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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飞虎传奇――三只老虎和他们的大历史 我知道，在高高的一块云端，我将结束我的一生，那些我保卫的人，我不爱，那些我抗争的人，我不恨。我的祖国是凯尔特的十字架，我的同胞是凯尔特的穷人，无论结局怎样，都不会使他们过得更坏，或使他们比先前多一些欢欣。没有法律或责任吩咐我去参战，没有名人，也没有欢呼的众生，只是一种孤独的狂欢骚动，驱使人在云端混乱抗争；我权衡了一切，什么都想了想，那未来的岁月仿佛只是浪费一场，我留在身后的岁月也是浪费一场，与这种生活平行的，是这种死亡。――(爱尔兰)义慈《爱尔兰飞行员面对死亡》
飞虎传奇――三只老虎和他们的大历史
印度支那半岛的天空云雾笼罩，10架日本轰炸机从基地陆续起飞，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依旧是中国昆明。“九州勇士”们自信地认为这次轰炸几乎不会遇到中国空军的抵抗，所以他们连护航的战斗机都不用派。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高兴：1940年以后，那些在武汉上空奋力空战的苏联援华人员已经陆续撤走，苏俄已经在4月正式承认帝国亲手扶植的“满洲国”，6月以来被德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地已经朝不保夕；虽然在缅甸上空看见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飞机，可能是美国人的，但帝国军队在珍珠港和关岛都传来了捷报，美国人不过如此；中国空军确实表现优异，可在“北支事变”后的三年里，他们的飞机几乎拼光了，帝国空军已经可以主宰中国的天空……
从印度支那的空军基地到达昆明上空，不会用很长时间，透过机身下的稀薄云层，昆明的地面建筑已经依稀可见，日本飞行员们正在以悠哉游哉的心情等候投弹轰炸的命令。
突然，在暗淡的云团里，冲出了几个黑点，像当头射来的利箭。
绝对不是中国空军的飞机！但是机身上分明画着中国空军的军徽。美国人？！还没等日本飞行员缓过神来，黑点们开火了，呼啸而来的弹雨击中了一架日本飞机，它砰地一声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另外的几架日本飞机则带着火焰，急速地朝着地面栽了下去……
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首战告捷。昆明沸腾了，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很多人醉了。
这一天，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13天。昆明的新闻界从此把美国志愿者称为“飞虎”，于是志愿队就成了“飞虎队”。
初见飞虎
历史片断像电影老胶片一样闪现着，我设想着飞虎队第一次在中国参加空战的情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口的老丰田蜗牛一样蠕动在北京的三环路上。社长一边使劲儿地埋怨堵车，一边处理着紧急情况：发动机经常熄火。我一直怀疑这辆日本车故意“罢工”，因为我们要去机场接几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三位“飞虎队”的老队员――日本鬼子的仇家，中国人的好朋友。
罗伯特?雷赫的座机在空战中
1940年5月，蒋介石找到了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要他返回美国，为中国争取援助。历经近三年的抗日战争，中国空军已经消耗殆尽。蒋介石很清楚，除了滇缅路还能勉强维持，中国所有的陆地外援路线都已断绝。政治对手汪精卫已经公开成立了伪政府，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城市。蒋介石信任陈纳德的原因，是因为这位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极端热忱。无论保卫上海还是武汉，陈纳德的智慧曾经让日本空军闻风丧胆。陈纳德回到美国后，在各种公众场合，都不遗余力地讲解中国的抗战以及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这种类似于苦口婆心的游说最终打动了罗斯福总统。作为一名战略家，罗斯福知道如果中国全面陷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1941年4月，罗斯福不顾“孤立主义”者的反对，允许退出现役的陆航和海航军人以及预备役军人参加志愿援华大队。1941年7月10日，第一批志愿者在旧金山登上荷兰籍渡轮“椰格芳滩”号，前往亚洲。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老“飞虎”这次有机会来中国，要归功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的中方主任华建宁先生和基金会执行董事杰夫先生。就在大约一年以前，中国探险协会在云南滇池中发现了一架“飞虎队”的飞机，这可能是世界上仅存的一架相对完整的P-40战斗机。这件事引起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的注意。于是老英雄们得以故地重游，重新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机场大厅人流涌动，老“飞虎”和家人们从海关走出来的时候，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北京。我第一个见到的老人，身穿着一身棕色的航空夹克，胸口绣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不用说，老先生当年肯定属于“飞虎队”第二驱逐中队：熊猫队。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罗伯特?雷赫。老人慈眉善目，只是腿脚有些不灵便，拄着拐杖。我搀扶他的时候，老人告诉我在4个月以前他出了次车祸，不然不至于要别人搀扶，言语之间透着一股子军人的顽强。身边的另一个老“飞虎”和雷赫正好相反，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腰板倍儿直，眼神桀骜不驯，他的身边居然还有一位中国女子。寒暄之中才知道，原来老人即是彼德?怀特，而中国女子是他的太太。
我问带队的杰夫，迪克?罗西先生去哪里了。杰夫用手一指，大门旁边的那位。老人一个人背着一个大旅行包，弯着腰，背有点驼，正冲着落在后边的我们微笑，而背后的窗外，就是阑珊的夜色。那一瞬间，将我心中闪现的各种历史片段冲得七零八落，我竟然不知道该向这位老人说些什么，老照片上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和面前的这位老者是一个人吗？我想象不出他当年的样子：这个飞虎队的空中王牌在中国寂寥的领空里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不过，笑眯眯的眼神，显然机敏，仿佛有刀锋闪过。
互相揭底的好兄弟
夜风涤荡了漂浮在北京空中的灰尘，第二天下午已经是风和日丽。怀特和太太去了长城，雷赫和罗西在下榻宾馆等待接受杂志社的采访。摄影师已经按照约定的时间把机位架好，我按响雷赫房间的门铃，老人已经打扮停当，当我把他送到楼下大厅的时候，发现罗西早已在那里等着我们了。虽然年事已高，两位老人浑身依旧透着一股麻利劲儿，做起事来丝毫不拖泥带水。
