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罐中的呼喊——巴勒斯坦小说《烈日下的人们》 -- 江城孤舟
家园 【原创】铁罐中的呼喊——巴勒斯坦小说《烈日下的人们》 1972年7月8日，那个炎热的季节里看似平常的一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郊外，一个36岁的中年男子，打开了自己的车门，他的外甥女欢笑着坐进车内，他看了看孩子，微笑着踩下了油门，发动了引擎，可随后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是炸弹爆炸的声音。安放这枚炸弹的，是以色列特工机关——摩萨德。而在这次爆炸中，一个巴勒斯坦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外甥女失去了生命，巴勒斯坦最杰出的作家，能向世人发出被欺凌民族之呼声的斗士，从此又少了一位，他的名字叫作格桑·卡纳法尼。
格桑·卡纳法尼，巴勒斯坦作家。生于加沙。1948年5月被迫逃亡黎巴嫩，后迁居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大学学习。50年代初，投身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后在科威特任教，并从事文学创作。60年代初在黎巴嫩从事新闻工作。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曾担任阵线机关刊物《目标》主编。曾访问中国。1972年7月8日在贝鲁特被以色列特工暗杀。
在不断流血的中东，死个人也许是轻飘飘的事情，阿拉法特这样的传奇人物，一生躲过了那么多次暗杀，最后不还是被软禁数年，悲惨地死去了吗？其他巴勒斯坦的著名领导人也是一样，他们中少有能安稳地死在床上的。也许格桑·卡纳法尼在决心投身革命，在写出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时，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但是，他从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作家。他的笔下流淌出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这些文字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以色列当局的脸上，也抽打在巴勒斯坦人的心里。他的作品数量不少，如小说《所剩之物》、《重返海法》等，都具有一种能深刻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最为精彩的，就是1963年的小说《烈日下的人们》，这是巴勒斯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甚至胜过了同为巴勒斯坦作家的乌迈伊勒·哈比比的《乐天的悲观主义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与哈桑·哈米德的《叶阿孤布女儿桥》，而在“20世纪最佳阿拉伯语小说排行榜”中排行第5位。
《烈日下的人们》这部作品，虽然语言用词极其平实，但却具有真正摄人心魄的力量，也是将那个时代巴勒斯坦人民境遇写到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作家一个人写就了这部作品，而是全体巴勒斯坦人，包括居住在以色列境内者与流亡海外的难民，共同完成了这部只有60页的中篇小说。
话说在美国的一次所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进行积极“对话”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一个个激情高昂、唇枪舌剑地互相陈述着对巴以和解的高深理论。正在这时，坐在台下的观众中一人起身提问说：“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农民。1948年我被人从巴勒斯坦逐出，就去了黎巴嫩。然后我又被人从黎巴嫩赶出来，去了非洲。然后是欧洲，再然后是这里。今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叫我离开这个国家。能不能请你们学者中的哪一位告诉我，现在我应该去什么地方？”学者们面面相觑。他们遭遇到了整场的尴尬，就连当时身处其中的著名学者——《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不能幸免，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一个学者能回答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他自己也不能例外，他觉得很遗憾。
如果您能对这个问题能有所感触，那么我相信您也会被《烈日下的人们》所打动，因为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几个飘零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
