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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七)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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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七)

    在码头上看见军舰,蔡智诚们就知道又有新任务了。可这次是要去哪里呢?大家都猜测是去东北,因为47年8月份这时候,陈诚正好调任“东北行辕主任”,他是名义上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代理总司令”,到48年8月才转正),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又是土木系的亲信,所以派伞兵坐兵舰去东北当陈诚的卫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蔡智诚在舰桥上遇到参一科的科长钟汉勋,连忙向他打听:“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钟汉勋还故作玄虚:“暂时保密,先参加完普陀军演再说”。

    “普陀军演”就是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表演抢滩登陆。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水里有军舰、天上有飞机、步兵乘坐登陆艇和冲锋舟,与美国大兵的作派完全相同——可扮演海军陆战队的既不是海军也不是陆军,而是空军的伞兵部队。

    这莫名其妙的主意是“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鼓捣出来的。

    5月份,伞兵总队开赴徐州组建第三快速纵队,在南京岔路口营房留下了一帮处长科长和后勤行政人员。战斗部队上前线以后,留守处的参谋们没啥事情可做,于是就写文章、吹牛皮,把太平洋战争的资料翻译翻译、再添加几句评论就成了自己的分析体会——二战期间,美国人在亚洲战场其实没有实施过什么象样的空降作战,所以伞兵的参谋们抄来抄去的都是麦克阿瑟的那一套,什么“遮断”啊、“蛙跳”啊、“侧翼打击”啊……结果就和海军搞到一堆去了。

    这时候,国民党海军正计划着在山东的长山岛搞一次“蛙跳”行动。

    长山岛位于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在山东和辽宁之间。在当时,胶东半岛的龙口、蓬莱、烟台都是华东野战军的根据地,而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则属于苏联红军控制的“自由港”,两地之间相隔不过七八十海里,坐上大电船(带马达的帆船)一晚上就可以抵达,所以,辽南的旅大地区几乎就相当于山东解放区的后院。

    47年8月,有情报显示,设在大连境内的“建新公司”将在年内恢复生产,这将会对东北和华东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建新公司”原本是日本人于1905年至1945年期间在大连、旅顺地区建设的一系列重工企业。苏联占领东北后把其中的主要设备拆走了,1946年底,中共华东局派朱毅、张珍、吴运铎等干部到大连,通过民间收集、折价购买、自主研制等办法收拾残局,用一年的时间使陷于瘫痪的兵工厂恢复了运转。到1948年,“建新公司”下属企业的正式员工已超过八千人,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消耗的二十万发炮弹和大部分的子弹、炸药全都来自于该公司,所以陈毅同志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靠山东人民的小车,二是靠大连的炮弹”——其实,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东北、华东野战军与另外两路野战军在1948年的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建新公司”投产以后的巨大作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试图在“建新公司”恢复生产以前切断其水路运输线,但国军海军并不敢招惹大连的苏联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占领山东的长山岛、割裂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恰在这时候,他们听说伞兵的一帮参谋正在鼓吹“向麦克阿瑟同志学习”,立刻一拍即和,决心实行海空携手、搞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共创“蛙跳”战例的新篇章。

    国军伞兵从前只练过从天上往地下跳,没有试过从水里往岸上蹦——这无所谓,国军海军也没有登陆作战的经验。大家决定在正式开打之前搞一次军事演习,先找找感觉再说。

    “普陀军演”名义上的总指挥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但实际的指挥官是“峨嵋”舰舰长粱序昭和“海军检点长”林遵。

    林遵和粱序昭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海军干将,他俩都是福建福州人、都是马尾海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赠送给中国的“九大舰”( “峨嵋”、“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泰”、“永宁”、“永兴”)也是这俩人一起开过太平洋的。说起来,“普陀军演”或许是林遵和粱序昭的最后一次共事,因为演习结束之后,粱序昭就调到青岛去当海防第一舰队司令,后来又到台湾当了海军总司令;而林遵则率领海防第二舰队到西沙和南沙宣示主权(陈水扁前些天视察的太平岛基地就是林遵创建的),后来又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记得萨苏老大在《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介绍过粱序昭和林遵,称他俩为“闽系复辟运动”的带头人——这当然没错。但其实,1946年以后,国民党海军除了“马尾系”与“雷电系”之争以外,还有本土系、留美系和留英系之分,粱序昭属于留美系、林遵属于留英系,虽然是同乡却并不是同派。