我们原本想给两位老先生分别拍几张“全家福”，可是两位先生的太太都外出购物去了。雷赫是个平静的人，我悄悄地说：无论中国女人还是美国女人，看来都喜欢逛商场买东西，老人笑了。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雷赫的笑透着憨厚，而罗西则不然，可以感觉到他在笑的时候，有一种机灵劲儿，或者说是有点“坏”。虽然我们只能在第二天采访怀特，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头最不服老的“老虎”。这些判断在采访的时候得到了证实。
雷赫出生在1916年9月，小名叫鲍勃，在科罗拉多的奥提斯长大。据说，雷赫家族的先祖是德国移民。来中国以前，他已经在美国海军航空兵服役。在圣迭戈，雷赫曾担任水上巡逻机的机长。谈到自己参加志愿队的经历，雷赫老人很坦然：“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攻击我们的珍珠港，我们都不知道战争何时才能打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大战已经临近。我已经在海军接受了两年的训练，听到有仗打，我和那些试图报名参加志愿队的小伙子都很兴奋，大家跃跃欲试。”
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可以参加援华志愿队。报名者除了必须退出现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未婚，以免连累家庭。雷赫老人向我们提起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一问那时候老英雄有没有解决“个人问题”。谁知罗西在旁边插了一句话，“那时候鲍勃有一段秘密婚姻。”看来两位老人开始互相“泄底”了。
雷赫到底是个坦荡人，“来亚洲的前两个星期，我刚好和一个姑娘订婚了。后来我和姑娘说，我要去中国打仗。姑娘听了，想都没想，就跟我说，‘你愿意去就去吧，随你的便，结婚的事儿就别提了！’”姑娘的离开，也许对年轻的雷赫是一个挺大的打击，雷赫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人，家人对他的评价是：你可真够蠢的。
罗西在一边坏笑：“他的这个秘密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言下之意是：老弟，你就不怕老伴儿吃醋吗？谁知雷赫也不含糊，他笑着对大家说，“迪克那时没结婚，因为他的女朋友太多了，他是个游戏人生的花花公子。”秘密终于被逐一揭穿，罗西哈哈大笑，言谈之间，我们了解到，罗西的老伴要比他小很多，罗西笑着说：“我打仗的时候，我太太还没出生呐！”
每个报名者都有不同的理想，也碰上了不同的问题，但是他们毕竟做出了决定。一些对战争和自身命运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终于参与了历史。为了避免日本谍报人员的注意，这些志愿者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雷赫告诉我们，他当时护照上的身份是买卖人，而调皮的罗西在旁边打趣道：“我的身份是卖苦力的。”任何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都没有如此缤纷多彩的角色。“我们有银行家、有学生、有手艺人、有耍杂技的、有跳舞的，什么都有”，雷赫笑着说。看来只有美国人的想象力能如此丰富，给他们发护照的官员一定有导演一样的天赋。
虎巢训练
彼德?怀特来中国之前，只从报纸上了解过日本的侵华战争。参加志愿队之前，他已经是一名美国海军的注册飞行员，最初是在“突击者”号航空母舰服役，巡弋在大西洋。后来怀特又陆续调任到“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驾驶俯冲轰炸机。对他来说，战争迫在眉睫，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打定心思要参加志愿队的时候，军方却不太愿意让他到亚洲来。怀特冒着被关禁闭的风险说动了“领导”，才勉强成行。来到亚洲的第一天，正好是他24岁的生日，怀特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战争的残酷让他触目惊心。
志愿援华大队最早的培训基地不在中国境内，而是在毗邻的缅甸东固(Toungoo)。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缅甸就已经成为战略要地。依照陈纳德和英国人的协议，所有美国志愿人员可以使用英国皇家空军在东固的机场，中国和英国负责组装和试验志愿队的P-40战斗机。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知道，缅甸肯定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中国唯一的一条外援路线滇缅路就经过缅甸东部。
经过几年的消耗战，日本空军不断轰炸昆明等中国内地重镇。陈纳德选择这个坐落在仰光以北的小城不无道理，既可以拱卫中国西南地区，也可以避免过早暴露志愿人员的身份让日本人有把柄可抓。
每天早晨6点，志愿人员们的例行训练就开始了。在机场附近一间柚木搭建的小教室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拿着油印的课本，上“早自习”。小木屋里挂着地图，有黑板，陈纳德不遗余力地向大家讲解空战的技巧和各种相关知识。“老头”(志愿者对陈纳德的昵称)把所有对付日本人的招数全都传授给了他们。11月，陈纳德将志愿大队编为3个驱逐中队：第1中队为“亚当夏娃”队，飞机上画着亚当拿着苹果追求夏娃的图案；第2中队为“熊猫”队，飞机上画的是熊猫和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中队为“地狱天使”队，飞机上是红色的裸体天使。
按照当时部队的安排，罗西进了“亚当夏娃”队，而雷赫和怀特则进了“熊猫”队。
“在东固，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名义上属于中国空军，陈纳德将军是中国空军的上校。所以，我们的飞机上都画着中国空军的标志”，雷赫和罗西告诉大家，“直到1942年7月4日志愿队解散之前，我们都是单独作战，不隶属于美军的编制。”1941年12月7日本偷袭珍珠港，根据中国政府和英国达成的协议，志愿队派遣“地狱天使”中队协助皇家空军保卫仰光，而“亚当夏娃”队和“熊猫”队则于11月18日秘密飞往昆明。昆明的优势在于有完善的预警网络和可以及时疏散飞机的备用机场。但是，在志愿队到达昆明之前，昆明人经受的是日本飞机一次又一次惨无人道的空袭。
“日本人几乎每周都要轰炸一次昆明，轰炸以后，当地老百姓不得不清理满街的瓦砾和尸体。日本人炸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然而，这次日本人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空中噩梦开始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到昆明了。12月20日，志愿队参加了在中国上空上的第一次空战，我们当天确认直接击落了其中的4架，但是这10架从印度支那基地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只有1架返回基地。从那以后，日本人就不敢出动飞机轰炸昆明了。”雷赫的回忆似乎印证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记忆。怀特是参加昆明空战的亲历者之一，在他看来，日本人早就应该被好好教训一下了，“在我们到达昆明之前，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任何地面目标，无论是单个的老百姓，还是军队。”这些以前从未参加过实战的年轻人，凭着一股初生牛犊般的倔劲儿，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打了个稀里哗啦。“飞虎”美名远扬，声威大振。
