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九） -- 王外马甲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九） 蒲公英（18）里讲到了“昆明12.1血案”。有网友查了资料，看见书上写的是“国民党省市党部、三青团省市团部、云南警备司令部便衣队、军官总队部分学员，第五军 688 团部分军人和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组成的队伍，分头出发，进攻各学校……”，于是就问：怎么还有伞兵啊？
既然问到了，马甲就试着回答几句。
一、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中统云南站，以及“云南警备司令部”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事发的时候，他们没有在血案现场。
二、第5军没有688 团（下辖200师598、599、600团，45师133、134、135团，96师286、287、288团），这个“688团”估计是96师288团之误。在西南联大附近确实有第5军的兵营，“军官总”闹事的时候，这个军营里的士兵还用板车帮着“军官总”运石头(这群混蛋，纯属添乱)，那几颗手榴弹说不定也是他们送的。
三、肇事的凶手是“军官总”，这已经勿庸置疑。
而资料中所称“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指的是蔡智诚他们。其实，“留美预备班”的这四十多个人并没有参加闹事，他们只是和军官总队住在一起，所以就受牵连了。
当然，这只是简单地说说，如果仔细分析，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好了，不罗嗦这些了，咱们接着讲蔡智诚的故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抛掉主伞包，蔡智诚立刻去抓副伞拉环，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了。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象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
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那个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智诚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智诚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智诚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地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腹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智诚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
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智诚。
说起来，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解散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国军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日本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府。
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辞，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军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五十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
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在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兄弟连》里101空降师用的就是T7），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亲自说好话，才从第十四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新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新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府。刚开始，国民政府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府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美国人的估价）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
这笔买卖看起来挺占便宜，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剩余物资”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除了舰船、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国军再拿去修工事，共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
这些“洋破烂”充斥中国市场，让中国政府欠了不少外债、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个时候起，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全都跟奸商恶霸似的，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于是，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Go home Yankee！”，“USA滚回去！”
不过，这时候的蔡智诚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当时，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在南校场附近），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智诚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智诚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哩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智诚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姑娘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智诚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
就这样，46年的春节，蔡智诚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四十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消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智诚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性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
