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土耳其的一些事情 -- 博扬
家园 【原创】关于土耳其的一些事情 （平面媒体约稿，谢绝转贴）
最近土耳其发飙，小布什坐腊，甚是热闹
博扬受人之托，写些关于土耳其的东西，纯属被赶着上架
说不好诸位多担待。元宝推荐：landlord,海天,晨枫,家园 鼓破众人锤啊 越看西新疆国就越不爽
从蹦达到欧足联开始我就知道不是好鸟
伊拉克当年可是世界第五军事强国
沦落到被西新疆国欺负
突然想起老萨受刑时的一段评论：
如果以后的伊拉克人民因向往统一且强大的伊拉克而怀念萨达姆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眼泪该流到什么地方。
家园 【原创】从三个“战略方向”说起（上） 就目前而言，土耳其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受到国内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简单的说：现代主义者希望土耳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泛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而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方向。
西向战略自19世纪开始，土耳其便开始试图向西方国家靠拢，这一点与处于变革时期的沙俄以及日本如出一辙。1931年4月，“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六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这六大原则于1937年被写入土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西化为手段，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至今，土耳其的西向战略目标最终具体化为加入欧盟，这是土外交政策几乎衡定的重点。
相对于土耳其的热切，欧盟国家的对土政策则要复杂的多，其发展轨迹更像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二战后，西欧国家出于当时防范苏联威胁的需要，对土耳其主要采取拉拢政策，不但向土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土耳其的“欧洲取向”。在西欧国家的认可下，土耳其先后加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有关的国际组织：1948年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2年加入北约。1963年，欧共体（欧盟前身，以下为论述方便均以欧盟代称）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由此直到70年代末，欧土关系基本顺利。在联系协定框架下，土耳其较好地按欧盟要求履行了协议，欧盟也没有在土耳其军人专政或民主问题上过多纠缠，而除了冷战之外，这其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在于此时的欧洲一体化主要仍还集中于经济层面，成员的政治体制对此并不会产生过多的影响。
而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欧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启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性”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盟对外关系开始强调政治因素，“民主化”成为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于是，土耳其国内的“非民主”和“非西方”性质日益引起欧盟关注，并成为双方的主要磨擦点。1980年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使得这一矛盾最终背激化，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尽管当时土耳其指责欧盟“试图继续执行19世纪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土耳其所实行的歧视政策”，但由于西向战略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土耳其军事当局最后仍做出妥协（土军方恰恰是西向战略的主要支持者），于1983年举行了大选，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相应地，欧盟也恢复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议，1987年4月14日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入盟申请。
但是，这之后欧盟对土政策实质上并未有太多的起色，甚至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欧盟委员会在1989年12月对土入盟申请的评估意见中称，由于欧盟要完成内部市场建设，因而不会在1993年以前考虑土入盟问题。评估意见还提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库尔德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主权争执等问题，并认为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欧洲的标准还相差太远（当然，欧盟在否决土耳其入盟候选国地位的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表示可以与土建立一个关税同盟）。1995年3月， 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然而，在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讨论欧盟扩大问题时，土耳其再次被排除在候选国名单之外。
欧盟对土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在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了此次峰会，而且最终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土耳其进入“入盟伙伴关系”计划表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的立场，并愿意像对待其他候选国一样对土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为其入盟做好准备……
如果从签署《安卡拉条约》算起，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近44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般的观点是：欧盟政策主要受地缘与文化认同两方面问题的制约，二者一正一反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作用力，使欧盟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政策充满了矛盾。
先就地缘因素而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地缘价值正是目前土耳其和各国博弈中最大的资本。
