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旧文：走向共和 -- 冷逸

80年代的河殇又来了。

慢慢走吧

此文胆双修之作，不失为一痴心汉

我目前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曾经打算改名为“东方红市”，但最终没有改成，而中山市依然是中国大地上一个响亮的名字。天安门广场上那座纪念堂虽然雄伟，但仍然比不了南京中山陵的庄严肃穆。中山大学、中山站、中山公园……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不能抹去孙中山那走向共和的身影。

和袁世凯一样，孙中山的历史形象似乎也是很简单的，它是“国父”、“民主革命先行者”。如果说对袁世凯的描绘运用了全部暗色的话，那么孙中山就是用全部亮色所塑造的一个伟人。所以，当孙中山质朴、可爱的一面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些习惯了“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人们，会觉得这个形象不是孙中山，孙中山应当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孙中山在历史上最大的魅力，就来自于他的质朴、真诚，可以说，他是一个可爱的英雄。他把“走向共和”作为了他生命的全部，他终其一生都在实践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共和国的理想。三十年的种种艰辛挫折都不能让他心灰意冷，诚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他很想当大总统，很想亲手来完成缔造共和国的事业，很想真正作为“中国的华盛顿”载入世界的史册，但他的大总统不是临时的就是非常的，总有着无奈的前缀。因为他的终极目的只在于共和国而不是大总统，虽然能由自己来成为共和国总统是最好不过的，但只要其他人当能更好地推进共和，那他愿意毫不犹豫地放弃总统的头衔与权力。这样的胸襟，在中国的历史上罕有其匹，袁世凯、蒋介石比不了，毛泽东、邓小平也比不了。可以说，让孙中山到达历史的顶峰，首先在于“立德”而非“立功”。而除了“立德”，他在“立功”方面也是显赫的。他建立了一个个革命组织，将几乎全国的革命精英都团结在自己身边，通过暗杀、起义、办报、办学等种种方式一点点推进中国的革命，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完成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建立了共和国之后，又通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维护新生的共和与宪政，让中国人民形成了对共和、宪政的信仰与尊敬（虽然认识还不乏模糊），让此后的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彻底地破坏共和与宪政。因此，“国父”之名，他当之无愧。

但是，孙中山虽然将建设共和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但他对共和的认识却是有缺陷的。颠沛流离的斗争生活使他缺乏时间来深入思考共和的本质、宪政的精髓。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但这三民主义似乎是一个可以容纳太多的“空筐结构”，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都可以装进筐中，而这个筐究竟是什么，反而说不清楚。虽然提出了五权宪法，但这个独特而庞大的宪政体制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因为它添加了太多的“中国特色”而背离了一般的宪政规律，从而缺乏可行性。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前，他和宋教仁就总统制与内阁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凭借自己的权威确立了总统制；而当袁世凯将成为大总统时，他则和宋教仁合作，在《临时约法》中将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这样的典型的因人设事，固然是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但是也体现出孙中山对共和制认识的局限：共和制的真谛就在于对一切掌权者不信任因而必须限制权利，不因为总统是孙中山就放纵他的权力，也不因为总统是袁世凯而限制它的权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孙中山自己是无私的，但如果因此就建立一个总统权力过大的政治体制的话，谁也不能保证后来者会把中国引向何方。 “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的统治者是圣贤还是流氓。”因此，共和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限制而不在于赶走了皇帝，权力失去限制的话，皇帝还可以以“总统”、“委员长”、“主席”的名义重生。宋教仁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在中国成功地营造一个分权、限权、控权的真正的宪政体制，可惜他的努力最终被枪声终结。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宋教仁从事着艰苦复杂的建党与竞选事业时，孙中山却忽略了其中的意义而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从而使宋教仁失去了他这一后盾，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的失误。

认为有了目的合法性就可以不讲手段合法性的问题，在孙中山身上同样存在。在南北议和未成，需要组织强有力的军队，从军事上彻底打垮清廷，而又军饷奇缺的时候，孙中山是这样为共和国筹措军饷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下旬，南京临时政府以苏浙铁路作为抵押，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3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随后又先后试图以广东铁路和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万元，因广东都督陈炯明与招商局股东反对，未果；此后，又在南京与日本三井财团签订合同，规定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股份3000万日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临时政府500万元，“中华民国若对外国出让中国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与三井”（这些正是著名的“二十一条”第三款的内容），由于其来自舆论与公司股东的巨大压力，也未获成功；二月三日，孙中山更是对于日本密使森恪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这些，都让我们看来有些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实在难以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只能“为尊者讳”。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真的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吗？

孙中山在道德上是值得尊敬的，可这就让他对革命的领导有了一种过分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是革命的先行者，他也就垄断了革命的真理、革命的话语权，它成为了“一贯正确”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因此，对待革命阵营以外的人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的孙中山，面对革命党内同志，表现出“国父”作为父亲专横的一面：任何与他理论上的分歧，都被视为对革命的不忠。宋教仁建设内阁制，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遭到他的反对；章太炎联省自治的主张，受到他的驳斥；而反袁革命期间，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诸君反对它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按手印并宣誓效忠总理个人，更是到了他的粗暴对待，以至于像黄兴、李烈钧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对于反对他的另一革命领袖陶成章，做法就更不能让人接受了：在孙中山的授意下，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人暗杀了陶成章。而这个刺客，此后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并最终成为了孙中山将民国“托孤”之人，而他也不负厚望，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实现的北伐中原、统一民国，立宪行宪、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理想。这个刺客，就是历史的下一位主角――蒋介石。

写到这里，似乎对孙中山已经贬多于褒了，但并非如此。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关键的视角还应该是制度的变迁。费正清教授虽然不客气地指出孙中山对于共和的种种认识误区，但也正确地指出，其他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宪政专家，都不可能在混乱的中国取得孙中山这样的成就。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虽然幼稚，软弱，但从制度上来说他把中国彻底推上了走向共和的不归路，使得后来的种种复辟努力都难以成功。一个习惯于“帝国”的国度里，孙中山用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去传授“民国”的观念，以他的诚朴可爱去感染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接受共和、民主、宪政。当我们赞许孙中山在制度变迁中居功至伟的贡献之时，我们不能忘记为他作了铺垫的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才是历史真实；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对中国此后的制度变迁的关切，应当始终注意从制度层面思考中国有无进步，进步多大，这才是历史的意义。“走向共和”，正是百年以来中国历史不变的走向，也是我们在今天仍然不能停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