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932年下半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物价低落，工商业衰退，贸易不景气。1931年当时的对外贸易总额36亿元，1934年跌落到15亿元，为1920年以来最低。以此为基础的关税收入减少，不得不提高税率，并实施对米麦等新关税，波及大众。第五次反围剿涉及到的军费开支以及苏区的改造费用，给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单纯依靠海关关税税率的变更已经无法支撑。

这里顺便说一点国民政府对外交涉中的猫腻。表面上国民政府在同各国签订的条约中都收回了租界，领事裁判权，海关税率自主等，实际上确实如日本方面观察，具体实施中巧妙地满足了列强的要求。例如1928年10月同比利时签订的条约中确定了原则上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备忘录中又规定在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各国，半数以上放弃的情况下才生效；回收天津比利时租界的同时又将同样地区“租”给了比利时，租金为每亩一年1元。当时天津附近农田每亩地价15-20元，每年要交纳地租5-6元，天津市内的繁华地段每亩地价3000-4000元，每亩每年租金1元，这个“生意头脑”实在是好得很了。海关税率自主方面，以1930年签订的中日关税条约为例，日方承认中方税率自主，代价是日本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指定的某些商品要采取低关税，段祺瑞时代签订的西原借款尚无担保，要以中方税收进行担保，实际上承认了西原借款。根据1930年初华北棉商请愿团请愿时数据进行估算，一包（480磅）华北产棉售价31-32元，其中超过11元为税款，约1/3；而当时海关关税对于从印度进口的棉花，税率仅为5%，享有最高税率的烟酒等奢侈品不过27.5%。国民政府采取自主关税后奢侈品达到120-150%左右，一般商品仍然停留在7.5%的水平上。对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恶化，能够采取的唯有增税和借债。对烟草，火柴，水泥等增收统税，并修改盐税制度；1933年10月，“进退两难”（孔祥熙）的情况下发行了一亿元关税库券，此后每年成为惯例。国民政府的负债总额，当然年年上升。

1934年8月9日，美国公布了《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 。这对身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经济造成了直接冲击。当时中国银元的成色为71.5％，含银量为0.7555盎司，一银元合 0.34美元，折算起来每盎司白银＝0.449美元，因此当世界银价超过这个值时，就意味着银元有被熔化成白银出售的危险，其结果自然是银元的流通量减少。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其结果正如中国银行家和经济学者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10月15日，国民政府提高银出口关税，并采取其他措施抑制白银外流，然而鉴于国民政府脆弱的控制能力，效果甚微。根据中国银行1934年度的报告，上海的各银行所有白银从六亿两千万元跌落到三亿四千五百万元，全中国估计有六分之一以上的白银（16亿）一年间外流。上海倒闭的工商业企业，1934年510家，1935年1065家，贸易出口跌落到1920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国的购银政策对于中国脆弱的财政为落井下石，无法容忍。购银法案在中国引起的波折，细节请参照下面一篇文章，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433

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自然危及各种不平等条约下贷款的偿还能力。对此，涉及中国利益最为深切的英国亦无法坐视。1935年，英国代表里斯-劳斯途径美国日本来华。在同日本滞留期间，里斯-劳斯会见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外务次官重光葵等，提出促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安定时局，满洲国成立前中国负担的内外债中合适的比例，以及满洲国税收中一定比例总额大约一百万英镑提供给中国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债务的资金。总之，以满洲国负担过去中国债务一部分换取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对此日本的态度当然是不屑一顾。里斯-劳斯随即来到中国，访问各界政要后国民政府突然在11月4日宣布开始实行货币改革，以一元兑换1先令2.5便士的币值发行法币，禁止现银流通等等。其中虽然遭到日本方面的极力阻挠破坏，法币的发行意外顺利，事实上大大推进了全国的经济统一。以此为背景，国民政府开始整理内外公债。1936年2月，发行了14亿6千万元的统一公债，整理过去公债中利息过高部分；并发行了3亿4千万元的复兴公债。法币的发行，终于使得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金融财政的道路。虽然各地诸侯日本军方均有对抗破坏行为，至少在当时的舆论界好评如潮。