冷战期间，土耳其在西方阵营的战略中的地位是由它相对于苏联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客观上提供了将土耳其包含在西方联盟内的机会。土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战略要地”，作为北约的南部支柱，它不仅是阻止苏联向南欧扩张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洲与中东石油资源的陆上通道，因而是欧洲安全的一笔极为重要的资产。这种重要性使欧盟必须认真对待土融入欧洲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是欧洲人在反击来自东方的战略威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土耳其在冷战期间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大下降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正方向的作用力”降低了，于是便有了1989年到1999年之前欧盟对土耳其的“冷落”。但是，也正是冷战的终结，使得欧美合作的价值对于美国而言同样下降了，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我行我素，而忽视欧洲国家的利益，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发行，美欧之间的矛盾开始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须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地缘安全体系。以此为发端，土耳其在欧洲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再次受到重视。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使得刚刚诞生的欧元遭到了重创，在这一刺激下，于是就有了在当年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的一幕。
土耳其对于欧盟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在中亚和中东两个方向。冷战后，由于旧政权解体后少数民族问题的重现以及边界争端、民族主义和种族问题上的紧张，欧盟东部及南部出现大量新的不稳定因素。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使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处于社会动荡不安状态，而且这些不安全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对欧盟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直接及间接威胁。例如，欧盟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上述地区能源的供应，中东及中亚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或出现政局不稳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欧盟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难民潮，或发生大量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及偷渡等事件，从而对欧盟国家边境安全和国内社会关系构成巨大压力。从地缘上说，土耳其是对中东、中亚两地施加影响的一个着力点，此外，土耳其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角色——一个西化的且稳定富足的伊斯兰国家必将为中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树立“榜样”。
地缘战略价值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有利因素，而关于反作用力，仅仅考虑文化上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是不够的。
欧盟对土耳其入盟带来的变数有着多方面的担心：其一是因土耳其人口庞大所带来的问题，土现有人口已达7200万，而且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据估计，到土耳其入盟时，其人口将比欧盟任一其他成员国都多，这将给未来欧盟决策过程带来重大影响，因为目前欧盟部长理事会内的表决权主要是根据成员国人口的多少来分配的。这种前景使许多成员国感到害怕，特别是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欧盟小国。此外，欧洲民众还担心土耳其人会抢去他们的工作机会；其二是土耳其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土领土横跨欧亚，只有3.1％属于欧洲，96.7%部分在亚洲。从民意上说，大部分欧洲人不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其三则是因土耳其经济落后带来的问题，土目前经济总量只有欧盟的2％，人均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接纳土为成员国将给欧盟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为准备土耳其2025年入盟将花费170—280亿欧元。土耳其经济以农业为主，有33％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欧盟这一数字不到5％，土入盟后有资格享受欧盟最高水平的地区援助，这意味着欧盟为土提供的农业支持资金将高达82亿欧元。
除此之外，前面提及的土耳其的异质文化和非基督教传统也同样是土入盟的一个障碍，甚至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最大敌人，统治中东及东南欧达400年之久，是唯一一个拥有“圣地（麦加及麦地那）捍卫者”头衔的伊斯兰超级大国。尽管现在的土耳其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仍有95％（另一说为99％）的居民宣称信仰伊斯兰教；而现在的欧盟事实上确实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俱乐部”。因此，在土耳其入盟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认同问题——不仅仅是文化或宗教认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于文化、宗教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后者极为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分裂，从而抵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正是这一正一反两股作用力，使得土耳其的西向战略一波三折，进展迟缓——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欧盟同时给出了严格条件的：入盟谈判只有在土耳其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开始，这些问题包括国内人权、民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的领土争端问题……等等。而且欧盟在土入盟谈判启动时间上也一拖再拖，2002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决定，暂不与土开启入盟谈判，一切要到2004年12月对土政治、经济、人权状况等再次评估后再作决定。而尽管2004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时间，但欧盟同时强调，并不能完全保证土耳其入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入盟谈判都是开放式的，但这一次，欧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的、持续的违反人权或欧洲价值观的情况，欧盟将随时停止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从欧盟战后40多年来对土耳其政策的演进轨迹看，远期讲，欧盟不会质疑土耳其申请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合法性，并会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这是由其地缘战略需求决定的。但具体操作上欧盟实际采取了一种“延滞”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政策——在不明确拒绝土耳其入盟的同时，不断提高入盟门槛，尽量拖延其入盟时间。
