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痛失良师益友――追悼杨小凯教授 by 林毅夫 -- 蜜饯

什么后发劣势、中国电商没前途之类的。

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点49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岁的壮年，小凯生命的音符噶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

2001年9月24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9月24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地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动。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十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号，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找美国对这类癌症有试验性药物或疗法的医生或网址”。还让我们问“中国是否有医院愿意治疗，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灾多难，但每遇逆境则不屈，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却不想染此重症。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在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象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象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活。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致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他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奈（Ben-Ner）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

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2到3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完全不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Jells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相，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相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

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象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做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还是否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今后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

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后来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飘泊，在国内二十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十年牢狱之灾，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大陆的人民和大陆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而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却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宪政规则，都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这些国家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他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永久的福祉。

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2003年9月，他告诉我他的身体开始恶化，已经无力修改我们合作的一篇英文论文，并交待我处理他在中国著作的出版事宜。我从中国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很难下床行走，讲话十分吃力。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讲话很困难，但是想听我给他讲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此前曾专门向我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我告诉他一周前我陪吴先生见几位日本经济学家时，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小凯听后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我心里难受，叮嘱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再多谈这些问题，身体的恢复最为要紧。他用力挤出一些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已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给上帝，所以他现在心里很平静。小凯对中国宪政问题至死不渝的关注，完全出于爱中国的心。

由于小凯讲话很困难，我之后没有与他直接通过电话，只是间或给小娟去电，或向鹤凌了解小凯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凯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仍然还要坚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2004年1月13日，小凯给我发邮件，说他在网上看了何新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无力提笔，嘱我参考他在《发展经济学》和《百年中国经济史》中的有关内容写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于政府无限制的经济权力问题上的区别，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或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我立即给他回信，说要做这件事情。更为高兴的是，看到他写信和我谈工作，我判断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却未置可否。实际上，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地变坏。但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他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对中国的爱发自内心。他将他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的名字，正是他对中国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实写照。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问题，需要用大智慧来寻找光明。中国，你要为你的土地养育了小凯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四

小凯的心中，有大爱。他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要重写反映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英文名为The Captive Spirits, 《囚禁的灵魂》)。因为他在那部书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恨。他认为这不好。上帝让他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稣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象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他首先是爱他们的。社会的和解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恕和大爱。

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通。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做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的背景，这让他心里生出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爱。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象《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的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象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而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在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小凯有一次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在2003年2月莫纳什大学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说多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

更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象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罗森（Rosen）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趸，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财务奇才布莱克（Fisher Black）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介，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年英年早逝，也象小凯一样，享年仅有55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会非他莫属，因为1997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Goldman & Sachs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轶事。1995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裔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向世界极力推介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精神上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却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大陆后，不能再象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而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强音，却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而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我由于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

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三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1989年获得莫纳什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得到莫纳什大学的讲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但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

今年3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种新的试验治疗。但是，小凯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虽然试验治疗是免费的，但所有并发症的治疗和在美国的开支都要自己负担。于是，祉宁背着小凯向大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都纷纷表示要捐款，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小凯的帮助。但是，小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让我们立即停止这些活动，说他已经筹措了到美国治疗的费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为了不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动。后来我私下问小凯的妹妹杨晖，到美国的医疗费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杨晖告诉我，小凯向银行借了钱，计划用稿费一点点地还。而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稿费是很有限的。小凯的作为，见证了他的品质，让我们对他更生敬意。为了以防万一，黄有光教授等人还是在澳洲成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计划，这个基金将来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小凯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将由小凯开创和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个基金将支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这一领域，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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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下午2点，小凯的葬礼将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Anglican教堂举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凯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稣。现在，小凯的灵魂就要从那里升起，扑向主耶稣的怀抱。我无法前往万里之隔的Anglican教堂去为小凯送别。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充满他的国度！

(2004月7月13日匆忙于北京)

“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摘自王曦之“兰亭序”

读到文玫传来小凯仙逝的消息时，已近午夜。小凯离开人世时十分平静，使我心中浮上一丝慰籍。几个月来，对他将不久人世的医生诊断，虽觉得残酷和无奈，但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一旦他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消息被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匆促，难以接受。为此莫名的悲伤和不平绞缠于内心，思绪纷繁，全无睡意。

我以极沉痛的心情给美国和中国的几个朋友打了报忧的电话之后，内心仍难以平静，便将前些日子为记念芝大恩师约翰逊教授去世而精心制作的CD放入机器。小号吹出的委婉，哀伤的乐声轻轻地流了出来，回荡于厅堂之间，似乎在赞美，在哀祷，在挽留。但乐声渐渐地变得坚毅，向上，有冲入云霄之势，似乎在远送小凯升向天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不禁悄悄淌了下来，胸中的淤塞此时似乎得到疏通，变得平静起来。我暗暗希望此时已在天国的小凯也能听到这种天籁之声。跌宕起伏的乐曲不正象征着他自青年起便多灾多难，但始终自强不息，败不馁，胜不骄，最后终于攀上学术高峰的一生吗？恍忽间我仿佛看到他在云端向我露出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微笑。这种微笑极为动人，充满神秘，既透着智慧，执着，沉毅，简直深不见底，又带着宽容，潇洒，和无以名状的忧郁。这是历经过艰险的世道，又尝到辉煌的成功后才有的大彻大悟的笑容。只有进入智慧和精神的最高境界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这种几乎永恒的微笑。这种笑容既是明朗的，灿烂的，透彻的，深邃的，又带着因功成名就而感到的些微腼典，以及对世上放目望去仍无处不有的不平和痛苦而感到的遗憾和不安。

