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明冲突、宗教、伦理和价值观 -- 常乐

我在另一个帖子（链接出处）里说过：

北欧一些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也就是平等为主的再分配政策。这首先要让赚钱越多的人交税越多，也就是开征级差大的累进所得税、奢侈品税和遗产税等，其次是把税收用来大量补贴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等。再分配政策是左派和右派的一个主要差别。右派如小布什，却是减免富裕者和企业税收，而日本自民党政府希望把贫富一律的消费税从5%提高到10%。大陆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平均主义，是极左派。邓小平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向右转。江泽民时代更加右，搞教育、医疗产业化等，搞得教育、医疗、养老成了众人抱怨的新三座大山。厉以宁等经济学者嫌贫帮富的言论是极右的。胡锦涛时代鉴于贫富悬殊、民怨强烈，免收农业税，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加大教育、粮食种植等补贴，是左倾政策。不过评价再分配政策的左右调整，要注意当时的情况。

左派和右派的第二个差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倾向于公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色列社会主义者都搞公社。英国工党、印度国大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都搞过国有化，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拉美左翼政府正在搞国有化。共产主义国家搞过全盘公有制，毛泽东还希望全盘国有制。不过公有企业效率不佳，因此社会主义者一般不再搞公有制，除了投资大而收回慢的公用事业或者收回外资企业。

极左派或共产主义者的一个独特之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是效率不佳，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

除此以外，有些人把左右标签贴在政治体制和权利主张以及国际关系主张上，这很容易贴错。

政治体制和权利主张的差别，首先是人治和法治，其次是人权（言论、宗教信仰、集会、游行、罢工、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大小，再次是极权制、威权制和民主制。

主张和实行人治的，只有有专制君主、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可以叫做人治派。其他人一般都同意法治，可以叫做法治派。

主张和实行低人权的，有专制君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低人权派。主张和实行较高人权的，有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较高人权派。主张和实行高人权的，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高人权派。

主张和实行极权制的，有专制君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极权派。主张和实行威权制的，有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统治者和赞同者，可以叫做威权派。主张和实行民主制的，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发达国家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民主派。

这些区别都很容易贴错左右标签，总不能把专制君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及赞同者都打成左派或右派。

国际关系主张的差别，首先是依附（如格鲁吉亚依附西方，刘晓波主张中国应该做两百年西方殖民地）和独立，其次是封闭（如朝鲜、缅甸和古巴）和开放（如中国），再次是侵略（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和平。这些区别也很容易贴错左右标签，总不能把侵略者如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和走中间偏右道路的布莱尔都打成左派或右派。

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失败”，说失败的证据是中国很多留学生在西方课堂上反驳教授的自由主义观点。这种说法有一些可议之处。首先是“中国当代启蒙运动”是个所指不清楚的名称。其次是以留学生反驳自由主义观点为运动失败证据，那么就是说“中国当代启蒙运动”没有教育好那些年轻人，而那个运动就是自由主义教育运动了。这样理解的“中国启蒙运动”与其仿效的西方启蒙运动完全不同。

首先，西方启蒙运动是17至18世纪西欧学者为社会寻找政治出路（新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设计）的运动，尽管有部分学者也宣传自己的观点，但那个运动主要是政治“寻路”运动。把启蒙运动看做教育运动，是对中文的“启蒙”望文生义。“启蒙”的西文是“光明”之义，译得容易误解。其次，西方启蒙学者对于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从侧重于平等的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到侧重于自由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所以不能把西方启蒙运动看做自由主义运动。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说来话长。

4世纪前半叶，罗马帝国的君斯坦丁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因为罗马的战士大多是基督教徒而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二是帝国此时已分为东部（东欧、中东和北非）和西部（西欧），而他将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定为东部的都城，改名为君斯坦丁堡。几十年后，东部和西部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西欧分裂为多个国家，但它们和东罗马帝国在宗教上乃至精神上都受到基督教会的严密控制。基督教会从上到下广设宗教裁判所，不但迫害（罚款直至火刑）异教信仰，而且迫害不合教义的言论乃至腹诽。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由此开始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8世纪，基督教会分裂为西欧的天主教会和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皇领有教皇国。中世纪的西欧和东罗马帝国实行农奴制。教皇也是大农奴主。15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灭亡。一般以此作为中世纪的结束。此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的农奴制开始消亡，如英国的农奴制此时消亡。

此前的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以其诗歌张扬千年神权重压下的人，开启了反抗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两百多年，涌现了许多诗歌、小说、绘画、雕塑和学术著作。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向基督教之前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文化寻求精神资源。由于西欧保留的古希腊文献很少，依靠的是东罗马帝国主要由阿拉伯学者保存和注疏的大量古希腊文献。