南向战略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的纪元，正式开始了。这个新的巨人，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屹立，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踏在欧洲。他的版图日愈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他不仅变成了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且变成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而崛起后的各小国的继承者。到十六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被吸引到逐渐上升的土耳其新月的轨道上来。
自苏莱曼一世死后的200多年间，奥斯曼帝国渐趋于衰落。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从此，帝国开始走向下坡路。十七至十八世纪，其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迭遭失败，势力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以及国内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在这种情形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这种国运衰败的情况下，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开始成形（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土耳其人对自己民族身分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为了挽救帝国，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应用而生，而这其中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泛奥斯曼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839年－1876年的土耳其政治运动（“坦吉麦特”运动），最初的主张是“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都一律平等，都应忠于一个共同的政府”，1876年新奥斯曼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后，随即颁布了有泛奥斯曼主义色彩的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而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主政后，泛奥斯曼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其意图在于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和对治下各民族实施土耳其化来巩固帝国——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决议，强调“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实体，即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一种忠诚，即忠于统一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但是最终的结果则是适得其反——奥斯曼帝国在其阿拉伯地区强行推行突厥语，在西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中强行推行伊斯兰教，这些政策无一例外的遭至当事民族的不满和反抗，进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速度。
一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开始插手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英国人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则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人的国土退回到了土本部，直至1919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方才阻止了国家的进一步崩溃。
正是以上的这段历史渊源，使得现在的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始终抱有某种期待，而在思想层面，这则表现为土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曾统治过这片土地的伊朗（至今伊朗人仍以波斯人自称）与土耳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土耳其政府主张越界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除了打击分裂势力的考虑之外，很难说是否和其针对中东的南向战略诉求存在某种联系。
而就前景而言，土耳其的南向战略能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对此笔者并不乐观：就全局而言，由于中东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在这里出现任何主导性的力量，都将是主要强权国家所不愿见到的。欧盟将土耳其入盟与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挂钩，其深层用意或许就基于此处。
就阿拉伯国家的认同而言，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对伊朗同样如此）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或者说是不信任，而土耳其一直以来与以色列关系密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真是因为始终对背后的伊朗及土耳其抱有顾虑而不敢全力以赴。合作是无法建立于恐惧之上的，在这种氛围下，显然土耳其无法在中东地区建立起威信（同样道理，“中国威胁论”曾一度成为中国提升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巨大障碍，进一步说，仅仅靠过人的武力，是无法真正在国际政治中提升影响力的）。
元宝推荐：铁手,家园 那里民族众多，宗教派别也很杂乱吧。 请教下那里的民族分布和宗教信仰情况。
家园 被人玩，不好受啊 家园 【原创】从三个“战略方向”说起（下） 东向战略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而言，东向战略，在三个战略方向中是最晚提出的，大致时间大致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则由来已久。
在历史上，土耳其并非泛突厥主义思想源生地。这一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在俄国，19世纪的沙俄，在对待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奉行的是同样带有浓厚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当时高加索及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鞑靼人（亦称为塔塔尔人）为反抗民族压迫，提出了“大土兰”思想，泛突厥主义便由此而生，其最初的主张是要在文化上谋求操突厥语的民族的统一性，达成“突厥民族”的精神复兴。这一思潮在产生之后开始收到沙俄的压制，这迫使鞑靼泛突厥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流亡到奥斯曼帝国，而19世纪－20世纪初，正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之前土耳其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泛突厥主义最终成为了土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土最早的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是社会学家孜牙.乔加勒普，在他所著的《突厥主义理论》一书中，最早的提出建立“大土耳其斯坦”，即首先完成土耳其的统一，进而完成乌古斯坦（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刺子模）的统一，最后则是土兰（包含中亚及其他鞑靼人地区）的统一。