这里谈一点我对硬通货的粗浅理解。中国历史上最为通行的货币是铜钱，明朝以后转为白银。硬通货最大的问题在于本身是贵金属，具有价值。一旦贵金属本身价值超过币值，就无法避免被溶化的可能性，历朝历代对此严刑禁止但均束手无策。安史之乱后唐朝实行了两税法，原则上以钱币征收税收。因为当时化铜钱铸造有利可图，有最大利润可以达到3.6倍的记载，市场流通铜钱迅速减少，造成通货紧缩，所谓“钱贵物贱”，物价低落。对于一般农民总是要产出农产品到市场上出售后才能获取铜钱交付税收，实际负担上升。780年唐朝实施两税法后不过二三十年间，粮食价格下跌超过1/2，绢麻等下跌约2/3，如果照本宣科地以铜钱收税，农民实际负担达到原来的两三倍，自然要造成社会不稳定。此后中国税收一直在钱物之间摇摆，不过是硬通货本身矛盾无法克服的一个反映。某种意义上，由美国《购银法》引起的这一轮白银危机，算得上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硬通货本身矛盾难以克服的案例。当然纸币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容易被伪造以及滥发引起通货膨胀。天下到底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

法币发行前后对于中国政坛的最大影响，在于加深了对英美的信任，引发了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由美国《购银法》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为了寻求解脱办法保留外来援助的一切可能，也是国民党仍然同日本抱有一定程度的妥协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币发行后得到英美支持，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上升，亲日势力衰退。亲日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被暗杀。但是双方的对立并不绝对，毕竟当时对于蒋介石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剿共，也没有激化同日本矛盾，立刻开战的意图。1935年11月12日-23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最显著的变化在于蓝衣社和军方人士大幅度当选。国民党内部已经没有势力可以挑战蒋介石权威。12月初，蒋介石开始兼任行政院长。

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从政治军事两方面都还算不上事实上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为中国的经济统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自然要遭受日本的敌视。日本随之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分离工作。11月14日，迫于日本压力殷汝耕号称率领通州地区二十五县四百万人民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宋哲元的动摇倾向也十分明显。12月3日，何应钦北上同宋哲元会谈，同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决定采取行动阻止伪自治运动；8日何应钦屈服于日本压力，决定树立以防共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爆发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何应钦的方案得到南京行政院会议批准，宋哲元，万福麟等为委员，管辖冀察两省和平津的自治政权成立；12月16日，再度爆发三万人的学生游行，并有数万群众参加，坚决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国民政府被迫推迟原定计划，12月3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才事实上成立。倾向于国民政府的《北京晨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从来无视中国民众力量，而中国国民现在已经不是飞机大炮能够压服的了。1936年1月，平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的宣传队，积极下乡，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阶层。杭州，南京，广东，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纷起。不仅城市工人，农民也加入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尽管国民政府发布了戒严令，学生的抗日运动仍然争取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支持。马相伯等上海文化人，积极呼应学生运动。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示如今锐意组织民众同敌人作决死斗争，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35年12月21日，何香凝，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28日，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郑振铎，陶知行等三百余人发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月15，16日，蒋介石接见各地上京学生代表，极力陈述现在外交手段尚未绝望，希望不要为共产主义分子利用，言辞间指责救国会运动同共产党有暗中往来；2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治安维持紧急办法》，强化对学生运动的限制，遭到上海救国联合会的批判。3月，上海救国联合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除伪满洲国承认以外的“广田三原则”，论述发动全国民众力量抗日救国；即使是持反共观点的胡适，也在4月8日发表文章，认为日本以防共为口实进行对中国的侵略，反而增加了民众对于共产党的同情，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禁止伪自治运动。亲日论调逐渐消失，各方面议论都已经不惜对日本一战。抱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树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要求的赴京请愿运动有组织地发展起来，以5月31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为标志，达到顶点。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风雨飘摇。

• 美国不清楚，英国是有过类似的动议
• 真不知道所谓的“黄金十年”是谁先提出来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红军，34年底到35年初为极端困难的一段时间。根据地的缺乏，对于将来也没有确定方针，在国军的追击下不断缩减。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段作了回顾：“结果除了陕甘宁以外的根据地全部丢失，红军从三十万减少到数万，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少到数万，国统区的党组织基本上全部被破坏。”作为中国共产党政策转换的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八一宣言”。

长征途中的红军实力，共产国际公布的数字是红军48万，赤卫队百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红军的真实实力，日本资料估计的比国内通用的数字有所出入，例如中央红军出发时估计为六万，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估计为三万。到长征后期，估计为红一方面军2-3万，红四方面军三万，红二方面军2万，南方游击队五千到一万。和国内常用的数字对比，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低得多。另外有王明康生等干部在莫斯科。1935年1月13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在此休整10天左右，召开了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福建事变中的消极态度，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术失误，长征途中未能活用各种战术等等错误，博古李德作为最高领导被追究责任。作为结果，毛泽东回到了军事和党务的最高领导职位上。然而遵义会议本身仅仅是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领导干部出席的政治局会议，莫斯科的王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人对此的态度，当时还是悬念。从种种迹象看，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保持有微弱的联系，而同莫斯科基本上没有联系，莫斯科方面对遵义会议一无所知。而至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地位，王明占有最高地位。8月的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了王明，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为十九名干部委员中的一人。王明张国焘等干部对于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否会简单赞同，留有悬念。

