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高贵的囚徒们---两汉王侯的悲惨生活 -- 机会主义者

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招惹是非，即使生活苦点累点，但胜在知足常乐，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而生为一个诸侯王，要担心的事情可就太多了。政治上是没前途了，做的好徒惹猜忌，做的不好也会被弹劾，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可能遭到诬陷诽谤。史载文帝的兄弟淮南王长，为人刚烈强横，为人处事有任侠之风，得罪了一大批幸臣小人而不自觉，文帝表面上对其宽厚有加，内心却甚是忌惮，于是在继位第六年，以“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发为借口将淮南王招至长安治罪，张苍和冯敬揣摩上意，上奏称淮南王长“所犯不轨，当弃市”，所谓不轨，其意十分含糊，也十分阴毒，试想一下，在这个罪名下，连谋反这样的罪名都可以随便罗织，反正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差不多就是以心得诛的莫须有罪名。淮南王曾经独自手刃辟阳侯审食其，按汉制当诛，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然此一时彼一时也，文帝一旦对淮南王有了猜忌之心，也顾不得兄弟之情了。不过“不轨”的罪名还不足以服众，文帝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故意将这个处理结果召“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群臣的集体意见，还假惺惺的表示顾及兄弟之情从轻处理，废了淮南王的爵位，迁淮南王长到荒蛮的蜀地了此余生，淮南王长在半途中忧愤而死，文帝为了标榜自己仁慈的名声，竭力表现出对于淮南王长及其子孙的关爱和宽厚，将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了淮南厉王长的三个儿子，可惜一番做作没有欺骗得了天下人的眼睛，流传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就揭穿了文帝假仁假义的画皮。其实淮南王长如果政治嗅觉灵敏一些，应该早就感觉文帝对自己态度的转变。文帝曾经让薄昭书谏淮南王长数次，借薄昭之口说出了文帝自己的想法，书中责备厉王长自行安置王侯国内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而没有通过朝廷，而众所周知汉制规定，诸侯国中丞相由朝廷直接任命，其他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由诸侯王自行任命。这一规定直到吴楚七国之乱后才得以改变，此时作为一种罪名提出来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书中还提出希望淮南王长做出一种软弱的姿态，“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上；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这其实应该是汉文帝自己的意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对淮南王做出的一种威胁，可惜淮南王没有从中嗅出血腥的气息，没有把握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境地，一厢情愿的幻想文帝会顾及手足之情对自己网开一面，薄昭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样的幻想是非常危险的，“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事实完全证明薄昭所言的正确性，在皇权的权威面前，任何温情都是不堪一击的，任何人包括皇帝的至亲，除了匍匐在帝王的脚下乞求怜悯和施舍，根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汉文帝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开明的皇帝，但仍不能容忍对于自身权威的任何些许挑战。淮南王的死并不偶然，他的出身就已经成为了他的原罪，并将这种悲剧延续到了他的子孙身上。

