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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血洒兴安万重山—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被杀真相考证 [SIZE=3]血洒兴安万重山
——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被杀真相考证[/SIZE]
祁致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第十一军一面光辉的旗帜。他带领6个结拜兄弟起义举事，不断发展壮大为上千人的抗联第十一军。他精明强干，勇猛善战，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日伪军浴血奋战，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用开拓的眼光创立了抗联部队中唯一的七星砬子兵工厂，给抗日联军各部队以重要支援。他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立志追随共产党，坚定不移，奋斗不止。他能够很好地团结同志，关心和爱护群众，军纪严明，秋毫不犯。他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勇于上进。他英年不幸，没有壮烈牺牲在弹雨横飞的抗日疆场上，却无端地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实在令人痛惜和悲愤。
多年以来，关于祁致中被错误处死的详情、真相，由于某种原因一直讳莫如深。笔者梳理史料，多方钩沉，力图还原历史真实。但由于掌握资料有限，谬误不足之处希谅。
一、祁致中其人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号明山。他抗日思想坚定，作战勇猛，人称“祁老虎”。是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和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创始人和领导人。
1913年祁致中生于山东曹县常乐集乡祁庄。1931年到黑龙江省桦川县驼腰子金矿（今属桦南县）当工人。1933年2月，金矿被日军侵占。祁致中联络工人集资购枪，准备武装抗日。6月下旬，带领韩忠礼（后改名韩立中）、张仲祥、尤成禄、吕景芳、赵喜儒、孙继武6人，乘吃饭之机，开枪打死7名日兵，夺取轻机枪1挺，步枪6支，手枪2支，子弹700多发。动员20余名工人参加队伍，暴动成功。在大梨树沟十二马架子屯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也称“明山队”。祁致中被推举为首领，这就是日后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前身。随后他率部在桦川杨马家店伏击日军汽车队，消灭日军12人，毁汽车7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转战于桦南县的榆树泡、驼腰子、梨树沟、马场甸子等地。1934年3月率部参加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任民众救国军暂编混成第1旅旅长，参与指挥九里六屯、驼腰子等战斗。期间经杨德金、白云龙介绍加入中共共产党，后组织关系丢失。1935年1月下旬，在柳树河子截击日伪开往佳木斯的所谓国际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造成很大的声势和影响。2月，在方正县窝里村巧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在赵尚志、冯仲云的帮助下。祁致中深受教育和启发，并接受冯仲云的建议，改名“致中”，意为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随后，他率队参加攻打方正县城、延寿县兴隆镇、大、小罗勒密、半截河、新开道、老五团局所、楼山局所、依兰县三道通伪警署等战斗。同年冬率部至汤原县，参加三甲北宋家大院县委党训班学习。年末由夏云杰介绍，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在伊春抗联政治军事学校第一期学习。1936年5月20日，在依兰县二道沟子，明山队被正式编入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率部以依兰、桦川为中心，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1936年秋，祁致中参与领导抗日军民在桦川、集贤间的七星砬子沟里建立后方根据地，成立修械所、被服厂、军政学校等。不久，又建立了抗日联军七星砬子兵工厂，为部队修理武器和制造枪弹，对支援各军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7年10月，独立师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下辖一个师三个旅，全军1500余人。祁致中任军长，率部在富锦、宝清、桦川等地和同江县开展游击战斗。1937年12月末，祁致中去苏联请求支援，与赵尚志、戴鸿宾等一起被苏方错误关押了一年半。1939年6月27日回国，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7月2日，在攻打嘉荫县乌拉嘎金矿后被错误处死，时年26岁。
二、祁致中入苏及在苏联时的一些情况
