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野蛮的计划生育 -- ddt6060

双独家庭不愿生两个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71107/zj/200711060018.asp

　越来越多的独生之女将面临艰难选择：是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迄今这些人逐步进入生子阶段。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的人口总数会快速增长。按照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双独家庭)可以生2个孩子。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11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学术前沿论坛上，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公布的一份06年调查报告显示，独生子女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不显著。比如有46％的被访者表示不要2个孩子。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单独家庭)，有55.87％的表示不会生2个孩子。

　　“而那些即使说愿意生2个孩子的，真正实际要生2个的会很少。”完成该调查的马小红副教授说。

　　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调查结论也类似。参与该论坛的一些学者对中国未来的老龄化表示了忧虑。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黄荣清指出，北京的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这将导致老龄化问题较严重。而全国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将导致年轻人抚养老年人的负担加重。

　　但此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所以2005－2020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

　　不过现实调查结论是，这部分人独生子女比例很多，其生育意愿不大。有专家指出，在人口总数压力和老龄化问题加重方面，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仍需要继续研究。

　　双独家庭不愿生两个孩子

　　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分析，目前北京的独生子女数目庞大，05年常住人口中0－30岁独生子女累计达300余万，占同龄人口比重在 1／2以上。逐步进入生育阶段的独生子女更多，比如15－30岁年龄段独生子女占到0－30岁独生子女的60％，规模已接近200万(186.4万)。

　　2006年调查发现，全部样本中，独生子女选择理想子女平均数为1.18，比2002年1.0有所上升。但仍然只是以1个孩子为主。

　　双独家庭明确表示不愿意要二胎的比例达42.9％；在已生育一胎调查对象中44.6％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马小红副教授指出，这些人只愿意生一个孩子，主要原因与收入关系密切。

　　此外，根据04、05年分别在南京、上海的调查，其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分别为1.21和1.10。这个数字比北京还要低。

　　双独子女不愿生2个孩子，不仅在大城市，在农村、边远地区也有所体现。

　　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黄荣清认为，包括北京等大城市，以及一些省份的乡村(广东除外)，所以城市农村居民越来越多的人不愿生2个孩子，除了与国家政策有关，就是与养育能力有关。

　　北京市人口学会陈卫的预测，未来北京大部分夫妇只会有一个孩子，很多夫妇没有孩子，这会导致北京老年人的护理和照料问题会非常突出。而北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由05年的166万，上升到2015年的200万。

　　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9.9％增长到16.0％。

　　人口政策面临挑战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结论，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未来人口战略核心仍是要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素质，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等人口结构性问题。

　　但是多项调查并不完全支持这个结论。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对全国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发现，近3／4的村已经没有青壮劳动力可以转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都阳11月4日在前沿论坛上给出的结论是，目前老年抚养比在不断上升，而少儿抚养比在不断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全国总人口数也会不断下降。

　　一位人口学家表示，生育率一旦降下去，想提起来会非常困难，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因此像北京调查出来的问题，应该及早着手解决，“否则那时谁来给我们养老，谁来从事这么多的服务业，连保姆都找不到的。”他说。

　　本报了解，目前北京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主要原因是外来流动人口多。

　　比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侯亚非教授调查发现，2006年底北京的流动人口为383万，10余年间常住流动人口增加200万；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占到全市常住人口总量近1／4；其平均年龄为29.3(2005年)岁。

　　这部分人生育人数很高，比如据卫生局统计：05年北京出生婴儿12.7万，其中京外户口6.5万，超出本市户籍6.2万数字。

　　不过，外地劳动力进入北京，会加剧外地的劳动力短缺度。全国的老龄化进程也不会改变。而北京和全国一样，到底是严格控制人口总数，还是为了避免老龄化程度加深而放宽外来青壮年人口进入，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不一致。

　　“目前全国总和生育率(一定时期育龄妇女各年龄组生育率之和)，国家战略研究使用的是1.8，是高估的，到底是多少，需要一个确切的数字。所以要加快深入研究。否则就是盲人摸象,误导国家。”一位人口学家说。　　

山东烟台的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6/12/22/000902976.shtml

讲求生活质量 生育观念有变

　　独生子女夫妻冷对“二胎优待”

　　胶东在线消息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夫妇逐渐增多。根据现行的《山东省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经过一定年限后允许生育第二胎。昨日，记者从市计划生育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尚未接到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的申请，使这项优待政策遭到冷遇。

　　上世纪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已陆续进入生育期。按政策规定，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生育第一胎后，只要女方年龄达到30周岁是允许生育第二胎的。但在港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愿意生育二胎的并不多。市计生委相关人士认为，这和很多独生子女婚育观念的转变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自我享受，大多都选择晚婚晚育，使得一胎生育的年龄推迟，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迟了很多符合生育二胎者的申请，

　　另外，担心高昂的子女养育成本，以及养育子女对个人事业发展的影响和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等，也使得很多符合生育二胎者放弃二胎指标。一位已生育一胎孩子，且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刘小姐告诉记者：“虽然我们符合生育二胎的规定，可以申请生育二胎，可除去养育一个孩子所投入的精力外，养两个孩子物质压力就比较大，一个孩子我有把握让他享受好的教育，包括进好学校和各种兴趣教育，而两个孩子就只能给他们打折，所以不想生了。”（京兰）

