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加大，一方面是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另一是居民可以自由兑换外币上限的提高（2007年2月1日起，每人可自由兑换外币数量调整为5万美圆/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在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间隙表示，今年或将进一步扩大资本投资海外的渠道，产品范围可能放宽。）这样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减轻大量外汇储备造成流动性过剩对国民经济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私人资本需求更多的投资途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大量热钱的撤离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国内大量私有资本也将处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迅速撤离中国。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必然受到流动性过剩的困扰。目前，中国流动性严重过剩。其中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机会成本高达GDP的30%。由于中国持续美元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购买大量的外汇，其中主要是美元。央行针对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今年年初已分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为控制银行信贷，缓解流动性过剩状况，央行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利率手段应尽量不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杯水车薪。调整准备金就成必然的选择。大规模向海外投资，成立有关投资公司，把多余的流动性转移出去，是一种思路。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巨额外汇储备如何经营，还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今天，无论哪种投资方式，都无法确保海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再以石油为例，抛开地缘政治风险不考虑，仅仅考虑石油价格的话，石油的价格以远远高于开采成本。一旦中东局势缓和，大量购买的石油资源，就将面临贬值的风险。人民币缓步升值以后，这些企业也面临亏损的风险。而投资证券的金融产品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今天，则风险更大。相比之下，投资资源、并购重要企业则更可取一些。即使赔钱，买到了资源和技术，仍然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双顺差局面，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很难扭转。扭转双顺差局面的根本途径是改变现有外向型为主的生产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有效扩大国内消费。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之三，是在产业升级完成之前，由于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造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前转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经济体要在全球经济中有一席之地，要么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要么具有资本或科技优势。如果两个优势都不具备，则难免被边缘化。一个新兴经济体，必须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完成产业升级。许多小经济体因为人口数量有限，劳动力成本提高过程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过程则没有完成。以台湾为例，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再具备竞争优势。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性产业转移向大陆，另一方面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产业升级没有完成。本岛中空化严重，在经济上高不成、低不就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由于人口结构的原因，中国的工业化同样面临类似的威胁，因而时间紧迫。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劳动力数量充足，城市化进程没有完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似乎缓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出生高峰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劳动力人口将进入退休年龄。届时劳资关系将彻底发生逆转。欧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源于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大量壮年劳动力的阵亡与伤残。从现在的人口结构来看，这个过程对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届时，由于巨大的养老金压力，财政的负担也将空前巨大，财政腾挪的空间将很有限。在这个过程来临之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则下一次的机会，将至少等待新一轮人口增长高峰才可能产生。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能在20年内完成工业化升级，将痛失本次崛起的良机。下次崛起的机会的到来，将遥遥无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升级，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产业升级。近年来，中国抽口产品中，机电产品比例已经超过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大量的机电产品是由外资公司生产的。虽然这些外资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中国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投资办厂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丧失廉价优势，这些外资公司是否还会继续留在中国？显然不可能。这些外资公司既然能离开本国，投资中国。必然也能离开中国，投资到劳动力成本更廉价的地区。认为中国市场广大就能留住外资的看法是很危险的。现阶段美国的消费能力，比中国还大，美国的公司并没有停止产业转移的步伐。

人民币升值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值得注意。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产业升级。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产业升级的早期看，需要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兼并收购，进行产业扩张。人民币汇率高一些，确实有利于引进设备和技术。但是一旦形成产能，大量的产品却因为人民币升值，缺乏价格优势。简单地说，是卖得下机器，却买不出产品。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工业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利于进口原材料。生产的过程中不变资本的价格不变，可变资本的价格上升，显然价格还是会上涨。历史上，日元是在日本产业升级完成以后，才慢慢开始升值。日本汽车，正是依靠价格优势，占领了欧美汽车的低端市场。如果日圆在日本产业升级之初就升值，日本能否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值得商榷。人民币过快升值会加速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这个过程提前到来。

国防军工企业产业升级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如何向民用企业扩散，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央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大量自主研发的高新武器装备不断装备部队。这些装备的列装，标志着国防军工企业的装备制造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以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大多数军工企业有是亦军亦民，高新技术不断由军用到民用的转化。相比之下，原苏联由于条块分割，虽然具有优秀的军工企业，民用产品却技术落后。军工产业的技术优势如果能得到充分利用，将成为一个国家重化工工业的先驱，发挥“灯塔效应”。反之，将成为一国经济的累赘。由于历史和国情，中国军工企业全部为国有大型企业与苏联相近。如何将国企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全民族工业企业的技术优势，值得研究。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之四，是贫富分化加速阶层对立

一个新经济体迅速崛起的过程中，社会各个成员的经济地位将迅速变化。由于马太效应，在经济中占有优势的阶层将迅速扩大自己的优势，阶层迅速分化。由于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占优势的阶层将迅速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经济优势与政治优势的互相促进，具有优势的阶层最后将有占有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层。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过，“……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赚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就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来消灾，想用这些小钱捞到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小钱花到了某些律师、媒体、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

