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纵使超然也钟情(对一位外国教授的回忆）(1) by 蓝极 -- 海天

纵使超然也钟情

蓝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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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由于个人境遇和性格等因素，在中国的时候以及来到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个人对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持激烈的摈斥态度，让一般人难以接受，以至于

变得不太轻易跟人交流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后来跟Frank聊起这些，并且有次在他家

做客的时候对Jeannie和他在墙上精心裱出的中国书法与山水仕女之类的绘画以及寄

情其中的人生态度不以为意，他有些大为吃惊，因为他与Jeannie都觉得，中国文化

中有关家庭伦理、道德境界以及艺术追求的深厚内容都是美国不足的地方。

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象我那时基本上将其归咎于中国文化的弊病

--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能够允诺当初的誓言，而这个悲剧不在于中国文化，而

是由于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私本性：基督教不也同样答应无数的美景，但从来就没有

被真正彻底地履行过，并曾带来巨大的灾难。基督教在历史中的污迹以及对科学的

摧残给Frank的感受，就象共产主义运动给我的痛苦经历一般强烈。但我不能接受他

和Jeannie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化当前恰恰是在对人性的认知上一直未能有个自如的

心态，这从那些无处不在的对所谓“无私忘我”的误读以及过分颂扬与推崇，和肆

意挥舞道德棍棒的现象中可以看出。

在中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有段时间常常出席校园里邀请的一些人文学者做比较前卫

的专题演讲。那时候腻烦了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的交流困境，再看到演讲室里清一色

的学生，我非常幼稚地想，怎么学校里居然没有什么教师前来倾听这样的讲座，心

底里暗自发誓，自己今后无论到了什么年龄，一定要避免出现与时代脱节的状况。

到Frank的实验室之后，不时也听到他对年轻人的报怨，只是我不再象过去那样轻易

地归结于年长者思维的僵化：或许“代沟”只不过是人们在生理与心智上的不同阶

段所引起的自然反映吧。沟通的困难与误读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出现在不同

文化之间的对话上：雾里看花是很难避免的现象。一次，我跟Frank委婉地提到他的

报怨，他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是啊，罗马帝国时的老人也是成天嚷嚷着“一代不如

一代”。

1987年初，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与我漫步于天安门广场。当时周遭郁闷和压抑的气

氛让人有些窒息的感觉，那个同学愤懑地说：要是有决定权的话，我恨不得在这里

投下两颗原子弹。现在偶尔当我对新生代的有些风尚或者愤怒青年的冲动言行产生

皱眉念头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提醒自己当年的心态。

Frank是个随时都离不开思维活动的人，对他来说，没有比浪费或虚度时间那样更大

的过错了。他可以在瞬间产生一些火花似的念头，如果可能，继续追究下去；要是

暂时没有机会，就记录下来。有一次在一家日本餐馆里宴请一个来自日本的学者，

我们在餐馆里吃饭，他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下来，从兜儿里掏出一支笔，把我们另

外几个人晾在一边，自己在餐巾纸上记录下突然闪现出来的思绪。然后对我们带着

歉意的笑容说：刚才一时之间有了一个通过实验证实的想法。

Frank会追踪一个问题直到有个明确的答案为止。比如，有一次他问我，蜘蛛产的网

丝与人的头发哪个强度更高。我说不知道，他便提出挑战看谁先找出答案。还在我

忙于查询资料的时候，他就已经算出了结果。又有一次，他说有个问题他百思不解，

那就是学术上对痛苦(pain)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快乐(pleasure)的兴趣，学术期刊上

可以找到的几乎都是对痛苦--而不是快乐--的研究文章。在医学数据库中输入“紧

张(stress)”， 搜索出来的是绵绵不尽的条目，而输入“快乐”得到的诸如“避孕

套”与“避孕” 之类的文章。

我知道他对死亡与意识(consciousness)一直有强烈的兴趣。我说，可能是由于对快

乐，只需要沉浸其中享受就好了，但痛苦或精神压力是需要想尽办法解脱的，所以

才有学术上的研讨。他不以为然，在他眼里任何问题都是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关注

的。后来他专门作了一系列研究，还在一个有关意识的专题讲座上做了一次报告，

在“快乐”、“性高潮”、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两性之间的感受差异以及文化影响

等方面纵横捭阖起来。

人们都有相似的经验：痛苦可以是慢性的，而幸福、快乐与“美(beauty)”的感受

却稍纵即逝。让Frank迷惑不解的是，这些人们习以为常并占据生活中行为的最终目

的所傍依的主要部分(从商业广告，电影制片，脱口秀，到谈情说爱等)，却是科学

上的死角，仍然无法给予意识以解释：对应于快乐的生理电化学机制是什么？

Frank曾经建议我修一门生理解剖课，还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参与解剖尸体的整个过