淮南王安是淮南王长的长子，也就是组织编纂《淮南子》的才子。汉书中对他的评价非常混乱，一方面说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辩博善为文辞”、“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足见此人有很高的才情，博学好闻，名满天下，实在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学术性权威人物，以他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研究儒道杂家的学术团体名噪一时，连汉武帝对于他的这位叔父也“甚尊重之”；另一方面，汉书中大篇幅的充斥了对于淮南王安的诋毁污蔑之辞，甚至评价他“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说他很久以前就图谋不轨，田袜几句谄谀之语就让他大喜过往并大肆贿赂，后来为了不让谋反的阴谋外泄，用诡计逼迫自己的儿媳和儿子离婚，这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齿，也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小人如何能组织号召一大批学者编纂出《淮南子》这样的著作？要知道此时已非吕不韦所处的战国时代，论财力势力实力影响力诸侯王都无法与朝廷相抗衡，唯一的凭借就是个人的人格魅力，而一个道德败坏的野心家如何让天下的精英心甘情愿的为己效力呢？答案似乎就在刘安获罪的过程中，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淮南王安的太子刘迁练剑成痴，与郎中雷被比剑，被其刺伤，太子迁大怒，雷被为了避祸，自愿去长安参加讨伐匈奴的大军，刘安据此免去了雷被的郎中之职，让他自赴长安，本来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可雷被一到长安，马上上书就此事弹劾淮南王安，汉武帝迅速作出反应，“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这样一来就闹大了，把这个事件拿到现代来看，都不至于如此小题大做，更何况在等级社会，堂堂诸侯王贬迁一个郎中，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汉武帝如此处心积虑将此事扩大处理，明显有寻肇生事的痕迹，同时为了避免天下人的议论，召集其他诸侯王和列侯共同商讨处置方法，诸人均领会汉武帝的真实意图，争先恐后的大骂淮南王安的“罪恶”，随心所欲的诽谤中伤淮南王安，胶西王居然用“《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这样毫无事实根据的妄言作为指责刘安的依据，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淮南王自杀，太子迁及围绕在淮南王周围的学术精英们被尽数屠戮，“治党与，坐死者数万人”，一个生气勃勃地学术中心就此毁于一旦，全是由于汉武帝对他这位博学多才的叔父早有忌惮之心，逮着一个微小的借口就迫不及待的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不仅如此，还利用舆论制造刘安谋反的流言并留诸于史，同时竭力将刘安的个人形象妖魔化，制造出一个痴呆愚昧、毫无个性的庸人形象，比如史载刘安“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即喜：言汉廷治，有男，即怒，以为妄言，非也”，如此喜怒无常毫无心计的人居然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内隐藏谋逆的意图而骗过了天下人，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专制帝王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诸侯王，还要在人格上妖魔化他们，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事实上，专制帝王是不喜欢诸侯王在任何领域内具有威胁到专制统治的能力的，即使是学术领域也不例外，另一位当时的学术型才子河间献王德就比较乖觉，很幸运的逃过了一劫。史记上记载一段故事

《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河间献王之所以能够逃过一劫，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抛弃自己醉心的学术研究，在酒色中麻醉放纵自己，成功的瓦解了孝武帝对自己的警戒之心，才避免了走上与淮南王安同样的道路。诸侯王的生活，连最基本的精神追求都无法得以实现，为了避免猜忌而放纵自己，就成了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汉书中记载在诸侯王地日常生活中，“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宫殿之里，毫厘过失，亡不暴陈……”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相对而言，一个整天吃喝玩乐的诸侯王反而更容易让朝廷放心，这也导致了某些诸侯王的私生活愈发糜烂，甚至有所谓“禽兽行”的记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谁造成了这种恶果呢？还是皇帝的纵容，其实某些诸侯王的行为比起皇帝权臣来说并不出格，之所以在史书中被大书特书，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所造成的罢…………

（待续）

汉初，诸侯王对于自己的封地有几乎完全的管辖权，可以自行委任除丞相以外的一切官职，而且与朝廷一般无二，“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诸侯王在自己的王国内大权独揽，还拥有可观的赋税收入，简直就是独立王国。这样，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和广大的关外地区就成为了实际上平行的二元政治结构体系，在如吴国这类的老牌诸侯国内，在刘濞二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实力急剧膨胀，据史迁记载，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一更，辄于平贾。岁时问茂材，赏赐闾里”。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邦建国后至汉文帝下诏三十税一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号称休养生息的汉帝国中央政权一直实施的是十税一的赋税制度，百姓的生活仍然比较艰难，相对而言，吴国的清平政治对广大贫困的老百姓来说不可谓没有吸引力，史迁所说的亡命者，很可能大部分是生活无着而亡命至吴国的农民。从典籍的记载来看，刘濞在治理吴国方面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的，而这最容易招致专制统治者的猜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专制统治者往往会有心理极度膨胀的现象，会出现世人皆愚我独清的狂妄心理，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能力超越自己的人便极易心生嫉恨，会产生某种被害的妄想症，于是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打击竞争对手，甚至不惜在肉体上消灭威胁自己帝位的人。就吴王刘濞而言，史书中记载他图谋造反的证据实在比较牵强，比如，《汉书》中记载吴王“盗铸钱”，而类似的记载在《史记》中却是“益铸钱”，一字之差，性质便截然相反，联系到文帝时期的佞臣邓通可以文帝所赐之铜山私自铸币，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私自铸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犯罪，只不过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罪名罢了。史书中记载吴王在很早就有了谋反的念头，甚至用刘邦封王时看出刘濞日后有谋反之相作为他早有谋反之意的证明，而联系刘濞起事之初，在动员之际所说的话“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似乎刘濞并非在兵源上做过很充分的准备，有点类似临时征召的味道，从这些迹象来看，七国之乱很有可能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而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假如各诸侯王真要反，那么诛灭吕氏之际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实际上当时的齐王已经做好了进京的准备，吴王也不是没有机会，那么好的机会没有举事，怎么会在几十年后中央政权日益稳固的时机下仓猝行动呢？实在令人费解。