随着红军的长征，蒋介石亲自奔赴重庆贵州等地指挥剿共。由于兼有削藩意图，引起地方诸侯反感，不愿意同中央军协调步调。同时红军为了躲避国军的追击，专门挑选鞭长莫及的艰难地形行走，追击而来的国军也并不轻松。红军到达各地，实行土地改革，打倒为民众愤恨的保守地主，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的友好态度，竭力争取民众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结果，追击而来的国军并未能达到歼灭红军的目的。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省的懋功地区成功会师，此时日方资料称红一方面军一万人，红四方面军三万（如果包括赤卫队，五万）。

6月24日，红军主力到达两河口，此时毛泽东同张国焘的矛盾表面化。同毛泽东主张北上，同陕甘红军会师后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张相反，张国焘主张南下到四川西康边境建立根据地。7月中旬，红军到达毛儿盖后再度进行了激烈检讨，八一宣言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很显然采取了毛泽东的北上主张。红军主力于8月中旬继续北上。然而不久后红军发生分裂，西路军南下，仅有中央红军一万人继续北上，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干部。此后张国焘自称中央，细节虽然不明，此时的共产党也没有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

此时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是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中共代表。得益于苏联方面的情报，他们在莫斯科比较了解世界形势，分析从中国送来的各方面消息，此时也恢复了同毛泽东的联系，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方案。“八一宣言”更应该视为毛泽东等党中央同莫斯科的王明合作的成果。“八一宣言”中首先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发展到要求国民党解散蓝衣社（军统前身）等机关的地步，对此“南京卖国政府”步步屈服，因此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机关头。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政党，即使过去现在政见不一致，各界同胞，即使意见利害不同，各方军队，即使过去现在有敌对行为，进行神圣的抗战。作为具体方案，各种抗日义勇军联合成为统一的抗日联军，一切的政党，派别，团第，地方军政机关都应该团结，树立国防政府。很显然，这个方案具有欧洲的人民阵线意味，而且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各种方针亦不具体，但是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号召全面停止内战，呼吁建立包括“国民党以及蓝衣社内部具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仍然是政策上的一大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7月25日 - 8月20日）上，王明于8月7日发表了演说：

“一，现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问题，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是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二，因此共产党在动员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战术；三，当然过去中共也采取过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战术，福建事变等先例看不能贯彻，并不成功；四，今后要理解新的方法，必须要达成八一宣言中明确的目标；五，因此应该改变对于小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以实际行动重新评价革命家孙中山；六，这样的战术在中国苏维埃势力扩大的今天，已经成为可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指导能力，也已经可以确保。”

上述主张被共产国际全面接受，成为此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

八一宣言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了各地的共产党员，引起巨大反响。10月12日，东北抗联发出联名抗日通电，以过去互相敌视的共产党武装和其他派系义勇军在抗联的联合指挥下发挥巨大战斗力的事例，号召力可组织抗日联合军和国防政府。这份通电同时发给了南京的政府主席林森，总司令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同八一宣言中对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士仍有排斥倾向相比，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11月28日，红军干部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赞同抗联通电内容，重复八一宣言中的主张，号召力可召集各方代表进行协商，最短期间内召开抗日军人大会，组织抗日联合军。通电的对象除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外，包括了蒋介石，陈济棠，白崇禧，张学良，何健等国民党的最高将领。此时的共产党政治纲领中仍然有不少对蒋介石的职责，各部分之间也有互相矛盾不一致的地方，整体上已经以八一宣言为基调，开始了向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对于中国政局，造成了巨大影响。