1937年夏，七星砬子兵工厂炸药短缺，亟需供给。祁致中得知抗联第七军一师师长李学福与苏联方面有联系，便通过李学福写出介绍信，决定亲赴苏联求援。11月下旬，祁致中带领军部和七团到同江县、抚远县境内活动，12月末，祁致中在抚远县海清渔场附近越境入苏。约定三个月后回归。军部暂由副官长薛华负责。但因苏联内部人事重大变化，双方发生误会，入境后苏联人不予承认，反将他扣留，并和随后越境入苏的赵尚志和戴鸿宾关押在同一狱室里，进行长期审查，直至1939年5月，长达一年半之久。
在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禁闭室关押期间，祁致中与赵尚志、戴鸿宾共居一室。三人除了不断向苏方申诉要求释放外，它们之间更多的是谈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路线、策略等问题，其中包括“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另外也涉及到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对这些问题，祁致中与赵尚志的观点不一致，存在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关系不算融洽。
赵尚志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党龄的领导干部，没有用发展的思维眼光捕捉到祁致中政治上的成熟与进步，把他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来进行关爱和教育，发挥他的特长、为我所用。反而是固守偏见，经常持以蔑视的态度羞辱他，动不动就指责祁致中是胡子土匪，指斥他以往的行为完全是胡子行为，说他“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甚至在一次争辩中，说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以党代表的资格，开除你（指祁致中）的党籍”。虽然经过戴鸿宾从中劝说，最终没有开除祁致中的党籍，但仍然“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并“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查看”。这个情况只能说明赵尚志这时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绪已发挥到了极限，他非要把祁致中压服不可，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应有的作风。
此时的祁致中“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他“读了我们的很多的文件”，已经能够将所学的经典理论，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来思考问题，有了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些独立思索。在此期间他也提出过一些偏狭幼稚的观点，诸如“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等，在他的身上“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应（映）”，但总的来说，“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这是当时唯一与它们共居一室的戴鸿宾，在1940年2月22日向北满省委的说明材料里明确提到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
关于十一军与三军的关系争论问题，赵尚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过多地是夸大三军对十一军发展壮大的影响，片面强调其本人在十一军发展中的个人魅力。而祁致中则要相对实事求是一些，“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故（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而且指出“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虽然在理论素养上，赵尚志要强于祁致中，他们争论的结果最终往往也是祁致中“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但却“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因而两人之间由于看法不同、性格不合所产生的积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这种不和谐的关系为今后两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纵观祁致中一生所受到的党的教育，主要有七次。一是1934年4月，祁致中在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担任一旅旅长时，与佳木斯地下党派驻到谢部的杨德金、白云龙有所联系接触。虽然两人将祁致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两人的工作重心无疑是在谢文东这里。祁致中与谢文东政见不合，坚持在桦川一带开展抗日斗争，谢文东则意图东撤接近苏联，两人最终分道扬镳。随着谢文东部的东撤，杨、白两人随军转移，祁致中的组织关系也不久丢失。由于时间短暂，祁致中没有受到更多的党的教育，这一次仅仅是祁致中对党的认识的萌芽。