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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国的腐败国情 -- suq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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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中国的腐败国情

    因为看到河里一篇加东:【原创】中国腐败吗?,适逢之前读了方励之教授的中科大建校五十周年回忆文,因为楼主对偶的回贴suqier:楼主大概还在读书觉得看不明白,所以在这里开新贴回复之。

    中国的腐败国情

    一、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类比

    大约十几年前,我形成一种观点,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可以作类比的。美国的经济,如同热带雨林,一是资源(阳光和雨水)供应充足,二是物种间竞争激烈,在竞争不停地产生新的物种去占领segment,而原有物种也不断地分化。苏联的经济,如同寒带的苔原,物种数量少,物种间的关系也简明,不象热带雨林的物种间关系那么互动复杂。

    后来吴思先生出了《血酬定理》一书后,书中对胥吏的描述让我又想到了这种类比。明代的胥吏,从有编制的正式工,到编制外的正式工,再来完全无编制的白员,在权势上,一层依附着一层,人数上,一层大过一层,而在吸血的功能上,则一层比一层更加直面被吸血的民众。就如同今天的“警察-城管正式工-城管临时工”一样。记不清是不是《血酬》里的原话了,如人肤上有蚤,蚤上有螨,螨上复有细螨。

    我觉得吴先生的暴力元定理是真正道出了这个社会的本质。民众,就是植物和食草生物,暴力机构,包括国家政权、城管和黑社会,则是食肉生物和寄生生物。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如果存在着这么一个空间,使得生物在其间收获的资源大于付出的资源,那么就必然会演化出一个物种来占据这个空间。而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会使得原本得不偿失的空间变得有利可图。

    所谓的腐败,不过是物种对这些空间的自然反应。在你有能力运用威胁,并且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体是否坚持自己的良心,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面对着有利可图的空间,某个个体不去占领,必然会有其它的个体去占领。物种A如果不肯衍生出一个新的亚种去占领这个空间,物种B也会衍生出一个新亚种去占领这个空间。

    这有些象市场细分,产品线不断地特异化以适应目标细分市场,直到这种特异化的成本超过了收益。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特异化的极限达到了极致:完全个人定制。你这家公司不去占领这个细分市场,也会有另一家公司去占领这个细分市场。

    腐败,有些象霉菌。你把房子打扫得再干净,它依旧存在,差别只是数量多少,是否发霉花能让你肉眼看得到。

    二、免疫系统

    米国社会,相较于中国社会,其一在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免疫系统,在不停地打扫房间;其二在于它对于新出现的有利可图的空间,能迅速由政权参与其中,变潜规则为正式规则,而不给黑社会与贪官们留下多少余地。

    老毛时代的政权,免疫系统固然有力,或许是过分有力了,虽然腐败极少,但对机体的伤害太大,导致机体的活力不足。

    而今天的中国政权,这个免疫系统极端地无力。一方面是政权完全被VIP们所把持,在利益分配上严重倾向于VIP们;另一方面则是控制无力,连一个县公安局都能向中央政法委胡作非为。

    中米免疫系统的一个不同,就是信息传递。就象皇帝面对大臣,廉政署面对港府一样,免疫系统在信息上是先天处于劣势的。老毛靠的是发动群众,打倒权威,不给这个官僚体系以掩藏秘密的机会和能力;米国则靠的是第四权,新闻与言论自由。今天的中国,中宣部完全扼杀了言论自由,记者和编辑们上班第一件事就是check e-mail看中宣部的最新指示,所以VIP们能巩固自己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把星星之火扼杀在苗头的阶段。焦国标这个人极端媚米,脑子大概烧坏掉了,但是他的打倒中宣部的主张,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宣部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为VIP们保驾护航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机构。

    中国免疫系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被免疫的对象,与政治上是否站错队相关,与是否引起公愤相关,而与其它因素无关。所以官员们看重的并不是少贪少拿点,而是别站错队。象这次前洛阳市书记把烈士陵园的地批给地产商,从中贪贿数千万,我想空降15军肯定早就知晓,毕竟是15年前就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不是事情闹大了,他大概就象那些告而不倒的官员一样会继续升迁。