    在当时,与海军接触不多的人或许搞不清“马尾系”与“雷电系”之间的门道,但对于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区别却可以一目了然——国民党海军在军舰上的样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开了。留美的穿着美军制服去美军俱乐部喝可乐,留英的穿着英国军服去英国俱乐部喝红茶,穿着中国军服的本地土鳖只好跑到小饭馆里喝烧酒,真正是泾渭分明——在一个舰队里面可以穿出三个国家的军服,也只有国民党海军能把派系纷争整得如此夸张。

    “留美系”掌管着美国军舰,数量多、体系完备(其代表是“九大舰”);“留英系”则控制着英国兵船,数量虽少、但比较先进(其王牌是“重庆舰”);而“本土系”的人只好驾驶着日本赔偿的破烂货,显得十分落魄。

    蔡智诚乘坐的“黄安舰”就属于本土系。这“黄安舰”是1944年下水的轻型护卫舰,虽然舰龄比较新,但从日本开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动力设备,火炮和鱼雷管都被拆光了,青岛造船厂只好在舰首安装了一门13.5毫米高射机枪,所以这所谓的护卫舰其实只相当于一艘武装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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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安舰”为日本第一类丙型海防舰,满载排水量810吨,原本应该装备两门120毫米主炮——这是同型号的“吉安舰”,可以看见火炮也被拆掉了。

    “黄安舰”于49年2月起义,是第一艘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舰,加装苏式100毫米主炮之后,成为人民海军的“沈阳号”。

    当时,“黄安号”隶属于海防第一舰队,操舰军官是沈鸿烈的东北海军、而士兵则来自汪伪海军,一帮“土鳖”爹不亲娘不爱的,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按理说,海军的待遇应该很不错才是,可这“黄安舰”上的人却经常饿肚子,他们每天拿着个铁皮盒子按定量分米、然后各自到伙房里蒸饭,开饭的时候餐桌上只有一盆小鱼,几十个人你争我夺的抢破了头。蔡智诚他们觉得挺纳闷:“海军想吃鱼,随便钓就是,何必这么抢呢?”,那些海员回答道:“不是抢鱼,是抢菜盆里的油水呢……”,伞兵们这才恍然大悟。

    “普陀军演”期间,伞兵各单位分乘登陆舰实施攻击,只有蔡智诚他们搭乘“黄安号”先行登岛,原因是特务队被分配担任演习中的“假想敌”。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12.6平方公里,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按军事演习的预想,“守岛共军”的兵力为两个步兵团加一个师属炮兵营,伞兵特务队的官兵就扛着小旗扮演这“五千共军”——用红色小旗代表班、排、连,用黄色小旗代表营部、团部或者炮兵阵地。

    岛上除了特务队还有一个“裁判部”。演习开始以后,进攻部队把自己的射击诸元喊出来,岛上的裁判们就跑到相应的地点宣布“被击毙多少”、“被击伤多少”、“被毁损多少”……同样,军舰上也有一个裁判部,每当守岛部队宣称自己向什么地方开火了,登陆部队也要统计相应的伤亡——虽然不开枪不开炮,却搞得象真的一样。

    蔡智诚的职务是“共军炮兵司令”,带领6个兵冒充三个炮兵连(8门75山野炮和4门105榴弹炮)。蔡中尉之所以能够担任这项差事,很大原因是由于他曾经在207师学过专业炮兵,对火炮参数比较内行、不至于弄出什么洋相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炮兵司令”肯定是最先阵亡的角色,游乐智队长还拍着小蔡的肩膀开玩笑说:“好好干,临死之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既然要“给点厉害的”,那就露一手漂亮活。炮兵蔡司令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演习刚开始,他就制造了一场“弹幕射击”。

    按理说,海岸炮兵在实际炮战中是很难对移动目标实施集中射击的,因为各炮连的位置分散、火炮口径不相同、炮弹的射速也不一样,山炮野炮榴弹炮即使都朝着同一个方位打、弹着时也是有先有后的“下饺子”,很难同时击中运动中的军舰——但这个难题在理论上却可以得到解决:目标进入射程之后,各炮位试射一发确定基点,观测手每分钟测一次目标坐标,连测3分钟,然后就可以算出第4点的方位,再把各种炮弹的飞行时间考虑进去,各炮位的射击参数和射击顺序也就可以计算出来了。这时候,只要本方的炮兵阵地还没有被摧毁、对方军舰也没有采取规避动作,那么,全营的炮弹就将在下一分钟同时落到既定目标的头上,从而形成惨不忍睹的“弹幕射击”效果。