1935年，中日关系已经极端紧张。6月10日的何梅协定，6月27日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的签署，不但迫使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了华北，平津人事安排被日本插手，对中国的抗日舆论造成巨大影响。其间中国曾经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被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这是当地驻军应该处理的问题”为由拒绝，对于日本方面的“友好”人士几乎彻底失望。何梅协定对于国民党，也是无法忍受的屈辱协定，对日政策再度强硬。期间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币值改革以及日本的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双方敌对无法缓解。蒋介石将对日外交委托给汪精卫，自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对红军围剿，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不满。此时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已经完全掌握党务。按照当时日本方面的观察，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共170名中，蒋系将近110名，占绝对多数，因此矛头并未指向蒋介石本人，而是指向了对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软弱外交。8月7日，提出了对外交部的不信任案，汪精卫一度提出辞职。而蒋介石此时仍在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在同日本的外交中获取成果，对其进行了慰留，中央政治会议也否决了不信任案。10月2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采取围剿态势。11月1日，汪精卫在参加第四届六中全会时遇刺。蒋介石在11月19日仍然发表演说，强调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构想。东三省沦丧，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的签署，已经超越国家主权忍耐的限度，对此蒋介石当然一清二楚。此时蒋介石仍然在考虑首先在列强的协调下完成国家建设，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恢复国家主权，要求中国民众忍耐，抗日态度对日本军方是一种刺激，严厉禁止。然而一方面不刺激日本，一方面又要完成国家建设，实际上不可能。尤其在经济上，财政金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困扰着国民政府。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紧迫，终于迫使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下定决心，断然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

中日关系紧张，并没有影响到蒋介石的剿共决心。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讲话，再度强调“安内，攘外”；5月8日，蒋介石再度发表演说，以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日本为肌肤之疾：

“日本的总人口不过六千万。即使发动战争，最多能动员六百万人。我们有四亿人的雄厚实力。全国的资源，领土的广大，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创造力，我们都远胜于日本。”

“有些人会问，这种剿共都无法获胜，怎们能抗日，怎么能完成革命任务。我们剿匪军，决不能被这些人嘲笑侮辱轻蔑。再不能让这种轻蔑的言语出现。”

同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强调剿共为“涉及到我党，我国，我们民族生死的问题”。10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强调如今的国内国际局势都不能容忍三年五载地进行剿共，第五次围剿必须要在三年内完成，头半年要夺取军事胜利，击破红军主力，占领江西根据地。1933年10月以后，对于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式拉开战幕。

对于国民党的动向，共产党方面当然有所防范。32年底到33年初，上海地下党无法维持，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等通过各种途径迁入苏区。党务地位上，博古占有最高地位，而在苏区毛泽东的威望远在他人之上。两人的地位微妙，合作并不愉快。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寻机先歼灭弱敌，而博古则坚持出击外线。最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的支持下，博古的主张占了上风。33年，也发生了余飞，孙际名，黄平等中级干部相继被捕叛变事件，蒋介石通过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进行了渗透，这都影响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其间在1933年11月20日，一二八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因为对剿共兴趣不高等原因，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宣布抗日反蒋，11月22日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福建政府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实施彻底的民主主义，对重要企业进行国家管制，组织人民武装等等方针。这和共产党宣布的抗日三原则相当符合，很明显表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意向。

然而在左倾的错误路线下，共产党并没有对福建事变进行积极的评价（有小范围的接触）。12月13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反而指责福建政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派，必然会失败成为反革命等等。在国军的大力进攻下，34年1月底福建事变完全失败，原来对剿共不太热心的福建方面反而成为了中央军的势力范围。福建事变是当时左倾路线下的共产党政策的典型体现，从正面说有一定的联合抗日倾向，反面则是根本上尚缺乏信任。

和进剿的国军相比，红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其战斗力根本上在于根据地人民的支持。红军向外的出击行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最大的长处，而同强敌硬拼。在解决了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于苏区的围剿动作加大。34年1月，张学良复归，就任江北三省剿匪副司令；34年1月底，仅江西就修筑了碉堡三千多，动员部队达到百万，其中中央军达到七十万。红军在单纯的消耗战方针下被国军的物质优势压倒，尤其在初期的硝石等战斗中消耗巨大。4月22日筠门岭失陷，29日广昌失陷，败局已定。在此期间的4月17日，日本发表被称为东亚门罗主义的“天羽声明”，再度引起国共双方的巨大反响。国民政府立刻发表反驳，表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仍然极力避免同日本的关系恶化。蒋介石，汪精卫，黄郭在南昌商议后，决定保留满洲国承认问题，促进中日友好，决定了满洲同本土的邮政铁路国境通行管理等方针，具体措施委托给黄郭同日方商榷。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倡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对日作战宣言中提出，第一批判张学良汤玉麟等人的不抵抗主义；第二排除对国际联盟的幻想；第三排除现在实行亲日政策的卖国贼；第四排除没有真正抗日意图的“建设救国”主义；第五排除对于日本近代军事技术的畏惧，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一切为抗战。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则提出，1，全陆海军三百万总动员；2，组织千百万的抗日民众义勇军；3，武装全体人民；4，没收总额为二十亿日元的日本在华财产；5，没收卖国贼财产；6，联合朝鲜蒙古等被日本压迫民族等等。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一千八百人在上面签名。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北上抗日宣言，并于7月15日派遣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强调直接同日军作战。8月14日，中共中央对北方各支部发出指示，对日基本纲领中已经缓和了共产主义的种种主张。