    中国的贪腐如同扩散后的cancer无处不在,而这个免疫系统却又象中了AIDS一样软弱无力。所以我才会说是大势所趋,非小民之力所能改。

    三、Cancer

    把贪腐比作扩散后的cancer,是有原因的。今天中国的贪腐,有这么几个特点:

    1。很多小数额的贪贿,已经不被视作贪贿。很多已经被视作行规。

    吃拿卡要,大概江浙一带做得好些,越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越是普遍。偶在北京时,网吧老板就抱怨利润有1/3都花在请派出所吃饭上了。

    政府和国企(电信电力银行高速铁路车皮……)招投标和分配额时的好处分成,已经被视作行规。去年暴出米国公司也加入了行贿行列,我想他们也是竞争压力下的无奈。米国国内法严禁对国外政府官员行贿,处罚也十分严厉,米国公司在中国找公关公司作白手套,如果不是实在接不到标,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2。无处不在,十官九贪。

    这个算是公论吧,不承认这点的,如果不是学生,多半就是生活在国外,再不然就是脱离社会的纯技术岗。

    3。有实权才有贪贿,无权则相对干净,清官还是有的。

    有人提到公务员里科级干部也是没什么油水,嗯如果不是实权部门,没有民众或者企业让你吸血的话,确是如此,而且不到处级基本上还算不上官。

    偶一个高中死党,30不到就升正处,现在是正处的第二个岗位,上海某街道办主任,成天处理民众上访的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的收入就很清贫,平均下来一个月四千吧,所以三十多了还是连GF都没有。总算分了一套小房子给他,然后吃饭基本是不得不去的应酬。相较于我另一个大学死党,07年5月因为股票赚了数千万已经退休了。

    00年我一个大学同学到北京做某公司的上市,拿了数百万现金在“做工作”,他说证监会四百号人,人人都够枪毙几十次。两年前我另一个大学同学进了证监会,我相信这个女孩子的人品,绝对是不会主动伸手的清官。

    4。手段隐蔽

    自从胡总上台后,官员们的贪腐手段变得隐蔽起来,不再象当年黄菊夫人那样直接下令说这个项目要给我的公司。

    06年读到一个人介绍他拿标的过程,某副市长油盐不进,最后他找机会和副市长夫人搭上,被他发现副市长的儿子读书不好,高考在即。于是他向英国某校捐了笔基金,再由这笔基金向副市长的儿子提供奖学金和入学通知。最后他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拿到了标。

    当然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最高价得标仍然经常发生。

    5。行政命令与政策制定

    行政命令,是指直接的粗暴指令,往往直接引起民愤。象四川省的上网证,根本目的在于制证费,最后这个规定又停止执行,但也没听说返还费用的,捞一笔是一笔。

    政策制定,则不那么明显直接,民众只是感到不满,因为直接受到的损害摊到人均上比较小。象药监局的批药政策,直接导致了整个药价成本结构。药厂两元出厂价的药,被医药管理公司拿去一块,再让院长副院长药剂科主任临床医生拿去一块,到了病人手里就成了20元。药代们打通各个环节所付出的成本,其实根源在于药监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制度变一变,参与分成的环节,以及分成的多少,也会相应变化。

    另一个政策制定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而以上海为典型。陈良宇被一些人认为是有能力的,而我却觉得徐匡迪比他强得多,一个冶金教授能把经济学原理讲得一清二楚,或许徐更象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所以才会被排挤吧。陈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勾结相当深,并不仅仅限于周正毅和江公子。

    政策之一,是对强制折迁的全方位支持。当然中国这么多违宪的事,也不缺强拆这一件,反正宪法本来就只是一张擦屁股的毛纸,连刘少奇都是批彭时当它是毛纸,自己被批时又想把毛纸当宝。郑恩宠律师走在马路上,看到某时某地一堆警察在驱赶被强拆的上访居民,然后和国外说起了这事,就成了泄露国家机密,入狱两年。当然这件事的背后是黄菊,不是陈良宇。