故事还没完。“地狱天使”队23日在仰光和皇家空军一起参加行动：日本6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被击落。圣诞节当天，80架日本轰炸机和48架战斗机试图轰炸仰光，志愿队出动，击落日本飞机23架，另外可能有6架日机在莫塔马湾上空被击落，这是志愿队战时当天击落日机的最高纪录。28日，志愿队再次大满贯，击落日机10架。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次空战志愿队没有损失一个飞行员，也没有损失一架飞机。29日，日本人恼羞成怒，派出40架轰炸机和20架战斗机参战，飞虎队雄威再展，击落了其中的18架飞机，自己仅损失了一架飞机。1941年12月31日，新年前夜，仰光上空再次爆发激烈空战，飞虎队又击落了15架日机，自己无一损失。在仅仅11天的空战中，飞虎队损失飞机6架，牺牲飞行员两名，但是他们击落了75架敌机。牛仔般的激昂情绪弥漫在当时的飞虎队里。据说，击落飞机得胜归来的飞虎队员会在基地上空做几个横滚动作后才降落，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
据怀特回忆，美国人对飞虎队的这段历史感受非常强烈，飞虎队的小伙子们成了第一批在空中打击日本人的民族英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是这些不在军籍上的“平民百姓”首次挑起了振奋军心民气的大梁，他们的业绩让大家刮目相看。太平洋战争初期，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相继被日军占领，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有可能赢得战争。可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飞虎队的非凡表现把各种悲观情绪冲洗得一干二净。这很类似《三国演义》中的长阪坡：在刘备不得不进行战略退却的时候，赵子龙出现了。
1942年1月初，“亚当夏娃”队派出8架飞机支援“地狱天使”队，加强仰光防务。飞虎队在缅甸作战期间，经常要配合英国皇家空军行动，那时英国空军装备的是最新式的“水牛”战斗机，而这些美国人的P-40战斗机经常出入其间，有人戏称，这就叫“飞虎配水牛”，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罗西轻松地谈起这些当年的逸事，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在突袭日本驻泰国空军基地的战斗中，飞虎队摧毁了数十架日本战机。1月13日，“亚当夏娃”队的其它飞机和负责保卫仰光的其他飞虎队飞机一起发动了数次对日军基地的攻击。23日，飞虎队击落日机21架，几乎占到当日入侵日机的三分之一。但是日本地面部队的进展非常迅速。“英国陆军没有足够的兵力，战绩也不太理想，他们抵挡不住日军地面装甲部队的穿插”，雷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有愤愤不平的情绪，“仰光陷落之前，大量的物资被遗弃，堆积如山。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它们，我们的部队就尽最大的努力，能破坏多少就破坏多少。”虽然仰光已经朝不保夕，虽然大家都在忙着烧东西、炸毁桥梁、破坏道路，可罗西的脑子却非常活，混乱的时候，这个机灵鬼儿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辆卡车和两辆吉普，又从遗弃的仓库里找到了很多罐头，这些东西在撤退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仰光最终在1942年3月初陷落，虽然日本军队暂时赢得了地面的战斗，但他们的空军已经逐步失去了制空权。谨小慎微的日本人还是不理解那些散漫的飞虎“兵油子”们：他们不编队，各自为战，从不按规矩出牌；往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己方已经有飞机掉下去了，等回头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溜到哪去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野战机场，飞虎队的飞机都没有超过20几架，他们居然把日本人玩得找不着北！
“要从缅甸撤退的时候，我们袭击过一个在毛淡棉附近的日军机场，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都是超低空飞行，甚至飞得比当地的小山还低。两架日本飞机正停在机场上，敌人毫无察觉。我们突然开火，把它们干掉了。当我们拉起来，飞到一座山附近的时候，日本人3架战斗机赶来拦截。我当即把领头的那架打爆。转了半圈，回过头来，我又击落了另一架。第三架日本飞机迎头朝我撞过来，我迅速地把飞机拉起来，向大海那边飞过去，差不多就贴着水面，日本飞机没有追上我。我飞着飞着，发现下边有一个军港，日本地面部队正在集结，我用飞机上的6挺机枪劈里啪啦地朝他们开火，很多日本兵吓得蹦到水里逃命”，罗西回忆起自己的战斗经历，仍旧是绘声绘色，“几天后，我和战友又来到那个机场上空，发现日本人已经把它废弃了。”
随着战局的变化，飞虎队在缅甸最后的基地迁往中国昆明。初到昆明，飞虎队连准确的导航地图都没有，大部分飞行员的降落和起飞都要凭借经验或地勤人员的辅助。“看见滇池的水面反光，我就知道离家不远了。”雷赫回忆道。罗西又来凑热闹，“在缅甸仰光附近的机场降落，也能看见水面的反光，不过那是大海，谁要拿它作为参照物，没准儿就降落到海里去了。”
缅甸战事吃紧，应英国请求，中国派出赴缅远征军10万余人，配合英缅军队作战，飞虎队大展身手的时刻再次降临。1942年4月28日，距日本天皇的生日还有一天，飞虎队在缅甸腊戍上空，以0：22的战绩给天皇送上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5月初，中国军队凭借怒江天险挡住了日军攻势。为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飞虎队连续出击，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车队，企图强渡怒江的大量日军在飞虎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6月12日，飞虎队在桂林上空又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上有飞虎，下有天堑，日军强渡怒江的计划因此流产，中国西南地区的战线大致稳定了下来。
战争和人
战争毕竟不是儿戏，真实的流血和死亡考验着战士的心灵，但是这些奋战在异国他乡的“飞虎”们始终把战斗看作是一种对中国人的义务。罗西说，“按照原来的设想，我们可能要在中国打一年的仗，然后回部队，但是战争拖了下去，我到战争结束后几年才离开中国。”雷赫也认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飞虎队的使命就是保卫昆明和重庆这样的重要城市。
“我的一个战友是个很勇敢的人，头顶牛仔帽，脚蹬牛仔靴，腰上一条发亮的腰带上斜别着两把左轮枪，每次登机作战的时候都是这个打扮”，雷赫怀念地谈到战友，“日本人向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可是这个战友后来被日本人击落了，他们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