60年代，是世界忙于两极争霸与意识形态革命的年代，但巴勒斯坦的居民们无暇顾及这些，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想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条出路。而与此同时，海湾那些产油国正在吸取石油红利，因此也吸引了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注意力。海湾国家，如科威特简直就是黄金国，是可以赚取糊口费用的天堂、流淌着奶和蜜的福地，但如何到那里去？对贫苦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偷渡。先从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逃到约旦这样的周边国家，然后再从约旦偷渡到伊拉克，最后从伊拉克偷渡到科威特，而这注定不会是一趟轻松的旅程。作者叙述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展开。
艾布·盖斯，本书出场的第一个主人公，忠厚老实的中年人。他原本是农民，热爱自己的土地，以至于来到伊拉克后，还要试着趴在地上，看看这里的土壤是否有与家乡不一样的气息。他比起父辈和小辈们都不同，是完整的经历了以色列侵入巴勒斯坦全过程的那一代人，犹太人抢走了他的土地、房屋、还有10棵果树，将他一家人赶到一间小房中，寄人篱下，处处受气。妻子生出的女儿，很快就夭折了，原因是过于羸弱。他本人在以色列人来之前还接受过小学教育，而他的孩子们，连这点基本权利都已经失去。即使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是忍受了10年，不为别的，只因为故土难离。但他的朋友却尖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你只是在幻想，在逃避，难道你还能拿回被抢走的土地？
他终于醒悟到自己浪费了10年的时光，于是只有选择偷渡这条路，好为妻子和孩子们争取到一个比较好过些的未来，如果在科威特能赚到钱，首先得让孩子上学，然后是再去种点橄榄树，最后是找个地方盖座房子，一个农民最朴素的愿望，仅此而已。
这样一个老实人在路上吃了多少苦头，作者没有写，我们不知道，但当他终于来到伊拉克，与组织偷渡到科威特的蛇头见面时，已经给不起蛇头要求交付的15第纳尔的款项了。大地虽然广阔，又有何处能慰藉他呢？
艾斯阿德，本书的第二个主人公，一个身体强健的青年，因为要养家糊口，也要偷渡到科威特去打工。然而，他在路上就吃了大苦头。在从约旦偷渡到伊拉克时，他寻找到的那个蛇头，虽然在十几年前是与他父亲并肩作战，抵抗以色列侵略的战友，但却在收了他的费用之后，在半路上把他给丢在了沙漠里，自己溜掉。阿拉伯的沙漠是何等严酷的环境？幸好那个蛇头还算有点最后的良心，把他丢下去的时间是傍晚，太阳已快落山，威力已经不太强烈，否则只怕很快就要出人命。但即使这样，在夜晚的沙漠中徒步跋涉的他也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幸好他遇到了一对外国夫妇，不但救了他，还把他带到了伊拉克。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听到蛇头要求交付15第纳尔以偷渡到科威特时，第一反应就是抵达后再付款，却被无情地拒绝了。这是卖方市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在沙漠里曾经见到过硕大如狐狸的老鼠，而在伊拉克居住的破旧旅店也是老鼠横生，作者还在此处特意写了蛇头对他说的一句话“当心点，别让老鼠把你吃了！”，这是什么寓意，大家一看便知。
麦尔旺，本书的第三个主人公，十几岁的少年。其实，无论是看他瘦弱的肢体，还是那幼稚的精神，他根本就是个孩子，一个天真而不通人情的孩子。因为口袋里只有5个第纳尔，他居然能拿“到公安局去举报”这样的话来试图威胁蛇头减价，确实是幼稚得太过分了。于是结果就是让蛇头不屑一顾，又吃了蛇头的一个耳光。
他只是个孩子，所以他流泪了。他本不该来到这里，而应该在学校里读书。但他的家庭却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使他不得不辍学，而走上了这条道路。他的一家都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之前偷渡到科威特的哥哥，每个月寄些钱回来养家。可是，忽然从某天起，哥哥一分钱也不寄回家了，整个家庭的生活立即陷入苦难中。而在此时，他的父亲又突然和母亲离婚，抛妻别子，与一个断了腿的残疾女人结婚了。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他只有去科威特当童工，再没有别的办法。他一直在想：等到了科威特，就能找到哥哥帮忙。就算哥哥不帮忙，他自己也能找到工作养家。听到这样的感想，我们也许会说他有志气，也许会说他太傻。
他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但却总有一封怎么也发不出去的信。那信是写给母亲的，内容则是希望母亲能原谅父亲的行为。的确，父亲抛妻别子是不负责任，但他也的确是根本养不起这样的家庭。他父亲的梦想竟然是“哪天能住上水泥房子就好了”，对，就只是这样而已。而上天也的确给了他父亲一个机会，有个老人的女儿在很久前被以军炸断了腿，成了残疾，因此获得了国际慈善机构的援助，住上了水泥房。而这个老人则宣布：谁能和他女儿结婚并照顾她一辈子的话，这房子就归谁。于是麦尔旺的父亲选择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而抛弃了结发多年的妻子，还有那些亲生的孩子。
我们能如何评价这种行为呢？至少麦尔旺是试图原谅父亲的，而且在麦尔旺出发时，他父亲还是来送别了，还偷偷地在他手里塞上了几个第纳尔，在那一刻，他几乎要哭出来。