    政策之二,是资金上的支持。社保资金姑且不说,其实银行的支持,才是全国范围内房价的真正推手,外资的流入,其实只限于京沪穗深少数几个城市。在政策制订上,使得银行倾向于借钱给开发商,就象米国这边格林斯潘的政策使得金融机构愿意把钱借给穷人一样,而房价高企买盘不足的情况下,又不愿催开发商还钱,以免出现新一轮的帐面坏帐。泡沫终有破灭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也终于开始跌了。虽然因为参与者数量比股市少,加之地方政府政策倾斜,大家有默契地托着一个高盘,而一但有人抽手,后面就是恐慌与崩盘。

    其实这种政策制定,米国也有。犹太人和石油军火财团有着与其人口和资金不成比例地影响,以国家的公器为财团的私利谋利。打仗死的是穷人,开销则是全民承担,而石油军火财团独得其利,当然米国的低油价算是对民众的分利。米国的石油军火财团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一样,属于肿瘤级的存在。

    偶的台湾同学向偶抱怨陈SB的恶劣,其实在偶眼中,陈SB相较于大陆,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而打开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直觉百年前与百年后,并无二致。或许千年前与千年后,也没什么差别吧,自从孔子诛少正卯开始,以暴力钳制言论,就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VIP们在信息不对称中的有利地位,也就得以巩固。

    四、江core的功过

    谈到中国这种如cancer一般的贪腐格局,不能不说是江core的责任,而就不能不谈到八九年的事件。

    八九的一个后果是,政治改革的无限推迟,而人们则避免谈政治。CCP的信用和形象完全被枪子和袁木的无耻嘴脸所破坏。

    如果政治只是茶余饭后闲谈的话资,那么不谈也无所谓。但是政治在本质上是利益的分配决策。如果民众不去关心,或者怕蹲小黑屋而不敢去关心,那么当权的CCP干部就能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在利益分配上向自己极度倾斜,转职成为VIP。那是一个中国失却了信仰,而官员们开始全面捞钱的时代。

    三年治理整顿,虽然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总是显示在增长,但是我总是怀疑那几年是在衰退的,反正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一直是一个笑话,这是我国家发改委的处长同学也认同的。邓公南巡之后,全面贪腐的时代终于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江、李、贾、黄,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江core执政的十几年,在中国史上是极关键的几年,可以说是自周公和秦始皇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三个大转折,一个权力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向自下而上的市场体制的转折,当然功劳是邓公的。这十几年,国力的复兴主要是因为时势得宜,中国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得以参与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江core自己,也还是做了不少成绩的。例子之一,就是在93年提出了打高科技下的局部战争,改变了建国以来打人民战争的PLA建军原则,虽然是90年第一次美伊战争后三年才提出这点。

    但是江core纵容亲属大捞特捞,并且保护了一大群贪官,尤以贾黄为代表。就如同卢泰愚一样,终有一天会被清算。

    我一个从司长退下来的阿姨,总是怀念文革前的毛时代,人们的关系简单,有理想而富有朝气。但是那个时代,真的是那么干净么?如方励之在中科大建校五十周年写的回忆文中所说的,“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就是政治学习。人人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琐的脸孔之下。”那个时代,人心的险恶只限于对右派们的打击,而到了文革,则是全民扩大化了。

    说起右派,其实我所知的大多数右派,都是有着传统中国的良心的,大概是因为有着如变色龙般的适应能力的,都变成“三种人”了。不过几年前读了《往事并不如烟》,发觉还有这种把自己的特权地位和奢侈生活视作自然而然生而有之的人,这种人不打倒,贫苦大众不得翻身,老毛要打倒右派,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老朱也做了十几年的右派,我是比较喜欢老朱的。对老朱的批评主要是几点:WTO秘密条款,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工人,新三座大山(房学医)。

    我是主张鼓励竞争的,中国的产业凡是保护垄断的,如电信电力铁路汽车,都是在民众身上吸血的,而从加入WTO的后果来看,这个决定并没有错。产业的拉美化,并不是现实最直接的危胁,贫富分化的根源仍然在于VIP而不在于外资。