不管如何，这场叛乱终于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七国之乱后剩下的诸侯王的日子更难过，朝廷加强了对诸侯王的监视，首先削弱了诸侯王国的官制级别，《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说：“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鏊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光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而《汉书 元帝纪》上载：“初元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硬生生将诸侯相的级别降到朝廷所委派的地方行政代表的级别之下，以此来削弱诸侯王在地方的权力；同时对于在诸侯王系统内担任过官职的人，实行差别化的歧视政策，在升迁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对于这些担任过诸侯王体系官员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有可能成为他们人生的某个抹不掉的污点，对他们今后的仕途有着莫测的影响，因此，两汉的官场中人大多不愿意到诸侯国任职，比如汉初刘想让御史大夫周昌去赵国为相保护年幼的赵王如意，“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刘邦明确承认担任地方诸侯相是“左迁”，作为爱惜自己仕途的官宦们而言，自然就视到诸侯国任职为畏途，甚至百般推脱，《汉书 王吉传》记载：“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勿为王国吏。”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诸侯王身边没有能够依靠的能人，其行政权力完全被架空，成为一具躯壳而已，而小人佞臣充斥在诸侯王身边，对诸侯王施加种种不良影响，比如霍光曾一次诛杀昌邑王贺的随从二百余人，指责他们“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更有甚者，有人以告密作为晋升的密术，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都被如实或夸大反映到皇帝的耳中，这让诸侯王感到举步维艰，完全被孤立了起来，朝廷对于诸侯王的防范，几乎和防范匈奴无异，朝廷曾多次下令，高五尺六寸以上的马，十石以上的弩，都禁止流传到关外的诸侯国的广大区域。这种种防范措施说到底还是由于一种心理上病态般的恐惧感，对于诸侯王而言，不啻为严酷的精神虐待，因此有些诸侯王索性放荡形骸酒色无度，有些诸侯王从文学中定位自身的价值，两种做法都完全放弃了政治上的追求，以求得朝廷对自己的精神枷锁的解除。但即便如此，诸侯王仍然没有好日子过，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重重困境。

(待续)