当他被蛇头赶出来，已经觉得走投无路时，他遇见了一个名叫艾布·海祖兰的人，这将影响到他与其他两位主人公的命运。
艾布·海祖兰，又高又瘦，长得像竹子，却有着狡黠的目光和过人的精明，他听到麦尔旺说到哥哥不再寄钱回家时，立即就给出了答案——“因为你哥哥要准备结婚了”。他说话轻浮，玩世不恭，但似乎又很有同情心，决定帮助麦尔旺一回，即使麦尔旺只能支付5个第纳尔。当然，为了薄利多销，还得再找几个顾客来。
于是，艾布·盖斯、艾斯阿德与麦尔旺三个人聚在了一起，以艾斯阿德为代表，与艾布·海祖兰展开了谈判。价钱上没有大问题，也可以抵达后再付款。但艾布·海祖兰给出的偷渡方法，却是真真正正让人魂飞魄散，肝胆俱裂，他与边检人员是熟客，所以只要让三个人躲进他的水罐车的铁罐中，就容易一路瞒天过海。可是，在阿拉伯烈日胜火的8月份，在正午的沙漠中，气温可以达到60摄氏度的情况下，密不透风的铁罐里根本只能用地狱来形容。
三位主人公本来是打算拒绝，但艾布·海祖兰的一席话让他们绝望了，即使他们出得起15第纳尔，去找那蛇头，偷渡的危险性也决不比躲在铁罐里小！已经有多少人在蛇头的偷渡中丧命了？谁能说得清？
于是，三位主人公只有跟着艾布·海祖兰上路。
“汽车载着他们，也载着他们的梦想、乞求、希望、家庭、贫困、不幸、力量、弱点、过去和未来，开辟着道路。它好像正去撞击未知的新命运的大门，所有的目光都悬望着这大门，但它好像被重重的无形大山所阻隔……”
在他们通过第一道关防时，只用了6分钟，当开到安全地界时，艾布·海祖兰还向那三人炫耀速度，但三位偷渡者所经受的苦难，已经使他们几乎都说不出话了。这铁罐里的6分钟简直比两个小时还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真正的煎熬，以至于他们从罐中出来，来到烈日下时，竟然会感到极其凉快。
路上还有最后一道关卡，他们最后能到达科威特么？
亲爱的朋友，你们心目中设想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艾布·海祖兰也是小说描写的中心人物，这个表面上轻薄乐观的司机，似乎对一切都不太在乎，但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内心中早就万念俱灰。他曾经也在反抗以军的游击队中驾驶车辆，却在战斗中失去了生殖器，成了废人，当年浴血疆场的豪气与理想，早已经荡然无存，他想的也只是为自己赚取些钱财而已。但他依然可以说是还保留着点良心，他会同情麦尔旺的遭遇，也会为躲进铁罐的三位偷渡者着想，而试图加快通关的速度。但这点良心，也会极其轻易地被各种欲望战胜，他会从尸体的手上摘下手表，也会一直想着给尸体挖坟墓，最后却将尸体抛在了郊外的垃圾堆旁。一个人，不，是巴勒斯坦人这个民族，是如何逐渐丧失了斗争的勇气和毅力，竟然堕落到这种程度的？连艾布·海祖兰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在小说的最后瘫倒在驾驶盘上，才会发出那样在沙漠中久久回荡的咆吼：
“你们为什么不从里面敲打铁罐？你们为什么不呼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一部真正纯黑色的小说，全书中找不到任何能让人愉悦的地方，那种越来越沉重的感觉，像巨石一样堵在我的胸膛中，因为它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到让人再无回避的余地。全书里没有宗教，没有任何人们心目中代表阿拉伯人的符号，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犹太人角色，但看完后，你只能承认，小说描写的就是活生生的巴勒斯坦人，但他们的形象意味又超越了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这本书中告诉了我们，除了贫穷和恐怖分子以外，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的没有什么不同。当然，他所说的这个“没什么不同”的含义，如果你能看完这部《烈日下的人们》，就会对其有正确的理解。《烈日下的人们》（英文名：Men in the sun；日语名：太陽の男たち）曾由郅溥浩先生译成中文，刊登在《春风译丛》1981年第二期，题目是《阳光下的人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
巴勒斯坦难民无论是留在本国，还是流落异乡，其悲惨境遇都堪称无以复加，但吃苦也好，享福也好，人总是会死的，难道非要在铁罐中忍受煎熬，再悄无声息地慢慢死去么？作者为了向人们阐述这个宗旨，为了揭露出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民族自身的劣根性，而在作品中将意识流、时空交错、象征隐喻等现代写作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极其有艺术感染力。我看过的中外小说数量虽然不少，但既能让人欲罢不能，又使人不禁落泪的着实不多，格桑·卡纳法尼凭借这一部作品，跻身世界一流作家已经当之无愧。
格桑·卡纳法尼后来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在其《萨阿德的母亲》中，开始宣传群众是革命的源泉和希望，而到了写《重返海法》时，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当我看到巴勒斯坦的悲剧，事实上我是把它看作全世界悲剧的象征”。所以在《重返海法》中，他塑造了一位有着慈母之心，也和巴勒斯坦人一样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的，收养了阿拉伯孩子的以色列母亲形象，在这里，以色列的平民已经不再代表“敌人”，而是作为和阿拉伯人一样的人而存在，但最终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个人彼此之间可以达成谅解，但国家与民族的仇恨却是不会因此消除的，这就是巴以之间的历史性悲剧。
