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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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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七月,二十三日。

    考虑到关于庐山会议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也考虑到本贴后面的剧透者前赴后继,“触目惊心”,俺感到十分的压力。这本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充满了细节,充满了含糊的解释,对于俺这样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而言,挖据庐山会议的冒险非常艰难。------据此,在叙述史文恭的庐山会议时,俺鲁莽地首先把目光投射到了会议的第一个Turn-point.--------七月,二十三日。

    在流传甚广的《彭德怀自述》里,彭总是这样记述他的七月二十三日的。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事实上,这一段记载是完全错误的。东哥在这一日的重要发言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彭总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东哥的原话是:“。。。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般的说法是东哥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是指彭总,但如果联系上下文,“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显然,东哥是说自己要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而不是指责彭总。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里,东哥很明确地给出了他对彭总等人的评价,即:“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 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而联系到第三段,更可以看出,东哥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些同志的原因,是为了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所以,仅仅根据东哥的谈话,看不出当时对彭总和他的信进行批判,至多是一种警告。------彭总的自述是他后来被贬,软禁在挂甲屯的回忆,他所回忆的“批判”是后面的事儿。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对史料的辨析,对照非常重要。---好,回过头来,继续----

    既然东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谈话里,还没有把彭总等人,划到右派里,而且他还提出了团结这个号召,那么,为什么彭总,以及周小舟等几个秀才对东哥这个并不严厉的评价的反应却是非常的激烈呢?---

    在会议结束后,彭总就在会堂门口堵住东哥问道:“主席,那封信我是写给你作参考的,你为什么把它印发了?”东哥的回答,很奇怪也略有无赖:“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为此,彭总很伤心,在笔记里记到,和东哥三十多年患难相处,就算我的信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东哥要印发,也应该先给他商量一下。----彭总的这个抱怨很突兀,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彭总的这封给东哥参考的,关于当时局势的信不能印发给其他高干看,---我们也看到,早在七月十七号,彭总就要求收回这封信了。------一直以来,都是说彭总庐山上书是为民请命,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他老人家对这封信并不满意,对这封信给其他的高级干部看也非常不高兴,甚至要求收回这封信,差一点就把为民请命的“上书”收回了。-----那么,这就让我们陷入沉思了,彭总的这些举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同样的,听了东哥的谈话后,黄克诚大将“心情沉重,思想不通”,周小舟,周惠,李锐也是心情沉重,“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周小舟甚至认为,“主席的这番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的独断专行,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党的分裂”,而李锐,周惠都同意这个看法。到晚上,他们仨还气鼓鼓地跑到黄克诚大将处,周小舟说讲了斯大林晚年,李锐讲了,“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大将比较冷静,劝他们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检讨,有意见,和主席当面谈。 这三人才安静下来,后来彭总为西藏平叛来和黄大将商量,周小舟有对彭总说:“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剩三十公里了!”,彭总说:“着急又有什么用,”---(接着他们仨出来,路上碰到了罗瑞卿大将。。。。)

    后面的事儿,我们再说,同样的,东哥的评价引起了周小舟和李锐,周惠那么大的怒气,也是让我们后来者思索的。---事实上,看过东哥谈话全文的同学们应该知道,这篇谈话的板子并不是只打一方,而是“左”“右”双方都打了。---而且,东哥还屡次承认,1070万吨钢是他的责任。总之,还没有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啊?

    召唤土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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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间休息,逸事两则:

    1,1959年七月二十三日,是节气中的“大暑”。

    2,这一天,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给她丈夫打电话,说学校准备放假,她准备上庐山小住。她的丈夫当即劝阻,但浦安修半娇半嗔地说:“我从来没有跟你去哪里过,放假去一回庐山不行吗?”----于是彭总虽然感到尴尬,但还是迁就了自己的夫人。(以上引自马社香,《庐山档案----毛泽东和名人在庐山》。---------当然,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如果七月二十三日,彭总认为事态严重的话,还会迁就夫人来此游玩吗?

    相关链接: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 (一)

    史文恭:那年庐山(六)神仙会 (上)

    史文恭:那年庐山(七) 神仙会(中)

    史文恭:那年庐山(八)神仙会(下)

    史文恭:那年庐山(九) 东哥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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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那年庐山(八)神仙会(下)

      当讨论到切身利益时,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如果庐山会议对大跃进中,犯了错误的方面大员们进行追究的话,他们将要失去什么。

      有一个小故事,建国初期的时候,有一次朱老总和康大姐去江西南昌视察,江西第一书记杨尚奎在事先嘱咐夫人水静,将自己的房子腾空,给朱老总住。-----因为那时候,南昌还没有好的宾馆,朱老总来南昌,能住的就是这间前国民党大老熊式辉的公馆了。---------这个故事是水静写在她的回忆录里的。原意是为了表达杨尚奎对朱老总的尊敬和爱戴。这自然是对的,但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江西省第一书记住的房子,是南昌最好的。

