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改革开放的黄昏 -- 镭射

改革命运系于开放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的促动下进行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

　　

　　□ 张维迎　　经济学家

　　

　　原载于《权衡·新青年》2006·10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人才等。的确，从经济上讲，开放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使全球总财富增加，福利提高。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很多人忽略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的促动下进行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学者和官员持这样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是因为我们老在搞政治运动，没有真正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如果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并在制定计划时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经济是能搞好的。而在这之前，更多的人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幸福的国家，世界上有2/3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打开国门之后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何等的落后，国民经济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当时舆论界有一个很大的思潮认为：中国从明朝开始封闭自守，到清朝初期继续闭关锁国，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技术，导致落后挨打。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而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样，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开放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信念。

　　

　　步履艰难的开放

　　

　　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而这种开放并非一帆风顺。

　　中央政府对经济特区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政策，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特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导致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特区的发展来自其他地区的财富转移，而非真正的财富创造。

　　当时的政策规定，出口商品所得外汇，深圳等经济特区百分之百可以自留，而内陆城市只能留一小部分，大致20％、30％左右，其他大部分都得上缴国家。上缴之后，中国银行给你结汇，例如上缴1美元，中国银行付你1.5人民币。当时这个美元价格是低估的，低于许多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比如你是陕西企业，出口得到1美元，交给国家，国家按照牌价给你1.5人民币，而为了出口这1美元的商品，收购的价格可能达到2块钱，所以出口越多亏得越多。

　　而在深圳的公司，出口商品换得外汇1美元，不需要交到中国银行；它可以再进口商品，到国内可能卖到3块、5块钱。这样的话，同样的东西在深圳出口能赚钱，在内地就不可以赚钱，或者深圳赚得比内地高多了。所以内地的商品都往深圳跑，深圳那些公司也来内地抢购土特产什么的。这样就引起一些反弹，内地和沿海的矛盾很大。当时很多人骂深圳人赚了内地的钱。

　　现在来看，深圳和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当初不这样做呢？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深圳退回来，也是把外汇百分之百交给中国银行，那就没有贸易，谁都不愿意做，财富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二是我们都按照深圳的政策一视同仁，包括西安、郑州都按照深圳去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初人的观念没有到这地步。就像1990年代之前开放上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计划经济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或者说上海是我们维持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库房，好多消费品的供应都依靠上海。

　　从权利意义上讲，当时的情况是给哪一个城市进行国际贸易的权利，就等于给他一个特权。如果没有意识形态、计划经济管理的束缚，不需要给任何一个地方特权，所有地方一视同仁，那可能更好，但是做不到。所以你只能走这个次优，部分地方开放了以后，然后是农村包围城市，逐渐的开放。开放是给一部分人特权，然后逐渐瓦解这个体制，当特权普及到每一个地方，就没有了特权。

　　

　　以开放促改革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经常受到利益集团的阻碍。过去有些体制改革走不动的时候，也会借助于开放去推动。

　　我记得1984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就受到了外经贸部和进出口公司的抵制。那个时候的外贸体制是国家有十家大的垄断性专业化贸易公司，所有生产企业根本不允许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也不了解国际市场，外国企业也不知道中国的市场。所有的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这十家贸易公司做，他们不欢迎其他企业和地区与国际市场有任何的接触。

　　当时出台的外贸体制改革就是想打破这种垄断，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自己出口，或者成立地方性的贸易公司。但这对于垄断性国际贸易公司和他们的主管部门外经贸部来说，是动饭碗的问题，自然不能支持。但对中央出台的改革，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开始想各种办法暗中抵制，让改革自然流产。

　　如果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外贸改革，外贸部和原来的垄断性贸易公司应该把海外的客户信息告诉新的贸易公司，或者向各省开放。但这样的话，旧贸易公司的利益就没了，所以他们选择了封锁信息和贸易渠道的办法。新成立的那些地方贸易公司、自营出口公司从来没有在国际市场上跟人家打过交道，就两眼一摸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闯到了香港。

　　于是香港也出现一批新的贸易代理公司，跟他们打交道。但这就侵害到香港传统代理商的利益，因为这些代理商是跟北京的旧贸易公司专做大陆生意的。贸易公司多了以后，没有了垄断地位，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损害。于是他们就来北京找最高领导人叫喊，说外贸体制改革把市场搞乱了，很多公司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国家利益受损害了。他们的声音对政府很有影响力，结果，中央又出台新的文件：外贸体制三年不动。改革又收回来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改革领导人的策略是，搞一个新的办法，在沿海开放14个城市。不是贸易公司垄断没办法吗？那开放城市，给这14城市进出口自主权。旧体制不能从正面突破，就通过侧面迂回突破。这就是以开放促改革，我们的体制改革就是这么过来的。