二是1935年2月上旬，在方正县窝里屯巧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和冯仲云向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冯仲云与他促膝交谈，给了他很多政治宣传品，并派人教唱革命歌曲。与三军的亲身接触使祁致中耳目一新，受到启发和教育，坚定了他跟党走的信念。但由于三军的领导未能抓住机会，及时派出政工人员，团结祁致中部，加上祁致中个人英雄主义观点较强，与三军、谢文东部、李华堂部发生矛盾，产生疑惑。最终祁致中离开三军，单独活动。三是1935年2月17日，祁致中在方正县大罗勒密附近的花公鸡地方活动时，截住一辆由哈尔滨开往佳木斯的长途汽车。车上一位旅客的打扮引起了队员的怀疑，被认为是汉奸特务。祁致中亲自审问，得知该人是由哈尔滨参加完省委学习班的汤原县委委员老柳（后任汤原县委书记），老柳热情地向他讲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他跟着共产党走。这给祁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后来亲自前往汤原县寻找党组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四是中共汤原县委对祁致中的帮助。1935年封冻后，祁致中带队从桦川县敖其屯（今属佳木斯市）附近的猴石山越过松花江，到汤原县三甲屯尹家大院寻找党组织，受到县委委员刘忠民的接待。并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见面，经受住了考验。随后参加了县委在三甲北宋家大院举办的党训班。祁致中在此学习半个月，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年末，经夏云杰介绍，汤原县委正式批准祁致中为中共党员。同时派金正国、李学忠、杨子歧三名党员干部到祁致中部开展政治工作。由于形势需要，祁致中受命到松花江南活动。临行前，汤原县委给勃利县委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帮助祁致中部发展党的组织。五是1936年中共勃利县委对祁致中部的帮助，1936年3月，祁致中亲自前往勃利找组织领导他，“自此以后，祁致中在我党新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了三区民众的热烈同情和帮助，进行大批募捐，而信仰也日高千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0，第207-208页，《关于祁致中联军独立师成立的经过》）5月20日，勃利县委在“吉特及中央驻满代表直接指示之下”，将祁致中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勃利县团委书记富振声担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六是1936年4月祁致中到伊春政治军事学校第一期学习。在此学习三个月，受到了党的系统教育，提高了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水平。七是北满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籛（即李兆麟）对祁致中的党性教育。1937年4月，张寿籛亲赴独立师，与祁致中进行了长达10天的个别谈话，共同研究解决部队建设任务。消除了祁致中的疑念，向他详细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他怎样建设抗日革命武装并给予具体指导。在李兆麟的帮助教育下，祁致中采取有力措施纯洁队伍，加强部队内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本人和部队的政治素质都有极大提高，通过这次整顿，祁致中部完成了从民众抗日武装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转变。
实事求是地说，对祁致中及所部帮助教育较大的还是汤原县委和勃利县委，不但让祁致中参加党训班，提高政治觉悟，最终加入党组织。而且派驻政工人员，协助祁致中整顿部队内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队伍的纯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祁致中部也最终发展成了上千人的抗联第十一军。
三、祁致中回国后被错误处死经过
1939年5月，苏联远东军以“误会”为由，将三人释放。并应赵尚志请求，在短期内组织武装在苏滞留的抗联人员，成立一支110人左右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教导队，准备回国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6月下旬，这支队伍由苏联伯力乘火车抵达比罗比詹后，行军三日来到苏联村庄拉宾。一位送行的苏联中校军官向队员们宣布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又任命了其他干部：戴鸿宾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大教导队总队长、于保合为组织科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刘凤阳为中队长。司令部教导队在回国行军途中还建立了党支部，赵尚志任支部书记，李在德（女）任支部副书记。成员有戴鸿宾、于保合、陈雷（后任命为为宣传科长）、韩相根、刘凤阳。