程，从而能够对生理器官有直接的感受。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将他的建议付诸

实施，除了不是必修课程的因素之外，对尸体也有些本能的不舒服感。但实验室的

冰箱里除了存放着一些化学溶液，还有几个动物器官，比如浸泡过富尔马林的牛心、

羊脑等，而我们俩的午饭也放置在那个冰箱里。

有一次下课回来，Frank正和数学系一个研究生拿着手术刀解剖那个羊脑。我拿着两

本大脑解剖书在旁边对照，看得我眼花缭乱，还是对那些充满拉丁词汇的解剖术语

望洋兴叹，只能给他们俩当下手，翻着书页，再提供图例的位置。

Frank也是个投入后就忘乎所以的人。在Princeton读博士期间，他就住在校园附近，

步行到实验室，几年下来，竟然对周围的环境仍然不怎么熟悉。一天早晨，他进了

实验室后有点兴奋地对我说：“告诉你我有天晚上的一个奇遇吧。”原来那天他在

实验室里专心于一个实验结果而忘记了时间，结果想起回家时已经过了午夜。开车

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觉得饥饿难忍，便即兴在还亮着灯的一个象是商店的地方停了下

来。他急冲冲地跑了进去，问人家有没有吃的东西。咬上一口三明治之后，他才静

下心来环顾屋里的情况。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里面是一家脱衣舞酒巴。

“那你赶紧离开啦？”我心想你堂堂一个知名大教授，那里肯定不是你的久留之地。

你不顾忌你的身份，咱这个弟子也替你觉得害臊吧。

“为什么要离开呢？我再要了一瓶啤酒，然后坐下来慢慢欣赏她们的表演。你别说，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脱衣舞。”

“然后呢？”我带着好奇的眼光笑了笑，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到过那样的地方。

“然后？你还能指望我做些什么？只是足足呆了一个小时，饱饱眼福罢了。”

有年夏天独立日期间，Jeannie要回老家探亲访友一个月，离开前给Frank足足准备

了一个月的熟食，用保鲜袋分装好存入冰柜。正好Frank在Princeton念博士的女儿

Monica来看他，他便约我还有实验室里另外一个本科生跟他们父女俩到学校后面的

山上徒步远行。

那天，他戴着一顶遮阳帽，我说要是让中国人看见了，你很可能被当成是日本皇军

士兵，因为那顶帽子跟中国电影里的日本士兵的几乎一模一样。一路上，我们讨论

着月亮的位相与太阳和地球的相对位置的关系，还有以月亮的运行为主和基于地球

绕太阳周转的历法系统之间的区别。前者有中国的农历和伊斯兰世界里的月历，后

者包括西方的公元系统以及从中美洲太阳帝国(Sun Kingdoms)演变下来的阿兹特克

(Aztec)、印加(Inca)和马雅(Maya)等文明让人惊叹的精确日历等。

那天上午我们从山顶出发，在森林里走过不同海拔高度上的植被，一直走到傍晚回到

山顶，全程十几英里。最后四分之一行程，我的饮水用完，感觉都快虚脱了。Monica

吃素，连牛奶都属忌讳之列，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豆腐。她的脸特别地煞白，身子也极

其地单薄，但整个远行看起来他们都没有丝毫叫苦的意思，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拿着

望远镜观测树上的各种鸟类。连五十多岁的Frank都一直健步行走，我也只好咬着牙

关硬挺下来。最后抵达Frank预先约定的天文台闲置的房间时，我觉得自己需要立即

躺下了。

那天晚饭后，Frank对着天文台里那些我无法辨识的星座图仔细研究。由于天文台里

停电，后来我们只好在黑夜的山顶上那些观察台之间转悠，遥望星空......