浙江杭州的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enkou/696913.htm

“宁愿多养一些宠物” 独生子女夫妻未现二胎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陆续进入生育期，独生子女夫妇日趋增多。按政策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是允许生育第二胎的，记者在杭城采访调查发现，二胎生育高潮并未出现。

民间观点：

“拉扯一个孩子就够受了”

“生两个孩子？从来没想过。”28岁的姚林在写字楼里忙得天昏地暗，“我已经有一个女儿了，从出生就开始为她操心，在家雇保姆要钱，上好幼儿园要钱，读书的费用更省不了。我还要给她买保险啊存基金啊，城市的生活成本这么高，拉扯一个孩子就够受了。”

“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以上，才会考虑生育二胎”

“现在的生活成本太高，尤其是城市，虽然我觉得独生子女都很孤独，但我不会考虑要两个孩子。”媒体从业人员杨小姐说，“为了在杭州安家，我的父母将半生的积蓄都付出了，如果我有弟弟妹妹，我父母的经济负担要何其大？将来我和我的孩子必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杨小姐认为，经济基础很重要，除非夫妻俩的月收入在两万元以上，才会考虑生育二胎。

“宁愿多养一些宠物”

“我宁愿多养一些宠物，我想我可能不会要孩子。”李小姐说，“带孩子应该是件麻烦事，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

微型调查

记者抽样询问了今年杭州4个城区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要求生育二胎的独生子女夫妇尚属于“极少数派”。上城区计生局政计科表示，今年尚未接到任何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的申请，拱墅区则有2对，下城区有7对，江干区有8对。

北京广州鼓励生二胎 夫妇反应冷淡只因养不起

http://www.net668.cn/html/word/2006-11/14/07_22_79.html

广州市人口计生局副局长谢安国日前表示，实际情况就是很多独生子女夫妇不愿多生一个，关键就在抚养成本越来越高。

不少社会学者有更深层的忧虑：独生子女夫妇们，能承担起养第二胎的责任吗？

“哪敢生啊？我们自己都还像孩子。”这是独生子女夫妇常挂在嘴边的话。已经生了一个孩子的，大多也都是家中老人在带。在采访中，极少人认为独生子女夫妇能自己“养育好两个孩子”。

25岁的小李立志做“丁克”一族，他形容孩子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有自己的理论：生孩子就必须买房子，买房子肯定要贷“票子”。小孩还要吃喝会生病还要读书，相当于再从银行贷一笔为期18到25年的贷款，而且还款幅度会递增。

“一个人如果背上这两笔贷款，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乐趣？如果再来第三笔，那还活得成吗？”小李认为，这是他们这些追求个性的独生子女无法接受也承担不起的，“自己都没吃过什么苦，不太可能为孩子去吃这种苦。”（记者林洁）

http://www.gov.cn/zwhd/ft/rkwt/wz.htm

[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如果普遍可以生两个，那可能生育率就反弹为2.3、2.4，导致人口

的反弹和回升，那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更大的人口压力，对于我国人口、资源、

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尖锐，可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将受到极大地

限制。所以要长期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705/19024.html

编者按：本文对建国后的人口政策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因为包含较多的事实与数据，与那种“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毛主席鼓吹人多力量大，因此要为中国人口压力负责”等等纯粹意识形态类的文章不同。“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COLOR].从而可以看到，八十年代至今的众多非毛化的努力是通过谣言的方式得以进行的，违背了基本的事实。

作者：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张翼

　　摘要：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COLOR]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

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COLOR]

　　　一、从解放初期到"文革"以前的人口政策（1950～1965年）

略

　　在反思这一时期人口政策时，我们必须明确三点：第一，1950年之后数年内的放任生育，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战争后反弹的共同现象。满足广大群众生育的需要，既是人口政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故不能也不应该过多指责当时的人口政策。第二，对马寅初的批判，也主要是政治事件。虽然错批马寅初，会影响媒体对节育活动的宣传，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补偿性生育，虽然刺激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渐加强了节制生育的力度——尤其是加强了对城市和人口相对比较稠密的农村的生育控制。关于这一点，翟振武在《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1期发表的《"错批一人，误增3亿"？——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再评价》一文中，也持同样看法。　　　　

二、从节育到计划生育："文革"时期的人口控制政策（1966～1976年）

略

三、过激指标与随后的政策波动（1977～1988年）

　1980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即在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71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到20世纪末期——2000年的28000亿元，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从而在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增加人均占有的份额。

　　在这种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做法。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时，不切实际地降低指标，增加了地方政府完成人口计划的难度。比如说，1978年华国锋代表国务院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增率降低到1%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世纪末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1980年，在学者计算和预测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25日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还认为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人口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多于女性、青年夫妇供养老人数量增加"等问题，有些是人们的误解，有些问题可以解决。[/COLOR]公开信强调说："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