回想和小凯20多年的交往，既可用淡如白水的君子之交形容，又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概括。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在北京举办了一次讲座。当时这种国际交流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我因在会上帮助一名国内经济学家与一名美国经济学家沟通，引起他的注意。会下相互介绍后，得知他在社科院攻读经济学硕士，此时我正在复旦攻读世界经济硕士。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这次交谈，大部分时间都在交换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憧景。基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我们都坚信，苦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才有救。分手前小凯简短地介绍了他文革中的遭遇，使我意识到在我面前的就是文革中大名鼎鼎的杨曦光。使我万分惊奇的是，我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儒雅文弱的青年，与我本来对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迹象显示他曾是一名高干子弟，也没有某些高干子弟张牙舞爪，利牙令齿，目空一切的气质和态度。相反，他显得谦和，可亲，甚至有些木纳和腼典。他提到自己利用狱中10年的时间刻苦自学数学的往事，引起我由衷的敬佩。我为偶然之间竟能交到如此杰出而有传奇色彩的朋友庆幸不已。分手时，大家都觉得肚里还有好多话没有倒尽，并意识到今后彼此都会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以后两人又各分东西南北，忙于各自的学业以及后来的出国努力。再一次深谈已是1983年的年末或1984年的年初。当时复旦派我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小凯则在邹之庄教授的帮助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他获知我到纽约过圣诞的消息后，便邀我去普林斯顿小住。我们以兴奋的心情畅叙别情，交流对国内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各种看法，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学好现代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对自己的将来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还交流了各自学习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两人当时正遇到相反的困难。西方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数学对他来说，似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然而英语却成了他的心头大病，面对老师，同学，常常感到有口难言，无法充分表述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深邃的思想。他见我来，似乎有了倾诉的对象，大大发挥了一通对“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的感想，认为他自己还处于这种休克之中。他获知我的家眷还在国内后，又拿出为思念他尚在国内的爱妻小娟而作的古典诗，与我共赏。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使我感动不已，也加深了对他为人的了解。

和他相反，当时我面临的问题则是数学。文革中我虽然自学了一些东西，但有意抵制数学。在复旦求学期间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曾经恶补了一下，自以为有些进步，到了芝大呆了一学期后，痛感的不是“文化休克”，而是“数学休克”。我当时其实已经萌生了攻读博士的想法，但真要这麽做还有障碍。首先，不知复旦的意见如何；其次，就是年龄和数学。我因此十分犹豫不决，便和他商量对策。他看着我，满脸诚恳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你已经到了芝大这样好的学校，机会难得。不下定决心读出博士学位，以后会终身后悔。我也面临很多困难，年龄大了，英语单词记不住，但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攻读博士的决心。” 他劝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给我开了一些数学书目，要我细读。他的这番话给我极大的鼓励。我能想象以他的年龄克服语言障碍所需的勇气和毅力。后来我拿下芝大经济系博士的学位，虽有复旦和芝大的许多老师，同学，以及亲朋好友要感谢，我十分铭感在心的则是小凯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和他对我的及时的指点。

小凯虽然忙于学业，并且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但出于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关心，仍抽出大量时间为改革事业献计献策，并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为此，我们有不少联系。1985年于纽约正式成立了学会之后，在每年的年会里总能见到他消瘦的身影，并听到他的种种高论。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尖锐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寻找能够令自己和别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有些观点即使在学会内也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虽然对自己的观点是坚持的，但他对争论对手的人格却永远是尊重的。这是他为什麽和那麽多人发生争论之后，仍能有如此多深深爱他和尊重他的朋友。我对他上下求索真理的执着，勇气，和诚实，更是深怀敬意。例如，他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彻底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政治制度。后来，他系统地写了关于宪政的长文，总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他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是毫不动摇的。我多年鼓吹土地私有制，可是即使在学会中公开支持者也寥如晨星，小凯是少数几个在学术上有杰出成就而又坚决对我的观点予以支持的人，使我感到气壮和宽慰。

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早已有许多专家加以鉴定，并为国际学术界承认，不需我在这里赘述。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他虽然数学好，但并未因此而钻到数学的象牙塔里，并未精心选择一些小而又小的课题，严重缺乏实际意义，又基于许多极不现实的假设，大玩数学游戏，以图早日发表。这是不少以数学见长的经济学家拼搏终身教授头衔的不二法宝。小凯不回避经济学的重大而棘手的课题。例如，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已有详尽的论述，指出分工的发展对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局部均衡理论的讨论外，为了图方便，分工及其意义似乎消失了。在讨论增长理论时，大家注重的不是技术进步，便是人力资本等容易数学化的因素。是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的不懈努力，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现代经济理论中来。他的杰出的努力，正表明了他不仅仅是个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大师。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他后来前往澳洲工作，估计吃亏的还在于语言，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便获得极大的好评。若无语言问题，他应在美国一流大学轻易找到教职。由于他远在澳洲，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不断传来有关他的好消息，或看到他的新作，略微弥补了时空的阻隔造成的思念。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越来越大，成为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我暗暗为他高兴，也更加感到他的坚毅，执着，感佩他永远的奋斗精神，和高人一筹的智慧。逆境不但没有使他自艾自怨，反而激发他更加奋发向上。

欣慰的是，澳大利亚似乎对他是宽厚的，爱惜的，将他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并建立了一个充满生气的家庭，成为一个有3个孩子的十分自豪的父亲。1990年中期，他携全家来美国访问，大海开车将他全家送到我在纽约的家中作客。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我们有机会再次深谈，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由于久别重逢，加上谈话十分投机，时间竟不知不觉过去了，直到大海的太太怕太晚了，开车危险，从新泽西打电话来催，他才带全家依依不舍告辞。我目送大海的车子载着他们全家远远离去，深深为小凯和小娟美满的家庭而高兴。对小娟的贤慧，端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感到，小凯还是小凯，尽管著作等身，名扬中外，却仍那样的谦和，亲切，充满人情味。记得这次相聚，小凯为我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当时我要前往康州三一学院执教，对纽约的房子应如何处理颇感头疼。小凯详细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处境，认为纽约人口众多，空地却十分有限，房价肯定涨得比康州快。他因此建议我将位于森林小丘的房子出租，以租养房。这样，将来从康州退休以后，在纽约仍可有一席之地。我们后来正是如此办的。我重提此事，只是想说明小凯的过人智慧和待人的古道热肠。

