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经济闲聊之外的思考(1) -- MRandson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之四，是贫富分化加速阶层对立

一个新经济体迅速崛起的过程中，社会各个成员的经济地位将迅速变化。由于马太效应，在经济中占有优势的阶层将迅速扩大自己的优势，阶层迅速分化。由于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占优势的阶层将迅速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经济优势与政治优势的互相促进，具有优势的阶层最后将有占有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层。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过，“……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赚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就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来消灾，想用这些小钱捞到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小钱花到了某些律师、媒体、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

在俄罗斯改革之初，由于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工业化大国苏联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要么化公为私，要么灰飞湮灭。许多人借机化公为私迅速暴富。这些人暴富以后，并没有充分利用已经掌握的财富和资源发展经济搞建设，而是继续侵吞国有财富。相比之下，侵吞国有财产的致富方式比搞事业要既快捷又安稳得多。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不怕上断头台。何况，窃国的利润，远远不止300%，而且也不必上断头台。对于俄罗斯新崛起的富豪来说，国家和人民利益，与他们本人的利益并不统一。他们宁可破坏全国的利益，也要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他们恰恰有这个实力。所以，俄罗斯虽然从苏联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和高新技术，但是转型之后却大为衰落。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积累的财富反而成为了俄罗斯的负担。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劳方与资方相比，相对处于劣势。在利益分配上资方拥有更多的优势。有关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稳健的改革，中国并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明显而迅速的资方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过程。值得警惕的是，随着财富的积累，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旦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类似俄罗斯那样过程，很可能会发生。虽然未必如俄罗斯那样激烈，但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却是类似的。速度优先，兼顾公平。公平被忽视到一定程度，社会政治体系发生变革，就再也找不回公平。没有公平，速度也很难持久。

从长远看，只有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社会才有能力消费掉更多的工业产品，经济发展也更持久：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协调运转，而少数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制度恰恰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由于生产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同广大人民有购买的需求距离越来越远。这种矛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但是为了落实和谐的思想，难免要牺牲一些眼前的速度。考核经济发展可以使用GDP，人均收入等等硬性指标。如何考察地方官员在促进地方和谐方面所做的工作情况，却是没有硬性指标的。没有指标的考察很可能流于形式。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二十年后，可能不会再有人提到和谐的社会的思想了。届时，和平的手段将失效，暴力革命在孕育之中。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之三，是在产业升级完成之前，由于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造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前转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经济体要在全球经济中有一席之地，要么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要么具有资本或科技优势。如果两个优势都不具备，则难免被边缘化。一个新兴经济体，必须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完成产业升级。许多小经济体因为人口数量有限，劳动力成本提高过程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过程则没有完成。以台湾为例，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再具备竞争优势。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性产业转移向大陆，另一方面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产业升级没有完成。本岛中空化严重，在经济上高不成、低不就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由于人口结构的原因，中国的工业化同样面临类似的威胁，因而时间紧迫。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劳动力数量充足，城市化进程没有完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似乎缓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出生高峰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劳动力人口将进入退休年龄。届时劳资关系将彻底发生逆转。欧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源于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大量壮年劳动力的阵亡与伤残。从现在的人口结构来看，这个过程对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届时，由于巨大的养老金压力，财政的负担也将空前巨大，财政腾挪的空间将很有限。在这个过程来临之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则下一次的机会，将至少等待新一轮人口增长高峰才可能产生。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能在20年内完成工业化升级，将痛失本次崛起的良机。下次崛起的机会的到来，将遥遥无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升级，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产业升级。近年来，中国抽口产品中，机电产品比例已经超过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大量的机电产品是由外资公司生产的。虽然这些外资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中国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投资办厂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丧失廉价优势，这些外资公司是否还会继续留在中国？显然不可能。这些外资公司既然能离开本国，投资中国。必然也能离开中国，投资到劳动力成本更廉价的地区。认为中国市场广大就能留住外资的看法是很危险的。现阶段美国的消费能力，比中国还大，美国的公司并没有停止产业转移的步伐。

人民币升值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值得注意。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产业升级。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产业升级的早期看，需要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兼并收购，进行产业扩张。人民币汇率高一些，确实有利于引进设备和技术。但是一旦形成产能，大量的产品却因为人民币升值，缺乏价格优势。简单地说，是卖得下机器，却买不出产品。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工业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利于进口原材料。生产的过程中不变资本的价格不变，可变资本的价格上升，显然价格还是会上涨。历史上，日元是在日本产业升级完成以后，才慢慢开始升值。日本汽车，正是依靠价格优势，占领了欧美汽车的低端市场。如果日圆在日本产业升级之初就升值，日本能否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值得商榷。人民币过快升值会加速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这个过程提前到来。

国防军工企业产业升级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如何向民用企业扩散，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央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大量自主研发的高新武器装备不断装备部队。这些装备的列装，标志着国防军工企业的装备制造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以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大多数军工企业有是亦军亦民，高新技术不断由军用到民用的转化。相比之下，原苏联由于条块分割，虽然具有优秀的军工企业，民用产品却技术落后。军工产业的技术优势如果能得到充分利用，将成为一个国家重化工工业的先驱，发挥“灯塔效应”。反之，将成为一国经济的累赘。由于历史和国情，中国军工企业全部为国有大型企业与苏联相近。如何将国企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全民族工业企业的技术优势，值得研究。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之二，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恶性金融危机