　　公开信发表之后，那些想要两个孩子或者已经生育了女孩但希望要男孩的夫妇意识到随后的政策会日趋紧张，故想要孩子且能够生育的夫妇开始了突击性生育。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办公会提出：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COLOR]，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自1985年开始开口政策的尝试，稳定了干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挽回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

　　　　该时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计划，在公开信中强调的很多问题，终于逐渐暴露出来了．2000年后就迎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高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民工荒"过程中显示着有限性[/COLOR]。。

　　四、低生育水平的到来与持续走低（1988年至今）

　　在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推行的教训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稳定和成熟。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率的增加、女性初婚年龄的进一步推迟等，中国在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过程中终于迎来了低生育率、低自增率和低死亡率局面。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1990年是21.06‰，1991年是19.68‰，1992年是18.24‰，1993年是18.09‰，到1994年降低到17.70‰——终于降低到了比1979年实行"晚、稀、少"时期的17.92‰更低的水平。以后的趋势，也仍然是一路下滑，直到1998年降低到15.64‰，并由此使中国人口的自增率降低到了10‰以下的9.14‰的水平。

　　可见，即使经过多年艰辛努力，那种在20年前渴望达到的激进计划指标，也很难实现。但这时候，中国的人口结构却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成年型社会转变为老龄化社会。

　　在计划生育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中，21世纪初期这几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继续下滑，在2004年降低到了12.29‰，虽然死亡率较2003年稍有上升，但自增率却降低到了5.87‰。全年共出生人口1593万人，除去死亡人口外，净增加761万人。原来认为"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会刺激出生率的提高，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COLOR]——生育率最早降低的上海市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着户籍人口增长率为负的态势，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率也停止了增长。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已经达到7.35%，市镇已经达到6.30%，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过程中，受性别偏好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扬，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了116.50.城市家庭的少子化趋势，使得独生子女对未来的养老极其担忧，城市家庭抚养关系中出现4∶2∶1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COLOR]。中国的青年壮工人数，在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制造业企业用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开始局部短缺[/COLOR]。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增长，对民族聚居地区的环境和资源也构成了压力。[/COLOR]

　　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COLOR]：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声音都力图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走向之争①「即要不要"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后知识界出现的又一次大分歧[/COLOR]。

　　五、结构和谐：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 =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左右迎来高峰。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COLOR]（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 ）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COLOR]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COLOR]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COLOR]。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COLOR]。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COLOR]。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COLOR]，窃以为［COLOR=blue]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COLOR]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COLOR]。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COLOR]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COLOR] 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COLOR]

　　　即使在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社会转型一旦完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转变[/COLOR]。上海市和北京市户籍人口实际生育率多年来低于政策生育率的现实说明②，「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是1.26，2000年是0.68.」，这种转变具有某种不可逆转的特征。这就是说，只要城市化和非农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减轻那种对"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立即大幅反弹"的担心。[/COLOR]

　　「参考文献」

　　[1]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

　　[2]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 ].人口研究，2004（1）。

http://news.qq.com/a/20080311/003695.htm

　老龄化冲击等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专家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呼吁在人口问题上破除新教条主义 　

　　[本期嘉宾]

　　吴向宏 美国ManattJones全球战略公司中国代理，IBD国际有限公司执行主事，Innoprise基金高级顾问及旗下NewMarket科技集团特别顾问。在国内外包括美国BusinessWeek和RedHerring杂志上发表有数十篇论文、评论。

　　曾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人口分析》等。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政策、人口社会学等方面。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等。

　　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25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曾毅

　　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过去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

　　———李建新

　　人口不是发展的劣势，而是优势。现在也不是要回到“人多力量大”这种认识，人口、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一个明智的政策最好不要人为地调节这个关系。

　　———吴向宏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从“人多力量大”的豪情中惊醒，从此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30年过去了，计生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速增长，使中国得以集中有限资源发展社会经济。但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中国快速前进的跑道上，留下了深深的刹车痕迹。

　　如果说哪项政策对中国的今天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和塑造，那么首选计划生育政策无疑。

　　但30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现状、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8年全国两会，继中国社科院叶廷芳教授与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建议，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当改变，中国不能长久地维持只生一个孩子政策。

　　人口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变得如此重要和急迫。它不在于怀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就，而在于按照中央的精神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希望贡献自己的新知和学识，实现中国人口政策的最优效益。

　　那么，什么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最优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未来中国有哪些需要警惕的潜在影响？或者用普通百姓的话来讲，现在，中国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更好？

　　本期国是开讲，请到从事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以及跨国研究的三位专家，他们将从各自专业领域对中国人口战略和计生政策做出观察，提出建议。不求天然正确，只要畅所欲言，我们就在接近真理的路上。

　　现在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

　　南都：现行人口政策遇到很多的议论，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机？

　　李建新：我讲的第一点是解放思想，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回想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给马寅初平反，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被打倒呢，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这样一个认识，笼罩着整个上下。所以，现在每个人看到正常的生育，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或者三个小孩，都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这个太让人觉得奇怪了。