既然格桑·卡纳法尼有了这样的见解，那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阿拉伯作家与犹太作家。比如他就批判过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因为阿格农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作品公然为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辩解。如短篇小说《塔布拉》中，女主人公竟宣称：“我祈求上帝把耶路撤冷的疆界扩大到大马士革。”在他的长篇小说《海洋之心》中，把黎巴嫩的两个大城市苏尔和赛达均划为以色列的领土。其中还有描写以色列人逼近土耳其首都的场面。然而，阿格农在196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色列政府多次给他戴上桂冠，授予奖励，甚至在他居住的塔勒皮约特区小街入口处，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醒目大字：“请安静！阿格农在工作！”而认为巴以的平民彼此间可以和解，认为“祖国首先意味着未来，而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和怀念”的格桑·卡纳法尼却死了，死于摩萨德的炸弹下，死于那个被有些人有意回避的名词——国家恐怖主义下。
这样的事件曾经多次发生过，却在某些刻意的宣传下被许多人遗忘了，人们只记得阿拉伯人的汽车炸弹，却从来没意识到，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根本就是以色列人玩剩下的。巴勒斯坦的悲剧是弱小民族的悲哀，但当这河里的某些人大谈“以色列文明先进”、“阿拉伯文明落后”，因此试图为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寻找合理性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看到所谓“先进”的以色列人的手上沾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而又竖起了多少美化自己的牌坊，然后再想想100年前积贫积弱的，哪个列强都想来咬一口的中华民族，再想想拿起大刀长矛去攻打西交民巷的义和团，最后问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落后的民族保卫自己的家园，反而是罪过？而强者屠戮无辜的平民，反而是正义？”当人们谴责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时，是否意识到如果他们拥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可以精确制导，“定点清除”的武器，谁愿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人换一个同归于尽？
以色列人可以用炸弹炸死格桑·卡纳法尼，但不能炸死所有的巴勒斯坦文学家，他们无论是用枪炮与炸弹屠戮，还是在世界各地用金钱收买文妖，都绝不可能掩盖巴勒斯坦人要发出的声音，即使那只是几声从铁罐中发出的微弱的呼喊，我也有权利让它为中国人听见！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送花顶贴 家园 【翻译】村上春树《总是站在鸡蛋那边》全文 这是本月15日至20日，村上春树在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致谢辞。这篇演讲辞与2001年苏珊·桑塔格接受此奖项时的致谢辞《文字的良心》一样，都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的政策。然而网上的译文读起来并不能让人满意，而环球时报今日的译文又有删节，不是全文。于是本人不辞浅薄，对此文翻译如下，还望各位指正。
总是站在鸡蛋那边
村上春树
晚上好。今天，我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据说就是以讲述谎言为职业的人。
当然，小说家并非是唯一说谎的职业。我们知道，政客们也说谎，在某些场合，外交官与将军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吐露谎言，还有汽车经销商，肉贩子和建筑商也一样。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他人不同，没有人会因为小说家说谎而批评他品行不端。实际上，他的谎言编得越浩大，越精巧，越有创造力，就越有可能从公众和评论家那里获得赞扬。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巧妙地叙述谎言，也就是虚构出以假乱真的情节，小说家就是凭借这些手法，才能将事实真相带入新的场合下，并使其昭然于世。许多时候，想要恢复事件的本来面貌，精确地描写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才努力以一丝线索而追寻到真相的藏身地，将它以故事的形式改头换面，安排到我们小说的体系中去。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首先必须弄清，那些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我们自己真实的谎言到底在哪里。若想编好谎言，这是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今天我却不想说谎。我会试着尽力诚实些。一年来我只有很少几天才不说谎话，今天恰好属于这个时刻。