    国有资产流失和下岗工人的保护问题,这个确实是老朱的失误。但是公有制的不可行,在当时已是一目了然,我记得当年上石磊的《公有制经济》,刚开始时他是认定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体制下仍然可行,但是讲了一半就180度转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里的关键在于代理人制度中的监管人先天缺失。即使让人大来管,国有资产与人大代表的利益也无法直接挂钩,所以最后还是不免要变成占有者所有,形成低效和社会福利损失。即使在今天,国有资产已经流失得只剩下一批垄断行业,而VIP阶级被老朱催生出来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现有的国有资产仍然在不断流失,而国家则通过税收和垄断利润来从民众抽血,以免VIP们吸不到血。

    新三座大山里,房子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商与官员两个阶层勾结形成的,医药问题也是阶层的力量,这些都超过了老朱的能力。至于学费和扩招,虽然主要是陈至立的责任,不过我觉得这个政策并没有错,中国相对于印度的竞争优势之一,就是每年大把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一年从30万增加到500万,虽然entry level从两千跌到了一千,总比这些人原来没有大学读只能去打工一个月挣600要强,而且其收入的增长预期也比民工要高。我觉得教学这块主要的问题是学霸体制对创新的扼制。

    老朱准备了99口棺材给贪官,最后没能用上,主要责任不在他,而在于江core对贪官的保护和对老朱的打压。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已经尽力了,象远华案,人人尽知贾是赖的保护伞,如果不是老朱出头,或许今天仍然被捂着盖子。

    五、贪腐是坏事么?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差别,就是认为事物总有两面性。象贪腐促进和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象厉以宁近十年所讲的种种奇谈怪论,也确实是有道理的。就象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的觉醒,而香烟促进了医疗事业的发展一样。

    好与坏,取决于利益。你的屁股坐在哪个位子上,决定了你的是非观。凡是符合米国利益的,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邪恶的。

    如果屁股坐在利益相关者的位子上,当然不会觉得贪腐是坏事,就象偶不觉得买办是一种罪恶一样。贪官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三百万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掌握了过2/3的资产和几乎全部政治军事资源,不管是谁坐在胡总的位子上,能做的都非常有限。毕竟现在是一个改良的时代而非革命的时代了。

    中国与米国的差距,除了米刀和米军的全球优势这种历史性形成的地位外,我觉得主要是这几点:

    1。对知识产权保护所形成的鼓励创新的文化,创新已经是米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了。

    2。言论自由和第四权所导致的清廉政府,其结果就是经济运行的低磨擦力和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3。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在信息和经验积累上的优势。这一点可能很难理解。跨地区迁徙的物种,比局限于一个海岛上的物种,对于环境有更加的适应力。就象康明斯的发动机因为它在全球复杂地形上的应用与数据经验积累,所以比上柴的发动机更加节能高效。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比较中米制度:相对于中国的制度,它不犯错,它少犯错,它犯了错能很快就改过来。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米国日益产业空心化的今天,很多人看不起米国的经济,觉得它的那些隐患终究会成为地雷,而米国就如同面对布尔战争的日不落帝国一样,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一个拐点。但是在我的眼中,即使失却了米刀和米军的全球优势地位,前述三点仍然是米国经济超越中国经济的基本保证。知识产权保护,言论自由,全球化,没有一件是CCP所能轻易做得到的。

    通宝推匿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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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贪污腐败是不错,造成的是缺乏监督和权力过大。

      最后贪污腐败是不错,造成的是缺乏监督和权力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是以发展为中心,地方政府掌握比较大权力大部分为了决策的高效性和timing。如果你看到那些免煮清廉的体制请不要忘记他们决策的缓慢。我在的城市装修(是装修不是建新的)火车站花了5年,不是工程有多大,或者高难度,而是那些议员不停喊停要调查,个个说自己有证据,最后其实也就是为了在报纸上露个脸,为选举造个势。它们是发达国家人口少,经得起折腾。我们呢?