　　在这种陈述中，人口是作为什么条件出现的？是作为负担，无论作为分子还是分母。我们现在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先认定它是问题，然后再来找证据证明它是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我们现在首先是在认识范式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南都：现行计生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在哪？

　　吴向宏：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供应将不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应不足。现在有两个现象：第一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口、城市居民人口不愿意生孩子。也就是说，人口进入富裕阶层后，生孩子的意愿会降低。第二个就是当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有最多的老人要去抚养。这些孩子结婚以后，老人给他的压力更大，他养孩子的意愿就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白领阶层有抚养老人的负担，自己不愿意生孩子，造成这一阶层萎缩。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造成很多后果：加剧贫富分化等，完全讲不清楚。 　

　　曾毅：在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方案下，未来老年人口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等方方面面，均将带来严重问题。同时，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十分昂贵。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老人-少儿总抚养比等方面的竞争地位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状态，很有可能因此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因此，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例如，34-35或33-35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

　　我们面临世界最快的老龄化

　　老龄化就是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紧接着就是中国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对未来的竞争力，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影响

　　李建新：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一个关系的失衡。比如马寅初的观点，本质上就是人口和社会关系失衡这么一个关系。首先是由人口内部失衡，引起性别结构以及年龄结构急剧的社会变化，然后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社会学上经常说婚姻家庭这问题，独生子女这问题，家庭养老问题等，有社会经济方面说的劳动力迅速萎缩问题，老年人口比迅速扩大问题等，这些问题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增加社会的抚养负担。更深远一点，是国家的竞争力问题。竞争力表现在哪里？一个是劳动力数量，一个是劳动力内部的结构。素质就另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数量和结构问题统一起来。

　　南都：马寅初当时提出人口政策的时机与今天相比如何？

　　李建新：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当初马寅初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马寅初当时看到的是，刚处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口迅速增长，结果是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人口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内部结构。人口迅速变化给当时正在变革的中国一个极大的影响，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结构问题重要，我们现在面临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老龄化就是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紧接着就是五年，最多十年，中国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我们同样看到中国人口变量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发生急剧的变化，结构上的变化，而这种急剧的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现在正蓬勃向上，突如其来的人口变量的萎缩，必然对经济的支撑（造成影响），对未来的竞争力，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结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

　　南都：从全球背景看，中国的人口政策该如何评价？

　　吴向宏：中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是国际上说怎样就怎样。这个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是有很大帮助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初期它能减少一些负担。他们现在赞成或者说理解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从宗教的因素转到经济的因素来看这个问题。

　　从经济学因素看中国的人口最早是莱斯特·布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和上世纪80年代后那些环保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主要把人口当做负担。人多了就要吃饭，而地球无法供养。这和当时西方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因为经济危机，使得很多人看不到出路。这么多年的发展，证明他们所做的那些盛世危言几乎是不正确的。

　　放宽“二孩”，现在正是时候

　　中国今后20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等待”思路将贻误当前实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大好机遇

　　南都：如何判断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曾毅：很多人以我国正在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为理由，而主张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然而，人口预测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虽然20-26岁一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但离峰值年份2012-2013还有6-7年，而27-30岁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却处于2006-2025年20年间的低谷，略多于3500万。“十一五”期间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可以避开即将来临的生育旺盛年龄，尤其是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峰值。如果等到“十二五”或“十三五”或“十四五”时期再去启动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则将与20-30岁生育旺盛年龄、尤其是27-30岁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撞车，并将累积更多只生过一孩的二孩生育年龄妇女，极不利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目标是逐步放宽二孩生育的限制，而“十一五”时期正是我国今后20年中27-30岁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的低谷，即政策放宽目标人群的低谷。因此，“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最好时机。

　　南都：现在人口结构的问题已经超过人口数量的问题？

　　李建新：一般人的认识，不会从人口规律，人口内部结构这么来看，他们看到的是人多带来的问题。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春运，大家看到处人挤人，还有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带个环境的压力等等，他们都把这些问题往人口数量上推。这有严重的误导。我所以说首先要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这种新教条主义，改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人口预测来说，我们下去调查的，没有哪个家庭、那对夫妇说是要多生几个孩子，最多生育是两个，因为生育观念已经变了，生活水平已经变了。养孩子的成本已经发生变化了，和30年前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拿历史经验再说现在21世纪的事情。

　　南都：调整人口政策的各种分歧，很容易陷入数据之争，民众听着也不明白了。

　　李建新：比如生育率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几次调查都低于1.5，而国家统计局背后没有利益，跟计划生育没有利益联系，而且它是专业做调查统计的，我们推断它的数据是比较可信的。所以中国生育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水平。说现在调整政策的话，会引起人口巨大的反弹，差距很大，我觉得数据上站不住脚。按照已经发表的中国人口战略纲要说的，维持1.8的生育率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如果说1.8是国家给我们的水平，那我觉得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和国家的要求并不是差距很大的。我现在判断一般的群众（生育）意愿，也就在二孩左右。我的证据在于，我的各方面调查，包括现在有很多试点，给了二孩政策，其实这个地方的人生不到二孩。所以问题不是像我们坐在屋里想象的那样，说人口生育有多大。过去流传说，给一孩生二孩，给二孩生三孩，这个逻辑上存在，但事实经验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就拿这些东西来立论。