现在让我来说件事。在日本，有很多人建议我不要到这里来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说如果我来了，他们就会宣传抵制我的作品。这一切当然是因为加沙正在激战中。而联合国报道说，有超过1000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市区内丧失了生命，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有孩子，也有老人。
从收到获奖的通知开始，我便反反复复多次质问自己，在这种时刻，前往以色列领取一个文学奖项，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这是否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认为我是在支持这冲突中的某一方，并且认同某国施展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更何况，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书籍被抵制。
可是，经过仔细的考虑后，我还是决定来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劝我不要这么做。像其他许多小说家一样，我的行为也许会和别人的建议正好相反。当人们纷纷告诉我，特别是他们都警告我“别去那里”，“不要那样做”的时候，我却想要尝试着“就去那里”，“就那样做”。这恐怕是我身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很特别的人群，除非他们亲眼所见，亲手所感，他们不会轻信任何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的原因。我选择来这里，而不是呆在远方。我选择亲自观察，而不是漠然无视。我选择与你们交谈，而不是完全沉默。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句格言，一条很私密的格言，它在我创作小说时，总萦绕在脑海里。我虽然从没有想过把它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但它却铭刻在我心里。它是这么说的：
“在一堵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向它而破碎的鸡蛋之间，我总是站在鸡蛋那边。”
就是这样，无论那墙可能多正确，那鸡蛋可能多错误，我都会站在鸡蛋那边。其他人会判断到底谁合理，谁谬误，也许时间或历史会给出答案。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有个小说家站在墙的那边而创作，那么他的作品究竟价值何在？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它非常简单明了。轰炸机、坦克与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平民则是鸡蛋，他们在那些武器的威力下被炸碎，被烧灼，被枪击。这就是比喻的一重含义。
但这还不够，还有更深的寓意。请设想如下的情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是一个鸡蛋，每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包裹在一个脆弱的躯壳里。这是我的真面目，也是你们所有人的真身。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也多多少少都在和一堵坚固的高墙对抗，这堵墙有个名字，叫做体制。这种体制本来是打算保护我们，但有时候，它却会自己获得生命，并开始杀戮我们，或驱使我们冷酷高效有组织地屠杀别人。
我写小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展现出个体灵魂的尊严，使其焕发光彩。故事的主旨是要发出警报，要让一束光芒射向那体制，使其不能网罗我们的灵魂，不能惑乱和贬低我们的人格。我坚信，小说家的工作应该是阐述每个独立灵魂的唯一性，而手法就是写故事，写有关生与死的故事，写有关爱的故事，写那些能让人哭泣，让人因恐惧而颤抖，让人开怀大笑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一直高度认真地编著小说的原因。
去年，我的父亲以90高龄辞世。他生前曾经是退休教师，也兼职僧侣。当他从京都的学校毕业时，就被军队征召入伍，并拉到中国去打仗。作为战后出生的儿童，我曾常看见，每天早晨，他在早饭前，都要在家中的佛龛前长久地，深切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战场上死去的人们祈福。他说，他正在为所有死去的人而祈祷，无论是战友还是敌人都一样。我凝视着他跪拜在佛坛前的背影，仿佛感到死亡的阴影正在他周身盘旋。