6月27日夜里，部队在苏军掩护下乘坐炮艇，从拉宾出发，在黑龙江中顺水行驶约8公里，没有遇敌，在佛山县（今黑龙江省嘉荫县）观音山南侧马连站附近（今马连村与马连林场之间）靠岸。队伍连夜朝西南方向行军，经十里小河进入卫东沟，再沿柳树河西行，经现在的柳树河林场、葡萄沟口地达乌拉嘎河边。28日沿河西进，经现在的乌拉嘎镇政府驻地团结沟、立志村、胜利村、金星村、金水村到土篮子沟。在土篮子沟沟口处，伏击并俘获十几名运送钻机的矿警，并得知：向西20余公里的乌拉嘎（北沟）金矿，只有40多人的守备兵力。其中，20多名矿警守西门，东门住有10几个日本人，多是携枪的采金技术人员，有一台电台由2个日本人使用。赵尚志见敌人守备不强，立即召开干部会，决定攻打乌拉嘎（北沟）金矿并做了战斗部署，部队隐蔽行军，天黑前到达乌拉嘎金矿。戴鸿宾带领两个中队攻打西门，赵尚志、祁致中带领一个中队攻打东门。战斗很激烈，只用十多分钟就结束战斗。清理战场时发现，东门的日本人全部被消灭，西门的矿警除四、五人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俘。缴获长短枪40多支，无线电台一部，面粉1000多袋和大量沙金。
6月29日，抗联部队召集矿工在孙家大柜院里召开祝捷会。会上，赵尚志发表了演说，于保合、陈雷向矿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矿工参加抗日联军和为抗联背粮。当场有20多名矿工和被俘矿警参加了抗联，100余名矿工为部队背粮入山，队伍扩大到150余人。
6月30日，抗联部队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戴鸿宾回忆说，“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有罪，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我们在此没有看到赵尚志对祁致中所犯罪行的具体说明和解除其武装的理由。
7月2日，赵尚志提议召集了党支部会议，商讨对祁致中的处理。全体支部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朝鲜族）、委员于保合（满族）、刘凤阳、韩相根（机枪射手，朝鲜族）、戴鸿宾、陈雷，合计六个人，赵尚志当时未参加，怕自己在场影响其他人发言，便自动到司令部火堆等候。李在德首先通报了党员汇报祁致中开小会，散布对赵尚志的不满情绪等情况，征询大家意见。大家认为祁致中有三种可能：一是他可能带其部下逃跑；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三是经过教育不跑，但第三种可能性较小。总之，他很危险。在如何处理祁致中的问题上，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戴鸿宾首先发言，认为祁致中不听指挥，抗拒执行命令，散布对赵尚志不满的言论，并有可能联络部下，先行下手，毁灭队伍。按照战时违抗军令者处死的军法，理应处死。但也感到依据不足，难下决心。这种看法也为大多数人认可。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认为，祁致中身为军长，处理不慎，会引起不良影响。建议送往苏联接受教育。但遭到多数同志反对，提出来现在正处于敌人的围追之中，又没有后方，无力将他送往苏联进行反省审查，同时考虑到祁致中愿意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路上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这一提议最终搁浅。会议最后没有定论，而是由于保合将两种意见汇报给由赵尚志，由他定夺。赵尚志同意戴洪宾等人的意见，认为祁致中反复无常，拒绝执行命令，搞阴谋活动，必须对他采取果断措施。这样，支委会一致通过处决祁致中，开除其党籍。作出决定之后，下午向全体队员宣布，随即执行。
祁致中在知道自己要被处死之前，曾要求让他吃一粒子弹，以便痛痛快快地死去。但赵尚志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执行死刑的几个人由中队长刘凤阳带领，把祁致中先绑在一棵树上，而后用刺刀挑死。时年26岁的祁致中重新踏上祖国仅仅五天，就英年不幸，血洒兴安岭，走完了他的一生。
四、乌拉嘎金矿战斗战情细节辨析
攻打乌拉嘎金矿战斗尽管取得很大的战绩。但在战斗中却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令祁致中和赵尚志本不和谐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直接导致祁致中在7月2日，被赵尚志以“拒绝执行命令”的“罪名”，错误处死。这一事件的发生，对赵尚志以后的活动，乃至对赵尚志本身的境遇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对这次战斗中的细节，我们十分有必要进行辨析。
在陈雷、于保合、李在德这三位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戴鸿宾首先发起进攻，被分配接应的祁致中却迟迟按兵不动，赵尚志令传令兵传达进攻的命令后，祁致中认为让他率队冲锋是让他送死，仍然拒绝执行。赵尚志只得亲自指挥部队进攻，迅速结束战斗。三人的回忆录共同证明了两点。一是戴鸿宾首先攻打乌拉嘎金矿，揭开战斗序幕。二是祁致中拒不执行进攻命令，并认为是让他送死。
这三人当时都在军部里，这在三人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到记录。于保合在回忆录提到，“黄昏时，当我随司令部越走越离乌拉嘎金矿近的时候听到了枪声，知道戴鸿宾他们已经打响了”。李在德在回忆录里回忆，战斗打响后，戴鸿宾按时进攻，占领了金矿西院。但祁致中在东路的队伍却迟迟按兵不动。我当时在军部，听到赵尚志大声命令：“东边队伍快攻上去！”但还是没有动。再后来，亲自带领队伍冲破防线。陈雷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当时随司令部殿后。通过三人回忆录中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三人当时都没有在祁致中或戴鸿宾身边，对于军部外发生的事情应该不会比戴鸿宾或祁致中知道的更清楚。三人的回忆录也都是在事隔几十年后回忆撰写的，是否记得准确和客观公正，不便妄言。笔者认为，史实的探究求证最终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鉴于此，主要当事人戴鸿宾对这次战斗经过的回忆材料，应该比较重要，不能忽视。