与前面提到的泛奥斯曼主义一样，泛突厥主义同样被当时的青年土耳其党所认同，前者多体现于对内政策上，而后者则更多的被应用于对外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和巴尔干、塞浦路斯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大批的代理人被派往俄属中亚、阿富汗、印度，此外还有中国的新疆——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是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以及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上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麦斯武德、伊敏人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而在一战爆发后，土耳其选择加入德、奥的同盟国阵营，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受泛突厥主义影响——当时的目的在于“解放被俄国奴役的突厥人”，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建立“大土耳其斯坦”的一个步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共同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也正是帝国崩溃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泛突厥主义思潮遭受了重创。之后，进入共和时代的土耳其政治，开始向世俗化、西化方向发展，泛突厥主义开始退回到文化层面，当时的《奥尔河》、《圣山》、《灰狼》、《艾吉尼康》、《梧桐树下》等刊物便是泛突厥主义组织的宣传工具。上世纪30年代后，其言论开始趋于极端，甚至开始像纳粹那样鼓吹“突厥民族的人种优越性”，由于这些极端言论，土政府在1944年5月和1953年元月两度对泛突厥主义组织实施强制手段，使其两度转入低潮。
至上世纪60年代，出于融入西欧这个恒定战略的考虑，土政府开始组建的向欧洲政体靠拢，对报刊的检查制度开始放松，泛突厥主义活动由此再次开始活跃，并与土民族行动党联合，使其影响再次延伸到政治层面，党主席阿尔帕斯兰的密友杜达.塔萨曾宣称“世界上1.5亿突厥人的统一对土耳其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轮调下，在上世纪70年代，泛突厥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外边”的突厥人，呼吁关注塞浦路斯、西色雷斯、阿塞拜疆、中亚、伊拉克、伊朗突厥人的文章、小册子明显增多。相对温和的泛突厥主义者则以《土尔克•库尔土鲁》期刊为阵地，主张从整体上研究突厥世界，包括历史、人种、语言、艺术、哲学、地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提高所有突厥人的知识，巩固突厥民族的团结，实现民族理想。这段时期，泛突厥主义还得到土国内的“理想主义”组织及其它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赞同与支持，前者在70年代后期达10万成员，有1500余个分部。
然而泛突厥主义者与民族行动党的联盟并不牢靠——1969年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公开倒向泛伊斯兰主义，而与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的关系趋于冷淡。70年代末，右派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组织发生公开的暴力冲突，这最终导致1980年9月军队接管政权。同一月，军政府下令取缔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泛突厥主义活动再次受到限制。这之后如前所述，土军方迫于欧盟的压力，放松了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泛突厥主义组织在土境内仍有活动，但其影响已不比六七十年代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1919年至冷战结束前，泛突厥主义事实上始终没有得到土官方的认同。这段时期，在土国内，支持世俗化、西化的土军方始终在政治上拥有主导地位，而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西方阵营总体上对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诉求也抱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西向战略在土国家决策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泛突厥主义与国家的这一总体战略并不存在契合点，某些极端思想则和共和国所奉行的凯末尔主义相悖。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欧对土耳其态度趋于冷淡，土的西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东向战略自然而然得进入了土耳其的视野，泛突厥主义与土国家现实利益找到了切合之处，泛突厥主义运动至此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并一度成为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当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突厥语的民族，这一地区成为土耳其扩大政治影响的首选。与此同时，为谋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中亚民族主义受到了上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苏联尚未解体的1990年12月，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族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突厥语族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届突厥斯坦国际代表大会 ，鼓吹“各国突厥人要在政治上协调一致，建立以土耳其为模式的突厥人联合体” 。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和民间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通过公共媒体扩大影响，宣扬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标榜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家；提出实现泛突厥主义理想的可行的纲领性理论；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赠送书籍、接收来自中亚的留学生等），来增进与中亚各国的联系；通过领导人出面，直接推动。需要注意的是，土政府所关注的范围并非仅仅限于中亚五国，而是“远达”中国的新疆地区，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中国关于国内分裂势力的问题上，土官方或明或暗的在扮演着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随着俄罗斯开始谋求在中亚“重新确立了其影响”，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逆转，“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对土耳其关系重新升温，西向战略重新成为土外交政策核心，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作为土耳其的国际战略，在1993年以后渐趋沉默。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是世界各地泛突厥主义者活动的基地。