　　南都：生育政策调整如何处理所谓“人口红利”的问题？

　　曾毅：我国近期虽然老年人口比例将不断上升，但不是很高，而劳动力资源却十分丰富，即中国今后20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数增加不会带来过重负荷。2025年后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时，2006年后因政策平稳调整而新增婴儿已进入劳动年龄，将弥补2025年后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及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25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另外，现在的儿童消费较大，生育政策调整导致二孩出生人数适当增加，将显著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待这些新生儿进入就业年龄时，正是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及劳动力资源快速减少之时，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应尽快启动，“等待”思路将贻误当前实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大好“黄金时期”机遇。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可显著缓解人口老龄化冲击，又可使人口总控不超过15亿，还可有效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

　　南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不简单。

　　吴向宏：上世纪70年代有些环保主义者认为人口应该零增长，认为再发展下去，动物就没有了，石油也没有了。这里最大的预设就是把人假设为负担。人口对环境的消耗，用中国南宋时期生产力的观点看，中国不可能养活16亿人。南宋的一个经济学家可能会预言：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到1亿就会崩溃，而实际上涨到1亿是不会崩溃的。因为人口和环境之间是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平衡关系。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源消耗到一定程度，资源的价格就会上升。上升以后，就有两个结果：一是价格上升到无法接受的时候，可能不需要你去推动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人就不生小孩或少生小孩，他觉得生活上负担不起；第二就是这会推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有人说，中国如果发展到有一半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耗石油，那世界就会如何如何。我说你的说法很荒谬，当1/4的中国人的石油消耗量同美国一样时，石油的价格就会高到中国人消费不起，所以中国人永远也不可能消耗和美国一样多的石油。从经济学角度看，很多东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会实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你可以觉得是环境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适应能力。就市场经济学派观点来看，不要去人为地干扰人类适应自然的过程。

　　南都：这么多年把人口当包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人越少越好。

　　吴向宏：这个也是很荒谬的。中国国土很大，相对人口密度，在世界上不是最高的。大概有四十多个国家相对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它们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低的国家也有很多，但多数是不发达国家，甚至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因此，人口不是发展的劣势，而是优势。现在也不是要回到“人多力量大”这种认识，人口、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一个明智的政策最好不要人为的调节这个关系。

　　南都：曾毅老师提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方案，优势在哪里？

　　曾毅：平稳过渡的软着陆，将使今后因二孩政策放宽而形成的每年“二孩生育增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36岁及以上一孩夫妇与今后自愿终生只生一孩的夫妇继续给予奖励补助。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应加大青少年，尤其是女性青少年接受高中、中专与大学教育的宣传、引导、资助、与贷款扶持的力度，既增强人力资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达到青年人先立业，后成家，推行自愿少生晚育优育的目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具有显著缓解人口老龄化冲击，避免老年照料困难与人口年龄、性别、家庭结构畸形的严重问题，又可使人口总数控制在不会超过15亿的合理范围。

　　南都：性别比持续偏高，打光棍的男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能解决么？

　　曾毅：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二三十年的大幅度偏高趋势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将造成数千万成年男子难于找到妻子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现行农村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这种政策其实起到了“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客观心理导向作用，助长了出生性别比升高。政府的这种一孩半政策，实际上是在告诉群众：第一胎生了男孩，够了，不要再生了；第一胎生了女孩，不够，可以再生一个。这在客观上告诉农民：生一个女孩的价值远远够不上生一个男孩的价值，需要再补生一个。这可称为心理暗示，使得重男轻女观念更难消除，很多农民利用已经很普及的B超技术手段做产前性别鉴定，流女保男。二孩晚育软着陆将避免现行农村独女户生二孩政策的这种效应，也就是说，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的未来出生性别比肯定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出生性别比低得多，而可以较快恢复正常。因此，二孩晚育软着陆毫无疑问是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继续抓好“关爱女童”社会工程，逐步扭转“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严格一刀切不可取 　　

　　现代社会抚养的成本很大，哪可能政策放开，大家都呼噜呼噜地生孩子去？人口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最好不要用激进的措施调节

　　南都：现在社会上特别关注富人超生的问题，你怎么看？ 　

　　李建新：实际上超生的概念就是二孩，我们不清楚名人富人有多少，名人富人有多少人去超生，而这个超生是否真正颠覆了国家低生育水平？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没事找事。其实考虑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的机会成本，现代社会抚养的成本很大，哪可能政策放开，大家都呼噜呼噜地生孩子去？相反，那些人是付出自己的代价生孩子的。大家都被遮蔽了。