在事隔半年后的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向北满省委的报告材料里明确提到，打乌拉嘎战役在“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三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同志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步（部）置队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祁致中在攻打乌拉嘎金矿战斗中是担任“冒险队的先锋”，并已经率先带队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并没有拒不听从指挥，按兵不动。二是内部有人另有所图，向祁致中开枪，幸未致命。由于找不到尚久兴的材料，对于他究竟是出自何种原因向祁致中开枪，是由于个人恩怨，还是另有其人在幕后指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发生枪击事件，以及其后祁致中向赵尚志交枪，受到赵尚志“污骂”。这一系列行为的出现，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祁致中为何不继续参加战斗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戴鸿宾亲自说明，自己是在祁致中“解决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后，才带领部队解决了第二个堡垒。作为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和亲历者，而且又是在事隔半年之后写的报告。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更应看到，在陈雷、李在德、于保合的回忆录中都提到，戴鸿宾是坚决主张杀掉祁致中的。在党支部会议上，也是首先明确表态，力主杀祁致中的。他在明知道事情真相的情况下，还力主杀掉祁致中，我想更多的还是有“明哲保身”的考虑。试想，如果他在给北满身委的报告材料里，能够体现出祁致中拒不听从命令，而与于保合等三人保持口径一致，岂不是对自己积极主张处死祁致中十分有利吗？这也正好反证了戴鸿宾报告材料的真实性。也许这更接近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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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几种说法的辨析。
关于祁致中之死的导火索，笔者看到有很多说法。一是扛白面事件。有人认为赵尚志下令祁致中组织矿工每人扛两袋面粉，为抗联送给养。祁致中只让每人扛一袋，由于抗违命令而被赵尚志处死。还有的说，离开乌拉嘎金矿时，全队人包括赵尚志都扛了一袋白面，唯独祁致中拒绝执行赵尚志的命令，坚决不扛。而且强调自己当过军长，对此颇有怨言，因而被杀。二是乌拉嘎战斗。有人认为祁致中在战斗中违抗军令，战斗不力。在戴鸿宾一路首先进攻的情况下，不服从命令，进行接应。反而按兵不动，进展迟缓。三是祁致中散布不满情绪言论。有人认为，祁致中不服从赵尚志领导，心怀异志，想争权，经常向老部下和其他队员宣扬，说赵尚志不信任他，要害他，有分裂队伍的企图，因而获罪。
对于上述几种说法，笔者在此逐一进行辨析。
关于扛面粉事件。是指在6月29日，乌拉嘎金矿战斗胜利结束后，由于缴获物资较多，由抗联战士和矿工群众送面粉进山为部队用给养一事。据李在德的回忆录表明，当时很多工人主动为队伍背面粉送到山上，剩下的大米和白面等物资，都分给了工人和老乡们。陈雷在回忆录中指出，当时每个人背上一袋面粉，撤出了金矿。于保合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打开仓库把白面分给矿工，每家两袋，也可以多拿。我们的战士也按体力尽力而为，有背一袋半袋的，也有背一袋半或两袋的。同时动员工人群众帮我们背面粉，送到山边。同时明确指出，赵尚志从没强迫下令背多少面。关于祁致中没有背够面粉而被处死一说，这不符合事实。三人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及祁致中不背面粉的事情。在这一事件上，戴鸿宾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述，并与李在德等人的回忆有所龃龉。戴鸿宾在给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上午我们准备退出金沟以前，分配致中同志步（部）置金沟工人抗（扛）面的工作，命令是150人抗（扛）300袋子面。在他执行当中，他曾经有二次要求工人抗（扛）二袋子抗（扛）不动，尚志同志不允许。最后致中同志允许工人每人抗（扛）一袋子面，工人剩100人，这是致中同志一个错误。”