16世纪初，西欧出现了另一大反对罗马教廷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反对罗马教会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占有土地，出售赎罪券；不承认教会有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不承认教士沟通神人的中介作用，认为《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原则，因信即可称义，教徒能够与上帝直接相通相遇；要求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简化形式，主张教士可以婚娶。宗教改革之后，西欧（含北欧）各国的世俗君主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并把各国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的基督教第三大派别即新教各宗派；在德国和北欧诸国有路德宗，法国、瑞士和苏格兰有加尔文宗，英国有安立甘宗等等，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也相继出版。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16世纪上半叶，波兰人哥白尼以其“日心说”挑战基督教的“地心说”。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人伽利略开创了现代自然科学。这是一种新的智力探究活动，基于怀疑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假设、观察（如实验）和概括，获得规则或倾向性。爱因斯坦说，“我认识的伽利略精神，是向任何以权威为基础的教条展开激烈战斗”。伽利略与之战斗的教条首先是基督教教义的教条和天主教会认可的教条。

在两百多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自然科学开辟的道路上，17世纪初到18世纪，苏格兰、法国和德国的启蒙学者为社会寻找政治出路。他们与其他领域的前辈一样，是怀疑论者。

此时欧洲各国有特权阶层（如法国的教士和贵族）和无特权阶层（如法国的平民）。启蒙学者提出各阶层应该有平等（公平）的权利。在实在论学者那儿，就是基于宗教或先验理性的“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都同意起点和程序（或过程）的平等，那么结果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平等呢？极端的观点是不需要结果的平等，否则就会鼓励懒惰。但是起点和程序的平等不可能完全实现，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这里有平等和效率的平衡问题。

此时的西欧（含北欧），天主教会仍然在宗教上乃至精神上控制着法、意、西、葡等国家和地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君主专制和特权阶层控制着民众的精神。启蒙学者一般是自然神论者，尽管他们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提出个人领域的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自由。在有些实在论学者那儿，就是基于宗教或先验理性的“天赋人权”。在公共领域，个人必须遵守秩序。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群己权界），有不容易分清的地方。

如前所述，对于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侧重不同，就有不同的观点。侧重于平等的，是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而侧重于自由的，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

此时欧洲各国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法律上承认君主拥有国家的主权。启蒙学者提出“主权在民”，在制度上设计从古希腊（直接民主）和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民主）获得灵感的民主制，设计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衡模式。

在启蒙学者找到的政治道路上，英国革命达到了虚权君主立宪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13个州进行武装革命，独立建国。法国革命达到了共和制，复辟为实权君主立宪制。德国改良达到了实权君主立宪制。其它西欧（含北欧）国家或发生革命或改良，或被拿破仑大军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拉美多个殖民地民众进行反对殖民者的斗争，独立建国。

回到中国。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有过启蒙运动吗？应该说是有过的。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中国社会寻找政治出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启蒙运动从何时开始？有人说严复是启蒙学者。严复翻译了很多西方社会政治论著，但并没有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政治出路，因而只是西学翻译介绍者。近代的西学翻译介绍活动，可以追溯到明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维新派学者可以看做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他们提出的政治出路是通过改良达到德日式的实权君主立宪制，但是他们的改良实践百日就夭折了。

接下来提出政治出路的是革命派学者。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的，基于现实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历史。自中国统一的秦代开始，中国多次遭受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入侵，自晋代开始，更是多次部分甚至全部被占领，生灵涂炭。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干涉和控制，被看做类似的更大威胁。“建立民国”，即建立民主制的共和国，是民权主义的。孙中山设计了五权（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分立的宪政制衡制度。“平均地权”，是以土地改革消灭农村封建所有制，是民生主义的。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等革命派学者提出的政治出路。革命派推翻了君主制，建立的共和国却不是民主制的，而是威权制的，而且军阀割据。抵抗了外敌入侵，但难以抵御列强的干涉和控制。未能实行土地改革。

接下来是20世纪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主张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但对列强干涉、控制乃至入侵问题和下层的平等权利并无良策。后来的民主党派也是如此。鲁迅等人对制度问题找不到出路，主要做起与政治寻路无关的批判国民性或劣根性。学步者绵延到几十年后台湾的柏杨。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海内外的青年，以俄为师，组织起共产主义小组。进而在苏联帮助下，建立共产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起极权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鲁迅后期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有人认为救亡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可是救亡就是当时启蒙（政治寻路）运动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新文化运动诸公皆无良策，只好看着或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了。

文革后，中国从共产主义极权制走向资本主义威权制。自由主义者如其前辈，主张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但对列强干涉、控制乃至入侵问题和下层的平等权利并无良策。新左派套用西方学院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化批判来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样的中国当代启蒙运动，还是隔靴搔痒。

由于中国启蒙学者未能针对中国现实提出恰当的政治出路，如果当前发生革命，将如同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是以不满的下层为主力群众的极端左倾倒退。这可以说是中国启蒙运动（特别是当代启蒙运动）的失败。当然只是到此为止，未来的启蒙学者或许能够针对中国现实提出恰当的政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