新兴国家在进化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本币都要面临国际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一跳。自金本位崩溃以来，没有一个新兴国家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大量新兴国家在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都遭遇了货币先升值后贬值的过程，伴随发生严重金融问题，经济陷于停滞。日本、韩国、东南亚，在这个过程中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可能遭受重大挫折。

在金本位崩溃之后，各国货币的中短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倚赖世界其他国家对该国的经济信心。新兴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过程中，大量承接发达国家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迅速成长。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直接投资进入该国，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由于有升值的压力，资本投资迅速跟进。于是，升值过程开始。

在升值过程中，本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成本逐渐上升，同时股票证券及房地产价格，则因资本性投资的增加迅速膨胀。一面是经常项外汇收入的萎缩，一面是资本项的增长。这个过程，是生产的萎缩与泡沫的积累并行。与经常项收入不同，国际资本项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一旦资本项严重流失，外汇储备大量减少，本币发生严重贬值就在所难免。货币严重贬值之后，外资大量撤出，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因前期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投入过多，必然陷入长期瘫痪之中。短期资本投资进入新兴国家，来的时候一片繁荣，走的时候一片萧条，祸根却已经在货币升值时期已经埋下。

与其他股票、房地产一样，货币也会产生泡沫。这种先升后贬的过程，就是货币泡沫产生到破灭的过程。这种过程需要几个条件：一、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加剧；二、世界范围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不了解；三、新兴国家经济总量偏小，少量的资本流动，即可能造成汇率剧烈波动。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大量的短期资本要寻找投资途径。世界范围的流动性过剩是既成事实。大量资本的存在，世界范围金融市场的统一、资本的逐利性，使短期资本流动更加频繁与剧烈。与发达国家不同，世界其他地区对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往往缺乏客观和深入的了解，是造成这种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乏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对新兴国家进行资本投资时，往往有很大的盲目性。盲目乐观地投资，盲目悲观。地撤资。这种盲目性也加剧了资本流入流出的激烈程度。

我国的汇率改革过程很可能会遭遇类似的情况要避免类似的过程。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出口企业仍然大幅度继续上升。而中国股市在06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即从1000多点，猛冲到接近3000点。其中是否有大量热钱借高报出口骗取退税的方式进入我国投入股市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部门有不同说法。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曾经指出，中国的顺差并非体现出的那么大，炒汇、企业骗取退税是导致中国外贸顺差“失真”的重要原因，并提出需要加强外贸管理以解决问题。2007年2月27日 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其中，恒指27日跌360点，28日跌496点；沪深股市创下1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美国道琼斯指数重挫416点，纳斯达克指数重挫96.7点；日经225指数28日盘初下跌逾700点至17416点。对这次全球性故事暴跌，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日元套利交易导致全球市场资金非正常流动是本轮全球股市大幅回调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由于日元短期利率偏低，一些投资基金首先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日元贷款，然后再将这些日元贷款兑换成其他货币，用于购买其他收益率更高的资产。具体来说，目前日元短期利率仅为0.5%，而美元和欧元的短期利率分别为5.25%和3.5%。各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为投资基金进行投机活动留下了空间。据美国《商业周刊》估计，目前日元投机交易涉及的资金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日本中央银行不久前提高了日元短期利率，这意味着日元贷款成本增加。此后，一些投资基金开始抛售所购买的其他金融资产，并买入日元以便清偿贷款。这种操作又被称为“日元携带交易平仓”，其直接后果是，大批资金从诸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撤离，导致全球许多股市出现大幅下跌。如果这次全球股市暴跌确实有日圆加息所引起，那么中国国内是否有大量外资涌入，就没有必要争论了。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汇管制的难度越来越大，作用已经明显削弱。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流动性过剩，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可以说，由于严格的外汇管制，中国屡次与由于外因造成的金融危机擦肩而过。但是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加大，一方面是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另一是居民可以自由兑换外币上限的提高（2007年2月1日起，每人可自由兑换外币数量调整为5万美圆/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在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间隙表示，今年或将进一步扩大资本投资海外的渠道，产品范围可能放宽。）这样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减轻大量外汇储备造成流动性过剩对国民经济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私人资本需求更多的投资途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大量热钱的撤离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国内大量私有资本也将处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迅速撤离中国。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必然受到流动性过剩的困扰。目前，中国流动性严重过剩。其中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机会成本高达GDP的30%。由于中国持续美元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购买大量的外汇，其中主要是美元。央行针对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今年年初已分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为控制银行信贷，缓解流动性过剩状况，央行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利率手段应尽量不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杯水车薪。调整准备金就成必然的选择。大规模向海外投资，成立有关投资公司，把多余的流动性转移出去，是一种思路。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巨额外汇储备如何经营，还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今天，无论哪种投资方式，都无法确保海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再以石油为例，抛开地缘政治风险不考虑，仅仅考虑石油价格的话，石油的价格以远远高于开采成本。一旦中东局势缓和，大量购买的石油资源，就将面临贬值的风险。人民币缓步升值以后，这些企业也面临亏损的风险。而投资证券的金融产品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今天，则风险更大。相比之下，投资资源、并购重要企业则更可取一些。即使赔钱，买到了资源和技术，仍然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双顺差局面，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很难扭转。扭转双顺差局面的根本途径是改变现有外向型为主的生产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有效扩大国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