在对待扛面粉事件上，赵尚志给祁致中的命令是让150名金矿工人扛300袋白面充当抗联部队给养。不管是赵尚志下令一人背两袋面粉，还是祁致中在执行中不变通或擅作主张。我们应该更多地是考虑金矿工人的态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有些工人一次扛二袋面粉，走长时间的山路有困难，才提出减轻重量的要求。工人们的意愿得到尊重，最终也得到满足。我们姑且不论二袋白面的重量和路途的崎岖，但就祁致中本身来说，也是事出有因。虽然在此期间，由于祁致中执行命令僵硬或方式不当，造成扛白面的工人有所减少，任务完成大打折扣。但是单就这一点，就让祁致中身获死罪，十分牵强，根据不充分。关于部队所用白面的去向，在陈雷回忆录中有所提及，“队伍在荒山野林中向西南方向前进，第三天，为了减轻负担，赵尚志决定将面粉存放在山里。选了一个既避风、又干燥隐蔽的山凹，把面粉堆在一起，周围用木头围上，用树枝盖上，以防黑瞎子祸害”。由此可见，关键不在于背多少面粉做给养，而在于如何保管这些给养，以备战时之需。
二是攻打乌拉嘎金矿战斗不积极。关于这一说法，我已经在上一节中单独辨析，此不赘言。
三是祁致中散布不满情绪言论。于保合回忆录中提到说，祁致中曾“当我面说过赵尚志不信任他”。并在乌拉嘎战斗后问于保合本人，“赵尚志能不能处分我”。李在德的回忆也提到，我们一直感到他（指祁致中）情绪不高。并提及有的党员反映，祁致中在攻打乌拉嘎战斗中，先是向部下散布，赵司令让他“送死”，而他不服从军令，之后又说：“我没好了，赵尚志要杀我。”等。陈雷的回忆也有类似的叙述，声称祁致中说赵尚志不信任他，把叫他带队冲锋说是叫他送死之类的话，不断在老部下中散布，企图得到他们的同情。这三位当事人的回忆在对祁致中散布不满言论的问题上有一致之处。但并没有提到，祁致中想争权，有与赵尚志分庭抗礼的行为。
关于这点，戴鸿宾在1940年2月22日向北满省委的说明材料里明确提到，“过界后（回东北），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一切的态度，完全是污骂行为，使致中同志非常难过。在我们解决乌拉嘎河金沟那天早晨，我们卡敌人全鞍马11匹，经尚志同志分配骑，不发给致中同志马匹。我向尚志同志提意，可以分配他马，原因他是一个幼稚同志，还有我们带来的一般队员群众对致中同志还有好的影响，同时苏联对他还有信用，这样对待他，对颜面上太过不去。我这提意（议）尚志同志始终否认我的提意（议），在过午后，我又向尚志同志二次提意（议），应该发给致中同志一匹马。二次提意后，勉强发给一匹不良的马，走几里后致中同志被落马二次，致中当我痛哭一场。致中同志说我永远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也没有背过大枪。他同时说尚志同志拿我当敌人看，我这几年的革命工作，虽□（无）成绩，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悲痛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卡敌人全鞍马11匹”，应是指6月28日早，在土篮子沟沟口处，伏击并俘获十几名运送钻机的矿警一事。赵尚志在给祁致中分配马匹的过程中，明显有个人因素在里面，是对祁致中的蓄意污辱。对此祁致中感到十分怨愤，“痛哭一场”。在这次回国途中，这已经是祁致中第二次“痛哭”。在戴鸿宾的报告中对他第一次痛哭也有详细的记述，“在回国途中尚志同志分配致中同志担任总司令部付（副）官责任，当时致中同志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付（副）官责任，愿做队员工作。这一提意当时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说你不要添美，还想做你过去的美梦不行。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我在当中担当调解，最后致中同志勉强的担任付（副）官责任。”祁致中是一员勇敢善战、精明强悍的虎将，二天之内连续“痛哭”二次，可见其心情是何等愤懑、委屈、压抑。对于戴鸿宾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向致中同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悲痛，忍耐一个时期，我们很快就能见着党，关于你的问题能求得解决。”
祁致中在回国过程中所受到的蓄意侮辱难堪，使他与赵尚志之间本就不融洽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祁致中个人存有不满情绪，并向一同回国抗战的战友诉说宣泄，我想是可以理解的。根据陈雷、李在德、于保合的回忆，祁致中在回国途中情绪不高，结合戴鸿宾的叙述，应该可以为他回国后一系列反常举动做以很好注解吧。
六、祁致中被错误处死的原因探析
客观上，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导致人们处理问题简单化。对此，陈雷在回忆中也说，处决祁致中的决定是过火的、轻率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但那时处理问题，受着激烈战争的影响，都希望处理问题迅速、果断，生怕拖中生变。这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是简单化工作作风的流弊。