对待被俘的飞虎队飞行员，日本人的做法极其残酷野蛮。如果飞行员侥幸不死，也会在战俘营里受尽非人的折磨。提到当年的敌人，老“飞虎”在心理上依然不能原谅他们。罗西的一个战友被俘以后，日本人把他关到一个竹笼子里，笼子大约只有5英尺高，3英尺见方，他在那里站也站不直，坐也坐不下来。日本人经常虐待他，不给吃的不给水。“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但是在德国战俘营里，十之八九的战俘能够活下来，而日本人会把十之八九的战俘活活折磨死。他们对待中国人更是歹毒，如果知道有哪一个村子的村民掩护过飞虎队员，他们就会疯狂报复，把这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全部杀光。”罗西愤意难平，“他们太野蛮，算不上军人。”
即便没有被击落，飞虎队员的生活也远非风平浪静。彼德?怀特的经历便是其中的例子。在战争期间，他不幸患上了阑尾炎，正当大夫们把他开膛破肚准备手术的时候，日本轰炸机突然来到医院上空。已经来不及抢救伤者，大夫们把怀特罩在一个蚊帐里，慌慌忙忙各自逃命去了。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大家在满地狼藉的医院里搜寻还有没有活人的时候，才发现蚊帐里居然还有动静。人们七手八脚掀开蚊帐，发现躺在里边的怀特居然还没有死！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奇迹最终付出了代价，怀特太太告诉我们，那时怀特的伤口已经感染，影响了伤口的愈合，现在肚子上的伤疤有碗口那么大。
1942年6月下旬，彼德?怀特在衡阳上空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它试图通过各种机动摆脱我的追击，我迅速地赶到它的侧后方，哒哒哒，我开火了。那家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我眼前爆炸了。”怀特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飞虎队解散前在中国境内击落的最后一架飞机。珍珠港事件爆发已经接近一年，日本人并没有获得他们预想的那些胜利。1942年5月到6月，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和海军航空兵损失惨重，他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了统一调配东亚战场上的盟军，美国觉得有必要整合、增强中国境内现有的空中力量，一支以平民百姓为名义的航空队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何况，对于大部分飞虎队员来说，他们签订的合约已经到期，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以其他的身份在中国继续作战。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大部分志愿者回到美国。但是一群传奇人物终于在浩瀚的20世纪大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罗伯特?雷赫单独击落日本飞机2架，可能击落了另外的3架。他曾被派往印度的卡拉奇(印巴分治后，属巴基斯坦)，替中国接收国际社会援助的飞机。在印度的阿萨姆邦，雷赫驾驶侦察机，执行过对缅甸日军的侦查任务；此后，被派回中国；为防止日军长驱直入，参与轰炸了滇缅路上的桥梁；1942年6月，去重庆；飞虎队解散后，在桂林又度过了两个星期，协助组建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国派遣军。雷赫回国后重新参加了海军，战后为美国航空公司飞了一年北大西洋航线，1946年退役。退役的雷赫回到了科罗拉多，后来又去了堪萨斯，与一位叫玛莉安的姑娘结了婚。他们有一个大农场。雷赫老人曾经给我看过一张照片：子孙满堂，其乐融融，一群家人面前堆满了从农场里猎获的各种猎物。
迪克?罗西作为飞虎队空中王牌之一，单独击落日本飞机6架，和其他三位同事共同击落了另外一架。飞虎队解散后，罗西加入中国航空公司，驾驶C-46和C-47运输机在凶险的“驼峰航线”上执行了750多次战斗任务。战后，他帮助战友鲍伯?普里斯科特开辟了“飞虎航线”。在中国呆了九年后，才回到加利福尼亚。罗西飞了25年，飞行记录超过25000小时，奖章得了一大堆，后来和莉迪娅结婚。他们的一个儿子也是飞行员，爷俩经常一块到天上逛逛，不过现在是儿子开飞机，老爷子坐飞机。
彼德?怀特个人击落敌机3架，和一个同事共同击落了另一架。飞虎队解散后，怀特曾经短暂停留，培训新来的飞行员。回到美国后，怀特重新加入海军，负责北大西洋航线上的运输工作，大量的战略物资通过这条航线运往英国，直至战争结束。现在他在美国开了一家直升机公司，主要负责销售配件，有上百名员工。他最大的爱好也是直升机，有一个直升机博物馆。据其中国妻子范女士介绍，每当他看到空中有飞机飞过的时候都会目不转睛的注视，直到飞机飞得远到再也看不见为止。他的家族中已经有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外孙女――他女儿领养的一个中国女孩，过年就10岁了。同事小姜把爱尔兰诗人义慈的一首诗给怀特看，是关于一名爱尔兰飞行员坦然面对死亡的。我们想让他谈谈自己当时驾驶飞机作战时的心情。怀特很是惊喜，连连表示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诗，他要好好看看，想想。采访时，问起老爷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老爷子回答：打鬼子飞机，娶中国老婆。
也许那些老“飞虎”的内心活动是我们这些和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真正体验到的，虽然我们是那么地好奇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一群由凡人成长起来的英雄，一个会以各种版本流传下去的大时代传奇。
家园 【文摘】伴虎高飞-------来自飞虎队两位队员的故事(1) 伴虎高飞――来自飞虎队迪克-罗西的自述
约翰?理查德?罗西1915年4月19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普雷斯韦利，在旧金山长大。他在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和商业海运学校念过书。1939年秋天，罗西加入美国海军，接受飞行训练，第二年，他正式成为海军的一名飞行员，并被分配到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当飞行教官，这是一个毗邻墨西哥湾的海滨城市。1941年，离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几个月，迪克?罗西提前从美国海军退役，来到亚洲，加入飞虎队第一驱逐中队――“亚当夏娃”中队。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罗西正在缅甸东固负责P-40飞机飞行员的训练。迪克是他的外号。
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统计，整个飞虎队先后一共出了20个空中王牌。罗西作为王牌之一，记录是6.25架。
飞虎队解散后，罗西加入中国航空公司，驾驶运输机在“驼峰航线”上执行了多次战斗任务。战后，他帮助战友鲍伯?普里斯科特开辟了“飞虎航线”。这条繁忙的空中航线曾经号称“何时何刻，凡运必达”，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被联邦快递公司收购。