约4年前，我受学会的委托，为配合中国加入WTO的努力，和国内的几个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小凯接受邀请，欣然前来参加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他那篇有关宪政的著名论文。在会上宣讲时，他的论文引起极大的争论。我个人十分赞赏他的观点，可惜在出版会议论文集时，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说服出版社将这篇论文收入。事后我向他一再致歉，也是我内心至今仍对他暗暗感到歉意的事。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的难处。所幸经济学消息报以极大的魄力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总算多少弥补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如果我记忆没错，最后一次和他长谈，是约2年前的暑期。我正在北京度假。他当时在复旦讲学。复旦为他安排进海军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已得知他肺癌又有发展，很为他难过。所以从复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处拿到他在海军医院的病房电话后，便从北京试探性地和他打了电话。本想简单地问候几句，免得累着正躺在病榻之上，接受治疗的他。不料在说了问候的话之后，每次想挂断电话，他都说不累，不累，坚持要和我继续交谈。我想既然他高兴与我谈话，就不管会不会累着他了。他详细向我描绘自己身体的现状，对复旦和海军医院的照顾似乎充满感激，对未来则充满信心。他的语调仍那麽亲切，平和，他那著名的微笑这时又极为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更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详细描绘了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处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我为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而感动，同时也暗暗心酸，一再要他量力而行。挂了电话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边回味他的谈话，一边默默祷告，希望他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今年年初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国经济年会上，遇到许多好友。我习惯性地向他们打听是否有小凯的消息，因为内心总有那麽一丝不安。往年这时，都已读到他在圣诞前夕发给大家的贺词，介绍他一家的近况，特别是他和病魔搏斗的进展。每次读到他的贺词，总是为他和他的一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敬佩。然而这次，他却保持出奇而不祥的沉默。接下来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坏。终于，他超脱了病魔的长期纠缠，响应上帝的召唤，离我们而远去。他是一直走在我们面前的人。这次，他又远远走在我们面前了。

小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是需要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的，也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也许一些人因此认为他和他的理论太超前，太不适用于中国。我想指出的是，小凯不是个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他来说，理论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论不超前，而是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只能为实践的成功大唱赞歌，或为实践的失败寻找遁词，那麽，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又有什麽指导意义呢？要这样的理论又有什麽用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耸入云霄的榜样。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多彩多姿的，有些甚至是引起争论的。他接受寂寞，接受冷眼，坦然对待别人的不理解，继续走着自己的路，直到回到他所深深信仰的天父的怀抱中去。

我坚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对他的遗产的深邃意义，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赞赏。小凯是经济学家的骄傲，是华人的楷模，是我们学会的良心，也是我个人的榜样和益友。我为小凯好友过早离我们而去深感惋惜，也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的理论遗产，并对他个人崇高的学术地位给于更多的尊重。

文贯中

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市远思斋

2000年11月20日晚19：00――21：0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邀请杨小凯教授进行在线访谈活动，这次访谈的主题为“经济学漫谈”，全国各地不少网友参加,这次漫谈成为我站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2004年7月7日,杨小凯教授与世长辞,杨小凯教授的去世不仅是经济学界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们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在此，我们将4年前杨小凯教授做客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访谈的实录和照片重新整理发布，与大家一起缅怀杨小凯教授。

杨小凯教授风范长存！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04年7月8日

网友问：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杨小凯答：

后起的国家可以在没有适当的政治和宪政制度时推进经济改革，主要原因是后起国家可以模仿新技术、新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政治制度不改革的弊病就会浮现。这时，政治制度不改革就会出问题。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现在的游戏规则不再是执政党（者）强加给社会。而是执政者和社会平等的讨价还价，使大家同意一个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政的开始。台湾和大陆实际上也是在找寻宪政谈判的切入点。是1945年谈判的延续。中国应该在各个利益团体包括台湾、大陆各党各派之间重新开始宪政游戏规则讨价还价和谈判。如果各方都同意一个游戏规则，中国就有希望，经济改革的成就也可以巩固。

网友问：

美国的新经济是“新经济”吗，它对传统的经济学构成了挑战？

杨小凯答：美国的新经济是新经济，其新不但在于电子网络而且在于特许经营网络等新的经济制度的扩张。交易费用占收入比重上升，经济一体化程度上升等特点，但是很多中国人可能过分强调新经济的新技术特点而不注意新经济是一些老的产权制度创造出来的。他们强调技术忽视制度是想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这会形成后发劣势，应该注意。

网友问：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不能说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就这个问题（可能很大），你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杨小凯答：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农民和我们城里人是同样的人有同样的权利,我们是不是也要爱农民爱农村,就象爱我们自己，当年马克思描写的贫民的悲惨生活,大量引自英王专门组织的一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调查报告?过年过节,有没有城里人请那些无家可归的乡下盲流到自己家里去共度时光,显示爱心?没有这种态度,中国的农民问题不可能解决!农民要得到自己土地的完全私有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才会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和个人的权利。

网友问：

针对农村城镇化谈一些看法？

杨小凯答：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城市化的结构，不应该由政府去控制，如果政府执行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户口制度，可能就对城市化发展不利了。城市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增加分工水平，而分工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城市化，农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农民关在农村发展农业。只有让他们自由移民，通过城市化工业化来发展农业。澳洲90%的人口住在三个城市，南韩1/3的人口住在汉城，以此为标准，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太低。户籍制度难以消除的原因主要是牵扯城市市民和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他们利用他们的特权想遏止农民的竞争。

网友问：

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信息膨胀，它是否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

杨小凯答：

网络的发展使分工加深有了新的工具，而分工的加深，其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增加，信息爆炸是说全社会知道的信息急剧增加，但是每个专家知道的信息占全社会信息的比重反而下降。分工发展的结果，使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购买的产品的生产的信息，而是专于我们卖的产品的信息，所以信息不对称可能增加，但是这是一种有效率的信息不对称，每个交易中机会主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因为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而减少，但由于分工网络由此而扩展，交易次数增加，所以机会主义造成的总交易费用可能增加。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交易和信息连接可能性上升，因此使分工网络扩展，总交易次数增加，所以整个分工网络的可靠性下降，网络失灵的风险上升，网络病毒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都是例子。

