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四十五） -- 王外马甲

1949年1月27日夜间，中联公司的两千吨级“太平号”客轮与建新公司的两千吨级“建元号”货轮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后沉没，除41人获救外，其余近千人遇难。蔡智诚虽然在事发的第二天就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直到2月中旬才知道俞季虞也在那条太平轮上。

俞季虞死了，“高雄计划”就此泡汤，而谷正纲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跑到奉化陪蒋介石去了。当联络员的与“上线”失去了联系，前途顿时一片迷茫。

蔡智诚当时的职务类似于上海市社会局的“特派专员”，但社会局的名册上并没有这个官衔。他在中纺公司既没有部下也没有办公室，公司里每个月发给他四百块大洋的“车马费”，说穿了就是私底下的贿赂，拜托他不要无事生非、少给大家添麻烦——这样的差事临时干一干还算不错，但长期做下去就不行了。且不论人家中纺公司愿不愿意，就是这上海的局面还能够维持多久都很难说，所以蔡智诚只好另寻出路，又开始琢磨着是不是溜回贵州去算了。

不过，陈丽君的日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实，她每天去育婴堂转两圈，表示过爱心之后就拎着个布袋子满世界的采购大米。当时上海市场的稻米分为好多类，有常熟的糙米、太仓的白米和泰国的暹罗米，其中泰国米是用机器烘焙过的，比较干燥耐储存，所以陈丽君就专门搜集这种进口物资，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铺底下尽是粮食，再过几年也吃不完。

当时，市面上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得很厉害。一百斤上等白米在48年“8、19”（金圆券发行日）时的价格是十五块钱，49年1月一百五，2月涨到一千五、3月涨到一万二（到上海解放时的5月底涨成一亿七千万）；40码一匹的“龙头细布”（纺织企业用它发工资，是比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价格为三十块钱，49年1月三百二，2月涨到两千、3月份一万五（到解放时涨成一亿二千万）……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较爱逛交易所的，但这时候的黄金只涨不跌，无从下手；股票只跌不涨，毫无指望；期货市场空空如也，只好关张，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里疯狂采购，拼命囤积物资。

市面上的任何东西都抢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粮食的、囤药品的、囤棉纱的、也有囤白报纸的，“宝康里”的二房东专门收购钢材，铁丝也要、铁钉也要，到后来连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铁皮上。更多的人则是见东西就收，火柴要收、纽扣要收，油盐酱醋更要收，甚至连冥器店里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板卖棺材的时候都要先去顾客的家里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没有。

金圆券崩溃的根源当然是货币发行过滥、经济体制垮台，但按照蔡智诚的观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工业基地和农村税源全部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难民大量涌进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金圆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缩的国统区，此消彼长，政府调节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间的内讧和争权夺利更使得民众丧失了信心，国民对政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货币也就失去了储蓄的功能，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让钞票“砸”在自己手里，所有的金圆券全部上市流通，这就给原本就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49年的这场金融灾难是从2月份开始进入高潮的，那时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国民党财团不支持桂系、共产党方面也不给李宗仁面子，新一届政府又没有表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过人之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但49年的这场灾难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

那时候，商铺和饭馆既想囤积货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对顾客十分挑剔，倘若抱着金圆券进馆子，老板只肯卖一碗饭，如果把袁大头拍在桌面上，鸡鸭鱼肉立刻就端了上来。最倒霉的是那些放高利贷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会，两下子就被整破产了，真是恶有恶报。

蔡智诚的薪水是现大洋，市面风波对他的影响不大，但事实上，能够象他这样“潇洒”的人物毕竟是少数，有更多的百姓在这场金融灾难中饱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货易货之外就难以维持生计，大批的学生、教师和基层工薪人员沦为饥民，最不幸的还是那些从外乡来的逃亡者，颠沛流离、无依无靠，腰包里揣着的全都是废纸，那才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终于派出了“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团员黄绍竑（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劭力子（后任全国人大常委）、章士钊（后任全国人大常委）、李蒸（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刘斐（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其中，张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黄绍竑和刘斐属于桂系，章士钊和李蒸是社会贤达，连一个能够代表蒋系和粤系的人物都没有——所以别说是谈不出结果，即便能够签订个什么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很难得到执行。

当时，李宗仁已经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因此所谓的谈判不过是把“无条件投降”改为“有条件投降”。桂系政客期盼的无非是两条，一是把“惩治战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国民党交出政权，但解放军不要过江。共产党显然不答应第二条，谈判还没开始，新华社就表明了态度：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且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轻而易举，夺取全国胜利的步伐不可阻拦，共产党不但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国民党不仅要交出政权还必须放下武器，可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北平就是天津……