毫无疑问，北上抗日先遣队也是为了长征的准备工作，确实起到了分散国民党注意力的效果。10月15日晚，红军开始长征，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11月初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国军终于察觉了红军的真实动向。11月10日，瑞金被国军攻陷，11月中下旬，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长征初期，红军并没有明确目标，在且战且走中屡遭国军打击，苦战中兵力损失大半。

对于蒋介石而言，第五次围剿取得了相当成功。国内的舆论都期待能够对日采取积极政策。但是蒋介石仍然以复兴建设为第一要务，认为抗日为时尚早。蒋介石的建设，一方面为抗战作准备，一方面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基础。1934年2月19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有获胜把握的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演说，强调国家的发展基础在于知识和道德，德国日本等的斯巴达式训练有借鉴之处，古圣人的“礼仪廉耻”也适用于现在等等。汪精卫也在3月17日在南京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开幕典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即决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新生活运动在禁烟和民族主义方面对社会各阶层引起共鸣，在全国都市内开展，但是在复古的儒家学说上遭到新知识阶层的批判，35年初就无法持续下去。

“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开始调整对日本邦交。34年夏天，满洲同华北的交通再次开通；7月3日开始实施所谓“亲日关税”。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首先表示日本军事力量强大，三天之内就可以占领广东，重庆，成都等沿岸都市，不具备同现代国家作战条件的中国现在奋起抵抗为自杀行为。然而蒋介石的眼光在于日本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陆军包括苏联，海军对付英美，大战中日本确定会失败。那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民族复兴的最好的机会”。因此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军事力量压迫的中国，不刺激日本的前提下发展军备十分困难，最好的国防方针在于首先培养不屈的精神，然后构筑堡垒准备长期作战：

“三年守不了就守一个月，一个月守不了也要死守一星期。我们现在并没有十分的胜利希望，然而可以进行最顽强的抵抗。我们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也要让敌人为胜利付出最大代价。......如果这样，我们确信从开战到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采取这样的战术，他们占领我们一个省花费一个月，18个省至少需要18个月。这十八个月间国际局势不会没有变化。”

这就是万一中国同日本单独开战后蒋介石的战略，确信日本在国际大战中不会是最后的赢家。（7月24日演说）

1934年12月，在这种“长期抗战”的方针下，满华通邮协定，满华通商协定成立。1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事实上的机关杂志《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是敌是友？- 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作者徐道邻，有说法说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整理，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论文的第一页开门见山，认为日本人根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最终中日有必要携手。这至少表明此时的国民政府，外交方面对于日本尚抱有一定幻想。某种意义上，1933年6月份中美之间成立金额为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上提供了不到两千万，以及九一八以后对于国际联盟进行的申诉成果极为有限，对国民政府都有所触动，对英美的某种不信任也是对日幻想的原因之一。《外交评论》上另有许哲欣发表的论文，认为英国经济困难，而且有印度的问题；美国处在经济危机中，对华援助和对日政策都不会非常积极。同一篇论文中还提到将来的远东大战，要么是日苏冲突，然后英美加入；要么是日美冲突，英苏加入。中国应该采取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态度，视列强的关系灵活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晚到来的判断下，国民政府应该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因此不应同特定的国家结盟，首先为国内建设争取经济援助。应该维持同大战到来后侵略中国可能性最大的日本之友好关系，极力避免中日战争的到来，拖延其发生。这虽然不能认为是对日本的彻底妥协，很显然也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味。1935年2月27日，停止排日，排日货的提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排日教科书也被改订。

这里加一句赵括的看法。看到日本方面对此的评价，赵括实在感到丧气。赵括虽然没有理由对六十年前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幸灾乐祸，即使是国民党执政，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家大打出手乱打一气的时代，抱有这种总是指望他人先打起来，自己不劳而获的想法的国家，也确实难逃第一个挨揍的下场。对于这种“友好”表示，日本方面即使是对华“妥协”的广田弘毅外相，也是不屑一顾。华北的一系列冲突中国民政府诉诸于外交手段，广田外相对此的反应是“这是地方事务，应该由华北方面和关东军协商解决”。蒋介石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基本上还是准确的，就是有一点他没有看透，自从19世纪70年代日本强行侵占琉球王国后，到后来的甲午战争二十一条乃至九一八事变，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以中国为代价的，每到危机关头都会拿中国开刀，意志之坚定并非中国单方面躲避就可以躲得过去。而最后关头缺乏以武力保卫国家的气魄，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抵抗终究将化为泡影。奉系就是前车之鉴。

