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四） -- 老拙
家园 【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四） 之一，
之二，
怎么办？
其实左尔格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国的两个战略情报机构继续完成任务。
左尔格知道，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点，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就要求他多说，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说起，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一共写了5万多字，一直写到1942年3月，也就是写了半年之久。后来的情况证明，左尔格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中西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方文说他跟左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左尔格谈过他的身世，还是通过他的供词了解的。这说明，左尔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内的所有供词都是极端秘密的内容，对最可靠的战友都不能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了。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这就要求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要么不说，说出来的必须经得起查证。左尔格作为情报人员肯定知道，日本特高决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关键时刻他为掩护中国的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后来的情况同样证明，在日本特高怀疑到上海方面时，左尔格的掩护说辞确实暂时迷惑了大桥。
后来的情况说明，无论我上面的推测是否实际情况，左尔格的做法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的作用。
否则，如果左尔格象“神秘西人”那样一言不发，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上海情报课就不可能继续工作8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奇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左尔格被捕后，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中共上海情报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续。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过了两个多月，1935年11月18日，国民党特务又将特科上海办事处破获，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并没有溃散，剩下的少数人员在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徐强领导下继续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难的时期，徐强组织特科的剩余人员，经过半年搜寻找到了流浪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与国民党接触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传递国民党上层欲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意图。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上海特科被改组为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之所以能够担负这项任务，是因为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1937年调延安工作时，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名日籍党员。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教授王学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1.28事变后，日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同文书院团支部则在同学中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到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王学文，加入中共，开始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打入日军高层。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就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移至上海，于是设法调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接上联系。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满铁上海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派驻上海委员，打入日本驻华情报机构。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纪光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纪光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在南京，有西里龙夫、李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得森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张明达担任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1941年10月，左尔格、尾崎秀实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纪光，吴纪光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应该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左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的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纪光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纪光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吴纪光明白，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提着脑袋深入虎穴夺虎子的行动。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在万不得已时，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况，但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啊。因此，听了潘汉年的决定后，吴纪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向联络员程和生传达。果不其然，程和生听了上级的决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打了个冷颤挤出一句：“就这样决定了？”
吴纪光看着程和生的样子，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坚定地说：“决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后的希望问“如果中西功持反对意见呢？”
程和生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功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没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上级指示时，便带着一种情绪。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另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中西功倒反过来劝他，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来，就在程和生请示上级的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地思考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电报后同他谈话的表情。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区”，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都会因为与他关系密切而暴露。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网。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网就存。他走，情报网就亡。就这么简单。
“建立这样一个深入的情报网是多么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下定了决心。这时，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坚持留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也要冒着同样的危险留下来坚持。这事，必须征求西里龙夫的意见，并且与他商量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的办法。想到这里，中西功立即乘夜车赶往南京。