总体上看，在加入欧盟的“漫长等待中”，土耳其人的耐心已经被消磨了很多了，如果土耳其一直看不到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作为“备选方案”，它就很可能就要重新倚重泛突厥主义，再次将视线转向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在黑海、中亚甚至中国的新疆寻求它的某种利益。而即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考虑，从围绕加入欧盟的西向战略考虑，土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冷战后开始在中亚方向体现，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因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很可能成为欧盟外交政策中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也就不难从现实利益角度解释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东突”的袒护态度）。因此，泛突厥主义或者说是东向战略的成分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必将长期存在。
（待续）
家园 人品大爆发 惊喜：所有在本帖先送花者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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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土耳其在国际大战略上的水平和大波波一样愚蠢 他哪个位置应该是别人求他，而不是他求别人。
现在闹得周边都是敌人，愚蠢到极点。
家园 【原创】美土关系的发展 从国际格局变化角度来看，从二战结束至冷战全面开始前的这段时期，其实质是苏、美两个新兴霸权从前霸主英国手中“接管”权力的过程，而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之前的雅尔塔会议中，美、苏两国对各自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而这其中对于中东以及东地中海区域则并未明确，战后上述区域便成了苏美斗争的焦点之一。
1945年，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提出共管黑海海峡和割让卡尔斯-阿尔达罕地区的要求，遭到土耳其拒绝后，苏联在苏土边境集结兵力，土、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而这则为美国人创造了机会——很快，美国对苏联的这一举动便有了回应：1946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宣称，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颠覆”的威胁，应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实施，1947年7月，美、土签订关于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协定，美国向土耳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紧接着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土耳其，改组并控制了土耳其军队，攫取了海、空军基地。这样，美国的势力渗透到土耳其，实现了把土耳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的目标，同时也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开始“登陆”中东地区。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冷战时期，对于西欧国家和美国而言，由于战略取向的不同，土耳其对其战略价值虽然都在于地缘，但仍旧是有所区别的。对西欧各国而言，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于东欧方向，是抵御苏联军事威胁的屏障；而对美国而言，除遏制苏联之外，土耳其的价值同时还体现于中东和中亚方向，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土耳其与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初的也是最可靠的施力点。
随着美苏争霸的日趋激烈，美土关系随之变得更加密切，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了北约组织，成为北约成员国中惟一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后，使爱琴海和黑海海峡完全置于西方阵营的控制之下，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土耳其可以直接到达苏联的南部边境。土耳其沿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重要港口，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伊斯肯德仑、萨姆松等都修建了美国和北约的海军基地；美国和北约土耳其还修建了一百多个机场，其中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空军基地的规模最大。从土耳其机场起飞的飞机，不但使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在它的航程之内，而且使苏联乌拉尔工业区也在其威胁之下。
而为了进一步插手中东，同时也为了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1953年，美国提出“杜勒斯计划”，在中东组建“北层防御集团”，即由与苏联为邻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接近苏联的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军事联盟；西方国家和“北层防御集团”诸国分别订立军事援助协定，通过这种双边军事协定，控制“北层防御集团”的武装力量；这之后，再由“北层防御集团”诸国与中东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进一步形成中东军事集团。出于融入西方愿望以及传统上觊觎中东的南向战略的考虑，土耳其带头支持美国的计划，于1955年11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作为中东的一个区域性军事集团，它将北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联盟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了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包围圈。其中土耳其既是北约组织成员又是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一员，它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对遏制苏联的力量扩张到亚欧大陆边缘及其以外的地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土关系一度趋于冷淡，究其原因，首先是几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在中东的存在已经稳固，并且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凭借着阿以冲突的反复张驰，美国已经可以在中东地区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其中东战略的主要施力点变成了以色列，土耳其在美国中东事务中的地位开始有所下降；此外，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上颓势，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处于一种收缩状态，这就进一步的降低了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而至1974年，美土关系由冷淡开始变得趋于紧张——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岛，这一军事行动客观上影响了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威胁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内部统一性，从而最终引起美国对土耳其的不满。1975年2月，美国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土耳其则以接管美国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基地进行报复。