在俄罗斯改革之初，由于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工业化大国苏联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要么化公为私，要么灰飞湮灭。许多人借机化公为私迅速暴富。这些人暴富以后，并没有充分利用已经掌握的财富和资源发展经济搞建设，而是继续侵吞国有财富。相比之下，侵吞国有财产的致富方式比搞事业要既快捷又安稳得多。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不怕上断头台。何况，窃国的利润，远远不止300%，而且也不必上断头台。对于俄罗斯新崛起的富豪来说，国家和人民利益，与他们本人的利益并不统一。他们宁可破坏全国的利益，也要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他们恰恰有这个实力。所以，俄罗斯虽然从苏联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和高新技术，但是转型之后却大为衰落。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积累的财富反而成为了俄罗斯的负担。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劳方与资方相比，相对处于劣势。在利益分配上资方拥有更多的优势。有关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稳健的改革，中国并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明显而迅速的资方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过程。值得警惕的是，随着财富的积累，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旦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类似俄罗斯那样过程，很可能会发生。虽然未必如俄罗斯那样激烈，但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却是类似的。速度优先，兼顾公平。公平被忽视到一定程度，社会政治体系发生变革，就再也找不回公平。没有公平，速度也很难持久。

从长远看，只有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社会才有能力消费掉更多的工业产品，经济发展也更持久：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协调运转，而少数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制度恰恰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由于生产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同广大人民有购买的需求距离越来越远。这种矛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但是为了落实和谐的思想，难免要牺牲一些眼前的速度。考核经济发展可以使用GDP，人均收入等等硬性指标。如何考察地方官员在促进地方和谐方面所做的工作情况，却是没有硬性指标的。没有指标的考察很可能流于形式。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二十年后，可能不会再有人提到和谐的社会的思想了。届时，和平的手段将失效，暴力革命在孕育之中。

这话就看听众怎么理解。

计生副主任潘贵玉“中国只有两三亿人现在一定很神气”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44.shtml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网特邀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嘉宾聊天室（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潘主任讲话的主题就是《一个政协委员的忧虑：我国的分母怎么办？》。

潘贵玉：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因此我认为现在计划生育还要唱国际歌，可以说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潘贵玉：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我也有一份担忧，有时候还非常的忧郁，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十一五”规划的文本里面，整个文本只有两个数据：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能耗要降低20%。我翻遍了前十个五年计划，没有一个提到人均，唯独这个“十一五”规划中提到人均。我忧郁的是什么呢？忧郁的是这个分母不能很大，因为分母一大，他翻两番就是严重的挑衅了。

总理的这次报告说九年义务教育免除所有的费用，医疗体制改革，由看病难、贵变成看的起病。但是也有一个事实你得看到，就是孩子的抚养成本要大大的降低，反弹的压力很大。我们的现在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还是按照原来户口为基本的根据管理的办法，现在的户口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农村的抚养成本降低，人口反弹的压力我心里是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我非常的忧郁我们的分母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现状我非常的忧虑！

第二个就是计划生育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中间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国策的地位已经下降了。我说实话，这次两会上很少人谈到人口控制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的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潘贵玉：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使世界能够正眼看我们，我觉得分母的地位很重要，打了一个漂亮的仗。

潘贵玉：我也（对名人、富人超生）很气愤，人人在生育权之前都应该平等，但是现在名人超生还心安理得，我是呼吁法律要有所规定。我希望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教育这些名人，首先要具有一个公民的素质，要遵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控制这个分母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名人和富人也要做贡献。

潘贵玉：我们国家现在城市的污染使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了，有人统计，大城市的男性的精子数含量不是降低了一点点，这个数字非常的恐怖。

2005年06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做客搜狐聊天实录

　　观点提要：

　　网友：中国理想的人口数应该是多少？

　　李伟雄：理想的人口数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主张8亿，我觉得从资源和环境来讲，应当比8亿还少。我觉得我们的国土资源跟美国差不多，人口也跟美国差不多比较好。

　　网友：您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在8亿以下，如果再少，变成2亿或者1亿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李伟雄：我想是会有影响。

　　主持人：您觉得应该是多少？

　　李伟雄：我觉得我们的国土资源跟美国差不多，人口也跟美国差不多比较好，这样维持我们的国际地位有好处。

　　主持人：我记得前两年我请过一个人口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主张国家鼓励农村生一个子女，这样中国的人口可以用100年降到3－5亿？

　　李伟雄：跟美国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差不多。

　　主持人：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呢？

　　李伟雄：我现在还不知道，很可能是一、两百年以后。现在打仗也不需要这么多人，第二个现在经济建设有不需要这么多人，那要这么多人干什么？然后中国的资源又这么少，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所以现在少一半的话，我们还可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外国人看重中国的大市场。

这TMD老百姓过得稍微轻松一点，舒服一点，马上有人就忧虑了，忧郁了。

按照上段的逻辑，这厮应该弹冠相庆，手舞足蹈，红旗招展，锣鼓宣天才对，怎么又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