1969年，美国空军考虑到罗西在支援越南战场的空运任务中表现突出，给他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
为什么对开飞机感兴趣
加入海军之前，我在加州商业海运学校已经念了5年书，后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几个海员之中有一位是航空迷，住在东海岸，13岁时离家出走。一次我们航行到了火努鲁鲁，他告诉我们要下船逛一逛，岛上有一个机场，大家可以乘小飞机绕岛一圈。
当时只有他把大部分金钱都花在飞行上，我们几个总是小心翼翼地琢磨着怎样把那几个钱多喝两杯酒多泡几个妞。不管怎么说，我们那次是和他一块下船了，坐了一回单翼机，好像是Fairchild的。不过年头太早，我记不大清楚了。
我们坐飞机，绕岛一圈，从空中鸟瞰这个美丽的小岛。返回时，开飞机的说：“感觉如何？”我说，和坐公共汽车差不多，不就是坐在那里逛逛嘛。开飞机的说，愿不愿意来点刺激的？我说，行啊。他说，好，交五块钱，我们把你带上。他们有一架大湖式教练机(GREAT LAKES)双座，露天座舱。我就和他一块儿上了飞机，他飞了所有的特技飞行动作。我那时候想：这才叫飞行呐。我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迷上了飞行。
我那时在一条叫“加菲尔德总统号”的轮船上上班，就是陈纳德去中国坐的那艘船。出海到马尼拉的时候，有两个海军军官上船，其中之一是海军上校，另外一个是准将。在那时候，这是海军中非常高的阶级了。战争爆发之前，我在船上的酒吧卖过酒水饮料，这些人我经常能见到。我告诉那两位军官，我想当海军，我要开飞机。于是下船的时候，两位军官分别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在公告牌上看到了海军的征兵广告：去彭萨科拉参军吧。训练一年，舰队服役三年，退役时还有1500块钱！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我觉得不错，就填了张申请表，并把两位军官的推荐信一并附上。
曾经“菜鸟”
我被海军录取了，体检时发现体重太轻。于是我喝了不少水，吃了不少香蕉。医生还是说：“一切正常，除了体重不达标。”他们说，我没有适合专业要求的那种体质，属于概不考虑的那一类。我在海军的体检次次如此，我怎么吃都不长肉。最后没办法，我通过熟人关系勉强过关。我在那里完成训练以后，按照专业的要求，我可能要驾驶单引擎的水上飞机，那时我在海军什么都没飞过，当地部队里也没有双翼飞机，仅有的飞机也是做教练飞行用的。我第一次仪表飞行的时候，飞得不怎么样，负责考试的老兄对我说，“好吧，如果你能保证你永远都不飞仪表，我就让你过关。”真是太有意思了，因为后来我为中国航空公司飞了多次艰险的“驼峰航线”，大部分是靠仪表飞行。
在飞行员基地当教官
1940年到1941年之间，我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教授学员们驾驶初级教练机。那个时期的训练非常棒，让我记忆犹新。早晨我们用3个小时训练，2个小时休息，接着再训练3个小时，一周一共训练5天。相对于其他组里刚学飞行的“菜鸟”，我们组的学员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好多学员经过训练，都成了合格的飞行员，我们那一组通过考核的人要比别的组多。因为我知道，大家能通过考核，很辛苦，但是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另外，作为一个教官，对学员们要有宽容的心态。
学员的故事
我有一个学员，叫赫曼?罗西，他通过考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战争爆发后，他也成了王牌飞行员，在军方王牌飞行员名录上，如果要找我的姓名，第一个肯定会碰见他，因为他和我的姓一样。战争结束后，我曾经到亚利桑拿找过他，可惜那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离开彭萨科拉去缅甸
一个叫埃尔文的退役军官曾经在基地贴了一张纸条：“相会在圣卡罗思酒店。”他们曾经给过我一个房间的号码，我们就住了进去。已经有40多个人在那里待命了。当时老乔福斯是我在军中的室友，我希望他也能和我一起去缅甸。但是乔说：“我觉得在海军陆战队要比航空志愿队稳定一些，所以，我还是加入海军陆战队吧。”
大家在圣卡罗思酒店聚齐，按照设想，大家可能要作战一年，一年之后回各自的部队，军籍不变。我们不会因为参战失去些什么。说不定我们在实战中功成名就，还会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中加上绚烂的一笔，大家那时候就飞黄腾达啦。现在有很多人跟我说，我们预见到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真牛。但是我敢说，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日本人的偷袭，不然大家早就有所防范了。当然丘吉尔除外，他知道，但是他不告诉我们。
和我同住一室的还有一个中尉，从舰队出来的。他问：“这些新手根本就没打仗的经验，他们签约了，可和我这样的人相比，谁给他们发军饷？他们又该得到什么军衔？谁知道？！”结果一个受雇的小伙子说：“那你打过仗吗？”中尉说我也没打过。小伙子说：“那你不也没经验吗？”小伙子感觉受到了伤害，走出了门外。经过这件事，最后我们一共有36个人签约，奔赴战场。
飞虎队员经常把这样的“救命布”缝到自己飞行夹克的背上。万一出事，他们可以得到中国人的帮助。
缅甸上空死里逃生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保卫滇缅路，长官说我们只需和破坏这条中国命脉的日本轰炸机作战。那时候我们想：日本人敢攻击大英帝国的地盘，真是大傻帽儿，蠢到家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飞什么战斗机。P-40？我们那会儿连听都没听说过。P-40是我驾驶的第一种战斗机，机枪装在前边。我们过去驾驶的水上飞机，只有一挺.30英寸口径的机枪，还装在机尾。
我第一次用P-40上的机枪开火，是打击一条堤岸附近的固定目标。5发子弹一个点射，感觉就好像把水管子拽过来，举起，直到水流击中某个东西。第二次开火是在缅甸仰光峡谷上空，当时我为三架英国布伦海姆(Blenheim)式轰炸机护航。我们经过峡谷上空，一架英国“水牛”(Buffalo)式战斗机和我并肩飞行，空中大雾弥漫。其他的兄弟们爬升到4000英尺的高度，就在我们上边，我们想往上看都看不见他们。当时我的视线里只能看见我们俩，还有一架“布伦海姆”。正在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几架日本人的I97战斗机，就在我们下边，几乎是紧贴着我们，机身上血红的硕大太阳标志都能看见！我们赶紧散开，不过很凑巧，日本人的飞机又重新俯冲到浓雾中，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在高度的雾气比下边更浓，他们没有首先发现我们。
然而，一架97突然朝我迎头开来，我们彼此都看见对方了。但是，无路可走，我只能迎头飞上去。日本人试图俯冲到我的飞机下方，然后转弯掉头，这样他就可以隐藏在我的后边攻击我了。但是我们的飞机速度要比日本人的快得多，我迅速逃离陷阱，一口气飞了大约一二英里。要想把这个家伙打下去，办法只有一个：赶紧逃离到这个家伙的射程之外，然后绕到他后边，趁他还不能占据有利位置打到我的工夫，我就开火。我飞机上的六挺机枪正在等着他！