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也带走了他那些我永远无法知道的记忆。但是那种潜伏在他身上的死亡观感，依然留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但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有一点想转达给你们。我们都属于人类，都是超越了国家、种族与宗教信仰的个体，也都是一个个鸡蛋，在体制这堵坚壁前脆弱无比。表面看来，我们毫无胜机。这堵墙太高，太坚硬，也冷酷至极。如果说还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那我们都必须信仰：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灵魂都是独特的，不可相互代替；还要相信：我们能获得温暖，只要我们的灵魂联合在一起。
请花点时间好好考虑。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那样切实而有生气，但体制里却完全没有这些的踪迹。我们决不能任由体制摆布，决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造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制。
我想对你们说的就是这些。
感谢你们授予我耶路撒冷文学奖。对我的书在全世界那么多地区被人阅读，我也很感激。在此我要谢谢以色列的读者们，你们才是让我到这里来的最大动力。我希望我们能共同分享某些有意义的观念，我也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发言。
谨致深刻的谢意。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我只能说，他这几个问题问错了对象 话说在美国的一次所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进行积极“对话”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一个个激情高昂、唇枪舌剑地互相陈述着对巴以和解的高深理论。正在这时，坐在台下的观众中一人起身提问说：“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农民。1948年我被人从巴勒斯坦逐出，就去了黎巴嫩。然后我又被人从黎巴嫩赶出来，去了非洲。然后是欧洲，再然后是这里。今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叫我离开这个国家。能不能请你们学者中的哪一位告诉我，现在我应该去什么地方？”学者们面面相觑。他们遭遇到了整场的尴尬，就连当时身处其中的著名学者——《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不能幸免，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一个学者能回答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他自己也不能例外，他觉得很遗憾。这位提问者应该向他们发问：
首先是当年以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是他们禁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接触的愚蠢行为直接导致了UNSCOP在制订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时没有能听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意见。也是他们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地区挨家挨户的劝说阿拉伯人撤离，因为“阿拉伯联军很快就会替你们收复这里的”。
第二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正是他们于1948年2月作出的“武力消灭犹太国”的愚蠢决策导致了第一次中东战争，而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问题正是这场战争（以及后来以相同名义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无数武装冲突）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是阿盟而非以色列，应为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第三是今天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那些阿拉伯石油富国（比如沙特）的首脑们，问问这些阿拉伯达官显贵们，打算怎样对待他们这些阿拉伯同胞和教亲。
家园 把责任推给阿拉伯国家，根本是掩盖了以色列作为侵略者的本质 阿拉伯各国可没同意以色列人杀人放火抢东西，也没让以色列对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采取种族歧视与隔离政策。