    实施这个动作需要三个环节的保证,一是敌人不躲不闪不改变行进方向;二是炮兵的战术动作熟练准确;三是计算手的算术能力足够强——这都不成问题。一,海军舰队排成一溜横队,根本就没打算躲闪;二,普陀山上本来就没有炮,完全可以把炮兵想象成绝顶高手;三,蔡智诚是理工科的高才生,“滚加滚乘”的心算题对他来讲是小菜一碟……

    不过,虽然理论上什么目标都能打,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要斟酌一下的——蔡智诚也明白这只是一场演习,有些船可以瞄准有些船却惹不得。

    比如,伞兵司令部设在“中兴”号登陆舰上,而“海权鼎兴、训练建业”这八艘船全是一个模样,在弄不清谁是“中兴”、谁是“中权”的情况下,所有的大型登陆舰最好都不要招惹;再比如“峨嵋舰”是这次演习的海军旗舰,总指挥部和总裁判部都在那上面,一旦打了它,“普陀军演”也就泡汤了,这种傻事绝对干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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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嵋舰”原本是美军“Maumee”号后勤补给舰,是艘1915年下水的“老妈咪”( 尼米茲上将刚参加海军时就在这条船上服役,可见她有多么老),该舰排水量14500吨,46年加装火炮后送给中国,成为了国民党海军唯一一艘万吨以上的舰船。这条船上有高高的吊杆,好认得很,一般不会搞错的。

    小船不好打、大船不能打,蔡智诚找来找去,终于选中了舰队左翼的一艘驱逐舰。这艘军舰,个头不大不小、速度不快不慢、方向不偏不斜,体型优美、彩旗飘扬、威风漂亮,真是做靶船的好材料——“炮兵司令”心中窃喜,脑子里算计了一番,拿起话筒向裁判部报告了射击诸元。

    很快,普陀山上的裁判员就在电台里喊叫开了:“十二秒!弹幕射击!某某某方位,75口径榴弹8发、105榴弹4发,同时被弹!”

    听见呼号,对面军舰上的裁判员拿起望远镜朝目标方向一看,顿时傻眼了——老天爷!这轮弹幕正好打中“长治舰”,那可是民国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的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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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治舰”原名“宇治舰”,是日本桥立级江河炮舰的二号舰。41年下水,满排水量1350吨——这是“长治”的原型“桥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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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长治舰”的线图,舰上装备130毫米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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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江上的“长治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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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治舰”于49年9月起义,改为人民海军“南昌舰”,70年代退出现役。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53年视察“南昌舰”。

    “宇治舰”曾经是侵华日军的旗舰,因为这个身份,抗战胜利后,桂永清经常把“长治舰”当成自己的旗舰,即使有了大吨位、新型号的军舰也不愿意更换座驾。可蔡智诚哪里知道海军司令的这个习惯,再加上他也不认识海军的官衔标志旗,只觉得这千把吨的铁皮船比较适合瞄准,结果就把它当作目标了。

    “长治舰”总共只有80米长、10米宽,若是猛地砸上去12颗榴弹炮弹,军舰沉不沉的暂且不论,舰桥上的人肯定全部报销了。只是,裁判部的军官哪里敢宣布“海军总司令阵亡”呀,一帮人愣了好半天才通知普陀山指挥所:“喂喂!射击无效,重新演练”

    听说精彩射击不算数,蔡智诚也猜到自己可能是打错了人。他哪里还敢再搞什么玄的虚的,随便报告了几个衍射数据之后,炮兵阵地就被海军的一通舰炮“彻底摧毁”掉了。

    (发不完,后面再补一段)

    元宝推荐:Mac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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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也算是世界海军史上的一个独特风景吧

      在当时,与海军接触不多的人或许搞不清“马尾系”与“雷电系”之间的门道,但对于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区别却可以一目了然——国民党海军在军舰上的样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开了。留美的穿着美军制服去美军俱乐部喝可乐,留英的穿着英国军服去英国俱乐部喝红茶,穿着中国军服的本地土鳖只好跑到小饭馆里喝烧酒,真正是泾渭分明——在一个舰队里面可以穿出三个国家的军服,也只有国民党海军能把派系纷争整得如此夸张。