　　南都：现行计生政策如果要调整，方向在哪里？ 　　

　　吴向宏：我个人来看，中国即使要采用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用经济的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限制更好。因为经济手段的限制，比如罚款机制，还能调节。养一个人的成本高了，但是还可以养，养得起还可以多养。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严格一刀切，没有调节的可能。这就是完全用人为的方式来改变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总的来说，人口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最好不要用激进的措施调节。

http://chinaps.cass.cn/readcontent.asp?id=8396

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

作者：李建新

人口危机与人口问题化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目标，与此相适应的人口数量目标则是力争到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带头终生只要一个孩子，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一孩”政策的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一孩”政策出台的背后一方面有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洋跃进”的“急躁情绪”（梁中堂，2006、2007）；另一方面，有着所谓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合作的有力论证（Susan，2003）。从此，中国人口数量被认为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最大包袱！“一孩”政策的出台是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理性”战胜了社会科学家“人文关怀”的标志，是我国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标志，是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彻底危机化的标志！与20世纪50年代“人多力量大”相比，“人多是包袱”则成为这个时期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对人口数量问题的界定，所以我国出台了世界人口史上最严厉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虽然其后由于无法在农村地区实现这一“天下第一难”事，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均未跳出“人多是包袱”的认识理念，依旧是围绕着“以数为中心”开展工作。“一孩”政策背后所形成“人口认识范式”对以后二十多年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再认识以及生育政策制定调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人口数量问题的持续“建构”

1、 我国人口数量之谜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与人口规模有关的指标和数值就越来越成为难解之谜。中国人口数量究竟是多少？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数字问题。有关中国人口数量统计的真实性一直为学者所诟病。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总量的真实性问题就存在了。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在总人口部分指出：“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 但这个数字与各省直接登记到的人口之和124261万人以及加上250万的现役军人并不相等，全国总人数高出2072万人。为了使各省公布人口之和与全国人口一致，国务院普查办不得不“分配衔接”这2072万人，其中分配给省里1967万人，未能分配下去105万人，这样“高估”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许多省份数据的混乱（乔晓春，2002）。关于这2000多万人来自何处，恐怕永远是个谜了。国家有关政府部门致所以这样调整主要是依照以往的“漏登”经验，通常人口数量都存在着一定的瞒报、漏报现象，所以，调整公布的数据总是高于实际调查得出的数据。一些当年基层普查员高报虚报数字的“故事”（易富贤，2007，p373）以及统计部门利用普查数据对过去人口增长率调整（见表1）都证实我国人口数量规模的“水分”，在如此重视“数量”的年代，“高报”比“低估”总是更安全。

与我国人口数量“测不准”相关的是人口生育率水平。对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生育率水平到底是多少也是众说纷纭。从2000年普查数据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最低的1.22到专家利用其他数据估计的2.3，相差如此之大。如果承认国家统计局的结果，那么，我国就处在超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了，这其实是国家计生委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因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国家计生委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接受总和生育率2.3的水平，那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因为，如果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数是准确的，那么反推过去十多年的生育水平就应该是2.3左右（梁中堂，2006）。这个结果同样也是计划生育部门不愿接受的。这样看来，接受我国人口数量不准确且有高报现象的事实，应该是合理的。

注：自然增长率（1）为国家统计局2000年统计年鉴；自然增长率（2）为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6年统计年鉴，2000年以前的自然增长率的数据根据2000普查做过调整。

2、人口净增规模之“建构”

对于我国人口总量，我们普查不清楚，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和现实的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个流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度来说更是如此。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里，在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节中，有这样的判断：“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2试问，做出这样结论依据何在？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每年净增长量就逐年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每年净增人口降到了1500万以下；2000年又降到了1000万以下，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了800万以下。其实，在2003年时，我国人口每年净增就已经低于800万了，这些年人口净增数量都低于官方估计的区间最小值即800万（见图1），2006年净增人口“跌破”了700万，仅为692万。那么未来十几年又会是怎样一个增长趋势？利用联合国2005年出版的世界人口预测数据，可以看到（见表2），从2005到2020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的生育水平回升并保持在1.85的水平（明显高于我们现实的生育水平，接近二孩水平），十五年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为720多万，低于官方估计的最小值800万；如果是更低的总和生育率1.4低方案，那么每年净增人口仅为340多万。由于人口生育水平不大可能保持在1.85的水平，所以，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每年将净增350-700万。所谓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相关部门会不顾事实（如2005年年初13亿人口日中的宣传），不断地“杜撰”出这样一个人口增长的数字呢？，为什么要严重偏离未来变化趋势持续“建构”这样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口增长压力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压力的危机，从而凸现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此同样，时下所谓“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也有数量建构之嫌。虽然今后十多年我国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有所增加，但由于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所以根本形成不了所谓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陈友华，2007）。即便是在这个时期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达到1.8、1.9的水平，出生人数会随育龄人群的增多而增多，但是，如表2数据所显示，中国人口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也不会超过800万，而这个净增数字较之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递增1200多万的数字低多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出生高峰”数字的建构和炒作，一方面混淆了“出生高峰”与人口增长“高峰”之概念，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宣传，也在加重人们对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潜力不可掉以轻心的危机感。