      有很多天真或者喜欢留恋过去的人们以为,所谓的贪污腐败是1978年后忽然冒出来的怪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刚刚建国后的不久,干部的生活待遇特殊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了。这种制度如果不用TG原教旨主义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本是合情合理的事儿,一省的第一书记,生活难道不应该好一点吗?艰苦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成功了,难道有一辆好车子,有一所好房子,平时能吃一点山珍海味,不是很应该的吗?-----但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这样的日子,各个高级干部们已经过了十年。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何况奢了十年呢?以前是单身一个,枪林弹雨,现在是娇妻在旁,儿女成群,这样的好日子过下来,各个高官们还有当年的革命热情吗?-------柯庆施上山的时候,知道东哥要纠左,特意给当时政治明星周惠带了两条熊猫烟,柯老善于交游,恐怕行囊里的熊猫烟当然不会只有给周惠的这两条,可这些名烟,是否是他老人家自己的私银买得呢?----再举一个例子,周公在私德上的爱惜羽毛是有名的。他在中南海住西花厅,房子破旧的厉害,部属多次提出修补,他就是不肯,有一次趁他出国,部属们先斩后奏,就给房子做了简单的维修,想不到周公回来大怒,认为是浪费国家钱财,一方面要求将维修款从他工资里扣除,另一方面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深刻检讨,由于检讨的太多,让各部门的首长们很好奇,不知道总理的手下给他的西花厅修的有多豪华了,纷纷去参观。-----等现场看了以后,才是真正地震撼,因为确确实实只是一次必要的维修而已,而那些诸侯们的房子比起来,还有天壤之别。------当年,童陆生少将到北京,因为没有给王新亭上将换(好)房子,就被穿了小鞋。和周公比起来,王上将的水准不知要差到哪里去了。

      所以,一旦错误被认定,则对于各个方面大员而言,他们的生活就不是从奴隶到将军,而是从将军到奴隶了。所有的曾经的享受,都会被迅速地剥离。-----不仅是对他本人,还有对他的家庭。-----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在初期的“神仙会”里,很多方面大员的检讨都是半遮半掩的。----比如湖北的王任重,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在说假话”,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浮夸,只是听信的下面的“浮夸”------但问题是,假若浮夸的幅度不过是20%,50%也就罢了,可湖北的粮食产量浮夸程度到达了210%, 这样难以置信的幅度,作为一省的第一书记,王任重也上报了中央,这就不是一个轻信的问题,而是渎职的问题了。吴芝圃在检讨了河南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后,依然嘴硬,说公共食堂要90%巩固下来,农民的口粮可以保证每天1斤。------比照后来的信阳事件死了多少万人的残酷和惨痛,让我们该如何看待吴芝圃的“人均口粮一斤”呢?----恰恰是上面这种心态,使各个方面大员们,尤其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大员们自觉地站在了维护大跃进成绩的这一面,腼然为自己辩解。

      然而,事实无法篡改,公道自在人心。犯下的错误也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掩盖的。-------在各个巡抚大人忙着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有另一批人,和他们针锋相对,意见不同。这一批人,就是党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在大跃进中保持冷静的省级干部。主要是东哥的几个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李锐,还有吴冷西,周小舟,和周惠。---------这些人,一方面是没有犯错误,所以底气足。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嘛,看问题,至少他们自己以为,是比较深入地。----所以,对大跃进的弊病看的比较透,在追究责任的时候,抓得也比较深。-------------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是一个关系到无数人,各个方面不同利益的庞大的事项,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纸面上的习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决策的最优解只能是最照顾各方的妥协,而不是理论上的只考虑一个方向的最优解。-----就算是纠左,具体的工作还是必须依靠当初“左的厉害”的执行层,因此,必须首先让这个“执行层”解脱自己的顾虑,才有可能让他们投入到“纠左”的行列里来。------但对于这些知识分子们而言,他们并不考虑这些。-----对他们来说,只要说服了东哥,这个最高决策者后,自己就尽到责任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东哥在作这个决策时,需要多大的空间来回旋,也不知道那些犯了错误的大员们对他们的批评有多大的容忍空间。

      而作为最高位者的东哥,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跷跷板的中央,恰如很多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帝王,也会为后宫太多的佳丽无法满足而苦恼一样,东哥也明白自己作为众多争风吃醋的手下邀宠的目标,有时候也艰于应付。----那些如许世友这样直来直去的,还好办,因为他们的忠心是死心塌地的,无条件的。而对于这些有一点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们,东哥其实很伤脑筋。因为这些人的忠心,建立在要求东哥必须正确的前提之上。所以有时候这些秘书们进言时,东哥是哭笑不得的。在李锐的回忆里,他深情地记述到,当时东哥叫周小舟,周惠和他谈话时,周小舟说了一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锋芒直指东哥,但东哥听了还是“丝毫没有反感,更加谈笑风生”。--------其实很明显,李锐并不知道演技也是一个政治家必备的技能之一。