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等我拉起来的时候，发现几架日本飞机已经埋伏在那里。在我的飞机旁边，我能看见他们的枪弹带着闪光飞速地划过。我赶紧改出来，迅速俯冲到300英尺，疾飞了两三英里，然后再度爬升。飞机快没油了，弹药也不多了，我明白我已经不能安全返回仰光。我知道英国皇家空军在缅甸毛淡棉的北部有一个机场，于是我朝那个方向飞过去……
我的螺旋桨让子弹穿了两个洞，幸好飞机的其他部位并无大碍。第二天，那里的地勤人员给我换了新的螺旋桨，我因此可以“放假”一天。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开着吉普，离开机场所在的小镇兜风，大约开了10英里左右，我看见了一个英国地勤人员要搭我的车。我心里寻思着，这是除我之外的第二个惨遭“遗弃”的倒霉鬼儿。他上车以后，我们开始闲聊。他说他刚从土瓦(Tavoy)基地过来。我说，我前些天就在那儿，我们和一堆97飞机混战一场，我正琢磨着干掉其中的一架，不料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于是只能逃离陷阱。他说：“哦，你想干掉的那家伙尾随着你，飞得太低了，结果一头撞进了地面的飞机修理库里，引起的大火把修理库都点着了。”没人愿意去看看火堆里还剩下什么东西，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家伙的零碎转交给皇家空军。
最初，我没有获得过任何奖励。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打完仗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活着回来。空战让人身心俱疲，大半的时间里，你根本搞不清初应该如何机动，尤其当你正在追逐目标的时候。关键时刻，所有的机动动作几乎来不及考虑就做出来了。当我结束任务归来，爬出座舱，膝盖是弯的，几乎都站不起来了。还有一个麻烦，一天，为了躲避尾随在我后面的一架日本飞机的攻击，我一口气俯冲了大约10000英尺，等我改平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不过过载之后，视力很快会恢复正常。一件好事是那时的飞机速度低，当时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了，我们就没必要那样玩命地俯冲了，因为亚音速飞机最快只能飞那么快，再快就散架了。
许多公开发表的刊物都说我们经常飞双机编队，不太准确。我们通常一块儿起飞，有可能在巡航的时候，我们双机还在一起。但是一旦日本人的零式或者97式战斗机出现，我们就会散开，大家各忙各的。如果你总琢磨着和同伴的飞机在一块儿，敌人飞机飞过来的时候你肯定分心。
三机编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通常数量上处于劣势，所以几乎不飞编队，飞了也没用。日本飞机和飞行员的技术都不错，只是飞机不太结实。很幸运，我们的家伙比他们的皮实多了。
我们的飞机飞得比零式快，但是日本人经常能来个急转弯，然后贴着我们的内侧飞行。在较高的高度，他们飞机的机动性相当不错。不过，那不影响我们。我们通常设法在10,000英尺和15,000英尺之间的空域候着他们，偶尔也在10,000英尺之下，他们跑不掉。
我们知道零式能急转弯儿，但是它们很少能借此咬住我们。如果零式咬上了我的P-40，我就俯冲，可能的话，就赶到它的屁股后面揍它。我们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比如迎头攻击，日本人必死无疑。对这种迎头格斗，我一点都不害怕。零式飞机的火力不如我们，我们飞机的动力要更胜一筹。我从来没有看见有柯蒂斯P-40在火焰中掉下去。
和一些说法不一样的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战地机场的飞机最多都没有超过22架。飞机损失了不少，而后备的飞机很少。
战后，我遇见了一个日本飞行员。日本人当了飞行员也不会加官晋=爵。开始你是个大兵，那你就永远是大兵，只不过有一个飞行员的身份罢了，永无晋升机会。他说他们占领汉口以后，就放假，一起出去，拔机场上的草，有时候要拔一整天。有时，我们的B-25轰炸机会投下很多反人员霰弹，在地面正上方爆炸。这些炸弹会清除地面的一切。他说，如果你们的轰炸机来了，我们就躲在战壕里大喊“万岁”，因为我们不用拔草了。
P-40战斗机
我第一次坐进P-40的座舱，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只是想看看各种开关都在哪里。你需要知道，你必须能够闭上眼睛完成一切事情，感受所有的东西，比如弄清楚机枪的按钮在哪儿。接着，我就爬升到10000英尺的高度，尝试飞机的各种性能：倒飞，侧飞，尾旋……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是最麻烦的，我在彭萨科拉的时候，我们组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这个丢了性命。海军方面当时还从华盛顿专门派了一帮人下来查问此事。但是任何飞行员都必须清楚如何飞尾旋，教官必须告诉每个学员如何面对危险情况。进入螺旋状态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的正常飞行姿态是怎样的，该如何改出来。
有人告诉我们，在一战的时候有个飞行员正在飞尾旋，突然失速进入螺旋，眼看要完了，他想：我必须加速，结果冲出了螺旋。于是我们开始学习转一圈，两圈，三圈……
在缅甸和中国作战的时候，我们仅仅有老式的P-40战斗机。但是每个人的兴头儿都很高，大家觉着在一起干肯定不错。我们确实盼望着打胜仗。
我非常喜欢这种飞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它，对大家多说几句。首先，用任何溢美之词称赞它都不过分。除了一些P-43，它是我们在缅甸唯一的作战飞机，它的性能无可挑剔，在各项指标上，让日本人的飞机甘拜下风。
我听报纸上说过，在缅甸，我们的战术是让飞行员贴着日本人飞行，用自己的机翼把他们战斗机或轰炸机的机翼“剐”下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但属于偶然事故，肯定不属于飞行条例中规定的动作。如果真是这样，怕是“歇菜”的飞机就太多了。
着陆经常出问题
大多数着陆都是常规的换慢档减速着陆，但是飞机不一定总是能够停下来。
有一次，“老头”(陈纳德)心血来潮，觉得我们应该把机场的五架飞机疏散，因为日本人有可能在晚上发动突袭，不能冒这个险。我们起飞了，雷电交加，狂风大作，L形停机坪又窄又短，尽头就是一条深深的沟，我们只需花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第一个降落的小伙子叫约翰?迪恩，在彭萨科拉基地的时候是我们班上的。小伙子出身海军，像所有海军飞行员一样，他的降落动作通常稳当得没法说。迪恩首先降落，按照临场方向把飞机停好。妈的，当时大家也没多想，都跟在他后边。我开始减速滑行，突然发现飞机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滑到大拐弯的那个地方，准备拐弯，半道上突然减速把手松了，P-40的这个玩艺儿在换档拐弯的时候总是不太结实，我只好让把手顶到我的肚子上。往旁边一看，比尔?巴特灵的飞机已经冲到头，来不及拐弯，正好顺在那里，飞机尾巴朝外。我们几个一个接一个地撞在一起，除了迪恩的飞机安然无恙，所有飞机都挂彩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抢救飞机，如果飞机撞残了，就麻烦了。“老头”因为这件事闹心了很久。