主观方面，首先祁致中的自身言行没有得到战友们尤其是赵尚志的包容和接纳。在党支部会议上，在场的六名成员除李在德外，都同意将祁致中处以死刑。本身就说明了一定问题。也许其中有揣度和不违逆赵尚志意愿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的是，祁致中自身的一些不满情绪表露，加之他山林队出身的背景，都会使同志们普遍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不管其自身目的如何，客观上使同志们对其有所猜忌和戒备。在特殊的对敌斗争形势下和内部环境中，祁致中没有掌握好自己言行的尺度，言语尖锐。不认真了解他人特别是赵尚志的性格特征，个性张扬，激化与他人矛盾的同时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以至积怨累加，最终被无端错杀，悲天虎啸。李在德在回忆中也有同感，“同志们受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影响，对其言行很难宽容，但他毕竟没有发展到成为敌人的地步。因此，对祁致中应留下不杀，而以拒绝执行命令为由把他杀掉应该说是错误的。”其次，赵尚志人事安排上的不妥和归国途中一些“污骂行为”及不当举措也激化了祁致中的对立情绪。在于保合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支部队的组织系统情况，副官长祁致中直属于司令部参谋长戴鸿宾，与电信队队长于保合、教导队指导员李在德地位相当。同是抗联的军长，祁致中尚在戴鸿宾之下，这不能不使祁致中对此有所想法，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副官责任，愿做队员工作。这一提议立即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后来只是在戴鸿宾的劝说下，勉强接受。虽然祁致中拒绝领受副官长这一职务，很大程度上是对人事安排上的不满所致，但做一名队员不用担当更多的责任，与领导核心接触相对较少，避免与赵尚志发生直接冲突，似乎也可能是祁致中的内心真实写照。回国伊始，赵尚志在缴获马匹的分配上对祁致中的态度明显偏颇。随后，在为乌拉嘎金矿战斗胜利祝捷的模范战士会议上又拒绝祁致中发言，并首先定性说其在“军事行动有罪，当场下令解除其武装”。我们在此没有看到赵尚志对祁致中所犯罪行的具体说明和解除其武装的理由。这些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赵尚志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绪此时已极大膨胀，他非要把祁致中压服不可，这反而更加激化了祁致中的对立情绪。
另一方面，赵尚志的个人态度也对祁致中被错杀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支委会上绝大多数委员对祁致中持杀的态度，但最后的决定权仍在赵尚志手中。作为一名抗联高级将领，应该具备审慎稳妥的工作作风。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赵尚志当时的心态加以探察。赵尚志入苏求援无果，反被扣押长达一年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联方面没有解释。刚刚回国的赵尚志心中应该充满愤懑与猜疑，冲动和焦躁。无须讳言，赵尚志身上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领袖欲望强烈，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时总要抢占上风，从不甘居人下，有时即使自已内心感到做错了事，也决不会公开承认而极力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而苏联方面以共产国际为名给予他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口头任命，又使赵尚志充满了自信，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赵尚志身上，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和党性两者矛盾共存，互相冲撞着。当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到极限的时候，党性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可以这么说，赵尚志个人英雄主义与党性的冲突应该就是祁致中被处死的深层原因。
综上，在处死祁致中事件中，由于赵尚志人事安排上的不妥和归国途中一些“污骂行为”及不当举措激化了祁致中的对立情绪。祁致中的自身言行也没有得到战友们尤其是赵尚志的包容和接纳。更为重要的是，赵尚志的个人态度在其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主导作用。赵尚志个人英雄主义与党性的冲突应该就是祁致中被处死的深层原因。客观上，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促使人们处理问题简单化，更加速了祁致中被错杀悲剧的上演。也许这就是赵尚志与祁致中共同的悲剧。
七、祁致中错误处死事件中几位当事人的态度
1、赵尚志：在对待祁致中事件上，赵尚志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在苏联时与祁致中的争论，给他内心烙下深刻印痕。让他深信祁致中不尊重和蔑视他的权威，这从回国前后赵尚志对他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回国后，赵尚志在内心深处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没有用一名抗联高级领导人的虚怀若谷来化解祁致中对他的种种不满，冷静思考、以理治情，团结他，做好祁致中的思想工作。反而工作方式简单，用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看来，在他的内心深处对祁致中还是存有很深的积怨。值得肯定的是，在召开支委会会议的过程中，赵尚志能够先行回避，让支委会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听取意见，这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可惜的是，在他得知会议出现的两种意见时，未能审慎思考，用自己的包容来化解其他同志对祁致中的指责，而是同意戴鸿宾等人的意见，酿成大错。赵尚志在1940年春，在伯力当着冯仲云和周保中之面承认自己处死祁致中是错误的。
