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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芳香的黑血（二） （受爱莲老大鼓励，在此献丑）
咖啡从神秘而来。
据说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牧羊少年叫卡尔蒂。每天吹着短笛和他的山羊们一起到山上去，羊群去寻找芳草地，卡蒂尔就在林间空地上吹着他心爱的短笛。到了傍晚，卡尔蒂只要吹出一个高亢的音节，山羊们就会集合到卡尔蒂的周围，跟着他的短笛下山回家。
可是有一天傍晚，当卡尔蒂吹出了一遍又一遍的最高音也没见到他的山羊们来集合。迷惑不解的卡尔蒂只好爬到更高的地方去寻找他的山羊。
卡尔蒂好像能听到他的山羊在歌唱，在那密林的深处歌唱，卡尔蒂本来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山羊今天怎么发了疯似的不想回家了，而等到他找到一块林中空地，借着树枝缝隙中斜射进来的阳光看到他的山羊们时，卡尔蒂只能喃喃地念叨：“它们被恶魔附体了。”
（卡尔蒂和他的山羊们在舞蹈）
卡尔蒂的羊群在围着圈子奔跑，在跳一种奇怪的舞蹈，在激动地歌唱。卡尔蒂看到这些发了疯的山羊们一头接一头地到一棵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树边去吃那绿油油的树叶和红扑扑的浆果。卡尔蒂知道肯定是那树叶和浆果在作怪，他很害怕：“那有没有毒，山羊们会不会死？”，卡尔蒂知道要是他的山羊死了，他的父亲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卡尔蒂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的山羊们赶回了家。他的山羊们很好，第二天卡尔蒂一打开羊圈的门，山羊们就直接向昨天的那块林中空地飞奔而去。
现在卡尔蒂知道那棵树是没有危害的，他决定自己也试一试。卡尔蒂先嚼了一片树叶，有点苦涩，随着叶汁到了胃里，卡尔蒂觉得有点兴奋起来了。这时卡尔蒂决定试试那红扑扑的浆果。
浆果有点甜味，不难吃，里面有两颗包着粘液的籽。卡尔蒂决定试试看着两颗籽看看，他咬开了一颗籽，嚼了嚼那浅绿色的果肉。
天空变了，变得那么蔚蓝；空地变了，变得那么开阔；卡蒂尔变了，变得那么轻扬，诗歌像喷泉一样从卡蒂尔的嘴里喷薄而出；卡蒂尔吹起了短笛，他发现他的笛声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流畅高扬。
卡尔蒂把他的发现告诉了附近一位苏菲（SUFI）教派的修道院院长，那位修道院长找到这种神奇的果实，研究之后发现将其种子烘烤以后磨成粉再在水里煮开以后效果最好。苏菲教派是一种伊斯兰教的苦行僧神秘教派，在他们彻夜不眠地念诵可兰经文的时候，这种神奇的不知名的《可兰经》上也不见记载的汤水有提神不眠的神奇功效。于是苏菲教派就首先开始饮用这种后来被称作“咖啡”的饮料。
且慢，这是意大利的东方学者奈洛尼的说法。这个故事充满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和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向往。东方在中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是所罗门王，舍巴女王治下的铺满了黄金，流淌着乳香的大地。真正居住在东方的阿拉伯人的传说可没有欧洲人那么浪漫，起码牧羊人不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职业。所有阿拉伯有关咖啡的传说中都没有羊，唯一的例外是有种说法是咖啡树从羊粪孕育而来，这种说法可能是出自咖啡种子和羊粪蛋子似乎看起来有点想象吧。
在阿拉伯世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约1258年左右在也门的莫卡有一位苏菲派修道士叫奥马尔，他从麦加朝圣回来后学来了挖井取水，而且他的井水包治百病。正好当时莫卡疫病流行，病人住到奥马尔的修道院里喝几天奥马尔的井水病就好了。从这点看来当时流行的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疫病，只是莫卡的饮水卫生问题。
一天，一位当地豪绅的漂亮女儿也生了病，也和其他人一样到了奥马尔的修道院来求圣水，也和其他人一样地痊愈了。
但出来了风言风语——对宗教的看法可能古今中外都差不多。风言风语传到了那位豪绅那儿，豪绅大怒，把奥马尔和他的弟子都放逐到深山里去了。
被放逐的奥马尔和他的弟子们在深山里发现了咖啡，靠咖啡活了下来。而放逐他们的镇上又发生了传染病，人们想起了奥马尔，把他请了回来。
奥马尔做了咖啡让大家喝下去，说这种黑色的苦味饮料“有和麦加的渗渗泉水同样的功效”。
“渗渗泉”是麦加禁寺内的泉水，当年先知易卜拉欣之妻海哲尔、子易斯马仪被弃于麦加，饥渴难当之际，易斯马仪用双脚踹地，突现一股清泉，此即“渗渗泉”。穆斯林认为“渗渗泉”水福泽无限，至麦加朝觐时不仅开怀畅饮，还常带回作为珍贵礼品赠送亲友。
