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高贵的囚徒们---两汉王侯的悲惨生活 -- 机会主义者

家天下的弊端，就在于将天下视为皇帝一人的私产，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将统治者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至，即使面对自己的至亲血肉，对权力的贪婪往往掩盖了人性中温情的一面，宫闱之变几千年来不绝于史，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一部宫廷史就是一部血泪史，身在帝王之家的皇子皇孙们，除了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人，从出身伊始，就成为终身的高贵囚徒，等待他们的命运注定是艰辛而又悲惨的岁月。

秦统一天下，标志着周公创立的封建制正式寿终正寝，始皇帝的一系列改革中压根就没有考虑到给予他的子女们任何的权力和封邑，皇子皇女们是一群被排斥在秦帝国权力中心的边缘人，就连始皇帝最看好的长子扶苏就因为上疏说了几句儒生的好话，被始皇帝一脚踢到边关监军去了，撇开始皇帝这番举动的深层次原因不谈，小题大做至少说明他对于权力的敏感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连至亲之人的善意进谏也当成对于自己权威的怀疑和挑战，必除之而后快。始皇帝死后，胡亥用计取得皇位，将一干兄弟姐妹屠戮殆尽，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没有任何抵抗或成功的逃亡，所有人都似乎乖乖的引颈就戮。相比春秋时期重耳、小白，在内乱时还能成功周游列国避难，秦帝国的后裔们可谓毫无权势可言，纯粹是衣食动物。撇开春秋时期分裂局面导致的政治真空不言，秦帝国的皇子们相对春秋时诸公子几乎毫无个人势力可言。一旦有变，连最基本的保命措施也不能实施。诚然，秦帝国建立后，基于政治理想摒弃了分封制，改行郡县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同时也将政治权力收缩至中央，这样一旦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力稍有减弱，就会造成权力的失控。秦二世而亡，虽源于暴政，但是地方势力驱逐中央政权的地方代表机构所造成的连锁反应也是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

刘邦经过长期战争夺取天下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家族的势力扩充到整个帝国的边疆。刘邦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利用各方面的势力和人才逐渐在对项羽的战争中取得主动乃至最后的胜利，这些人和势力并不是基于什么政治理想或者信念站在刘邦这边的，韩信在汉中拜将之际和刘邦的一席话道出了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刘邦当初被围荥阳，曾打算听从的郦食其的进谏封六国之后以谋桡楚权，被张良八条不可实施的理由所化解。其中有一条就是“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居，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刘邦由最初徘徊在封六国之后与新兴平民野心家之间，逐渐坚定了满足新兴野心家的愿望，凭借众人之力取得天下的决心，最终成就一番霸业。王陵在汉定天下后总结刘邦胜利的原因是“陛下??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先天下也。”陈平也说过:“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这些都证明了刘邦策略的正确性，但问题是刘邦本人并不是心甘情愿将土地分封给这些功臣的，分封对于他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这些在封韩信为王时表现的很清楚，可以说分封伊始，就埋下了最后屠戮的种子。

刘邦登基后，开始着手剪除异姓诸侯王和功臣势力，尤其对于功高盖主的韩信彭越等人，更是觉得岌岌不可终日，必欲除之而后快，垓下会战甫一胜利，立即驶入韩信大营壁夺其军，改封韩信为楚王，逼其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齐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楚地，这样做还不放心，于次年伪游云梦，将韩信绑架到长安降为淮阴候，最终假手吕雉斩杀韩信于未央宫并夷其三族，刘邦闻之“且喜且哀之”，虽不置可否，但内心恐怕还是喜大于哀吧。韩信伏诛后，接下来彭越、英布、韩王信、臧荼、卢绾、吴芮一一被刘邦或杀或贬，唯有张耳早亡，逃过一劫，但传至子张敖就被贬为宣平候，要知道张敖还是刘邦的女婿，尚且差点被处死，其他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小心翼翼但求无过则已。刘邦将异姓诸侯王屠戮殆尽，留下广阔的地区成为政治真空地带，刘邦自己的势力大概只能维持在关中地区，其他地区则有点鞭长莫及，郡县制的优越性还未能充分体现，不能有效体现中央对于地方的绝对权威。此时刘邦对于所有的功臣包括相知多年有极深私交的萧何樊哙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这样一来，除了将自己的亲属子侄象种子一样散布到广阔天地中去守护刘家天下，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史迁写道：“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足见刘邦重拾封建的苦心，但是这种封建和周公的封建有着天壤之别，从一开始，骨肉相残的悲剧冥冥中似乎就已经注定了。

(待续)