网友问：

杨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看法？

杨小凯答：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有问题，它是古典经济学的而不是马克思独创的；第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是对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的有力工具，它不是按劳分配但是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有不少的好东西；最近的新政治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国家经济学，都有些东西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它强调制度演变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有不少结构主义的东西，比如强调劳动分工的经济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比资源分配的边际分析，对经济发展重要得多。

网友问：

马克思的价格波动理论：一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对这一理论您有什么看法？

杨小凯答：

我不相信劳动价值论，认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价值理论比较可取！

网友问：

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如何？

杨小凯答：

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很大，不让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上A股市，证券公司的许可证由政府公司垄断，这使股市成为一个向股民吸血来补助无效率的国营企业的工具。但是二级市场，私人公司可以操作，所以股市也被一些私人公司用来购买国营企业的控股权，也有推进国企改革的作用！中国已经有很多私人银行，特别在江浙、温州90%的私人投资（资本）来自私人银行。我们应该使这种银行合法化，应该允许私人经营银行。这个越早越好，因为，WTO之后，外国私人银行 都会进来，本国私人银行就会处在不利地位。对民生银行之类的银行，政府应该放弃指定董事长的特权，让股东选举董士长。

网友问：

您能否再解释一下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杨小凯答：南美当时是自然条件 最好的，西班牙剥削南美，把它作为榨取税收的殖民地，不实行 地方自治，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大部分税收不拿回英国，由殖民地政府自己使用。这是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坏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垄断政治， 好资本主义有分权制衡。我想借用钱颖一的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概念，好资本主义以北美为代表，用宪政秩序限制了贫富分化，英国“光荣革命”后，收入分配就比法国公平得多，因此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很高，市场很大，分工水平很高，所以生产力高，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南美是另一个例子，有私人财产，有市场，但是政治上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所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应该在政治改革，宪政秩序上打主意，不应该限制私人财产。

网友问：

现在，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数学化，并日益哲学化，请问，对此如何把握，尤其是对高中是文科的经济学院学生

杨小凯答：

各人的背景和爱好不一样,喜欢数学的，就尽量多用数学,但是不要忘了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数学基础不好的,就多做案例研究.制度的复杂性，任何数学模型都不可能捕捉其万一!有时案例研究反而离现实更近!

网友问：

中国的希望在哪儿？

杨小凯答：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机会,现在的游戏规则不再是执政党或者执政者强加给社会,而是执政者和大家不断讨价还价,使得大家都同意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开始,台湾和大陆之间，实际上也是在找寻宪政谈判的起点.还是1945年那个宪政过程的延续.中国应该重新开始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谈判,应该在各个利益团体,包括台湾大陆各党各派之间重新开始,如果各方都同意一个游戏规则,中国就有希望,改革的成果,就可以巩固!

网友问：

您对何清莲的《现代化陷阱》有何评价？

杨小凯答：

现代化陷阱用西方术语很难说是纯学术著作.但是西方很多非学术著作对制度变化,社会变化的影响要比学术著作大,比如政治哲学家布堪南(不是经济学家布坎南)的作品就对克林顿和很多政治决策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她有良心,经济学家要有良心!

何清莲记载的1992-1995年的圈地运动和国有企业股份化中的大规模贪污是个人人都知道的社会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但是却不是由正牌经济学家，而是由何清莲最先详细记载这些现象。这说明，很多经济学家有一些局限性。

很多问题是不能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福利分析也只是经济学的一支。宪政经济学和承诺对策理论中都有人争辩，有些绝对权利不容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讨价还价，这是承诺可信的条件。这是为什么经济理性很强，而没有很强宗教传统的中国人，经济上反而搞不过新教文明。有些承诺对策理论模型证明，非理性行为反能胜出。现在大家都知道制度很重要，而制度不是由理性的社会科学产生的，而是而是由多个宗教，意识形态之间长期的竞争产生的。因此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并不能用经济理性来解释，特别是不能用完全理性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这有几个原因：

正如哈耶克所言，每个宗教的产生都不可能理性预期其长期后果，例如，很多经济学家找出经验证据证明工业革命与新教意识形态有关。但基督教的创始人不可能从理性预见到宗教教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这种个人理性来创造和发展宗教。正像母亲爱护孩子没有理性一样，但不爱护孩子的母亲都会因绝后的概率高而绝种。爱孩子不是一种自利的理性，但却产生种族延续的集体理性。而很多有利社会发展的制度都不可能由个人理性产生，而由宗教中的非理性产生。我写中文很慢。很多想法一下写不下来，抱歉。

网友杨文辉：　

首先非常欢迎杨教授光临论坛与我们交流，在此我提出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请杨教授响应。