两人一见面，开门见山，根据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情况，推测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中西功说。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中西功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向东去”，西里龙夫就必须在南京坚持，其实冒着同样危险，但他知道，西里龙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标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具体时间的确切情报，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中西功寄希望于尾崎秀实，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见到尾崎秀实，就有希望。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西功不知道，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尾崎秀实不仅供出了左尔格和他本人的各种活动情况，而且在供词中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提到了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提到了中共在同文书院建立的支部，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果特高课大桥警部补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不难把当年同文书院中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学生列出一个名单，从中不难发现，中西功在上海同文书院曾经因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而遭逮捕并被停学一年的档案记录，也不难发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东京因参与“无产阶级研究所”的活动而先后被捕的记录。如果特高课发现中西功这时候秘密回到东京，只要跟踪和窃听他的电话，看他与谁联系，立即就能逮个正着，让中西功有来无回，将中共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然而，特高课大桥警部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正在倾听着左尔格滔滔不绝的供词，企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我看过 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左尔格为什么招供只写了简单的一句话：日本特高科的刑讯不是人的身体能够承受的
家园 送花得宝了。 关键词(Tags): #送花得宝了，家园 持续鲜花献上 家园 方文说他跟左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左尔格谈过他的身世， 特工纪律的要求把。说自己的身世出来就多一分危险。特工对于同事来讲其实就是一个代号。
家园 花顶。 家园 好文 家园 呵呵~ 花之~ 今天看书里面有一个注刚好提到了左尔格的~ 高华教授的“红太阳”里面的一个注：
①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156——164。
关键词(Tags): #佐尔格，家园 del 家园 【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七） 大桥经过一番调查，很快查到尾崎秀实等人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曾经秘密回到东京，而且到处活动。给水野成和洪津良胜打电话的无疑就是中西功，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同学，在同文学院都因散发反战传单被捕过。
因此，松本和野村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令松本和野村没有想到的是，“满铁”事务所竟然予以拒绝。“满铁”事务所强调，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松本和野村三番五次说明，他们有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满铁”事务所却仍振振有词地说：“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是在总军管辖范围内。”“中国有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后双方相持不下，“满铁”方面竟冷冷地说：“这事你们还是去找总司令部商量吧”。
没办法，松本和野村又找到总司令部特务部。没想到，总司令部的回答跟上海“满铁”事务所如出一辙，特务部的人说：“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没有任何罪证，即使有，也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我们无能为力。”
松本和野村又跑到上海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的回答得更干脆：“这是你们警视厅的事，还是去找兴亚院的特高课去吧！”
松本和野村到了兴亚院，兴亚院则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他们有治外法权专管上海日侨，这是他们份内之事，决无推辞之理。”
松本和野村又找到领事馆，领事馆却说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在他们这儿不顶事，必须有内阁的命令…
就这样，松本和野村到处碰壁，手里拿着拘捕令，还就是抓不了中西功。
等终于从东京得到内阁命令，领事馆予以合作时，偏偏中西功又随南进进攻浙赣线的日军第13 军做随军调查去了。由于第13 军一路南进，经常变换驻地，一时间无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
最后，松本和野村想出一个计策。他们两人来到中西功在上海的家中，对中西功的妻子和妹妹说：“我们是中西功的朋友，从东京来的。听说中西先生去年到东京找过我们，很遗憾没有见到。如果中西先生从前线来电话，请转告他，务必回来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
这时候，中西功正带着程和生正在杭州。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后退，中西功不免唉声叹气，程和生却多长了一个心眼。
程和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吴要求带他来杭州，为的是随身多个耳目，接触中国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暂时离开上海，以观察东京和上海方面的动静，相机行事。程和生知道，这一点归他掌握，但是作为自己便不能只限于这一点了，他想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地下党组织的人。他的所谓“相机行事”，就是要在出现危急的时候，把中西功通过地下关系，护送到根据地去。这样，就算将来“警报解除”，中西功再回上海“满铁”也有话可说——去浙江四明山附近“调查”去了。深入新四军活动的农村地区调查，本来就是他们“特别调查班”的份内工作。于是，程和生就在杭州到处逛大街、看商店，终于找到一家小商号，老板娘答应他：“过两天乡下来人，把你要的货带来。”
程和生兴冲冲地回到旅馆，就看见中西功刚放下电话。
“谁来的电话？”程和生问。
“正好，你回来啦，我马上要回上海一趟。”中西功答非所问。
“为什么回上海？谁来的电话？”
“我妹妹惠子。说是东京来了两位朋友，要我回去叙叙。”
“什么样的朋友？”
“他们说是我的老朋友，去年到东京找过他们的，到时候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
“你要小心。宪兵队的朋友不是说东京方面要抓你吗？”
“没事，都20多 天了。如果他们要抓我，早已经动手了。至少，他们要先向‘满铁，作个通报，可是我们出来，‘满铁’丝毫没阻拦，说明他们一无所知。”
“……”
看见程和生不言语，中西功接着说：“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安全着想，我很感激。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办法。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我们都要坚持斗争，就像你们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妨回去看看，至少可以了解东京方面的情况。你留在这等我，我处理完事，立即回来。”
“顺便到‘满铁，观察一下。最好见见宪兵队的那位朋友。”
“当然。”
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车站。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上海家中被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之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兴幸在山西被捕。
就这样，由于左尔格的招供，从客观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课的作用，中共上海情报科从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继续工作了8个月。根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情报：
关于日军将于1941年12月8日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报；
关于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配合南进作战；
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
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 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
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
关于日攻美后第13 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
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 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
关于日本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
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
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
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日军部署调整情况的报告；
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第13 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