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适应一架新飞机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如果不花些功夫，就会觉得自己的飞机怪怪的。在我们之前，曾经有些兄弟让“老头”很不爽：不是在降落的时候滑行距离过长，就是飞机停不下来。于是老头干脆在跑道上用粉笔划了一道线，离着陆点也就是200英尺，“老头”发话：超过白线完成降落动作，无论何人一概罚款100块。特西?黑尔不幸“中标”，老巴比?波灵顿降落猛了一些，越线，他再度起飞降落，这一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依旧被罚。第三位兄弟机灵，眼看自己“犯悬”，就趁没人的时候偷着把那条粉笔线又往远划了划。
只要飞机没有彻底残废，我们就能把他们修好，我们的地勤人员真是太棒了。机场的航标灯经常出毛病，钨丝经常烧化，我们只能摸黑了。那时候，顺着跑道，我们准备了一堆又一堆的沙土。一旦我们不在的时候，有日本飞机把跑道炸出了弹坑，这些沙土就能填进弹坑里去，有一次我降落的时候，正好飞机右轮子轧在一堆沙土上，于是飞机像“狗啃泥”一样着陆了。那时候，日本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没有时间亲自打理飞机。坏的飞机直接装上卡车，送去修理。地勤人员把所有还能用的部件都要拆下来，机枪、仪表设备、方向操作杆，只要是还能用的东西，他们一概不放过。
说我们的战时修配是奇迹并不过分。如果一架P-40坏了，没有千斤顶，中国人就用绳子捆住机翼，再准备好小平板车，把它拖到一棵大树下边，树杈上装个大滑轮，把飞机吊起来，一切就全齐了。他们连必要的钳子都没有几把，居然修复了很多P-40的机身和机翼。这种修配方式始终让我感觉不可思议，但是非常有效。
开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精确的导航地图。我们使用过一阵子中国人提供的地图，不怎么精确。一些飞虎队的小伙子很有经验，干脆用自己手绘的地图，他们油印了一些，分发给别的弟兄们。其实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棒。
中国人负责预报天气，做得非常好，我们自己也帮忙补充一些数据。我们有一整套预警办法，可以及时通知我们日本人的飞机飞到了哪里，还没等他们飞到，我们就已经了如指掌。在地面上，我们曾经损失过几架飞机，但是总体说来我们的飞机隐蔽得相当好。
面临日本人地面的进攻，我们的飞机和基地经常转移，这是在缅甸最糟糕的事情。一度有一段时间，我们坐在一起，闲得没事干，四五天都见不到日本飞机。日子单调无聊，我们经常从隐蔽的地方站起来，看看有没有日本飞机飞过来。说到吃的，不提也罢。实际上，我们特别盼望能参加战斗，有足够多的飞机让我们打，可是这种情况从未出现。
失踪的兄弟
大多数时候，飞机状态都很不错，当然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除外。要么能听不能发，要么相反。一天，我和一个叫爱德?雷伯特的兄弟一起起飞，他领航。在10000英尺上空，他提醒我飞近一点，我飞到他飞机的后边，他说，“你在前边飞吧”。我发现他忘记把辅助进气阀打开了。行李间外边的这个阀门必须是开着的，在起飞之前就要记着打开。他就这样掉了下去。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雷伯特，那是我们在仰光上空的最后一天。我后来又和查理?邦德找了他好几个小时，但是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一旦接到升空警报，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阀门，然后再登机。
和英国皇家空军一起作战的经历
英国人有无线电探测器，也是我们的预警装置。如果我们在仰光，他们起飞，我们就起飞，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英国人起飞了肯定有原因，我们遇事经常和他们联合行动。当然，如果我们想靠自己打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就自己来，不再通知他们。
我们和英国人的关系相当不错，他们的司令官叫凯利，参加过布列塔尼战役，已经打下了21架飞机，是个空中英雄。很多人都挺崇拜他的，他为人也不错。几年前，我找到了他的地址，给他写了封信，他回寄我一张贺卡，上边是一个小教堂。他说很奇怪，那时在伦敦出任务的时候，天气极差，连机场都看不清，几乎每次只有教堂这边是晴天。一飞到教堂这边，他们就知道机场在哪儿了。
陈纳德是个怎样的人
他看上去很安静，口音软软的，是个标准的南方绅士。50多岁的时候，他出名了，他爱讲那句口头禅：我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打开的。任何时候，如果你有麻烦了，他都会帮助你解决。我们有个兄弟，得知两个飞行员在训练的时候牺牲了，就告诉“老头”，他不想飞了，可也不想回家，想干地勤。“老头”就答应了，给他在地勤找了个差事。克里克?史密斯也是这样，“老头”看他实在不想上天作战了，就给他找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老头”待人很随和，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会给你个台阶下。
在飞虎队的时候，大家已经退出了军籍，每个人都是名义上的平民。不需要彼此敬礼，但是对一个人除外，就是“老头”。“老头”来了，我们就和他聊天，在一切非正规场合，我们都管他叫“老头”，没有贬损的意思。真的，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外号，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对下属吆五喝六。
飞越“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大约有500多英里，穿越航线中那些峡谷的时候，经常会遇见大风，你会感觉飞机轻飘飘的，飞得非常快。回来的时候，飞机上没有货，你反而觉得慢了。遇见好天气，你会战胜艰险安全返回。当时，我们是按小时拿钱，小伙子们飞起来也并不害怕。通常我们飞昆明，偶尔也飞其他的地方。当然，一切全凭运气。
“飞虎航线”的建立
飞虎航线是大战期间唯一的空中航线，我的战友鲍伯有16架飞机，都是战时负责训练的。战后我们还剩下一些C-46和C-47以及一些DC-4运输机。后来我们又得到了16架C121“超星座”运输机。我们琢磨着想搞一些新飞机，但是没成。
我们有一些CL-44，不过它们不好操作，而且降落挺麻烦。但是我们几乎能够运输任何货物。我们曾经把F-104战斗机的翅膀卸下来，把机身和机翼都装在运输机里，运给西德空军。
最喜欢的飞机
C121，操作起来非常棒，发动机有两对，可以应付紧急情况，飞得也挺快。我也喜欢DC-8系列。
和飞虎队的老战友
很有意思，二战结束以后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动得更频繁了。弟兄们忙着参加各种航展，接受媒体采访，处理读者来信。所有的飞虎队员都是一家人，一年我们要碰上一两次头，平常也经常联系。最近我们的名字进入了俄亥俄州代顿的国家航空荣誉纪念堂，也进了德克萨斯州的米兰德联邦空军荣誉纪念堂，弟兄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所剩无多，他们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1943年，尽管飞虎队已经早已解散，在中美空军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已经失去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制空权
家园 【文摘】伴虎高飞-------来自飞虎队两位队员的故事(2) 飞虎队――莫尼中尉的故事
“飞虎队”与“驼峰”航线