第一，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

你认为：“如果土地按现有的使用权私有化，变成完全的私有权，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相当平均。”现在的土地是平均分配，但私有化之后，还能维持现状吗？肯定不会，即使绝大部分农民主观上不愿意卖出土地，也只能推迟土地兼并的趋势，农民除了土地之外，一无所有，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或遇上生老病死，急需要大量资金，那么他除了把土地卖出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你把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归究于“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清朝时期一定是动荡不安、土地荒芜、人口凋零的了，但事实刚好相反，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最快、人口增长最多（最高峰时达四亿）的时期，试问如果“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人们怎会安心种田，谁又会去开垦荒地，从而养活了四亿人呢？私有制下的最终结果必然就是贫富分化，在美国，石油、钢铁、汽车、计算机等大批行业，都控制在少数公司手中，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国的耕地如果私有化，资本家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来买进（或租进）土地：在粮食丰收时，资本家可以大肆抛售粮食，压低粮价，打击小农生产者，迫使他们出卖土地，农民每一天都要吃要喝，当生活出现困难时，除了卖出自己的生存工具――土地之外，就别无选择。在粮食歉收时，资本家则可以借机轰抬粮价，赚取超级利润。只要经过数年时间，土地必然就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轰抬粮价，人为制造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人民币高速贬值，使到他们为得到土地所付出的成本，实质上变得微不足道。在俄罗斯也实行过类似的方案，当年俄罗斯政府为了公平地推行企业私有化，也向每个公民免费派发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表面看来非常平等，大家所得都一样多。但最后绝大多数国有资产还不是都落入到黑社会手中？这“1万卢布”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大概只值1美元左右。中国的耕地一旦搞起私有化，后果非常严重。大家应该记得，在英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就出现过一幕羊吃人的悲剧，大量的农民被抛向社会，成为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者，他们的遭遇苦不堪言。这一人间悲剧，也必然会在私有化后的中国重演，目前中国只是用4%的耕地来养活20%的人口，一方面耕地极端短缺，另一方面劳动力极端过剩。现在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绝大部分都有吃有住，工资够用还有余，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另一个选择：老板给的条件太差，我就回家种田。中国的农村有几亿剩余劳动力，现在土地作为一种福利平均分配给农民，所以矛盾没有爆发出来，这是中国得以稳定发展的大前提。但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大量进城（在市场调节下，多余的劳动力一定会被释放出来），那么现有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必然被破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必将大幅度下降，最终也会拉低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使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素质大幅度下降，中国人民这五十年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将被一扫而空。如果我国的城市容纳不下从农村冲出来的劳动力，后果又如何？当年的英国人，还能移民到美洲、澳洲等地，中国多余的人口移民到那里？几亿张嘴吧在抢饭吃，到那时候，就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问题了。

第二，关于“住民自决”问题

你认为：“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

一提起“科索沃事件”，不禁令人想起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这三位惨死在北约屠刀之下的烈士，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悲剧。这次“科索沃事件”，没错正是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精彩表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充当了“国际警察”这一角色，高高举起杀人的屠刀，用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来强迫一个主权国家交出它的领土，用南联盟各族人民的鲜血，来祭民主自由这面大旗。杨教授，你如此露骨地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个屠夫辩护，真令人大开眼界。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你在这里居然用上“住民自治”这个概念，按你上下文的意思，这“自治”还包括脱离原国家而独立，这实质上就是“住民自决”。国际社会一直以来都只承认“民族自决”，从未承认过“住民自决”，科索沃问题本质也只是民族问题，绝非“住民”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提出过“住民自决”这个概念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台独分子。你现在把“住民自决”这个概念提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这个高度，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求中国接受台独分子的要求，与他们一起玩“全民投票”的游戏？“住民自决”是一个很荒谬的概念，一个学者居然提出这样的观点出来，真令人不敢想象。试问如果台湾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那么如果台北是不是也可以从台湾独立出去？推而广之，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唐人街，岂不是都可以从他们的国家独立出来？按你的逻辑推演下去，我只要合法地买下一块土地，就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搞全民投票，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制订自己的法律，别人只要是自愿进入我的领土，就必须遵守我的法律，是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住民自决”，这个世界岂不是秩序大乱，国不成国、法不成法？

你相信如果台湾用这种办法公投决定其地位，大概很难选择独立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独立，所以不够公投所要求批准独立的2/3 人数) 。我觉得你所玩的文字游戏，实在是非常幼稚。反过来看，那些台独分子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要2/3 人数批准，两岸才可统一，国家统一岂不是遥遥无期？现在搞台独，无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你的高招，就是为罪恶的台独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为台独瘟疫的漫延大开绿灯。

第三，关于“产业政策”问题

你在韩国得到的第一个感觉是，“南韩的成功，是从战后1945年以来，就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搞自由企业、搞私营，南韩经济进步这么快，是与此有关的。”但是，你后来又称：“政府就对银行有操纵、控制权，政府要银行投资给谁、利率多少等。一般政府把利率定得很低，集中投给政府认为重要的产业，有很强的产业政策。”这就有矛盾了，韩国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产业政策起作用，还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

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才使到韩国有今天的繁荣。正如你说的那样，“通过政府控制，一些利率很低的资本给了一些大财团。”而这些大财团，正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大宇、三星、现代等大财团如果没有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发展起家电、轿车等产业吗？你所提到的汽车工业，恰恰正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才能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依靠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起来的。

历来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城市化，汉城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规模，全靠有这些财团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大工业作支撑。例如大宇汽车雇佣的员工有２万人，但直接或间接向它供应零部件的上万家企业，则有３０多万员工。像大宇汽车这样的大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促进就业和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产业政策的合理引导。我们环顾所有发展中国家，只有韩国，才有完善的产业政策，也只有韩国，才拥有令人骄傲的现代化大工业，这绝非巧合。在五十年代初，日本也发生过一场争论，民间主张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通产省则力排众议，通过产业政策，着重发展重化工业。今天日本的家电已经居于领导地位，汽车工业则与美欧不相上下，这些都源于当年通产省的目光远大。如果日本当年主要发展轻纺工业，今天恐怕已经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了。轻纺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重化工业才是发达国家的工业，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国内投资投向重化工业，这样才能振兴本国经济。而发达国家要阻止发展中国家与他们分享资源，当然要千方百计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向自由经济道路，使到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市场的调节下专门发展低增殖的轻纺工业，让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永远固定下来。尊敬的杨教授，这就是你我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