我原先对历法系统的知识极其模糊，Frank也想弄清楚中国农历的结构，后来我们还

通过电子邮件继续讨论极其悠久而精致的农耕文化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太阳相对位

置上的24个节气作为农历系统的较准标志的原理。一次沿着城市北部边缘的一条河

道走廊(Rillito River Park path)上biking时，我无意中发现一个印度安部落的计

时装置。那是十二根围绕一个圆圈而耸立的石柱，圆圈中央是一个标有刻度的圆盘，

通过阳光照射石柱形成的阴影相对于刻度的位置而得到白天的时间划分。当我告诉

Frank这个发现后，他很快就去实地考察了一番后回来说，比起阿兹特克、印加和马

雅文明的计时系统来，那个装置过于简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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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Frank的名字还是在十年前--也就是离开中国前的大约半年时间里--偶然读到James

Gleick那本书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1987)的时候。书里介绍当时新兴的

混沌学并讲述早期那些弄潮人物激荡人心的故事。读了一半，我惊讶地发现书中提

到的二三十个科学家里就有两个--其中一个是Frank--正好就在我即将到达的系里。

后来据Frank说，书里不少人是通过他介绍给Gleick的。

来到美国的时候，网络阅读器还没有广泛使用。我开始在系图书馆里查找有关Frank的

资料。在Frank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的照片，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硕大的头颅上秃

顶，周围的头发也呈灰白。

一年之后我选修了他那门享誉良久的标致课程：“科学发现的艺术(The Art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记得第一次步入他的办公室，看到桌子上镜框里的照片，

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妻子吧？非常漂亮。”

他属于那种内向性格的人，身高一米八，不大爱跟人主动搭话，也很少加入闲聊的圈

子，但说话的时候会面带微笑。他略微有些脸红，点了点头，带着得意的神色：

“啊，是的，她很漂亮。”

办公室迎面墙上的正上方是他一本书里的经典插图：可见光的连续色彩谱系被精致构

造而形成两个镜像奇点(singularity)。那是一条拓扑定理的图解，被他用来阐释自

然界里连续映射中位相变化的奇点形象，比如时区划分、生物钟、某些独特化学反

应中的模式形成、心脏病发作的机制等。

那门“科学发现的艺术”的课几乎就是做智力体操之类的游戏，他的特有术语叫“游

戏混战(Game Scrimmage)。每次上课前，学生对上次布置的题目，无论是否解答出

来并不重要，但思考过程必须详尽地记录下来，然后在上课时交出，同时在课堂上

进行辩论。他不厌其烦地对学生强调，在研究--包括学习--过程中，思考的路径与

最终的结果具有同等的--如果不是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善于从失败中获取收益才

能真正走向成功。

那些题目是一般的正规课堂训练中不常见到的，比如，训练反向思维技巧的“用两只

手拽住一根绳子的两端打一个三叶形结(overhand, trefoil knot)”，根据两列数

据来反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由太阳系行星的运转周期与其椭圆半长轴导出

当年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所发现的第三定律)，可以应用到很多科

学领域里一些实例的“一根绳子掉到桌上会出现多少个交叉点”等。

Frank几乎在每节课都要给每个学生发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他收集的有关突破思维壁

垒的格言。由于过去的专业背景，我比较擅长于空泛的逻辑思辩和理论推导，但极

度缺乏动手实证能力。因此，如果一个问题可以归约成数学模型，比如微分方程、

无穷级数、积分等表达式，我一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解答，但从原始问题的自然

状态到提炼成数学模型的关键步骤却是我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能得到训练的部

分。这门游戏似的课程让我真切体会到Frank经常强调的一点：“科学理论上的游

戏比起哲学思辩优越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或推翻。”

从第三年开始，我转到他的实验室里正式成为他当时唯一的学生。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特别羡慕别的实验室里研究生博士后一大堆聚集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景象。Frank说