那时候，上海的广播公司多如牛毛，一两百个频道的信号互相干扰，收音机里各种声音乱七八糟，不动旋钮就能窜出四五个台来。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有“时政评论”，有的说“完蛋完蛋没救了”，有的说“不怕不怕，我们有无敌的空军、我们有忠诚的海军”……说着说着，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军舰就起义了，电台里只好又说“不急不急，陆军还有江阴要塞，海军还有第二舰队，当年八百壮士能在四行仓库坚持那么久，现在守住长江更没有问题”。

但蔡智诚知道长江是守不住的，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的兵力不足，也是因为高层长官根本就没有守江的决心。

从历史上看，长江最重要的防御地带应该在南京上游至九江河段，这个地域一旦被突破，不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广东面临威胁，而且整个华南也被切成了无法顾及的两半。反之，如果守住了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较厚的战略纵深，攻击方在东西两端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战局就还有可期盼的余地。但现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缩到湖南广西，只求保住桂系大本营；汤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游，仅图维护上海一隅；而广东方面则希望把海南岛变成台湾第二，宁愿去香港也不愿守长江……结果漫长的“江防要地”只留下几支杂牌弱旅在装腔做势，共军岂有不“轻而易举打过长江”之理？

（PS：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是从江阴至九江段突破了长江天险）

49年3月，“北平和谈”拉开了序幕，但双方心里都明白这不过只是个幌子而已。共产党那边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国民党这边喊“积极备战，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家其实都知道“长江防线”形同虚设，那道“天险”根本靠不住，于是就开始做下一步的安排。

3月中旬，谷正纲从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经得知俞季虞遇难身亡的消息，于是就建议蔡智诚离开上海到福建去。

谷正纲的这个提议是有原因的。

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之后，与原本就芥蒂很深的行政院长孙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无法共事的地步，结果老李就和老蒋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内阁的时间虽然很短（才两个多月就被阎锡山取代了），但在当时却显得十分卖力，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军备方案，准备征召百万壮丁组建“二线兵团”，并且把整军的重点放在了福建。

福建属于黔系政客把持的地区。1926年，何应钦统率北伐军东路军由潮汕入闽打败了孙传芳的部队（周荫人），成为福建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何纵炎，谷正纲和他弟弟谷正鼎，包括蔡智诚的老爸蔡式超等贵州老乡都在那里做过官，与当地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49年这时候，福建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是朱绍良。朱绍良祖籍江苏，从小在福州长大，考入武昌陆军中学后和同班同学何应钦、谷正伦一起被选送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又一起去贵州混迹，朱绍良与何应钦先后担任过黔军参谋长、而谷正伦则做过黔军总司令，三个人在蒋介石麾下的地位虽然有所变化，但彼此的交情摆在那里，始终是一根藤上的蚂蚱。

不过，谷正纲推荐蔡智诚的原因倒不完全是为了人际关系。

福建的方言与中原语系大相径庭，可当地的军政大权却掌控在外省人的手里，官员操北腔、百姓唱南调，咿哩哇啦闹了半天谁也不知道对方说的是啥东西。长官在台上训话，台下目瞪口呆，忽然有人自告奋勇申请当翻译，长官当然很欢喜。于是就听翻译说福建话，台下鼓掌台上也鼓掌，鼓掌过后，当兵的扛起武器“呼啦”一下全跑光了，当官的愣在台上莫名其妙，问过别人才知道——原来刚才那“翻译”是在鼓动大家造反呢。

蔡智诚会说闽南语，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是蔡式超在厦门大学时娶的姨太太，老人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总是使用别人听不懂的家乡话，蔡智诚和蔡智兰也因此掌握了这一般人都弄不懂的奇特方言。谷正纲的妻子也是福建人，老谷曾经见过蔡智诚和她用闽南话拉家常，所以他觉得这小子是个“精通内语”的宝贵人才，派到朱绍良那里一定能够发挥所长。

那一天，谷正纲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他是原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新近被委派为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中将。在得知蔡智诚的情况之后，吴副主任立刻表示出十分欢迎的态度，并且提出可以让蔡中校在绥署的兵役部门负责军训业务——蔡智诚之前从没有和吴石见过面，当然不知道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代号为“密使一号”，50年在台湾被捕牺牲）。在那时，他只知道吴副主任与白崇禧的关系十分密切，虽然名为朱绍良的副手，其实是桂系与黔系之间的联络员。

从个人兴趣上讲，蔡智诚并不反感去福建、也不计较在谁的手下做什么官，但他却很不愿意在这内讧不断的时候充当政治派系之间的帮手或者润滑剂，更不愿意在这大势已去的时候再拉壮丁上战场送死。他讨厌这祸国殃民的权利纷争、更不希望这毫无意义的战争再继续拖延下去，于是就拒绝了谷正纲和吴石的建议，坦率表示自己对兵役工作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热情，担当不起这军事训练的重大职责，然后称谢告辞而去。