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他们放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的结果。日本在八十年代，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产业政策，结果大量的资本在自由市场引导下，投向了高利润、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泡沫破产的时候，将整个日本经济都拖垮了。韩国受到金融风暴冲击的真正原因，是这些大财团在失去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之后，大肆借入低息外债，但当汇率剧烈波动时，这些财团必须完全承担汇率风险，用大幅贬值后的本国货币，换取外汇归还借款，从而出现支付困难的局面，这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你宣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你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隐瞒事实？美国每年都有约三分之一的农场主不需要耕种土地，只要坐在家里收政府的支票就行了，这难道你不知道？美国政府大举投资航天工业及军用航空，这是美国航天、航空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大推动力，这难道你不知道？通用、杜邦、ＩＢＭ等大企业的兴起，与政府的军用订货密不可分，这难道你不知道？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１９９８年，当美国的长期资产管理基金濒临破产时，在格林斯潘的主持下，美国联邦银行竟然向它注入巨额资金，使到这间私人公司起死回生。美国的这一行为，难道不是政府干预？难道不是裙带式的资本主义？美国培养出来的学者，批评起别人来是多么的起劲，但当美国干起同样事情的时候，他们却连提都不敢提，这是为什么？

据报导，韩国的大宇汽车已经进入破产阶段。对此，有很多意见认为实施破产的成本远小于继续维持的成本，这实际上减轻了韩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负担，许多专家认为，这种破产带来的只是“阵痛”，如果处理得当，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我相信你也持同样的观点。韩国政府如果真的这样做，通用、福特、丰田等公司的老总，一定会为韩国政府的英明决定欢呼喝彩，同时也必定能赢得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的高度赞赏。

??但是，我们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这类事情的。美国的克赖斯勒汽车公司，是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它从１９７４年起开始亏损，７９年的亏损额高达１１亿美元，处于停产的边缘，但经美国联邦政府用３０亿预算资金作保证之后，公司又重新运作起来。到八十年代，该公司接到美国政府Ｍ１坦克的军用订货，财源滚滚而来，公司终于起死回生。

如何处理大宇的破产，韩国政府是按照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的高见去做，自我拆毁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还是按照美国政府实际的所作所为去做？这是到了考验韩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的时候了。

杨小凯答：

私有制下面贫富分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趋势，首先是统计数字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是波动的，即不是单调上升的；第二，我想借用钱颖一的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概念，好资本主义以北美为代表，用宪政秩序限制了贫富分化，英国“光荣革命”后，收入分配就比法国公平得多，因此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很高，市场很大，分工水平很高，所以生产力高，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南美是另一个例子，有私人财产，有市场，但是政治上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穷人购买力很低，所以市场狭小，整个市场为贵族生产奢侈品，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力低，所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应该在政治改革，宪政秩序上打主意，不应该限制私人财产。而且有趣的是，英国的宪政秩序，正好是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台湾是另一个例子，台湾的土地私有制没有造成贫富分化，台湾乡下人顺利地移民城市，促进了劳力密集出口工业化的成功，也使基尼系数从0.5降到了0.3。台湾问题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我不认为南韩的发展成功是产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我想用世界银行常用的一句话，“尽管”有产业政策，南韩工业化仍然很成功。尽管意味着，没有产业政策，工业化会更成功。南韩和台湾，都因为冷战中的反共意识形态，而使政府对自由主义的承诺可信，所以两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此。 另外，美国政府的规制(Regulation) 与产业政策不是一回事，例如反托拉斯法，限制每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捐款数额都是保证游戏规则公平，很多都是限制官商勾结和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美国的宪法是限制政府的规制，而不是政府鼓励她认为要胜出的产业。第二，美国政府对大多数产业，例如汽车工业设有产业政策。80年代日本汽车几乎在美国市场让美国汽车公司全军覆没，政府也设加关税，这反而使9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浴火重生，与日本汽车工业至少并驾齐驱。美国对信息高速公路有产业政策，但原则是政府不能从中赚钱，只是花钱让一些公司，大学，军方合作发展电子因特网，这与中国政府的公司垄断电讯行业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完全不同。

美国也有管理州际高速公路的政府公司，州立大学也是州政府的机构。但由于美国政府三权分立，这些机构都是对立法机关负责的独立法人，行政当局并无权管理，与中国的国营企业并不相同。我们也知道全世界各国都在减少规制(deregulation) ，更不要说减少政府产业政策的自由化改革了。成功的国家都是自由化、国际化搞得好的国家。产业政策与分工网络均衡发展的概念不符，按这概念，各行业要达到均衡，产业政策要重点行业，在重点扶持下，其价格可能就会高于均衡值，而其它非重点行业的价格可能就会低于均衡值，结果整个分工网络产生激励不兼容，产生协调的困难，市场缩小，分工网络无法扩大，这也是为什么产业政策使收入分配不公，市场狭小，经济无法起飞。中国现在把大量资源集中在重点大学，强调引进金融高级人才，这不就使其它大学无法均衡发展，对重点大学的市场需求也会反过来受到限制。美国发展初期大量创业者小学都没读完，爱迪生、福特都是小学没上完的穷人、乡下人，难道他们就不如“高级金融人才”重要？产业重点是以歧视非重点为条件，与WTO的非歧视原则相悖。这又与宗教有关，犹太教(旧约) 把人分等级，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外国人不是，再下面是罗马收税官、罪犯、妓女。新约把这种等级歧视去掉了，所有种族、所有职业，社会等级的人都是平等的，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分等级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序。新约要求爱所有人，包括敌人，而旧约、马克思(象犹太教) 中国儒家都很难爱敌人。

土地制度问题与大陆中国人对经济理论和事实的不了解有关。我们先看民国土地制度.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　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0.24%。　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　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　（民国统计署，1946,　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Feuerwerker,1983,　pp,　72-90)。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Stiglitz,1974,Cheung，1969)。　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见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　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　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

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　（高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　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　（Feuerwerker,1983,pp,85)。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　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末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　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如湖南）于1949实行。　但是侵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共产党红区（1930年代）和解放区（1946年后）都非常普遍，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　(Feuerwerker,1983,　pp　72-85)。　