土、美关系再次升温则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1979年2月11日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随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全部被收回，这危及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将可能因此而完全丧失在苏联南部的立足点，因此作为补救手段，必须重新恢复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同时，土耳其政府也希望美国解除武器禁运，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增强其防务力量（事实上在此之前，土耳其也表示愿意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条件下，作为回报，1978年9月美国取消了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此时美土关系已开始回暖）。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后，出于中亚方向的考虑，美国人进一步加强了美土两国的防务合作——1980年1月10日，美土正式签署了《美国和土耳其防务和经济合作协定》。1987年3月，两国续签防御与合作条约，规定美国可以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并向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帮助土耳其建立军事工业。
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了，而美国新一轮的战略扩张随之开始，土美关系因此并没有像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那样出现“降温”——在中东和中亚两个战略方向，土耳其都是美国必须要倚重的盟友，而土耳其入前文所述，同样希望在这两个方向谋求自己的利益。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事入侵科威特，图谋中东地区霸主地位，美国借机开始大举进军中东。海湾危机中，土耳其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参与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关闭了通往土耳其地中海的伊拉克两条输油管。1991年1月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为美军和多国部队提供空军基地，允许美国使用在其南部最大的因切里克空军基地（这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并在土伊边界地区集结了12万军队，从北侧牵制伊拉克兵力。此外，土耳其在海湾派驻有两艘护卫舰。1991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土时表示，“如果没有土耳其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多国部队就不可能解放科威特”。
之后，在美国的支持和参与下，1996年2月，土耳其和以色列结成军事同盟。1998年1月，美国参加了土、以两国在地中海举行的海空联合军事演习。这一方面可以帮助以色列摆脱在中东地区的孤立境地，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对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实施遏制。
而在中亚方向，1999年11月，在美国直接参与下，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签署了修建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通往土耳其的杰伊汉的输油管道的协议，从而使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有了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的新路线；“ 9•11”事件之后，为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土耳其同意美军可以随时使用土领空和军事基地，以供美军飞机起降和输送战略物资。而作为回报，2001年10月，土耳其政府“应美国邀请”决定派兵参加“反恐”战争，同年11月初，土派遣90名官兵前往阿富汗，成为第一个出兵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家，从而得以插手中亚事务。
（待续）
家园 【原创】说说此次美土交恶 此次美土交恶，发端是由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近日通过了：旨在把历史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杀害亚美尼亚人的事件认定为“种族屠杀”的议案。
这里我们首先来简单的说说“亚美尼亚屠杀事件”：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南部，与土耳其东部接壤，在历史上，这里曾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据亚美尼亚官方史料记载，在1915至1923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最终导致约150万人死亡。对此，目前史学界的确存在学术争议，而联合国、欧洲议会、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则均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称这一事件为“违反人性的罪行”，联合国则于1978年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这其中就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等国而言，其对“亚美尼亚屠杀”事件的态度，除道义上的因素之外，亦可以从现实利益中找到解释：希腊的态度非常容易解释，即缘于一直以来的希、土争端；而冷战时期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全面倒向西方的态度，苏联同样曾高调的提起“亚美尼亚屠杀”事件，而对现在的俄罗斯而言，土耳其在其中亚及中东方向的战略棋局中，始终都是以负面影响为主的；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等国传统上则是欧盟内部反对土耳其入盟最强烈的国家——民调显示，75％的法国人反对土耳其入盟。