1941年12月7日，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对日本宣战。为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区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也一改以往的暧昧态度，开始大力向中国提供军援。1942年7月，美国宣布将成立于1941年8月的由退役和预备役美国飞行员组成的、已在中国上空抗击日军的“美国志愿飞行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序列。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这
支“志愿队”被正式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这支以飞虎作为标志，在战斗机发动机外罩上绘有虎鲨凶狠的眼睛和一排雪白利齿的飞行队，习惯上被人们唤作“飞虎队”。据战后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飞虎队”共击落、炸毁日军飞机约2500架，己方损失飞机568架。陈纳德将军对这支队伍的评价是：它也许是历来在将级军官直接指挥下的美国空军力量中规模最小的一支，也是最支离破碎的。它不太循规蹈矩，也不注重形式和礼仪，但每次奉命出击，都从未有辱使命。
1942年3月，日军攻占缅甸以后，国外向中国运送抗战物资的海上通道被全部封锁，陆上通道也只有唯一的一条从中国西北到苏联的中苏公路可供使用了。在中国政府的紧急要求下，同年5月，罗斯福总统宣布“不计任何代价，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补给线”。随后，中美两国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到中国昆明的航线。该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越过萨尔温江、怒江直至云贵高原的昆明。由于飞行高度受限，承担运输任务的飞机只能在山谷间穿行。飞行员们从飞机上眺望绵亘起伏的峰峦，就像是骆驼的驼峰，所以他们又称这条航线为“驼峰”航线。由于“驼峰”飞行空域山峰悬崖林立，气象条件险恶多变，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了500余架飞机、1500余名飞行人员。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记载：“……至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称作‘铝谷’。在晴朗的天气，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堆，作为航行地标”。“驼峰”飞行的艰险，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条代价惨重的航线在抗日期间共向中国输送了65万吨战争物资，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舍身救民众
位于我国云南省中部偏西的祥云县，享有“彩云之乡”的美称。它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民风淳朴。
抗战时期，作为P-40战斗机飞行员的莫尼中尉，驻守在“驼峰”航线终点昆明之前的一个必经重镇――祥云县城附近的云南驿机场，和战友们一道担负着保卫机场和为运输机护航的任务。由于陈纳德在美军机场附近都建立了防空情报网，“飞虎队”的飞机几乎每次都能在日军飞机来袭之前升空接战，所以整个抗战期间“飞虎队”很少有飞机被敌人摧毁在地面。
1942年12月26日，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日军大批轰炸机袭击云南驿机场。莫尼中尉和他的战友们接到警报，奉命驾机升空迎敌。
莫尼驾驶他的P-40飞机冲入日军机群，与敌人的护航机展开激战。他在击中一架敌机，眼看着它拖着滚滚的黑烟俯冲下坠之后，猛然发现另一架日机朝他迎面凶猛地冲来。这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此时若采取规避动作，将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在这危急关头，莫尼中尉毅然决然地驾驶战鹰，撞向敌机。敌机的左机翼被撞断，打着滚坠向地面。
莫尼中尉的战机也燃起了火，急速向下滑坠着。他向下张望，看到飞机下面就是他熟悉的祥云县城。当时，城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百姓，空战发生时，不少人干脆就站在大街小巷仰头观看着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尽管P-40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快地冲向地面，为了不伤害下面的民众，莫尼中尉并没有弃机跳伞，而是顽强地控制着飞机，使它驶出县城空域后才跳出了飞机。
不少当地人目睹了这一令人心碎的情景――当那架飞机在县城后山轰然爆炸时，已经失去了跳伞必要高度的莫尼中尉，拖着他那还没有完全打开的降落伞，重重地摔在地上。随后，在狂风的吹拂下，降落伞又将已失去知觉的莫尼中尉拖拽出了几百米远。
祥云民众纷纷跑向莫尼中尉，七手八脚地用木板抬起已全身血肉模糊的莫尼，急急地送往城中抢救。当地名医董济元先生拿出了包括进口药在内的疗伤好药全力救治这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然而，莫尼中尉的伤势毕竟太重了，当天晚上，当人们还在谈论着他舍身救护当地民众的壮举时，莫尼中尉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
平日笑容灿烂的美国小伙子莫尼中尉舍身拯救祥云城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当地民众，人们纷纷自发地捐款捐物，厚葬这位美国飞行员，并决定为他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碑。5个月后，“美国空军莫尼中尉殉职纪念标”落成，祥云当地军民和美国军方驻华成员出席了隆重而肃穆的纪念碑落成仪式。
恒的记忆
抗战胜利后，莫尼中尉的英名又被镌刻在国民政府航空署在南京紫金山脚下修建的“航空烈士墓”陵园内的墓碑上，与众多的中国、美国、苏联空军烈士接受人们的凭吊。
在大洋彼岸的莫尼中尉的家乡――美国北堪萨斯城，当地民众获知了他们的优秀儿子在遥远的东方为抗击日本法西斯、救护当地民众英勇献身的壮举后，也为他建立了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
如今，在祥云县的纪念馆中，还珍藏着当年抢救莫尼中尉的木板。
2002年10月17日，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反映中美两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大型展览“历史的记忆”在华盛顿隆重开幕。作为该活动的内容之一，一些“飞虎队”和“驼峰”航运的老飞行员及其亲友，同远道而来的昔日救助美军飞行员的部分中国百姓亲切相会。抢救过莫尼中尉的名医董济元之子董锡林先生再次见到了埃娜?L?戴维斯女士以及莫尼中尉的弟弟等亲友。董锡林在发言中深情地缅怀了莫尼中尉和他的感人事迹，并代表祥云人民把云南名酒“云南红”赠送给莫尼的亲友，以表达感激之情，并祝福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