1948年的联合国决议是在没有巴勒斯坦人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且巴勒斯坦不能接受把自己的主权、领土这种命运攸关的权利交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投票决定的行为，就像中国绝对不会接受由国际法庭来仲裁南海或东海问题一样。
即使阿拉伯联盟在1948年没有对以色列宣战，以色列一样不可能允许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双方的矛盾早在战前就已经不可化解。按照你的理论，可以类比一下，正是清朝的愚蠢决定，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难道就是清政府，而不是八国联军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为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承担全部责任？
巴勒斯坦人固然是阿拉伯民族的一支，但他们有自己独立建国的权利，更有独立生存的权利。
归根到底，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能越俎代庖。我们暂且就假设新加坡被外敌侵占，那么，那里的华人也不能来质问中国打算如何对待这些同胞们。
抛开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谈，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反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也一直在被以色列当局镇压。他们的正当权利就该被践踏吗？
通宝推：唵啊吽,家园 十多年过去西西河的立场又如何 不偏不倚，超然大国，买以色列高端产品，卖巴勒斯坦人低成本产品。
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随着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也风吹云散了。
家园 另外你有必要弄清楚，到底谁是侵略者 是谁叫喊“绝不允许犹太国建立”的？是谁公开宣称“用武力摧毁犹太国”的？
家园 谁先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去住着占地还要建国的？这叫什么行为？ 灭以色列国的是巴比伦人，不是阿拉伯化的巴勒斯坦人。要往前算的话，是谁“响应上帝的号召”占了迦南人的地，灭了别人的国，还把别人的宗教打成邪教的？现在信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不少不过是当年不愿融入希伯来人的迦南人后代而已。
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悲情，没错，但阿拉伯人若让他们在那儿定居那叫热情好客，并不是义务，请你搞清楚这一点。阿拉伯人没有理由要为巴比伦人还债。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十字军屠城杀犹太人，此后中世纪一直到二战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明明是欧洲人，凭什么要阿拉伯居民们为欧洲人的孽还债？阿拉伯人欢迎犹太人定居那是他们好客，而不欢迎乃至排斥难道不也是人之常情？至于犹太人对当地人土地的侵占乃至杀戮则更是没有道理。什么叫侵略？硬生生在人家国土上划一片土地出来就不叫侵略，就因为是所谓联合国决议所以就伟光正了？照这样说联合国决议把广州划出来给黑人们住并成立个国家也是可以的？
而且最后要提醒一点，犹太人社团在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之前在中东已经存在繁衍了十几个世纪，而且在大流散之后犹太人一度分布于整个阿拉伯半岛，麦地那的犹太人部落势力就曾经很大，那时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回去耶路撒冷住，没人拦着他们。阿拉伯人并非是天生的特别排斥犹太人，其实本来他们就都是闪族人，长相类似，饮食习惯也没有国内回族汉族那种冲突，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可能对犹太人有点宗教上的冲突感，但他们都是亚伯拉罕教的人，更多的只是基于人的经济冲突而已。十字军去之前，耶路撒冷还有不少犹太人，攻陷耶路撒冷并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是欧洲的基督徒。
通宝推：唵啊吽,家园 什么叫“别人的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犹太人在这里购买土地，他们在自己用金币买来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妨碍了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权，巴勒斯坦地区由国联托管，其性质是“无主地”，根本没有“主人”，何来“别人的土地”？
你（以及所有与你想法相同的人）的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巴勒斯坦属于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可惜的是，历史事实不支持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