    •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八,补)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

      “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象是哄小孩子一样。

      蒋家两口子玩到九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等到九点钟以后,她就应该来安慰铁甲战士了。

      说起来,这刘茵小姐也怪有本事的,开飞机的和开坦克的都是天底下最霸道的角色,真难为她能够应付得下来。

      当时,驻徐州的装甲部队是战车第一团,前任团长是蒋纬国,现任团长是赵志华。这赵志华是个只认识蒋纬国、连蒋经国都敢抓的二愣子,一帮部下也都是些混帐二百五,所以号称是“火牛”;而徐州的空军主力是第三驱逐机大队,这第三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三个在徐州、一个在济南(就是和宪兵开仗闹罢工的那个第28中队),他们的前任长官是苑金函,现在归徐焕升指挥,这徐焕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开着轰炸机到日本东京去撒传单,胆子可真够大的。

      这两路猛人遇到一起,想不出事情都难。

      每年的春节前夕,徐州市都要举办“迎新篮球比赛”,往届的冠军都是徐州宝兴面粉厂,他们有几个专业队员,水平着实很高,48年的这一次,宝兴厂虽然主动把自己分成了甲乙两个队,照样过关斩将,在决赛中胜利会师。可就在这时候,空军和装甲兵突然向组办单位提出了参赛申请,主办方哪里敢拒绝,宝兴面粉厂也只好表示欢迎,于是就派出甲乙两队分头接招。

      头一场半决赛,“宝兴甲”领教装甲兵的“火牛队”,刚开场就被打伤了好几个,从此就不敢碰球了,结果是9比105,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开锣,“宝兴乙”干脆弃权当了缩头乌龟,让空军“飞虎队”直接进入了决赛——“火牛”和“飞虎”争夺冠军,这下子就有好戏看了。

      比赛的场地设在云龙山体育场,一大早,装甲兵就把战车开到了比赛场,坦克的履带压着球场的白线,场外边还有几辆装甲车来回地转悠,等空军“飞虎队”来到的时候,吉普车就被堵在了铁壁铜墙的外面,非得下车徒步进场不可。飞行员吃了一个下马威,气得不得了,立刻派人回去打招呼,于是,天空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架P51战斗机,来回俯冲、低空盘旋,就象玩特技一般,机翼卷起狂风呼啸、引擎震得地面乱颤,观众们吓得抱头鼠窜,飞行员却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之下得意扬扬地穿过坦克的包围、走进了比赛场——赛前热身,双方打了个平手。

      比赛开始,火牛队由团长赵志华领头,拴着宽皮带、穿着大皮鞋就下场了,飞虎队一看对方是这副打扮,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去取武器,一帮“篮球运动员”有的把手枪绑在腿上、有的别在腰里。决赛的裁判是体育场的经理刘玉邦,他看见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哆嗦,哪里还敢吹哨子,丢下球跑进办公室、死活也不肯出来了。场地上只留下一群牛和虎还在那里对峙,不象是打球倒象是要打仗。

      就这么僵持了好一阵,蒋纬国才赶到了现场,说实话,徐州城里也只有他能吹这场球的裁判。果然,蒋裁判一到,火牛队的皮带和皮鞋就脱掉了,飞虎队也解下了手枪,40分钟比下来,空军赢了装甲兵几分。不过,主办单位倒也是挺会做人的,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

      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

      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

      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象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听说了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

      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

      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他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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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48年美国《时代》杂志上的照片,拍摄于徐州火车站,画面上的这位女子无疑也是个军属,只是不知道她丈夫的命运如何。

      蔡智诚曾经多次在徐州火车站附近值勤,在这里,他听到过太多的号啕大哭、看见过太多的悲痛欲绝,也感受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知道部队在安全岛里养尊处优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战场,留给妻子的将会是难以言喻的等待的焦虑和痛苦的折磨——因为了这个顾虑,他迟迟没有给家里写回信,也没有答复妻子的要求。

      蔡智诚的顾虑没有错,不久以后,快速纵队就接到了增援前线的命令,他很快就随着搜索营离开了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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