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海子，二·二三事件 -- 行走的考拉
家园 【原创】海子，二·二三事件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只因为偶尔翻到海子一首诗，让老考拉想起另件事来。不知道放哪合适，麻烦版主裁量。
这里是海子的诗，略表敬意先。
青海湖
这骄傲的酒杯
为谁举起
荒凉的高原
天空上的鸟和盐 为谁举起
波涛从孤独的十指退去，
白鸟的岛屿，儿子们围住
在相距遥远的肮脏镇上。
一只骄傲的酒杯，
青海的公主 请把我抱在怀中
我多么贫穷，多么荒芜，我多么肮脏
一双雪白的翅膀也只能给我片刻的幸福
我看见你从太阳中飞来
蓝色的公主 青海湖
我孤独的十指化为天空上雪白的鸟。
下面提的这档子事作为曾经的一段历史，河里的大虾们想必有不少人知道。那就是发生于1967年2月23日，曾震惊全国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当时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的赵永夫和总后兵站部驻青藏办事处（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等几人软禁了军区司令刘贤权，派部队（约十三个连兵力，有一个火焰喷射器班）欲强行军管由对立派“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在遭到顽强抵抗，并历时九天九夜的包围仍无法驱离八·一八一派的情形之下，下令部队开火，酿成了平民一百六十九人死，一百七十八人伤；军人四人死，四十六人伤的文革第一件惨案。由于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前前后后的是非恩怨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以不才之拙笔实难述其万一。请大虾们指教，也请有兴趣的河友灌水。
我个人亲身体验的一点故事来自事发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记不太清了）。这天一早，由赵支持的一派“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们，将省上各单位所有在家的处级以上头头不分青红一律揪到报社现场排队示众，参观“反革命下场”并下跪请罪（这是我始终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我老爸当时亦位列其中。其时，我仅有五岁。我老姐惦着老爸，便于当天下午偷偷地带着我去了现场。那时的青海日报社还很简陋，我只记得报社里面空敞的大院中间有个硕大的，像是要建楼的基础坑。坑东侧报社主楼的屋顶上架着机枪，院子里四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和戴袖标的捍卫队们，现场气氛恐怖。我们随人群站到坑西南边上，可以清楚看到大坑里到处抛洒着的染红的衣物，旗帜和鞋帽等等，还有坑对面平地上几垛用军用帆布苫着的四方形的物体。而老爸一干人等则在远远的地方低头跪着直到傍晚才被放回家中。对于这一天的遭遇，老爸始终未曾说过一句。后来听老娘讲才明白帆布下
那一堆堆垛着的都是死人。至于我老爸也被弄去陪跪，则是因为该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捍卫队成员张桂兰被八·一八的汽车轧死一事，而该张桂兰者正是我老爸单位的一位职工。
关于这个事件中双方几个主要责任者的结局大约如下：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1911——1992），最后职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杨植霖的对立面，王昭，1970年2月12日，惨死于青海西宁南滩监狱中，年仅53岁；
时任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批斗致残，秦城监狱十年，1978年按正师职予以安排。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时任省军区司令刘贤权（1914—1992，55年少将），最后职位：济南军区顾问；
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38年八路军），自1967被关后，一直未予解脱，下落不详。
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张江霖，亦为赵之对立面(1917-1999，四方面军老红军)1978年按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88年7月被授予2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连韵都没有也叫诗吗？ 家园 花帅是赵永夫的后台，就是夺权，现在写的好像多光明磊落似的 花帅是赵永夫的后台，就是夺权，现在写的好像多光明磊落似的
家园 毛主席评价叶帅：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主席的评价出自《宋史·吕端传》：
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大事不糊涂显然是褒义。俺感兴趣的是毛主席的言下之意。根据以上引文，毛主席的意思似乎是说叶帅大事不糊涂，但小事糊涂。小事糊涂应该是贬义。但是《汉语大詞典》的解释，小事糊涂和大事不糊涂都是褒义：
对小事情不加计较，而对大事情则非常认真，坚持原则。纵观叶帅多彩多姿的一生，大事不糊涂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不但在一些小事上糊涂，在一些中事上他也糊涂。
家园 是这个么？冼恒汉回忆录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世界的复杂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啊
家园 听说 听说赵永夫后来是以军级职务离休
家园 冼恒汉回忆录里涉及，供参考 家园 谢谢兄弟的关注。
家园 刘贤权是什么背景？ 为啥他会被副职搞定？赵的手下难道不讲党的组织纪律性吗？
家园 赵是个武夫，组织纪律性要看对谁了。刘只是站对了队。
家园 又是花，又是通宝的，不出来作个揖真是太无礼了， 先鞠一躬。
对这个贴河友们实在是过誉了。我也是在河里看到很多有关那段历史的帖后有了想表达一下的念头。想起以前在青海的经历见闻和从父母及周边人士处得来的认识，勾勒一番便有了这些文字。帖出来能得到大家的基本认同，我很感动。当下的每个人与那段历史其实都是相关的，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罢，一千个人能有一千个说法。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似乎只容许存在唯一一种答案。即使我从观点上倾向于这个答案，我却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因为那是一个恐怕在全人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又是那样的不同，几亿人体验上的差异谁能有那个才情和权力以一言而蔽之呢？通过讨论，使大家能有个清晰的辨别本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才是。况且事件发动者伟人自身对此都早有了粉身碎骨的准备，敢于跳出来打碎金身者干嘛又那么在乎老百姓说上一两句话呢？想来也是寡人有疾的原因吧。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民间不妨自说自话。再一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