1932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从洛阳回到南京。12月15日到23日，召开第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当时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以剿共为第一要务，对张学良虽然下达了防卫热河的命令，一方面又在极力避免刺激日军。在此前，国际联盟已经以李顿报告等表示了对中日纷争态度仍然暧昧，国内对国际联盟的不信任感增加。蒋介石一面坚持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同英美苏的接触。其中同苏联的恢复邦交工作，引人注目。

自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包括副领事在内的数名苏联人被枪决后，中苏关系十分不友好。九一八事变前的一系列中日冲突中苏联一度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也被反驳为“狡猾的苏联没有放弃对东北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有借助苏联抗日的企图，苏联有借助中国打破列强封锁的意愿，双方关系迅速缓和。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邦交。然而对于国民党，确认的外交方针仍然是在不刺激日本的范围内，同英美苏等强国合作，推进国内统一。三中全会上广东派等反蒋派别提出了批判国联，排斥日货，保卫热河等对日强硬方案，而国民政府的发言人则对外表示提案未被通过。最后采取了一些妥协方案，表示要彻底抵抗外侮，为此集中全国力量，安定内部，为了发挥民意力量确保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然而同表面上的强硬相反，蒋介石仍然把力量集中于剿共。33年2月13日，日本开始热河作战，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相当的抗日主张。蒋介石在剿共抗日之间立场困难，最后以张学良下野汪精卫复归，5月31日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而告终。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已经于1932年4月26日对日本宣战，但是对日美英蒋汪等一视同仁，当然并没有实现可能。32年间又通过了一系列抗日决议，仍然坚持左倾观点，例如在派遣干部奔赴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时就强调要夺取指导权，对当时在东北的由国军发展而来的抗日武装实际上并不信任。但是到了1933年1月以后，随着日军进攻热河，共产党的政策也起了微妙的变化。1933年1月15日，瑞金发表了抗日三原则：1，立刻停止对苏区的进攻；2，保证民主权利，即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自由，释放政治犯；3，立刻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并宣布如果实施此三原则，将同任何抗日武装缔结作战协定，准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虽然声明中仍然将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的羽翼进行指责，其变化引人注目。3，4月，又多次强调上述宣言，对国内舆论造成影响。陈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要求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北上抗日的问题。虽然并没有实现，国共两党立刻就投入了围剿反围剿的激烈冲突，国共之间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已经有了“星星之火”。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各级党支部发出所谓的“一二六来信”，虽然仍然强调马占山苏炳文等旧军人的对革命的敌视，对日本的妥协可能，要求尽一切可能酿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即使是有一定的动摇性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作共同斗争。对此在东北，一方面根据这个指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会，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将原吉林军将领建立的武装以及大刀会等视为土匪的倾向仍然很强烈，为此一直到34年2月都被瑞金反复“敲打”。在这种情况下到34年10月为止，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在共产党的主张下联合，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下辖7个军，另外有一个番号为红32军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南满活动。33年5月，冯玉祥召集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共产党员）等武装在张家口结成察绥抗日同盟军，发表对日抗战回复失地宣言。随着东北抗联以及一些抗日学生的加入，6月份发展为6万大军。然而冯玉祥的部队虽然积极抗日，从本质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反蒋军阀的性质，自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通过军事讨伐以及收买内部的孙殿英，冯玉祥最后妥协于蒋介石，8月7日取消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下野。继续抵抗的方振武吉鸿昌部9月被击败。共产党此时对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也没有积极评价，并未进行有效援助。

与此同时，民间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的风气高涨。1933年3月8日，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教会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加入者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杨杏佛，胡愈之；反帝反日非战大会的李剑华，陈望道；中华文艺同盟的鲁迅，矛盾，田汉；抗日急进团体的吴迈，中国大众文艺同盟的黎沛华，中共江苏省委员，基督教徒刘有谦，女子参政会的丁玲，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陈亚夫等等。自救会提倡积极抗日，要求，1，蒋介石亲往前线恢复失地；2，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以及提供军用物资；3，废除《危害民国治罪法》和出版法；4，没收“仇货”（日本商品）等。5月1日，自救会召开悼念抗日义勇军战死者大会，因为对国民政府有所非难，被遣散。此后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自救会本身基本上解散，但是抗日运动却伴随着全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发展下去。33年8月，英国劳动党代表马莱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达上海，为召集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做准备。宋庆龄等抗日积极分子为了大会积极奔走，并且试图将共产党代表纳入大会，因为得不到国民政府许可，9月30日以秘密会议的形式召开，有苏区代表参加。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中，赫然就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大会在谴责了德日法西斯的同时，批判了国民党，要求停止剿共战役。10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对此有以下决议，