而与此对应的是，自1923年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至今，土官方一直坚决否认“大屠杀”一说，称当时处于“种族动乱时期”，双方互有伤亡。土耳其方面还表示奥斯曼帝国也留有官方文献，证明在1916—1917年间，土耳其人同样也遭到亚美尼亚人屠杀，死亡人数在50万人左右，因此拒绝为此向亚美尼亚政府及民众道歉。根据土耳其新刑法第301条款，承认存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有可能构成损害国家名誉的罪名。土耳其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如此强硬的态度，除了道义和民族感情方面的因素之外，从现实利益角度则有如下几点考虑：首先，前述几个国家对于“屠杀事件”高调的“认可”，最终都要落实在与土耳其的现实利益冲突上，因而必然要予以回击；其次，一直以来土耳其在地缘上的战略价值，使得西方国家与土耳其的争端始终都维持在一个斗而不破的范围内，因而土亦有高调回击的“底气”；而就“亚美尼亚屠杀”事件本身而言，其所损害的也绝不仅是土耳其在道义上的形象——冷战结束后，以建立泛突厥体系为目标的动向战略成为了土耳其战略决策的重点之一，而从地理上看亚美尼亚恰恰是土耳其与中亚诸国间的瓶颈，向东“穿越”亚美尼亚，便是“突厥体系”中的阿塞拜疆，再则便是土库曼斯坦。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亚美尼亚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始终希望提升于亚美尼亚的关系，而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9%的土耳其人和62.7%的亚美尼亚人都希望两国开放边境，对“大屠杀”事件的一再的“旧事重提”，将严重的破坏土耳其的这种努力。而现在对“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认定”的背后，则还包含有希、土两国围绕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领土的争端，俄、土两国围绕中亚的争端以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等多重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土耳其必须保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而这种强硬态度进而便又要破坏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不管当事者主管上是否愿意）……于是这便成为了一个“死结”，可以说，对任何国家而言，在与土耳其的交往中，“亚美尼亚屠杀事件”都是一个缺乏弹性的领域，显然，这种问题由于几乎不存在妥协的余地（领土划分尚可以通过改变比例搞出多种方案，而这类问题只有“是”与“不是”两种选项），所以并不适合作为国家间政治博弈、利益交换的平台。而对这种问题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尽量不去提起它。
此次美国国会以“亚美尼亚屠杀”事件向土耳其发难，很自然的会让我们联想起：去年10月间，法国国民议会同样也通过了一项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法案，法案规定任何否认大屠杀事实的人将被判处1年监禁和约合5.6万美元的罚款——虽然法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承认“大屠杀”事件的存在，但这与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及总统希拉克对此的反应和现在的美国国务院及总统布什的反应如出一辙。
在表决之前，希拉克同样曾竭力阻止法案被通过。在12日法案通过之后，法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3日即表示：法案的通过既“毫无必要”更“不是时候”。当时的法国总理德维尔潘也表示，对历史问题进行立法“不是一件好事”。希拉克则于14日致电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这一法案在国民议会的通过表示遗憾，并保证将尽力阻止法案最终成为法律。这于后来美国政府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法案通过后的表态同样非常相似。
从政府的角度说，如前文中所说，土耳其从地缘战略上说，是当前欧盟国家向中东及中亚施加影响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在上述区域特别是中东地区，美、欧——具体说是美国与法、德两国之间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竞争关系，在希拉克、施罗德执政期间这种竞争尤为明显，而土耳其则是两派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毫无“弹性”的问题上激怒土耳其显然是不明智的。
国民议会表决并最终通过这一法案，则很可能是当时围绕大选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去年的法国大选始终是悬念重重，50万亚美尼亚裔人自然成为当时各党派争相笼络的对象，而旅居国外的亚美尼亚人从未停止过揭露大屠杀惨案的历史事实，05年4月全法亚美尼亚后裔曾在巴黎隆重举行了题为“庆祝解放德国纳粹集中营六十周年和不忘亚美尼亚人遭土耳其大屠杀九十年”大型集会游行活动，强烈要求土耳其和国际社会公开承认这一历史事实。面对这一数量可观族群的利益，包括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萨尔科齐在内的多名法国政界重量级人物，都对“亚美尼亚屠杀事件”法案表示。
此次土美交恶，可以说06年那一事件在美国的翻版。同样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而其目标，同样是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在美境内的各移民社群中均有各自为其争取各种权益的游说团体，而亚美尼亚人的游说团体则是被公认的可与犹太人游说团体相抗衡的团体——2000年，众议院外委会就曾通过类似的决议案，但时任总统克林顿成功劝说众议长、共和党人哈斯特德把这一决议案打入冷宫。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则与伊拉克有关：前文中已经我们已经说过，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和中亚两个方向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一直以来，民主党都在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大加批判，而如果土耳其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因法案的通过而无法维持，则势必要加剧布什在伊拉克的困局，进而给民主党人以口实。
而两次面对几乎相同的问题，土耳其的反应则并不能仅仅拿“愤怒”来解读。在解读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混淆这样两个概念——“局势”与“格局”，简单的说：前者我们可以从早上的报纸上看到，而要了解后者则需要去翻阅历史书籍。比照之前土耳其对外关系变迁的历史，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仅仅由于一份法案，欧、土关系及美、土关系不可能出现类似于1975年、1982年事情的那种全面倒退，原因在于在两次法案通过前后，欧、土及美、土之间基于战略利益的基本格局都并未发生改变。
06年在法国通过“亚美尼亚屠杀事件”法案之后，土耳其民众走上街头强烈抗议法国议会对别国事务“插上一脚”，10月14日，曾有几百人聚集在法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门前，而土耳其政府在当时的表现则极为克制，以至于部分激进的民众也严厉批评政府的“软弱纵任行为”，呼吁官方采取更为强烈措施予以回应。从现实利益角度考虑，这可能还是要归结到土耳其的西向战略考虑。
对比06年，此次土耳其官方对美国的反应显然要强烈得多——土耳其是美国中东/中亚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但就融入欧洲这一利益诉求而言，美国所能提供的帮助则是比较有限的。在法案通过后，土耳其政府有三种“报复”方案可以选择：其一，关闭美国进入伊拉克的通道——驻伊美军70%的空运物资，95%的新式防雷车辆，以及30%的燃料都需经土耳其运往伊拉克；其二，效法1975年，接管美军在土的军事基地；其三，强行越境，打击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而这将加剧伊拉克的混乱局势。
土耳其最终选择的是第三选项，相比较而言，前两中选择对于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甚至是对驻伊美军都更为致命，反倒是第三种情况的危害最小。从土的现实利益角度说，对土耳其三个战略方向而言，前两种举动都皆无利益可言，而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如前所说除了打击国内分裂势力之外，还可能包含有插手中东的地区味道。由此，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土耳其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可能是美、土之间的一种默契，其中的变数则仅是土插手该地区程度深浅的问题，而这将是土、美磋商的主要议题。土耳其此次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实在利用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