3、“生育水平不稳定论”之夸大

在有关部门“建构”人口数量增长危机的同时，也对我国当前的生育水平波动进行了不适当的夸大。在《报告》开篇，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有关部门也一再表示，民众生育愿望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存在着反弹的风险。这些判断成为我国需要继续千方百计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因为，目前中国人口低生育率水平还不稳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谨慎都可能使中国人口失控，都会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大幅“反弹”之覆辙，断送中国二、三十年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事实果然会如此吗？不错，我们承认中国人口的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在不少地区由于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能否成为我们继续维护现行生育政策的理由，则还需进一步深入思考。实际上，今天我国的现实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近三十年的社会大变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经济的、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现在不稳定是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不稳定有着根本的不同。更何况调整生育政策不意味着没有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制约部分农村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的制度底线。

相信所有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的人都不会否认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包括生育文化，以及人口形势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巨变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述基本判断何以能够立论呢？其实，这种立论的背后是这样一套推理逻辑：现在是一孩政策大家都生两孩，如果给两孩政策岂不就生三孩了（注意既违背事实又是不真实的假设），所以一旦调整政策，生育水平就会反弹，且超过更替水平导致人口数量增长失控。从逻辑推论上讲，这种结论是必然的。但是，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这是在一个违背事实和一个不真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结果，而这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又成为我们今天不能进行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有力”论据。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这样貌似合理却很荒谬的逻辑推理如“著名”的“人均分母效应”推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日趋民主日趋开放的社会中，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选择，这是社会宽容、进步的表现！请注意下列的数据变化，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1990年，每户家庭人口下降到3.97人，而目前则进一步下降到

3 有关内容见相关网站，如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

4 相关人士指出，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其超生的多为二胎，有10%超生的是第三胎。又如国家有关负责人在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总量的60%以上。2007/11/14 来自:新华网3.6人左右。这种家庭规模的迅速变化，一方面是计划生育少生孩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类型多样性的结果。无须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独居“单身”者、同居者甚至同性恋，都有上升趋势，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家庭，整个社会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宽容性。为什么在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的今天，我们却不能容忍部分名人富人的“超生”呢？须知这个所谓的“超生”还仅仅是以二孩为主，这是个问题吗？无怪乎制度经济学家茅于轼尖锐地质疑到：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这种做法不仅让人们对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原则产生怀疑，而且还有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之嫌（茅于轼，2007）。所谓“特殊人群超生抬头，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超生虽数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种印象，实际上是由计生委牵头“界定”出了这样一个名人富人加部分党员超生的“问题”，“建构”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级政府在问题“严重性”的“预言”下，也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寻找“问题”对策，如湖南省已出台了惩治名人富人“超生”的办法，现在又进一步出台禁止违法生育者进入人大、政协候选代表的行列，并且通过奖励方式，动员群众举报5！在全民追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何须以这种方式制造不和谐之音，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今人口计划生育部门针对这一少部分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出台这些严紧的措施，不仅是“小题大做”，而且是今日社会不和谐之源。

五、当前人口数量问题认识范式的症结及后果

无论是对人口总量和净增人口的“高估”，对生育水平反弹的“夸大”，还是对一小部分人群“合理超生”的“小题大做”，都显示出相关部门对数量的过度敏感。为什么相关部门会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压力、“建构”出种种人口数量问题危机呢？并以此成为继续实施现行人口政策、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理由呢？对于这一现象有许多不同视角的解释，比如“建构”危机、维护部门利益和扩张权力等等。本文则从认识范式着眼进行分析。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库恩，2003，p157），范式是一组信念、是对事物的看法，是认识论上的见解（野家启一，2002，p190）。那么，当前主导我们认识判定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范式”是怎样的特征呢？我们是如何认识如何判定我国人口数量成为“问题”的，其认识和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形成的关于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以及问题判定背离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而一孩政策生育政策恰恰是在这种错误认识之下的一个错误选择！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错误认识错误选择，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地反思，今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及判定依旧没有彻底摆脱旧有“范式”。具体表现在：其一，目前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界定的背后依然是由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发展观来支持。这种发展观以“数”为核心，以提高“人均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这种效用主义的发展观，即为了人均目标可以牺牲个体的一切，完全没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追求发展目标过程中，在判定人口数量问题中，宏观上的人口数量完全被当作为发展的手段，微观上每个个体的生育意愿生育选择不仅被大大忽视了，而且最基本的生育权利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些都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二、在认识人口数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在判断人口数量“问题”的性质上，都是以静态的数量观和“人均分母效应”为分析手段。我们看到，这种基于“人均分母效应”论的人口数量“问题”的认定，一方面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性，如人口数量与内部结构之动态关系；另一方面，也完全“庸俗化”了人口变量与发展之间的动态的、能动的本质关系，通过简单静态的“人均”对比，片面地夸大了人口数量的负面作用。在经过二、三十年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的“洗脑”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就是一个大包袱”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已成为判断“问题”的范式。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平民，人人都会算笔人口帐！在这个人口账中，人口数量无论是作为分子（如小问题由于庞大人口数量乘积而变大），还是作为分母（如巨大成就由于庞大人口数量除商而化小），都被当作“负担”而彻底的“妖魔”化了。人口数量的问题这种界定的简单化以及“人均分母效应”方法的滥用，使得中国人口数量是问题之源、万恶之源的荒谬结论比比皆是。