最近听到俄国新总统布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消息，忍不住将自己近两年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读书心得记下来，提供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让大家了解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首先我想澄清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区别，及民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是来源罗马共和制，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压迫少数。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 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 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宪政和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的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Pipe的新书“财产与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1999)）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按照他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 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 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　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非专制君主, 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国会自订税率，使得税收更加容易强制执行。这可能也与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告辨双方有权选择打官司的法院(当时有国王的法院, 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国王法院中告辨双方有权排除陪审团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员。既然判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当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决，也不得不服气。因此司法，执法的权威反而高于大陆成文法国家。

由于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为保证收税而设立，所以国会的成员都是向国王交税的大户，国王绝不会要由他供养的官僚进入国会。因此在没有私人财产权，特别是土地私有权时，由政府提供财政的议会其实只可能是政府的橡皮图章。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政治中心。国王不会喜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靠它来收税。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习惯“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国王慢慢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关系　但是发生战争时国会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争执往往导致两个政权并立和冲突的情形，甚至导致内战(英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类冲突引起)。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王财政不独立于民意代表机关的制度却不因这些冲突而被废止(克伦威尔专政是个短暂的例外)，要是在中国，国王被议会中的造反派杀了头，王朝复辟后，大概头件事就是取消代议制。但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时期，及至光荣革命，国会制度反而日益巩固。中国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中国的执政者没有一个会如此傻崩的　仔细琢磨，除了从北欧来的英国统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俞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国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Mokyr的记载，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Mokyr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拿破仑法典后，侵犯私有财产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Mokyr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英国这段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薄赋轻 徭 观念的批判。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

想想苏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动机是用国有制来减少税收的麻烦，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财政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看似是聪明的主意，实则是民富不起来，国强不起来的馊主意。这也说明读史的重要，当年要是列宁，斯大林读了很多英法的历史，他们会发现他们关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教训证明大错特错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当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写到这里忍不住提醒读者中国今天政治要现代化一定要有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这个基础。有人说象香港那样有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就够了。但笔者却不敢苟同，中国当今的政府是侵犯过土地私有权很多次的专制者，他即使推行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产权，人民还会怀疑他是否哪天又会变卦，重新侵犯财产。如果他半心半意只允许私人所有使用权，大家心里更不会放心了。共产党要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形象必须要用行动证实自己承诺的可信性。土地彻底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是一种人质机制，老百姓有了完全的私有权，财政上不依赖共产党，反而共产党财政上依赖私人财产所有者，老百姓就持有政府的人质, 这才可能真正限制执政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土地一旦完全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地价会大涨，政府会有收税的困难，故而产生开独立议会的压力。在健全的宪政秩序下，地方政府的财产税和土地交易税都会上升，地方政府就会象西方地方政府一样富起来。土地私有制与公共财政的关系还与公共设施所需的公有土地有关．澳洲和美国都有一半左右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用作公园和公共设施．但是由于其它土地是私有的，所以私有地的地价依赖公共设施的质量，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依赖私有地的地价．加上自由迁居，使得地价和政府所有的公地经营效果之间形成反馈机制，公地经营效果越好，地价越高，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地方政府越有钱修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因而公地经营效果越好，人们越愿意移居此地．在一个联邦主义的制度下，这就形成政府服务的竞争性市场．它不但是经济效率的基础，也是开明政治的基础．

不少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农业会吃亏。其实农业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又跟政治有关。就是说，中国老是喜欢讲民主，我觉得中国现在讲民主讲得太多。为什么呢？英国实行民主是一八三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一六八八年就有。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举权。财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交税没到一定水平的，都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选举权。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没有政治垄断，有上层政治权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这个共和，又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权选举的，都是有财产的人，特别是交税大户。1688年的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一七六0年才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财产主要是地产。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对应关系。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我丢了权，不象在中国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在中国农村，这个权利讲不清。政府说，要收费办公共事业、办教育。我政府都是为你做事，不收费怎么行？然后，老百姓说，你这是抢我的，剥削我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各讲各有道理？有的说，这就是老百姓有道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地产不明确，权利不明确。那你怎么收税，按什么标准收？你比如说，这块地是我的，有自由买卖。那就有一个市场，说你这块地值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公平的规矩。比如说，按地产市场值的5％交税。这就无架可吵了。如果没有市场，我也不知道我这块地值多少钱。你说我产了500斤，这500斤值多少钱呢？又讲不清楚。所以，实际上是地产的权限没有界定。谁该交多少税，都讲不清楚。所以，人就变得很机会主义，“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无法公认一个公平的收税规则。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老是想搞人家一家伙。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

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要自由买卖。为什么要自由买卖，我已讲过很多道理。比如，信息不对称，借钱的时候借不到，完全私有和可自由买卖的地产就可以用来抵押, 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难. 但非私有和不可自由买卖的地产就没法抵押。还有一个，现在进WTO，弥猴桃赚钱，赚很多外汇。这时种稻子的就要关掉，澳洲的稻子要比中国的便宜多了。但是，要把小块的种其它作物的地块合起来搞大农场种弥猴桃，就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和租赁。投资这样的农场，产品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补偿投资，但如果有永久的产权，赚钱的农场未来总可以卖好价钱的。五十年承包期不足以保障这种投资的资产价值，因为这种投资本身风险就很大。没有永久产权，农场成功了农场本身也不一定能卖大钱。