      ------但无论如何,庐山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看法还是最接近大跃进的错误实质的。至于别的干部是否早就认识到了,而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比如周公,或者各个省的首脑们),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在满怀热情地向东哥痛陈大跃进的弊端时,他们纯洁地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进一分责任。这当然无可置疑地正确的。----可惜同时,他们因为年轻,气盛,既没有负担,又自以为取得了最高位的支持,所以言语中不免对犯了错误的高干们有了冲撞。周惠和刘建勋,李锐喝酒,就随口说了一句“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应该打一百大板。。”话传出去后,让一批人气的咬牙。

      总而言之,在议论纷纷中,庐山风云际会,烟雾迷茫。神仙会下,东哥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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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有个上海军管会的分房文件

        还没解放上海,已经把房子分好了。从独幢洋房,Townhouse,新式里弄到石库门。哪一级干部陪哪种房子,工作做得真细啊。

        还有人把TG的工资待遇表和国民政府的比较过,结论是TG干部的待遇远远高于。

        从这些历史档案来肯,官僚主义特殊化,腐败的源头,从一建国就有苗头了。怪不得润同志看不过眼,要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直到最后文革。

        • 家园 TG高干中大部分都是农民,翻身做主人嘛

          你觉得他们能怎么理解做主人。

          • 家园 这个说法是个骗局,事实恰好相反

            “党政民县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比例,区村干部及支部干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也大多数娶地主女儿作老婆”“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造,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占果实多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和富农,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当为村中五大领袖,及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刘少奇1947年8月3日给中央的土改报告)

            其实,看看马甲的《骑兵》就知道:当骑兵需要自备战马,当步兵需要家中有多余劳力,可想而知,家中若无经济基础,根本当不起脱产兵。所以,在抗战时期TG的主流至少应是中农以上。即使入伍时大致公平,入伍后的选拔也对富农有利——基层指挥员起码要识字,穷人的孩子有几个能识字的?所以,土改前夕TG的基层干部基本全是富农地主子弟也就不足为奇。

            要说TG的伟大,就在于时刻记得纯洁队伍,对自己人下手绝不心软。在上面说到的土改中,TG放手发动群众斗这些新恶霸。结果,以太行区涉县更乐村为例,全村182名党员,其中24人被斗,17人被开除,15人被殴打,12户扫地出门(没收一切财产),还有2人被处死,一人自杀。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TG内部有这么多PUSSY派希望TG早点倒台了吧。血债啊!

            通宝推:桥东棒棒,
        • 家园 号召人民斗官僚,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我感觉,官僚斗掉一批,从人民中提拔出来的官僚又会慢慢堕落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从历史上来看,莫不如此。

        • 家园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TG太狠了....

          我以前有个女友,外公外婆原来是浦东金桥的农民,49年上海围城的时候,从浦东往浦西倒腾鸡蛋,换了一堆金条!然后换了两栋法租界的小洋房--当然,后来解放军进城了,只给人留了一间房——于是唠叨了两代人,毕竟人家曾经阔过嘛.....

          so,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金桥农人不能知此,故做金桥耳。

          • 家园 被收掉房子算运气好,被划成地主成分那就怨到死

            49年兵荒马乱的,土地不值钱,很多人就那几个月像捡漏一样买了点地,结果土改一来,不打折扣被划成地主,永世不得翻身

          • 家园 你如果有机会再问问她是哪一年收的。

              当年解放军进城时,没收或者说接收的房子是官僚资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前政府的和逃台那批人的。一般私人出租的包括民族资本家的收归国有,是在五七、五八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事。

              俺爷爷当年有三百多平方私房,因为老家已经没人住五十年代交公,但政府还给房租一直到快文革的时候。

          • 家园 【此类事情甚多】大连南山青岛八大关都有,就是上海不多见

            因为上海的官僚资本多,接受力度大,老百姓钻空子的机会少。

          • 家园 赫赫,此类故事常听到

            不是有河友说有快解放了长工买了地主的地,结果一解放就全分了。

      • 家园 赞同这一句

        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决策的最优解只能是最照顾各方的妥协,而不是理论上的只考虑一个方向的最优解。

      • 家园 神来之笔
      • 家园 所谓“最优解”不一定是可实现的,很多人都不懂!

        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是一个关系到无数人,各个方面不同利益的庞大的事项,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纸面上的习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决策的最优解只能是最照顾各方的妥协,而不是理论上的只考虑一个方向的最优解。-----
        政策执行是一定要靠中间层的,所以官僚的力量,不论是大官僚还是县乡的小“兵僚”都是有自己的固有权利的。只有身在其中的才能体会。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去贯彻决策者意图也是学问。天道有常,中国人爱用“术”,西方爱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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