关于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的分析报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发起中途岛战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报。
中西功等人被捕后，上海情报科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尚未最后暴露，为了保护他们，下令所有中共党员坚守岗位，不得撤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明知非常危险，但是没有一人逃跑。
此时，特高课也确实没有搞清楚中西功等人的真实身份。在狱中，中西功拒绝回答特高课的问题，松本和野村百般审问无果后心生一计。他们把一名国民党蓝衣社被捕叛变的特工朝鲜人林得山关进中西功的牢房，伪装难友，企图套出中西功的实情。中西功中了计。他过于担心中共党员的处境，千方百计想把他被捕的情况传出去，让中共党员赶紧撤退。
这一天，松本和野村特意安排林得山的老婆来探监。林得山借此机会告诉中西功，他是重庆方面的人，他老婆正在外面活动，把他捞出去。中西功由此动了心，他想，这个林得山现在和日本方面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重庆方面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自己和汪精卫方面的汉奸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又和日本方面发生接触。但是不管怎样，要利用他。要尽力把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只要他能给带出一个警报去，那么，上海、南京、北平的同志们就可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损失。时间要争取快，那怕早半点钟，早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昨夜拜托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来，请你转为拜托她，可以吗？”
“叫她怎么办？”
“叫她到上海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国书店，问店员，塔斯社在哪里，会有人告诉她。”
“然后呢？”
“请她到塔斯社所在地点，告诉那里的人。就说中西功被捕了。
“噢！”
“开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装着不理会她，这没关系，只要她说出是我——中西功请求你，拜托她去送的这个消息就行了。”
“培斯社是俄国机关，她一个中国女人进进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说，我这种案子，她也要被宪兵监视。一旦被发现，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没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语。”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诉我，我叫我太太通过电话和他联系，倒是可以的。”
“那里有我们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没有。”
“那么，你有没有要好的中国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会说日本话，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虽然紧迫，却绝不能把“满铁”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这个名字告诉这个结识不到20 小时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满铁”的津金。于是说：“我有个朋友在“满铁”任职，叫津金，是个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满铁’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请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个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请您太太找个同伴，两人到霞飞路，像朋友相见那样高兴地大声说话，就说：‘你知道吗？听说日本人中西功被宪兵逮捕了。’在一个地方说过以后，换个地方再说，这样，人群里或许有知道我的人，他们自会去活动的。
“这太冒险吧？”
“是啊，所以请求您，如果怕这样做危险，就请您太太请个人到南通附近的启东去，在那里可以找到新四军，请她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新四军，新四军一定会非常感激你们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阵，皱眉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张扬出去呢？”
“事关重大。”中西功着急地重重点下头。
“希望他们营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劳无益的。”
“哪是为什么？”
“关系到我们延安方面的行动，关系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千千万万生命。”
“你的事情这么重大吗？”
“是的，所以，无论如何，请求您答应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诉我一个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国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许会来，我告诉她。”
中西功眼睛里充满了激动的泪光，很想向林得山深深鞠躬致谢，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不能也不宜。他只能用感谢的语气，清楚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同志们一定会感谢您。请您转告您的太太，我恳求她，无论如何，费心了，拜托了。并且，告诉她，“满铁”上海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13480。13480 您记住了？”
由此，特高课确认，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属于“中共谍报团案”，接着展开了大搜捕。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为了向其他人发出警报，程和生乘囚车路过上海的繁华街市市跳车自杀。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日本宪兵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经过抢救，程和生苏醒过来。当他睁开眼时，看见身边是日本宪兵和与他同时被捕的满铁“特别调查班”的另一位重要骨干倪之骥。程和生声音微弱地说：“厕所！”并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随后，日本警视厅特高课接着逮捕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联络员张明达乘乱逃生。
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对左尔格执行死刑。这时，中西功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左尔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对面更里面一点的地方。当左尔格从他的监房前走过去的时候，中西功听见左尔格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再见了，朋友。”
在此前后，方文从天津日本宪兵监狱越狱成功。
方文说：左尔格在保护敌区工作的同志和组织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复敌人的审讯中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法。例如敌人追问他在上海时的工作情况时，他把重要的情况都隐蔽起来了。关于他如何参加救援牛兰夫妇的活动和如何从国民党监狱里送出牛兰的字条的经过只字未提。关于他所领导的并由我负责的中国小组的工作，被他全部掩盖起来了，未提任何具体情况，他只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个中国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从来没有姓过王，可见他是任意编造的，用以应付敌人的。其实我和我的小组中重要同志的姓名，他不可能忘记。那时我们都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别建立了军事情报小组。我们都有秘密电台，直接和莫斯科通讯。如果左尔格供出我们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不难被敌人破获。但我们的工作未曾遭受任何干扰。在左尔格被捕两年多后我的小组在天津遭受敌人破坏。但那是由于我的秘密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的测向机所发现，因而我和我的电报员先后被捕。在审讯中，敌人虽发现我的工作与苏联有关，但他们未能把我的案件与左尔格的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始终未曾审问与左尔格案有关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被他们发现，我们必被送到东京归案。由于我的案子未被当作与左尔格案有关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敌人麻痹大意的情况下，越狱逃脱。
（全文完）
家园 唉，这个中西功真不是个干特工的料 家园 太精彩了，同样的推理可以用在金无怠烈士的身上。 我始终认为金无怠烈士被捕后没有泄露什么秘密或者说掩护了其他同志。
最终年老体衰的金老先生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中忠烈牺牲。
可惜他以生命为代价掩护的组织十年后被叛徒姬XX出卖给了敌人，被连根拔起。
家园 这几个特工里面只有佐尔格最专业化 中西功那样的只是坚定的革命者，不是合格的间谍，特工。
佐尔格在被捕以后，更敌人合作，还在掩护进行的特工活动，分散敌人对重大方向的注意力。其实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不过难度比较高。他的任何有价值的交代问题都会让日方折腾很久的，所以他可以在次要问题上拖住敌人。间谍活动么其实是个智力游戏。靠单纯的革命意志是不够的。
他应当是早把生死看开的人了。只要日方不战败，他就可以一直活着。但是日本战败了，日本人就不会留着他了。
家园 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好的文章，感谢拙兄 家园 花谢好文 还一直以为老拙是股票大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