正是由于这种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判定存在着严重问题，所以导致了现行生育政策实施日趋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旧有人口数量问题认识范式指导下的现行生育政策，依旧以数位本，漠视广大群众的基本生育权利，片面追求人均指标的发展观，不仅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而且干群关系无法和谐，国家和个人也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样，没有摆脱传统发展观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依然是以牺牲结构为代价换取人口数量的控制。其后果是，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控制，但却引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构问题。直接导致了人口自身再生产严重失调，导致了年龄性别结构的失衡，由此导致了许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如性别歧视（女婴死亡率反弹就是明证）、婚姻挤压、社会不稳定以及许多潜在的问题。再如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老化也将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最终是破坏了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遏制了我国人口长远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令人遗憾的是，新出台的《决定》由于还没有彻底摆脱旧有的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范式，所以在解决我国诸多人口问题中，并没有任何突破。相反，围绕着我国人口数量问题，还有“变本加厉”之势。《决定》对策中首条即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现实中不少地区已经演变成一种“不择手段”地降低已经很低的生育率了！《决定》之后相关部门提出的各种所谓影响人口数量控制的“问题”，以及出台的各项对策，无一不显示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的片面性。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一孩”政策以来（虽然有关部门坚持认为现行生育政策不是“一孩”政策，但笔者认为，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基础与“一孩”政策并没有本质差别），世界（包括世界人口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人口同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什么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对人口数量问题极端片面的“旧范式”认识之中，依旧没有彻底摆脱“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的阴影”，依旧在“以数为中心”的圈圈里“修修补补”。20多年人口计划生育的强势宣传，全国上下形成了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固有成见，遮蔽了我们对人类自身发展意义的认识，扭曲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变化的辩证关系。诚如库恩所言，认识范式的改变，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认识范式的革命，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库恩，2003，p101）。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认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旧范式，迫切需要改变我国现行生育政策。

在党的十七大中，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依据科学发展观我们需要对我国人口问题特别是数量问题重新认识，重新界定，需要对旧有认识范式基础上现行生育政策进行深入反思。在新的人口认识“范式”中首先应该突出以人为本、尊重公民基本生育权利、倡导社会公平、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人类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观；其次，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新的人口认识“范式”要满足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在一是人口自身再生产内部数量与结构的协调，二是表现在人口与外部发展的协调（前者是后者的的必要前提），以及体现当代与未来的协调可持续。最后，新的人口认识范式在解决各类人口问题的方略中体现统筹思想。在中国和平崛起之时，我们的确需要重温毛主席人口思想对唱衰中国的艾奇逊之流进行的有利批判和论证，我们需要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彻底解放思想。在制定中国人口长远发展战略中，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我们需要全球化的大视野、需要高瞻远瞩的大智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错过了终结以往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的“旧范式”、但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

基层计生成绩考核的不科学性助长执法偏激性

谈论这个话题，先录一段中央的计生“七不准”政策。

计划生育“七不准”

一、不非法拘禁、关押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家属。

二、不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家属。

三、不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产、庄稼、房屋。

四、不随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物抵缴社会抚养费。

五、不乱设收费项目、乱罚款。

六、不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株连他人。

七、不对未婚青年进行孕检。

虽然有这些政策，但基层计生从来都是无法无天，这些人也不是爱搞是非，

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基层计生奇怪的考核制度。

我们的生育政策考核,从来只考核违反政策的数字,不考核放弃指标的数字.

也就是不考核整个地区的总体生育率.

一个乡镇,尽管有1000个人放弃指标,但有5个人违反,这个乡镇就麻烦了.

肯定考核不通过.但其实这个乡镇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了.

这样的考核办法,只能是让基层少生,更少生.山东临沂水前年甚至强迫农民结扎.

就是要了此后患,至于总体生育率如何低,"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如果考核总体生育率,全国90%以上的地方都是合格的,因为放弃指标的人比超生

的多,在东部尤其如此,但是这样一来,计生部门还考核谁呢?一票否决制否决谁呢?

如果只考核违反事例,那么好得很,就是中国人口降成一亿了,那时侯也总有违反个例.

也就可以永远考核下去！

此处引用地方计生局的政策，全是考核违反个例数目的。不考核放弃指标的数目，

总体生育率低也没有考核与关注。

http://www.ra12345.com/ruianbm/content/1362.html

瑞安市计生局的政策

http://www.czdg.com/article/list.asp?id=192

东光县南霞口镇对各村及镇直单位实行计划生育量化管理

比如你户口在深圳,要多生,就要交16万的"社会抚养费".怎么办?你让老婆到某个广东以外的县的医院生,生下后,到这个县的计生办交上5000元,拿到罚款单,回深圳户口地派出所要求上户口.派出所必须给你上,而不用深圳当地的计生罚款单.原因在于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同一行政行为不能两次罚款.当然,这一行为的前提是你不能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只有两种选择：扩张以增大生存空间，或是计划生育以减少人口增长。相比而言，我认为计划生育要好的多。当然，如何文明而又高效是执法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