于是，咖啡就流传开来了。
这种传说也不对。奥马尔确有其人，现在在莫卡还能找到奥马尔的修道院和墓地。但奥马尔和咖啡应该没有关系。莫卡是一个咖啡的种植地和咖啡贸易的重要中转地，但莫卡没有野生咖啡树，当时是世界的学术水平的阿拉伯植物学上也没有任何咖啡树的记载。所以奥马尔给人们喝的不应该是咖啡，那是什么东西呢？
奥马尔给众人喝的应该是曾经是咖啡的有力竞争对手的咔特（QAT），那是一种叶子形状和咖啡很相像的植物，叶子晒干后像茶叶似的冲泡或煮开，或者就干脆嚼咔特树叶都会使人产生幻觉。小说《基督山伯爵》中基督山伯爵在基督山岛上招待阿尔贝·马尔赛夫子爵和弗兰兹·伊皮奈男爵这两位年轻人的时候端出来的那碗“浅绿色的液体，有点像陈年的白葡萄酒”，其实不应该是小说中所说的“印度大麻”，而更应该是咔特。
（亚丁人和咔特）
那么咖啡到底是谁发现的呢？
家园 【原创】芳香的黑血（十） 从咖啡屋里走出来了邮政，证券，拍卖，保险甚至博采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行业，但这不是从咖啡屋走出来的全部。从咖啡屋走出来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而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
十七，十八世纪伦敦咖啡屋的一个最重要的性格就是公共舆论的形成场所。当时的英国国家正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殖民和贸易活动的是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因此国家需要强大的武力和军队来作为殖民和贸易活动的后盾；为了维持强大的武力和军队，又需要强化国家组织中的赋税机能。从来意义上的国家级能面临着如何和垄断资本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矛盾也在激化。当时的贸易支付已经是通过银行进行了，在银本位体系下，谁拥有了银子，谁就在国际贸易中占优势地位。当时占压倒性优势的是拥有占世界银产量90%的墨西哥和秘鲁作为殖民地的西班牙。但西班牙的白银霸权受到了来自英国的羊毛织物的挑战，包括墨西哥和秘鲁在内的南北美洲要用白银交换的是英国的毛织物。拥有毛织物产业的英国成了国际贸易的支配力量。
羊是英国的武器。牧羊已经不是田园牧歌的一部分，羊开始吃人了。真正成了“替罪羔羊”的农民们被圈地运动赶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生存者的土地，成了工厂的工人，毛纺织业的机械化真正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英国的商业资本当然要培育国内的毛纺业。但是商业资本是从商品交换的差价中得到利润的，商业资本希望的就是把毛织品的价格压到最低，这肯定会引起产业资本的不满。商业资本是早就存在的，和国王，国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刚刚走上舞台的产业资本还像个赤身裸体的婴儿，既无资历，也无根基。
但这个赤身裸体的婴儿，为了自身的生存却不得不向王权和商业资本这个双头巨怪开战。这个婴儿没有任何武器，只有依靠向大众呼吁，以舆论来向公共权力挑战。
说是舆论，但没有舆论工具。当时不要说电影，电视，广播，电话了，连手机短讯和互联网都没有，到哪里去诉诸舆论？
到咖啡屋去。英国和中东日本不同，没有公共浴室文化。看过电影《大班》的人就会知道那时候的英国人身上臭气熏天，远不是现在的绅士模样，只有咖啡屋才是人们聚集的地方。咖啡屋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性，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无论是老式的贵族，新兴的资本家，心满意足的商人还是叽叽喳喳的学者都可以自由出入，喝上一杯。在等咖啡时和边上坐的人聊天。当时咖啡在英国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万灵药”，能够加速血液循环，治疗痛风，关节炎，咳嗽，感冒，三叉神经麻木，偏头疼，哮喘，胃病以及月经不调等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所有疾病。并且，最重要的，托阿拉伯的苏菲派异教徒的福，咖啡在一开始就镶上了一个“理性”的光环。聪明人才喝那个，粗人，去酒吧灌黄汤吧。你看狄更斯，拜伦什么的都是咖啡的粉丝，因此资本主义的先驱思想家们在咖啡屋聚会就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了。
（咖啡馆里的文人墨客们）
为什么不去酒馆？首先酒馆是分三六九等的，酒馆里聚集的都是小圈子里面的人；其次，你能和已经醉醺醺的人讨论什么问题？请他再喝一杯是另外一回事。