周公的封建制是其政治理想的结晶，特征是用“亲亲之义，褒有德也”的一整套礼教来规范君臣的行为，克制君臣上下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觊越情绪，同时明确了各自享有的权力和负担的义务，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展自己的势力，同时全力维护周天子的权威，作为协调诸侯之间矛盾利益的最高仲裁者，可以说礼才是西周封建制的灵魂。这种众星拱月的形态要求天子在宗法上有无可置辩的绝对权威，同时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维持这种权威不被挑战；而大小诸侯在维护天子权益的同时，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按礼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同时也扮演着宗法上的地方最高长官的角色。这样自天子以至诸侯，下及国人，每个人在礼法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刘邦将异姓诸侯王问题解决后，一口气将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各地，只可惜刘邦家族人丁飘零，不似周文王子孙昌盛，且刘邦家族的素质较低，“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于是刘邦不得已连非骨肉至亲只是同姓的刘贾也封了个荆王，这样的封建缺乏宗法上的认同感，事实上也起不到巩固刘氏中央政权的作用，刘邦在衣锦还乡的时候感慨而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并非指安邦卫国之士，而是感叹刘氏子孙力量单薄，担忧政权大权旁落。虽然刘邦用白马之盟试图将刘氏的政权交接合法化神圣化，但事实正如他生前所担忧的那样，大权很快落入外戚吕氏手中，当初所立的刘氏藩王又成了独裁者的眼中钉，于是悲剧再次上演。齐倬惠王肥差点被吕稚用毒酒鸩杀，后得人指点尊同父异母的姊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并献城阳郡为礼，如此做贱自己才得以幸免遇难，而其他的兄弟们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赵隐王如意很早就被毒杀，赵幽王友被自己老婆吕氏告了一状，结果被关起来活活饿死，死后以民礼葬于长安；赵共王恢不爱吕雉给自己找的吕姓妻子，偏爱妾室们，可不管他爱上哪一个，都逃脱不了被他的善妒老婆鸩杀的命运，恢也算个多情种子，受不了相思之苦就自杀了，吕雉以此为口实废其嗣；燕灵王建倒是窝窝囊囊的活到高祖十五年死了，正室无后只有一个姬室给他生了个儿子，结果被吕雉派人杀了，就此绝了后；刘氏给吕氏压的喘不过气来，待得吕雉死后，部分忠于刘氏的大臣迎立代王也就是孝文帝继位，将不成器的吕氏无论大小尽数杀死，总算是恢复了刘氏的江山，接下来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天下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刘邦立下诸侯王已经所剩不多，封建制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再扩大了，但事实是诸侯王大泛滥就是这个时期：文帝生有四子，处了窦皇后生的景帝，其余三个都被封为王；景帝生十四子，除王皇后生的武帝，其余也都封王；武帝生六子，出了卫皇后生的戾太子在巫蛊案中死去，钩戈夫人生昭帝外，其余三人都被封王。这个时期已经不存在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了，那么立王的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压制旁系刘氏的力量，扩张自己嫡系的势力。高祖以降四代，就已经失去了血亲之间的亲近感变得相互猜忌防范，实在令人感叹。而周公创立的封建制最初的那点理想主义色彩和亲亲相护的动机，被封建专制所带来的猜疑、防范、压榨、纷争所取代，已经完全失去了本来的面目。由于汉初皇帝的嗣立并没有完全遵守宗法中立嫡立长的规矩，比如刘邦曾想立赵王如意，文帝由于诸大臣畏惧外戚专权重演，而文帝“太后家薄氏谨良”从而在与齐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景帝、武帝都不是嫡长子而被立为太子，这说明至少在有汉一代，立嫡立长之致并没有成为雷打不动的成规，立谁为太子完全凭皇帝的个人好恶而定，比如武帝晚年，长子戾太子据死于巫蛊之祸，次子齐怀王闳早薨，按规矩轮到燕王旦嗣立，但武帝嫌恶燕王旦（原因容后续），最后立了年幼的昭帝。这样的条件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每个诸侯王都有相同的机会成为天下的主人，于是嗣位者和诸侯王的关系必定充满着不信任，这样的封建诸侯怎么能起到亲亲相护的作用呢？不但如此，按规矩封王者其妻母一系也必须要封侯，于是大量的诸侯王顺带册立了大批大批的“恩泽侯”，同样将封侯的规则破坏殆尽，汉后期封侯泛滥，其实始肇于此。

皇帝和诸侯王的关系既然无法达到和谐的境地，于是防范和猜忌就成了诸侯生活的主要部分，当诸侯们感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引发了一场七国之乱，结果是一批高祖册立的诸侯王被打倒了，剩下的诸侯王和新立的诸侯王，继续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说不定哪天，灾祸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

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