“反战反法西斯大会的成功，并非我们任务的结束。......大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大会工作的群众基础，称为全党的迅速战斗动员。趁热打铁全力进行对群众积极性的组织指导，建立各地反战反法西斯分会。应该立刻在工厂，学校，兵营，码头等群众中组织分会小组，同时进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选出在首都上海的代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完成这个任务，将是对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力报复。”

仔细品味，这个决议虽然在文字上仍然强调同国民党的斗争，内容上完全是强调对“帝国主义”的反法西斯斗争。至少在共产党的下级基层，对于有组织的抗日运动已经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33年以后无论国共，对于抗日以及可能的联合，都显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包括国共的社会各个方面已经是星星之火，发展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燎原。

九一八事变产生的另外一个效果，就是结束了宁粤对抗。

1931年9月20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广东方面发出通电，呼吁共赴国难。广州一度有“讨蒋即抗日，抗日即讨蒋”的继续对蒋强硬的考虑，在国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当然无法实行。22日，汪精卫孙科等通过蔡元培张继等人向南京表示了以蒋介石承担责任，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为条件的妥协方案。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双方开始交涉。10月7日在对日本问题上达成一致，对外公布。一方面通过国际联盟等进行外交努力，一方面准备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抵抗。10月13日，引发宁粤分流的胡汉民监禁被解除；10月15日，广州方面任命了汪精卫孙科等五人为正式和平代表，北上上海同南京方面会谈。10月27日，双方开始会谈，但是在蒋介石去留以及张学良处分问题上发生分歧，进展不大。此时的张学良仍在期待南京能够获取外交成果，迫使日本撤军，平稳返回东北，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按兵不动。但是随着日本反对奉系回归态度明确，英美反应冷淡，国内舆论非难指责，冯阎对关内东北军的排斥等等，张学良反过来不得不有求于蒋介石。同时蒋介石在争取英美资金援助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强化了其谈判地位，宁粤互不相让。南京于11月12日到23日，广州于11月18日到12月5日，各自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随着日本继续在东北的军事侵略，国际联盟调停的希望落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等等原因，蒋介石终于不得不再次下野。其间在9月28日，发生了抗日学生运动中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打事件。尽管此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屡次发表公告要求学生理智，蒋介石也接见了学生表示并非依赖而是利用国际联盟进行调停，学生运动一直没有停顿。12月25日，北平的学生团两百名学生闯入南京的国民党部，试图接待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殴打致昏。广州趁机进行广州方面部队北上抗日，被蒋介石阻止等宣传，各地学生上京请愿运动有增无减。

然而实际上据日本方面的观察，广州在事实抗日上，比南京更为消极，实际意图不过是利用时局迫使蒋介石下台，排除张学良势力，对日本则多有妥协。日本驻广东代理领事和驻国际联盟公使重光葵等人都有类似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以退为进的策略，11月30日以后开始谈论下野问题，并将顾祝同，熊式辉，刘健群，张治中等心腹安排在要职上，并采取步骤掌握经济实力。12月15日，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但事实上保持军事委员会实权。12月18日，国民政府发出学生运动取缔令；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蒋介石派系的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派系的顾维钧王树翰等人均从要职离任，任命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要职基本上落入广州派手中。1932年1月1日，新政府正式上任。