• 2，秦汉（上）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3期 2004年7月20日 ※

周公的封建制是其政治理想的结晶，特征是用“亲亲之义，褒有德也”的一整套礼教来规范君臣的行为，克制君臣上下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觊越情绪，同时明确了各自享有的权力和负担的义务，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展自己的势力，同时全力维护周天子的权威，作为协调诸侯之间矛盾利益的最高仲裁者，可以说礼才是西周封建制的灵魂。这种众星拱月的形态要求天子在宗法上有无可置辩的绝对权威，同时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维持这种权威不被挑战；而大小诸侯在维护天子权益的同时，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按礼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同时也扮演着宗法上的地方最高长官的角色。这样自天子以至诸侯，下及国人，每个人在礼法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刘邦将异姓诸侯王问题解决后，一口气将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各地，只可惜刘邦家族人丁飘零，不似周文王子孙昌盛，且刘邦家族的素质较低，“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于是刘邦不得已连非骨肉至亲只是同姓的刘贾也封了个荆王，这样的封建缺乏宗法上的认同感，事实上也起不到巩固刘氏中央政权的作用，刘邦在衣锦还乡的时候感慨而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并非指安邦卫国之士，而是感叹刘氏子孙力量单薄，担忧政权大权旁落。虽然刘邦用白马之盟试图将刘氏的政权交接合法化神圣化，但事实正如他生前所担忧的那样，大权很快落入外戚吕氏手中，当初所立的刘氏藩王又成了独裁者的眼中钉，于是悲剧再次上演。齐倬惠王肥差点被吕稚用毒酒鸩杀，后得人指点尊同父异母的姊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并献城阳郡为礼，如此做贱自己才得以幸免遇难，而其他的兄弟们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赵隐王如意很早就被毒杀，赵幽王友被自己老婆吕氏告了一状，结果被关起来活活饿死，死后以民礼葬于长安；赵共王恢不爱吕雉给自己找的吕姓妻子，偏爱妾室们，可不管他爱上哪一个，都逃脱不了被他的善妒老婆鸩杀的命运，恢也算个多情种子，受不了相思之苦就自杀了，吕雉以此为口实废其嗣；燕灵王建倒是窝窝囊囊的活到高祖十五年死了，正室无后只有一个姬室给他生了个儿子，结果被吕雉派人杀了，就此绝了后；刘氏给吕氏压的喘不过气来，待得吕雉死后，部分忠于刘氏的大臣迎立代王也就是孝文帝继位，将不成器的吕氏无论大小尽数杀死，总算是恢复了刘氏的江山，接下来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天下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刘邦立下诸侯王已经所剩不多，封建制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再扩大了，但事实是诸侯王大泛滥就是这个时期：文帝生有四子，处了窦皇后生的景帝，其余三个都被封为王；景帝生十四子，除王皇后生的武帝，其余也都封王；武帝生六子，出了卫皇后生的戾太子在巫蛊案中死去，钩戈夫人生昭帝外，其余三人都被封王。这个时期已经不存在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了，那么立王的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压制旁系刘氏的力量，扩张自己嫡系的势力。高祖以降四代，就已经失去了血亲之间的亲近感变得相互猜忌防范，实在令人感叹。而周公创立的封建制最初的那点理想主义色彩和亲亲相护的动机，被封建专制所带来的猜疑、防范、压榨、纷争所取代，已经完全失去了本来的面目。由于汉初皇帝的嗣立并没有完全遵守宗法中立嫡立长的规矩，比如刘邦曾想立赵王如意，文帝由于诸大臣畏惧外戚专权重演，而文帝“太后家薄氏谨良”从而在与齐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景帝、武帝都不是嫡长子而被立为太子，这说明至少在有汉一代，立嫡立长之致并没有成为雷打不动的成规，立谁为太子完全凭皇帝的个人好恶而定，比如武帝晚年，长子戾太子据死于巫蛊之祸，次子齐怀王闳早薨，按规矩轮到燕王旦嗣立，但武帝嫌恶燕王旦（原因容后续），最后立了年幼的昭帝。这样的条件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每个诸侯王都有相同的机会成为天下的主人，于是嗣位者和诸侯王的关系必定充满着不信任，这样的封建诸侯怎么能起到亲亲相护的作用呢？不但如此，按规矩封王者其妻母一系也必须要封侯，于是大量的诸侯王顺带册立了大批大批的“恩泽侯”，同样将封侯的规则破坏殆尽，汉后期封侯泛滥，其实始肇于此。

皇帝和诸侯王的关系既然无法达到和谐的境地，于是防范和猜忌就成了诸侯生活的主要部分，当诸侯们感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引发了一场七国之乱，结果是一批高祖册立的诸侯王被打倒了，剩下的诸侯王和新立的诸侯王，继续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说不定哪天，灾祸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

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