喝咖啡会不会“使人聪明理智起来”对现代人说来是个伪命题，但当时人们就是那么相信的，而且咖啡确实使英国人变得聪明了起来——变得会说英语了。怎么英国人能说英语也算了一回事？你不能用现代人的目光去衡量古代人，现代人会说话仅仅因为广播和电视这些传媒的功劳，在没有大众传媒的时候，下等人是不太会说话的。需要说话的舞会，剧场和宴会这些场合都不是下等人能去的，下等人的所谓说话也就是夫妻邻里吵吵架，有个什么“damn”,“shit”之类的词汇足够沟通了。
但咖啡屋的出现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和上等人坐在一起的下等人也学会了更加复杂的表达方法，句型和词汇量也日渐增多。有人说“咖啡屋对普及英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几乎可以和以后的无线电广播相比”。
托马斯·摩尔这个英国名字知道的人应该不少，就是不知道也应该听说过他的有名著作《乌托邦》。但是有本模仿《乌托邦》而写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本书的作者叫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空想的“大洋国”，但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在写英国。哈灵顿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用来选举立法代表。按国民的贫富编成步兵及骑兵等等。
这些在当时看起来十分荒唐的建议，像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后来却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一般原则。《大洋国》还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应该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 of office）与投票应该是无记名的，似乎现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哈灵顿死后在英国很快就被人遗忘，但在深受其影响的美国却一直被人念叨着。
詹姆斯·哈灵顿当年就在一间叫做迈尔斯的咖啡屋（Miles Coffee House）活动,他和他的同志们组成了一个“洛塔俱乐部”（Club of Rota）。每天晚上在椭圆形的桌子中央摆上一个投票箱，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喝着用推车送上来的咖啡，一边就一些惊世骇俗的问题举行投票。
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大洋国》的作者詹姆斯·哈灵顿）
“上帝是不是理性的存在？”，“可不可以处死国王？”等等，这个场所后来被称作“地下国会”。虽然这个地下国会没有任何合法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但是其运行方式开辟了现在国会运行的先河：一人一票制，无记名投票制。“可不可以处死国王”是一个法理上的问题，一百二十年后的法国人却真是在咖啡馆讨论“应不应该处死国王”这个问题了。
家园 【原创】芳香的黑血（九） 从1588年7月英国人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以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之前，英国就是地球上的海洋霸主。第二次大战以后霸主的地位虽然被本家侄子美国人所代替，但英国的海洋大国的地位仍然不变。现在无论在造船吨位，商船队的保有吨位和港口的吞吐量上都不如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甚至中国，但是一个和海事关系极大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个海上大国的过去和现在——劳埃德。
劳诶德是什么？有人以为那是一个公司，也有人以为那是一个机构，甚至会有人以为那是一个标准，其实他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市场，或是一个组合。
（伦敦劳埃德大厦的雄姿）
劳埃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辛迪加组织。作为法人，存在着一个叫做Corporation of Lloyd's的东东，但那只是一个由保险掮客和担保人（underwriter）组成的一个自治团体。和其他任何保险公司不同，Corporation of Lloyd's这个团体本身并不承接保险业务，保险业务是由那些承担无限责任的掮客和担保人承接的。Corporation of Lloyd's只是保有劳埃德大厦及其向会员们提供事务处理的服务而已。