      时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之所以权力缺乏监督主要考虑也在于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做事上,而不是放在打着讨论要不要,如何,或者怎么做的旗号进行的一系列的权利斗争!2其害取其轻,至少目前是相对较轻!等我们完成一系列的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那时候,轻的监督就成了重,自然,我们就要花精力上去。

    • 家园 谁都知道这样不行,可谁又有办法

      我觉得“六四”最大的遗产就是造成了中国的遍地腐败。原来党的干部们多多少少还要顾及一下声誉,这下好了,不要脸的胡来。六四后党员们对国家及党的前途信心不足是很大的原因,当时确实是谁也不知道红旗还能打多久,如果老邓在动乱结束不久后身体就不行了,中国现在是什么样还真不好说,在那段时间里,党及其党员的声誉的确是不怎么样。同时,六四后军队在精神上一下子就垮了。解放后,军队的纪律较地方一直更严格些(当然不排除为了某些利益而霸道一点,但总体还好),军民关系也一直不错,六四后,部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而且成了骄兵悍将,在某种程度上以枪杆子挟持了党和国家。

      在这期间,江core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江对维持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他从容下属及家人,使贪腐之风在中国蔓延,将会贻害数十年。目前,谁都知道腐败在中国已经深入到各个层面,而且趋势是越来越严重,恶化,暂时看不到减缓的趋势,但谁又有办法呢?

    • 家园 很有深度的文章

      自己也想写,没这种组织能力,先花,再回

    • 家园 有点意思
    • 家园 对贪官的错误估计

      关于中国的贪污问题。多数人说到贪污,马上就想到贪官。可事实上,贪官和行贿是互为依存的。贪官是生长在行贿上的毒草。不除掉行贿的土壤,贪官必然是去了一茬又一茬。罚一个贪官容易,只要查总是能查出一些证据来的。可水涨船高,行贿受贿也变得越来越隐蔽了。现在,行贿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特权。没有一个过硬的关系,升斗小民连送礼都送不出去。这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悲哀。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明现有的反贪手段就是个错误。事实上,人们应该把眼光从贪官身上转移到为什么会有人行贿上。贪官可以不抓,可导致人们行贿的原因必须查清楚。没有一个人行贿是不图利的。每去掉一个行贿的原因,不单是消除了一批贪官,还消除了若干倍利益的不公正分配。一步步的做下去,贪污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 家园 中国人的行贿能力是比较强

        国际上的道德清教徒都比较痛恨中国人。我在西欧的时候经历过几起涉及移民事物的行贿事件。人家是政治比较清明的国家,但中国人有办法把钱送进去。

    • 家园 三优势未必不是在米刀米军保护下才能保持,老米已经在反全球化了
    • 家园 【这种人不打倒,贫苦大众不得翻身】

      这种人被打倒了,贫苦大众就能翻身了?不见得。

      毕竟这种人的子女还没像二熊、二陈(陈小蒙兄弟)那么穷凶极恶和丧心病狂,也没有像W副的几个儿子那样肆无忌惮。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报纸定的开始时间论)其先决条件条件是:拨乱反正,是自己承认起码是1966-1976期间CCP犯错误了。因此绝大多数人,包括LZ说的那300万自己也没能料想CCP 真的不管(制)他们了;真正的狂欢开始了(92年)。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面对如此盛宴心里还有些“不落底”,害怕是“养猪”;等到胡长青一被枪毙,大伙儿都突破自己的心理底线了:不过如此!待贾、黄入常,则更是:“和尚摸得,我却摸不得?”

      人们总是本能地同情弱者,在公鲨看二陈(陈希同、陈良宇)比贾、黄要好些,起码卖相要强地多。从陈伯达到陈良宇,其间除陈锡联外,所有姓陈的政治局委员都是以坐牢谢幕的,陈锡联也算是犯错误的。看来如果姓陈就不该进政治局。

      眼下不仅是国家、政府在救助灾民;同时灾民们也在用他们的生命和孩子的血肉之躯在救助国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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