进入WTO以后，中国农业也不一定受损。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在东北、华北一些地方，是可以搞大农场的。私人大农场，它可以把整个成本降下来。现在劳力这么便宜，为什么成本还降不下来？是因为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合并。如果人为合并，又会使激励受到损害。中国要出口一些能赚外汇的农产品。说不定有些粮食，比如说中国的香稻，以前进贡皇帝吃的，就很有竞争力。现在国际上讲究吃高质量的糙米。那个东西可以卖到很高的价。你象日本人，现在讲究吃糙米。中国的糙米可能还是比日本的便宜。你要生产，比如说现在吃高质量的环保食物，不用一点化学物。那个东西就是劳力密集的。搞劳力密集的东西，谁可以跟中国比？国际上现在流行吃环保食品，不准催肥的，鸡要吃土鸡，鸡蛋要吃完全没有放人造饲料的、放在野地里养的鸡蛋。那个东西，卖几十块钱一斤。这都是中国的优势。在中国，用人力去养。不用机械化和化学的东西，谁能跟中国竞争？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中国农业不会是大量进口的，它可能反而是大量出口。但是，要能够大量出口，必须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它要适合种什么东西，要很大规模才行。这样一搞的话，对农业的投资就要担风险。它有可能失败，经营有可能亏本。但是，他这个地，过上十年，二十年，就涨价了。他把这个地和他的知识财产，可以用来创汇，以后可以赚钱，成功的农场就包含这企业家知识的价值，可以赚几百年的钱，所以这个农场就能卖大价钱。否则，你光是经营产品的收益，二十年不一定拿得回来买地的成本。如果你这个产权只有三十年，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去投这个资。因为正好我做到三十年，地就已经不是我的了。必须是永久的地产，而且要有自由买卖，才有人愿意投资。这方面，中国可能是没有经验，比如搞特许连锁这种东西。很多搞特许连锁的人，他的特许连锁本身都没有赚多少钱，但他把品牌打出来以后，再卖掉，比如Supper 8, Daily Inn的创业者创出这个品牌以后，他在经营中赚的钱并不多。但是，因为这个品牌是万世的，可以永远传下去，所以他退休时把它一卖掉，就赚钱了。这个东西，是中国农业最差的，永久的地产权、自由的土地市场买卖，以及相应的税收制度。中国农民聪明得很，比那些知识分子赚钱可厉害多了。他也根本不需要你去引导。有人说，哦，他们的知识不够，他们没有训练、没有教育。其实他比你大学生厉害多了。他根本不需要训练。你象台湾，种磨菇卖到美国去赚钱的。台湾种吃生鱼片的芥末到日本卖，赚钱赚得不得了。农民不需要你教他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没有自由移民。你比如，有些农民变成企业家买地，经营大块土地，那些卖地的人要走，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出来。但是，中国现在是，农民走了，就会丢掉对土地的权利。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你永久性地离开，就失去了土地。政府按人口变动（婚嫁、生死）三、四年调整一次土地使用权。 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它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村里，因为交了以后，他就丢了。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所谓盲流就是这个概念。因为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他对土地的权利就丧失了。所以，他要定期地回去。打完工，他得定期回去。因为中国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三、四年要调整一次。调整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执政者手中。

学者在说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但是，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现在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说，比如这个村，由这个村的所有人所有。那这个村里的人为什么不能决定将它们分了呢？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道德观念问题。比如，《圣经》里面就说，要爱你的邻居，尊重别人的财产。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讲道德的社会，一个尊重别人的社会，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这都是孟子的话。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有这个传统。我这里不是纯粹讲西方的东西。从爱别人的心来讲，你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权。他现在要买卖，比如说，土地要买卖。这个权利，你要尊重他的。《圣经》上说，你应用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我们可以设想，现在有地产的中国有权人和有钱人将心比心想一想，他们是否希望别人象土改对待地主一样没收他们的地产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就要承认土改时没收地主土地是错的。没有良心，是野蛮人的行为。

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收税就没有道德标准。因为这个地价出不来。你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你怎么知道地值多少钱？比如，这里有一座山，你能讲清楚它值多少钱？只有有人出价，有买这个地产的市场，才会有价值，才会有道德准则。基层政府的行政权、收税权才会有道德基础。否则的话，老百姓说，你侵犯他的权利；而政府则说，我在给你做事，办教育、修公路,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讲不清楚的。现在，中国就有所谓民粹主义。大家都说，哦，农民负担太重！这句话太简单。什么叫做农民负担太重？没有标准。但是，如果有地价了，有土地自由买卖，地价出来了，比如说，交5％，就没有什么架可吵了。如果要修路，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对。你超过5％，我也可以说你不对。因为有了一个道德准则可以收税。现在老百姓说，农民负担太重，基层政府官员说，我是两面不讨好，上面要我办教育、修公路，干这个干那个，计划生育，又没有钱，我给你们做事你们又不出钱。你说听谁的？

我的很多意见，在中国都有不少人支持。比如，我1998就讲取消户口制度、取消与WTO不相容的成立企业的审批制度，不光是学术界支持，政府现在也正在这样做。唯一使我失望的，就是土地制度。有人说，土地公有是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不是的。相反，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这个私有反倒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中国在二十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土地法》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有点左。当然，比共产党要右。那个《土地法》，使现代的土地制度深入人心。1962年，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南方、江南很多农民都把地契拿出来，证明他们对土地私有还是有信心的。从1949年到1962年，有十几年，他们没有把地契毁掉。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是有很长的历史的。你看清朝，中国人跟教会打官司，现在中国人往往说当时清朝庇护外国人。不是这样的。连清朝都承认地契的。当时教会买的地产有地契，双方签了字，画了押的。连当时中国的政府都承认这些东西。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土地法，等于是习惯法、私法在起作用。这是中国的传统，大家都公认为是公平的。这个东西，在打官司时，清朝政府都承认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土地私有反而不敢推行了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头一件事情，就是土地私有化。这和中国完全不同。

土地没有私有化，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进入WTO对中国农业会有很大的打击。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两个事情，缺一不可。你土地不私有化，你即使让他自由移民，他也会定期回来的。因为他不愿意丢掉对土地的那个权利。特别是土地值钱的地方，也就是影子价格高的地方。他还是盲流，会定期回来的。

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法国起飞，就是靠拿破仑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农民了，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了。

现在中国这种制度就是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它是真的封建制度。民国时代不是封建制度，是自由民制度。它的土地制度和人身关系已经现代化了。但还是有一点不现代的地方。比如说，它限制租赁。你要把租出的地收回来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卖掉它。

张五常：悼小凯

悼小凯 张五常

杨小凯谢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

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

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

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

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是非常严重

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

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因为发表了

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

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

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

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他接受了，

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

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

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

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

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

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

，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

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

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

是当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

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

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

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

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

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

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

，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

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