过去他也曾经拥有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群体，但后来还是觉得事必恭亲的方式更符

合自己的风格。我们虽然几乎天天见面，但或许是养成实验记录的习惯，不知不觉

地我们的很多交流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有一千来封往来

的电子邮件。除了无数有关实验细节、理论推导、学业进展等主题，也讨论历史、

文化、生活态度等偶尔他会纠正我的英文语法，送给我Strunk和White那本著名的有

关写作的书The Elements of Style。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一会儿称呼我的名字，一会儿又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以姓前

名后的顺序直呼。如此反复的变化也给我带来困惑，使得我不太敢于象跟其他教授

那样随便，有点怯于以Frank相称。那种气氛倒有点中国人“师道尊严”的感觉。

他总是强调研究中实验与理论的结合，可以避免对其他研究者的依赖，不仅取得研

究中的独立，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琐人事政治。从具体的实验细节、设备组装、

软件调试，到假设检验和理论推广，他一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关口，是科学研究流

程中比较完美的典范。

按照Frank的看法，科学家一般追逐难题(puzzles)、荣誉(ribbon)和金钱(gold)。

在过去的三百来年间，据说从事科学的人数每10-15年就翻一番，但这个趋势肯定会

停滞，尤其是在美国。从1920年开始，美国的博士数目呈指数增长，已经了增加了

二十多倍。在冷战时期，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有很多人冲着科学领域里后面两项

的现实吸引力而来。随着冷战结束，政府逐渐减少对大多数研究领域的投入，大学

里的教授位置严重饱和，同时也极度老化。老化不仅体现在年龄层面，同时在知识

结构与锐意进取程度上因为既得利益和年龄的缘故而呈现保守的姿态。

因此，在永久教授职位上的过度竞争使得筛选的是竞争者生产论文的效率与数目、获

取研究资金的政治手腕，而不是研究品质上的最佳和创造性。如此局面使得年轻人

进入科学领域特别艰难，对科学领域里年轻人的成长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美国

的大学前教育水准逐渐恶化，优秀的学生倾向于选择进入商业、法律与医学。虽然

美国目前的科学研究品质没有降低，但主要是靠吸收外国的资源。

有一次在实验室吃午饭时，我们聊到穆斯林世界曾经有过的辉煌，在科学、文化、

医学以及生存条件等方面于公元1000年左右到达顶峰，但很快就没落了。他当时的

解释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在宗教上的正统化逐渐导致社会的僵化并且停滞。说过之后

我没有怎么在意，没想到过了周末之后，Frank特意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

当初的解释极其片面，仅仅是基于最近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迷信、疾病与政治

动荡里挣扎的事实而推想的结果。

他又重新翻阅了历史，说宗教的窒息只是导致他们的逐渐衰弱，因为生活的相对舒

适与秩序使得遍布伊比利亚半岛、北非、埃及、叙利亚、拜占庭、阿拉伯半岛和波

斯的伊斯兰帝国，失去了刺激同时代欧洲蛮族的活力。更致命的原因是，当成吉思

汗和他的蒙古骑兵踏入那时的欧亚格局之后，短短40年的功夫，伊斯兰世界就被彻

底扫荡：无数的人被杀，两代人没有教育与安全，图书馆被焚，城市报纸与供水系

统、耕作灌溉系统、政治结构等等，除了扎根于贫穷土壤的宗教之外，都化为烟雾。

处于野蛮状态的欧洲人后来开始发动“十字军东征”，穆斯林世界从此一蹶不振。

按照有些中国人的“标签”思维，Frank也有被戴上“美奸”帽子的危险，因为据他

看来，美国也在步穆斯林世界的后尘，有走向衰落的趋势。我逐渐意识到，Frank有

些愤世嫉俗，跟西方的一些学界人士相似，恐怕也属于偏“左”的激进者，对美国

现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的不满不仅仅反映在对学生平均科学素质相对于他那一

代人有所下降的失望，还对人们的道德操守以及美国历史上的“污点”也颇有怨言。

在一次邀请我到他家里过感恩节的电子邮件里，他将“感恩节”称为野蛮节，因为

他认为，在当初印第安人教会清教殖民者猎狩与烹调火鸡的技巧之后，殖民者除了

颂扬上帝(而不是特意感谢印第安人)，还将患有天花的小孩们用过的毯子送给印第

安人，因此非常便利地灭绝了不少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