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四）洛甫的发言 -- 史文恭

毛主席在《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二）1966.10.24》的讲话：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主席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转向陶铸）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新四军皖南事变，彭的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是搞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罗、陆、杨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犯错误路线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七大时陈其源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委员了，现在只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概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能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么？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着起来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那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話，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我看到的一篇关于文章：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落马

文章全文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5/40666.html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同时撤销国防部长职务。在为“改革”开道的喧嚣声中，“彭德怀冤案”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否定毛泽东的一颗炮弹。

按照右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说法，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善意的批判，打击报复彭德怀。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尽管官方资料一直没有公开，可是许多参与者的回忆录已经可以刻画出彭德怀事件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将这个大致的情形叙述一遍，同时指出疑点所在。

首先，所谓庐山会议其实是两个先后相连，内容完全不同的两个会议。前面一个“庐山会议”是总结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研讨会；后一个“庐山会议”是八届八中全会，是专门解决彭德怀问题的中央全会。前庐山会议是7月2日开始，到23日结束，后庐山会议是8月2日正式开会，16日结束。

前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为纠正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的最后一个。在这之前先后召开了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和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都是为了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在召开这次——前庐山会议——会议时，党犯了左倾错误已经是党内高层的共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需要弄清哪些是错误的，是必须改正的，哪些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当然，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争论必然是激烈的——因为那涉及到责任！除了毛主席，还有几个人愿意为错误承担责任？

彭德怀的“万言书”是7月是4日写的，最早也只能是14日交给毛主席的。此时会议已经开了13天了，应当说各方的观点已经表述得差不多了。

问题是：是否是彭德怀的意见太激烈，太出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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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兄看过全文没?

知识"分子" 们,往往是肚子里有话, 憋着不敢说, 看到风向有利, 就亢奋地一股脑的倒将出来, 倒完了是既痛快,又后悔. 洛同学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