伞兵整编以后，蔡智诚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顺便八卦一句：由陆军选送的黄仁宇先生也是这一期的“预备生”，他也是先当了一年参谋，然后才进了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这地方现在成了“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国军的《伞兵进行曲》），蔡智诚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流畅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二） 1947年3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转折点。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
以华东战场为例，46年年底，粟裕兵团放弃华中根据地、与陈毅兵团共同组成了华东野战军，兵力更为集中、机动范围更大，从而可以攥紧拳头、打击处于分散状态的国民党军——46年12月，解放军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整编第69师；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全歼整26师、整51师和第1快速纵队；2月，在莱芜战役中又一举歼灭整46师和第73军，并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新记录。
三个月之内被消灭了十五万人马，薛岳长官明显不是粟裕司令员的对手，蒋委员长无奈之下撤消了徐州绥靖公署，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和华中（徐州、郑州）的战事。
“徐州陆总”的设立，标志着国民党“全面进攻”战略的结束，也标志着“重点进攻”阶段的开始。
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
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
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刘邓大军于1947年的雨季离开根据地、挺进大别山，除了战略上的主动选择之外，其实也有受“黄河归故”影响的被迫无奈）
“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
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二十四个整编师、四十五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
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
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位。可到了18号，地面部队逼近延安的时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轰炸机起飞作战，却没有让伞兵出动，特种部队最后无功而返，于3月底回到了南京。
这次行动夭折的原因，西安绥靖公署的解释是“走漏了风声，延安方面已经有所察觉”——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汪东兴日记》上看，当时，解放军在延安机场挖了壕沟、布置了警戒部队——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号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依然坚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泽东主席最后还是经飞机场撤退的，真是够有胆魄！
当时，伞兵的行动计划十分保密，甚至连参谋处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蔡智诚当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从济南回来以后，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团的工作队、参与对付“闹事”的学生。
帮三青团干活属于“特务工作”，可以领取“特别费”， 但这笔外快其实并不好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学生们的情绪又很激动，稍微有点良心的军警都会感到左右为难、无从下手。
整个三月份，“蔡特务”都在为了沈崇的事情和别人吵来吵去，直到美国强奸犯皮尔逊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学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谁知道，四月中旬，学生们又开始上街游行了，这回的抗议主题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甚至连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进来，还打出一个很有名的横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饥饿”运动是内战期间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民主风潮，因此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有利的敌后战线”。这场运动最初发端于47年4月，正式爆发于47年5月，并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底，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全国各大学的师生。
大学师生们为什么要带头闹事呢？算一笔帐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例。47年4月，该大学普通教员（助教）的月薪为100万法币（蔡中尉此时的军饷为60万法币），这笔钱如果全部用来买米，可购糙米400斤，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六百元；如用来买肉，可买猪肉100斤，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元；但若是用来购买黄金，即便按照47年“黄金浪潮”的黑市最高价，也可换得纯金55克，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元。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物价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战，战争的兵员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匮乏，战争的破坏又使农田荒芜，造成粮食产量下降。战争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通，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随着战局的恶化，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
这样的物价对有钱人的影响不大，肉价再高也触动不到富翁的神经；军政人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军队里吃饭是不花钱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时间内也有办法，因为只要胆子大一点，多到乡下去跑几趟，就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粮食。真正难以承受压力的是社会工薪阶层和大学的师生们。
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费是每学期二十五万元法币，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八万元生活费。在3月份以前，大学生依靠国家补贴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现在却不行了，随着粮油价格上涨，4月份的伙食费需要十万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学生伙食费为14万元，更高），这样一来，学生们到了月底就要饿肚子了。