2、戴鸿宾，在处死祁致中事件中，戴鸿宾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它是率先提出处死祁致中的坚决主张者。另一方面，他又在给北满省委的报告中，提供了较为详细可靠的材料，使我们后人得以明确辨析祁致中的真正死因。在一年多的囚禁生活中，只有他与赵尚志、祁致中朝夕相处，对两人的了解可谓熟稔。他很了解赵尚志，唯恐得罪他。明明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赵尚志的做法，但是不愿更不敢说出来。赵尚志对祁致中的态度他看不过去，他同情祁致中，但没有勇气说句公道话。处死祁致中之时他心里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这也是他很快离赵尚志而去的原因。对于他的内心活动，我想他的自我剖析更能说明问题。他在1940年2月22日给北满省委的材料中这样写道，“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议），我（不）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眠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做斗争，这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完全是实，并无一点自造和自添，这是我将来向党负责任，不但现在而且永久负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赵尚志经常说戴洪滨是草包，但又很信任戴洪滨。戴洪滨很了解赵尚志，唯恐得罪他。明明在很多问题上，他不同意赵尚志的做法，但是不愿说出来。赵尚志对祁致中的态度他看不过去。他同情祁致中，但没有勇气说句公道话。在赵尚志面前，他一直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至于他在支委会上首先表态，我想应该有揣测和不违逆赵尚志心意，明哲保身的因素。处死祁致中之时他心里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这也是他之后很快离赵尚志而去的原因。
3、李在德，在对待祁致中被错杀事件中，李在德的态度应该是最谨慎的。她认为祁致中曾任抗联第十一军军长，如果杀掉他，不了解情况的人必然有想法，会引起不良影响。所以主张将祁致中送到苏联接受教育。但是这一建议遭到多数同志反对，最终搁浅。
4、于保合、陈雷、刘凤阳、韩相根，他们都是杀掉祁致中的坚决主张者。刘凤阳后来进入苏联，担任一支抗联小部队的队长，回国进行武装侦察活动，1940年6月末，在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境内时，被苏联哨兵误伤致死。担任机枪射手的韩相根则在1939年秋的一次遭遇战中，担任掩护，壮烈牺牲。于保合和陈雷建国后都担任要职。
八、不算多余的话
错杀祁致中是赵尚志一生中犯下的重要错误。祁致中虽然有错误，但错不至死。何况祁致中作为抗联的高级将领，在对日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对他的处理更应该慎重。实际上，祁致中的被错杀，也使赵尚志陷入彻底孤立的泥沼。对于错杀祁致中事件，当时的北满省委在1939年秋，做出了开除赵尚志、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及其夫人李在德、韩相根、刘凤阳等七人的党籍决定。
在对待祁致中事件上，赵尚志未能冷静思考、以理治情，以一名抗联领导人的心态宽容和化解祁致中对他的不满情绪，进而认真听取祁致中的辩解，团结同志，反而戴着有色眼镜，偏听偏信，纵容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以几件并不能构成死罪的事情为理由，将自己对祁致中的个人积怨无端扩大，导致祁致中被错杀这一悲剧的上演。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不但没有从赵尚志身上找到一名抗联领导人身上应有的大度和包容，反而看到的是粗暴和专横.这不但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恐惧感，而且也给尚连生之流制造谣言提供了口实，给党内对他有成见的人平添证据，而使能够客观公正看待赵尚志的人无能为力。为自己最后被开除党籍，不容于北满党和军队，谱写悲剧人生饮下了自酿的苦果。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最终他还是以一个壮烈，英勇的姿态死去，值得国人敬仰。赵尚志作为一名卓越的抗联将领，将自己的全部都贡献给了东北的抗日解放事业，他是英雄，但英雄也会犯错误。错杀祁致中就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我们不能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来要求抗联革命先辈，更多的应该是理解和尊敬。我们更要认识到，民族凝聚力的牢固和植根于其中的革命营垒内部坚如磐石的团结，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利钝和民族的兴衰存亡的重要性。[/SIZE][SIZE=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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