这种怪里怪气的构造也是来从咖啡壶里飘出来的。
1688年左右，一个叫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的人在伦敦塔街（Tower Street）开了一家咖啡屋，进出这家咖啡屋的主要是水手，商人和船主们，因为劳埃德能向他们提供有关船期的消息。后来人越来越多，地方不够了，1691年圣诞节以后，劳埃德把店移到了伦巴第街（Lambard Street）。
搬家以后，劳埃德把原来用口头传播的消息编成一份叫做《劳埃德新闻》(Lloyd's News) , 这份东西到1734年时改为《劳埃德船表》（List Lloyd's List），直到现在还在出版，是世界上传统最悠久的定期出版物。只不过从2002年开始，用来指示船只的代词从“She”改成了“It”。
船期表本来是作为顾客服务的一环而用来吸引寻找工作的水手，寻找船只的商人和寻找主顾的船主的。可是这份船期表还吸引了另一类人——保险掮客。商人的个人海外活动行为所伴随的风险是得不到国家的保障的，只有那些将全部身家赌上去的保险掮客们来缓冲这些风险。掮客们寻找顾客就看这份《劳埃德新闻》，因此劳埃德的咖啡馆也成了保险掮客们的聚集场所。
（劳埃德咖啡屋里的保险掮客们）
为了提高《劳埃德新闻》的精度和速度，劳埃德干脆在英国各大港口配置了通讯员，在第一时间将到港船只及其载货的情报用收件人为邮政大臣的方法寄出去，然后迅速转到咖啡屋。为什么采用这种怪怪的方法呢？伦敦中央邮政局当时就在劳埃德咖啡屋的隔壁，哦，不对，应该说劳埃德的隔壁就是伦敦中央邮政局。这样《劳埃德新闻》的读者能比别人早几个小时得到第一手的准确情报。为了得到邮政部的配合，劳埃德咖啡屋每年付给英国邮政部200英镑。这一官商勾结的做法一直到1791年才被取消，而这时的劳埃德没有邮政部的关照也能活得很好了。劳埃德本人于1713年去世，没了去处的保险掮客们自己凑钱盖了间咖啡屋起来，为了纪念原来的店主，这间咖啡屋才正式叫做“劳埃德的咖啡屋”（ Lloyd's Coffee House），现在的“Lloyd’s”就是从那时才正式启用的。
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以后，伦敦证券市场几乎崩溃。议会制定了泡沫法,顺便也规定了能够承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就只有两家：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Corporation）和伦敦保险公司（the London Assurance Corporation）。
这个法律规定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公司规定了只有两家，个人掮客呢？一句未提。这样倒反而为聚集在劳埃德咖啡屋的个人保险小贩们把公司竞争对手给打扫了一下，生意变得更加好做。人也就越来越多，结果鱼龙混杂，有些根本没有理赔能力的人也混了进来，劳埃德给人们了一种保险赌博的印象。
正经的掮客们组织了起来成立了Corporation of Lloyd's，把咖啡屋搬到了皇家交易所里。到了皇家交易所以后才去掉了咖啡屋这个名字，正式叫做Corporation of Lloyd's。并且说服议会在1871年立法，将Corporation of Lloyd's法人化。这段稀奇古怪的历史就是劳埃德的保险商们常常在说的“我们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保险商人，但我们是劳埃德”这种让人听着丈二进港摸不着头脑的话的由来。
再多说几句这个劳埃德。劳埃德作为一个海上保险的重镇，也就是资格老点儿，真正被人看重，奉为保险业的梵蒂冈则是因为有了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里氏8.25级的大地震让旧金山成了一片废墟，失控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数千人死亡，41万旧金山居民中半数以上无家可归。美国政府无计可施，只能寄希望于保险商。
直到1903年为止，劳埃德只局限于海上保险。1903年，有个后来被誉为“非海险之父”的叫库伯特•希思（Cuthbert Heath）的人，鉴于海上保险竞争愈来愈大的现实，开辟了传统海上保险之外的陆地上保险。三年后就遭到了旧金山大地震，面临着十万件保险请赔申请。希思的回答是：“按合同条款全部全额赔偿”。
劳埃德赔出了五千万美元，估计相当于今天的十亿美元以上。劳埃德得到的是信誉：地震，台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保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劳埃德，1906年每个劳埃德保险人的平均盈利是431英镑，而1907年的平均盈利是1435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