从市政府大楼出来，蔡智诚就决定离开上海、回贵州老家另谋出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出乎意料的是，陈丽君显得特别高兴，她立刻动手收拾行李，笑靥如花：“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回家喂金鱼”。

原来，自从丈夫出征之后，陈丽君就在房前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种桃树、栽兰草、还养了许多金鱼，每天用这些不吵不闹的玩意来打发独守空房的无聊和寂寞。在南京上海的这段日子，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那些花草没有人浇水、金鱼没有人喂食，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现在忽然听说可以回家了，如何能不欣喜若狂。

“这时候回去正好呢，园里的桃花就要开了，红红白白的可好看！”

“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花花草草的事？我还以为你满喜欢上海呢”，蔡智诚觉得很奇怪。

“你在这里求事业，还说要到台湾去，心里那么苦，我怎么能拿这种小事来烦恼你……”

接下来的日子，蔡家小两口都在忙着做行前的准备。

49年4月4日，前往海防的船票终于办好了（当时比较安全的返程线路是由越南经云南回贵州），蔡智诚就带着妻子去向谷正纲告别。

那一天恰好是旧中国的儿童节（现在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是49年11月在莫斯科国际妇女大会上决定的），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上海市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宋美龄、李宗仁和市长陈良都发表广播讲话，向儿童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原本被抢购得空空荡荡的商店柜台上也罕见地挂满了糖果，用细线串着，每个童子军都能分到几颗。大街上彩旗飘扬，五颜六色的标语横幅写上了各式各样的口号：“保障儿童教育”，“丰富儿童的精神享受”，“重视儿童福利”，“营造儿童幸福生活”。

陈丽君被这节日的气氛感染得热泪盈眶，“哎呀，好可爱，多么漂亮的小孩，我要能做他们的妈妈就好了”。蔡智诚的心里也在想：如果结婚的时候就离开军队，现在一定也有自己的孩子了，那将会是多么快乐。

但就在这时，迎面开来了一队童子军，年龄各异高矮不等的少年们穿着小号的军服、扛着木制的马枪，吹着喇叭、喊着口号走得威风凛凛，可队列前的旗帜上却写着一个特别的番号——“遗族子弟学校”。 蔡智诚于是又想，幸亏还没有孩子，否则让自己的子女成为这支队列中的一员，那将是多么的心酸。

两夫妻就在这快乐与感伤的氛围中来到了谷家的府邸。走进房门，刚说明来意，谷正纲就拿出两封电报。

头一封电报是福建后勤司令部（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司令部）司令缪启贤发来的，他在电文中热情邀请蔡中校出任该部的参谋长。其实蔡智诚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位不知为何方神圣的缪司令，他明白，这是吴石副主任经过利弊权衡之后的考虑。而第二封电报的态度就明确多了，方先觉中将命令“第一陆军训练处中校教官蔡智诚接电后着即前往福州，向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报到”。

第22兵团是国民党于在福建新组建的部队，因为陈嘉庚在筹建过程中出了不少钱，所以根据他的要求，由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李良荣出任兵团司令（陈和李都是福建厦门集美村人）。该兵团下辖的各个单位全是战败之后重建的，其中就有原“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新任军长是从辽沈战场上跑出来的福建人沈向奎（原103军军长，后兼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原本设在南京的“第一陆军训练处”也奉命转往福建，教员和学员全部编入第22兵团，军校副主任方先觉被任命为兵团的副司令，实际掌管编练工作。

先前，蔡智诚就是被方先觉打发去双堆集跳降落伞的。蔡教官一去杳无音讯，方中将还以为他肯定已经死翘翘了呢，却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从俘虏堆里跑了回来，而且还攀上了谷正纲这门高枝。方先觉自己是当过俘虏又逃跑的，知道这种事情很不容易办到，第5军军长沈向奎也是从包围圈里侥幸逃生的块肉残躯，彼此顿觉惺惺相惜，当下认为决不能让这个既能在天上飘也能在地下跑的家伙去后勤部门发横财，应该把他弄到200师，给个团长团副什么的干干。所以，后勤司令部给谷正纲发电报，方先觉也照样发电报，理由很简单：你蔡智诚原本就是“第一陆军训练处”的成员，现在回来向22兵团报到是理所当然。

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不干。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谷正纲却先说了话：“你是个国民党员，你是革命军人，你应该回到岗位上去”

于是，蔡中校起身立正，原本准备推脱的言辞在此刻也换成了另一个无奈的字眼——“是”。

（发不完，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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