　　

　　珍惜今日开放

　　

　　更重要的是，改革和政治过程是相连的，中国好几次改革遭受挫折的政治运动都是因为开放导致的压力被弱化。比如说，1983年大陆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许多改革措施搁浅，导致好多外国人不敢跟我们做贸易，对中央产生了压力，才使得政治运动不了了之；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有一些比较“左”的、信奉传统计划经济的人，想利用这次政治运动走回头路，也是由于开放了没法倒退；甚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也有些比前两次更凶猛的左派，想利用这次风波来否定改革，但是因为开放没有办法做到。

　　中央领导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理性、明智的，包括加入WTO的决策。我们这几年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市场经济的建立取得了重大进步。如果没有加入WTO的压力，这些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那就不可以自己关门瞎来了。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开放是推动我们改革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开放不会有改革。

　　我之所以强调开放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历史经常被遗忘，人们对拥有的东西往往不觉得珍贵。在当前关于外资并购的讨论中，希望这些经验引起大家的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但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与时俱进地调整一些政策的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走过头。

2008 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当晚记者拍摄到员工们正在连夜搬家。不仅如此，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AIG也传来濒于崩溃的信号，这些消息震惊了整条华尔街，也震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媒体用醒目的标题——“危情华尔街”对此次的金融巨变进行报道。

香港2月23日电/意大利《新闻报》2月22日载文《中国失去对西方的崇拜》，摘要如下：

金融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幷非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秩序的混乱，或者工人失业、公司和行业倒闭，而是西方政治体制相对于中国崛起的知识及文化优越感的衰落。

简而言之，危机发生之前，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完全相信西方的金融体制，而不信任自己的。北京甚至邀请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自己的国有公司，以改善本国公司的绩效。这一情况在政治上表现得没有这么乐观，但是，西方在文化上仍然占据上峰。中国认识到了民主化的必要性，但是它对照搬西方的模式感到犹豫，担心那会使自己的国家陷入陷阱。

金融危机透露出了另外一个事实：自吹自擂的西方金融机构竟然千疮百孔，曾经被人羡妒的管理技巧也失去了吸引力，即使是曾经使西方人对中国指手画脚的西方道德也在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诈骗案及其爱好被曝光之后彻底崩溃。

如果说在金融体制上是如此，那么，进行西方式的政治改革也同样丧失了更多动力。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文化和知识优越性削弱了。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因为西方民主化的驱力主导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景观。19世纪末，短命的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引进西方式的改革。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向中国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的另一努力。毛泽东之所以信任苏联是因为他相信莫斯科是西方思想的真正先驱，可以打败华盛顿。而在这一信任瓦解之后，北京又把目光转向了美国。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北京承诺到2000年让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然而这场危机让北京认识到，货币自由浮动会使自己的经济体制遭受到国外投机者的潜在攻击。货币自由出入一个国家也将制造繁荣和破产的短周期，正是这样的周期让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这些国家陷入了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倒退，发生动荡的国家会变得像经历过战争一样的穷困。最终，中国不完全浮动的货币政策抵御住了金融危机的浪潮，幷帮助许多邻国恢复了经济。

自那时起，让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的打算幷未搁置。中国让人民币进行了一些波动，但是，西方文化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了。中国幷未将西方的理念拒之门外，但已经不想再听任美国对其货币政策施压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效应与上次类似，但更大了。1997年的危机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实力，因为西方可能幷不关心它对亚洲国家的打击；或者，它们认为这是一种形式的“经济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还有可能是它们想给这些亚洲新兴国家一些教训。无论如何，美国的知识超级大国地位得到了肯定。而如今，美国自己也遭受了重创，人们再不会完全相信它的实力了。

在没有了向导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进行独立思考了？美国的榜样作用正在消去，中国必须更加懂得照顾自己了。当然，美国会从危机中恢复，但是何从恢复又何时开始恢复呢？面临危机，中国又该如何做？这些都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学习过程似乎就要走到尽头了。中国不会，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会回复到苍老而无力的儒家。作为政治苍穹上永恒的明星，中国和西方已经驶入了不明水域。

在当前全球经济减速中为数众多的实际或可能的受害者中，其中麻烦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了。西方金融机构的动荡和信贷紧缩，正在令许多中国人质疑全盘引入类似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明智。与此同时，全球衰退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也在政治上制约着北京，可能降低对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兴趣。现在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都处在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头。

……

中国应该避免误读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让时钟倒转不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自身而言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中国自然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但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中国显示出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信心，并继续致力于市场自由化，中国则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