在国民党内讧同时，日本于12月23日开始锦州作战。受到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的冲击，一度在锦州驻扎军队的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完全回避同日军作战。广东派掌握权力后的12月25日立刻决定了彻底抗战，电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于12月29日以“28日以来抵抗日军攻击，武器弹药不足继续战斗困难”为由回电，早早进行了放弃锦州的准备。30日中央回电，再次表示体察张学良困难，命令排除万难坚决抵抗；同日张学良通告日本公使馆，希望能够为了保证东北军顺利撤出，日军延缓进驻计划。日本对此当然是不屑一顾，32年1月2日到3日，日军占领锦州。国内舆论对于张学良的非难再度激化，而张学良则极力试图将此非难转向中央，例如指责中央的命令空洞，而不进行实际的武器弹药补给等等。同时，蒋介石的心腹对于广州派并不合作，在汪精卫表示了同蒋介石妥协的意向之后，收到中央政治会议邀请的蒋介石半路停留在杭州，并不奔赴南京。不得已，汪精卫前往杭州同蒋介石会谈，1月21日蒋介石终于回到南京。1月24日，外交部长陈友仁辞职；25日，行政院长孙科辞职，28日，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蒋汪达成妥协。同一天，爆发一二八抗战。然而随着李顿调查团的到来，2月29日蒋介石下令停火，十九路军随即败退。再确认了“强化国防，长期抗日”的基本方针同时，4月12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再度决定了优先剿共的政策。1931年10月以后，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张国焘等人先后进入各地苏区，实际上左倾冒险主义再度掌握中共实权，采取的种种“攻势”令国民党感到不安，不可否认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国民党内部屡次分裂，中央权威不出华中五省，经济状况不乐观等等均非蒋介石复出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1931年自主关税实施后海关税收激增，1931年达到2亿4600万元，超过年度财政收入一半，为28年的3倍。1932年度政府预算海关收入3亿1000万元，其中2亿5000万元为对外公债担保部分，但是由于东北沦丧损失约3000万元，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贸易受影响1-4月间损失2000万元（财政部5月报告），财政紧迫的状况并没有缓解。而第四次围剿期间的7月下旬，伴随日军在东北华北的军事行动汪精卫张学良矛盾激化，张学良一度提出同汪精卫同时下野的激烈要求。蒋介石不得不忙于善后，一直到8月下旬才以达到表面上的妥协，再度集中精力于剿共。

虽然如此，毕竟此时蒋介石地位相对稳固，对苏区的围剿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策略。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确定长期抗日方针同时决定积极剿共；6月9日，在庐山召开会议，以剿共为中心探讨包括财政外交在内的重要问题，参加者有何应钦，陈诚，何健，熊式辉，钱大均等人，决定7月1日开始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预计六七两月需要经费3500万元。在此前后蒋汪之间也作了会谈，决定由汪精卫负责对日本外交事务，推进同美国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恢复同苏联邦交等方针。在军事上，第四次围剿最值得注意的是义勇军民团等组织进行公路建设。为了能够实现部队的迅速调动，以及完成堡垒战术，国民党积极推行公路建设。在华中华南为了实施对苏区的围剿，新建的公路里程赵括手头资料不一，大致估计为5-7万公里。考虑到1929年全国公路不过三万四千公里，这个剿共带来的意外成果非同小可。由于国民党缺乏基层党组织，这些工作不得不委托给名为义勇军（民团）的地主武装。而对于这些地主武装，国民党本身都认为难以融入体制下进行有效支配。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决议案中就表示，“民众训练未能切实推进，党同民众隔离。今后必须实行各种民主团体同本党的实际联络。”，“下级党组织不健全......不可否认是组织工作的怠慢。”蒋介石对此也有指示，命令各县组织五百名义勇军，由国民政府派出教官提供武器，每五县形成一团，两千五百人，同共军的小部队进行作战。参战兵力约60万中，直接同红军作战的不过20万，其他均负担公路修建经济封锁等任务。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当时公路禁止农民的普通手推车行走，仅仅允许军车和某些机动车通行。

国军步步为营的封锁战术虽然时有失利，也的确给苏区带来了食盐药品缺乏等困难，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对于国军而言，其副作用亦非常明显。红军采取卓越的游击战术进行周旋，何时能够获取胜利还看不到尽头时国军军费开支激增。赵括手头的日方资料有的称耗费超过3亿元。从33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也发表过讲话宣称这种打法难以支撑三年以上，必须在三年内彻底剿灭共匪，头半年要取得军事胜利，此后要完成对苏区的政治改造看来，军费消耗实际金额虽然不明负担沉重本身并无问题。第四次围剿期间，发生日军进攻热河事件，再次激化抗日舆论，不得不事实上中止一段时间。其间瑞金的中国共产党于32年4月26日对日宣战，但是仍然坚持左倾观点，对日美英蒋汪一视同仁，不加区别。陈诚这样的嫡系将领也曾经召集手下将领联名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集中力量北上抗日，对此中共中央反应冷淡。此后即使是左倾盲动主义者的首脑王明，对这种不冷静也作了反省。对于32年33年的国共两党而言，虽然不能否认某些首脑人物存在抛弃敌对情绪共同抗日构想的可能性，距离实际上的实现，也确实还有一段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