单身汉的大学生吃不饱，需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也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虽然政府向大学教员低价供应美国糖果、牛奶和面粉，但教授们都知道那是嗟来之食，既不能保证长久也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坚决不领美国食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必须停止内战。
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游行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在中山路口争抢高压水龙，随即发生血案。
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
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五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74师，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就在前方“连连告捷”的时候，这个“革命军人的标志”却突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不免让大家惊愕万分。
整编第74师是在国民党军处于进攻高潮时期被歼灭的，这使得它的灭亡不象其他“几大主力”那样狼狈，甚至还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当时，伞兵总队组织军官进行了相关讨论，蔡智诚他们并不清楚战场上的详情，只是从通报上看到74师是“被敌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力战而亡”的，因此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友邻部队应变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师携带的弹药基数太少，难以应付孤军作战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军官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战胜国民党精锐主力的程度。
伞兵之所以讨论整74师的教训，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开赴徐州的命令——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本“扈卫首都”的空军特种部队也要被投入战场了。
也正是这道命令宣告了蔡智诚的留学梦的破灭。
5月22号下午，参谋处长刘农畯传达通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伞兵部队原定1947年的留美计划停止执行，留待48年度另行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一年多来，“留美预备生”们时刻都在盼望着能够出国进修，谁知道，就在行期临近的最后关头却发生如此变故，真让大家欲哭无泪。
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先生还在感叹：“如果张灵甫晚一个月被消灭，我们就可以出国了，那正好可以避开内战……”
5月24日，伞兵总队奉命离开南京，这时候正值“5.20运动”的高潮。
这一天，全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民主的暴力行为，来自华东各省市的学界代表聚集南京，慰问受伤学生、声援民主运动。一时间，中山大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人们用抗议的横幅、用反战的口号、用“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欢送”着走出军营的官兵。
伞兵部队在群众的咒骂声中艰难行进，大家都显得灰溜溜的。莫永聪郁闷地问同伴：“咱们到底为什么打仗？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消灭他们？”
蔡智诚只好苦笑着回答说：“为了国家，勉为其难吧……”
“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
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
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许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内战，因为蒋介石正利用内战排除异己、实行独裁，阻碍了民主的进程。不过，这时候，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客或者学者都没有料到，这个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到全面溃败、国民党的政权也将会彻底垮台——而这时候的蔡智诚当然更加预测不到历史的未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战胜，但他却认为“如果就此停战，中国将面临分裂”，“唯有军事才能够挽救时局”，他觉得，政府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党国”的力量依然比较强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或许可以使社会局面出现转机。
抱着这样的心态，蔡智诚走向了战场。
当这位知识青年投入内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并不是无意识的。在“民主协商、和平建国”与“三民主义武力统一”的两条道路之间，他选择了武器；在“社会安定的愿望”与“集权统治的需要”之间，他听从了独裁者的指令——1947年5月，面对着震耳欲聋的反战呼声，蔡智诚并没有放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信条，因此，当他作为国民党军人走进内战的战场的时候，他也就此走向了失败、走向了今后的痛苦。
1947年6月，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在徐州编为“第三快速纵队”，由马师恭出任纵队司令官。
在马甲我的印象中，伞兵的这个“第三快速纵队”也许是国军编制中的第一个“全美械机械化部队”。
47年10月以前，国军中真正的“全美械”部队只有第一批装备的5个师（新一军30师、38师、50师和新六军的14师、22师）以及第二批的4个师（第五军的45师、96师、200师和青年军的207师）——而这三个军也只是实现了“美械化”，并没有达到“机械化”水平，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人马还是靠走路的——至于那些带“整编”字号的单位，包括整74师和整11师都只不过是“半美械”，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机械化”了。
那时候，国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快速纵队”。它的编制规模通常相当于加强旅，实际上是由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合成的临时结合体。
说到国军的坦克，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电影上经常可以看到国民党坦克被手榴弹或者炸药包整得东倒西歪的样子，总是显得特别倒霉。其实，国民党的装甲兵（那时候叫“战车部队”）也有表现不错的时候，比如抗战期间在昆仑关和缅甸北部、内战时期在金门岛的古宁头，都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这山岭、丛林、海滩都不大适合使用坦克，可国军战车却在这些地方打得挺好，反而是开到了大平原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真是个怪胎。
内战期间，国民党装甲兵总部下设三个战车团。第一团在徐州，全部装备美式坦克，蒋纬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第二团在郑州，坦克为英国的“维克斯”和苏联的T26；第三团先是在北平，后来去了东北，全都是日本坦克。
从道理上讲，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应该都明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常识，可国军却十分古怪，他们愣是把坦克团拆解成连、排单位，分散到步兵部队里去——也不知道蒋纬国他们怎么会从德国人那里学来了法国人的办法。
国军坦克“集中使用”的最大单位是营，集中使用的方式就是加入“快速纵队”。在伞兵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快速纵队：“第一快速纵队”是由整28师80旅和战车一团的一个营联合组建的，这个整28师属于日械部队，所以“第一快纵”是日本的枪炮加上美国的坦克，不能算作真正的“全美械机械化”，他们于47年元月在鲁南被歼灭；“第二快速纵队”是由整27师49旅加上战车二团的一个营合编而成，中国枪、日本炮、丰田卡车、英国和苏联的坦克，简直就是个万国博览会，他们于47年4月在豫北被歼灭；另外还有个“第三快速纵队”，由青年军207师第1旅加上战车第三团的一个营组成，美国的枪炮、日本的坦克，这个老的“第三快纵”被207师收编了，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
就这样，一直到了47年的6月，国民党伞兵与战车第一团合编，国军历史上的第一支真资格的 “全美械”快速纵队才算是隆重出炉了。
新的“第三快速纵队”以伞兵总队为基干，由十二个伞兵队（加强连）和四个直属队组成作战集团，其余人员则划归“输送团”，负责后勤保障、并在战时对一线战斗部队进行人员补充。此外，“快纵”还配属了汽车团、炮兵营、战车营、工兵营、装甲车连、空中支援大队和兵站部。
汽车团（即辎汽26团，淮海战役中被歼灭）下辖三个营，装备三百四十辆八缸福特和T234道奇卡车，再加上伞兵原有的六十多辆中吉普，部队就实现了摩托化；炮兵营设山炮连（105mm榴弹炮4门）、战防炮连（37mm炮6门）和迫击炮连；工兵营由伞兵的工兵分队组成，担任扫雷、爆破和修建任务，并配备了橡皮冲锋舟；装甲车连配备15辆轮式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其实是由两吨半的GMC卡车（美国通用汽车）改装的，车子前面焊5mm的钢板、另外三面焊3mm的，前头装一挺重机枪、后头架一挺轻机枪，于是就变成了一件攻坚的利器。
当然，真正的“攻坚利器”还是战车部队。配属“第三快速纵队”的是战车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总共有20辆美制M3A3“史都华”——这种M3A3属于轻型坦克，战斗全重十二吨半，装备37mm炮一门、7.62mm机枪两挺，标准乘员三人（驾驶手、射击手、弹药手），也可以再挤一个人进去当指挥手——蔡智诚就曾经钻进坦克里面过干瘾，结果在铁罐头里闷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却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快速纵队里的M3A3
M3A3坦克进了解放军的博物馆
战车一营的营长是赵志华中校，这位赵营长是蒋纬国的铁杆亲信，当时的名声并不大，后来的名气却不小——蒋介石在台湾期间曾经遇到过两次“未遂兵变”，一次的主角是“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另一次就是“装甲兵副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赵志华。1964年，赵将军决心发动“湖口事变”，提出“反台独”、“清君侧”（也就是要杀蒋经国），结果兵变没搞成功、自己却被抓了，害得蒋纬国也丢了兵权、只好远离政坛、歌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当时，“第三快速纵队”虽然装备精良、兵力雄厚，但指挥系统却是一塌糊涂。
“第三快纵”的主体是伞兵，但汽车、炮兵和兵站部属于徐州陆总，装甲车和坦克车属于装甲兵司令部，空军支援大队（两架侦察机、一个战斗机中队）则由空军司令部指挥。陆总、装甲兵和空军各派一个代表担任“副参谋长”（蒋纬国也是其中之一），马师恭司令调动部队的时候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协商，而这几位“副参谋长”又都是兼职的，平时并不在“快纵”办公，结果遇到紧急情况的关头、找得到这个找不到那个，打起仗来就难以同时出动，也就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战术配合了。
不过，伞兵是“第三快速纵队”的基干，蔡智诚所在的特务队又是“快纵”直辖的战斗集团，所以每次出动都必须首当其冲，想躲也躲不掉。
47年的6月，正值夏麦成熟的季节，这时候的国民政府正急需征调粮食供应城市、以解决“反饥饿”浪潮形成的政治困境，因此，伞兵们刚到徐州就接到了“武装护粮”的任务。
“武装护粮”，换个角度说就是“武装抢粮”。而蔡智诚他们的行动目标又恰恰是苏北的“恢复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和解放区。
这事情可就难办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这一段写的太好了，可以说写出了国民党为什么会灭亡 “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
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
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许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内战，因为蒋介石正利用内战排除异己、实行独裁，阻碍了民主的进程。不过，这时候，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客或者学者都没有料到，这个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到全面溃败、国民党的政权也将会彻底垮台——而这时候的蔡智诚当然更加预测不到历史的未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战胜，但他却认为“如果就此停战，中国将面临分裂”，“唯有军事才能够挽救时局”，他觉得，政府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党国”的力量依然比较强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或许可以使社会局面出现转机。
抱着这样的心态，蔡智诚走向了战场。
当这位知识青年投入内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并不是无意识的。在“民主协商、和平建国”与“三民主义武力统一”的两条道路之间，他选择了武器；在“社会安定的愿望”与“集权统治的需要”之间，他听从了独裁者的指令——1947年5月，面对着震耳欲聋的反战呼声，蔡智诚并没有放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信条，因此，当他作为国民党军人走进内战的战场的时候，他也就此走向了失败、走向了今后的痛苦。
家园 真是地雷阵啊 惊喜：所有在本帖先送花者得【通宝】一枚
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炸了，炸了，3发齐炸，战果184 惊喜：所有在本帖先送花者得【通宝】一枚（184）
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看到战车突然想到的问题，请教马甲 看到战车，想起了伞兵曾装备过的火箭筒。但奇怪的是tg在解放战争中似乎没有缴获过的纪录，我们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中也未出现过类似的道具，有记载的是在朝鲜战争中缴获了美军的（还有无后坐力炮），才开始仿制。这点不太合情理。
家园 1947年莱阳战役里有用火箭筒的纪录 据说,1947三野13纵,保卫莱阳时有用火箭筒的纪录.
１２月２３日,三野13纵３８师１１４团３营贺家瞳阵地上“陈毅炮手”牟岗同志，用全团唯一的火箭筒，击毁敌坦克一辆。这个是俺目前看到的最早的纪录了.
家园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就有使用和缴获的记录
家园 使用和战果都是有的 我看过一本书中就提到在淮海战役对付黄维兵团时就使用过缴获的火箭筒，而且还打坏了一辆坦克，当然使用量很少，因为本身国军装备量也不多，缴获的就更少了。抱歉这只是一本书，没有提到原始出处。
至于影视资料么，这就有，王牌部队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再加一个，看看和集结号那个真实
家园 有缴获记录啊 而且还有少数的使用记录：金门战役，就有解放军组织巴祖卡和野炮打坦克的记录。但是在大多数战场，没有合适的战场目标让巴祖卡一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