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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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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7) 那段历史是误会

      17 那段历史是误会

      “三反运动”我们段上受冤的人不少。可我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受益者。

      技术员的等级从一级到五级,象我这样的学习技术员,一般先定五级,我破格升到三级。

      成渝铁路通车后,接着修宝成铁路,工作人员大转移。全线从九个工务段合并成九龙坡、内江、成都三个段。资中工务段改成内江工务段下属的一个工区,定名资中建筑工区,我升任工区主任。原十八分段长王玉如、副工程师,三反中被戴上“贪污分子”帽子,分配到我这个工区“管制”。我现在估计,这可能是领导故意安排的,我这个学习技术员刚改成技术员,哪管得了六十公里线路上的这么多遗留工程。我自己下个“定义”,这是挂名的,真正的工区主任是王玉如。我下工地总和他一道去,遇到问题他说了算,谁也没有二话。我知道他是冤枉的,我虽然常和他开玩笑,可我真心实意想赶快给他摘帽子。管原十八分段这一段线路的主管工程师是谢淮昌,他当然在运动中也受冲击。后来他任铁二局的副总工程师,他常开我的玩笑,他说:“老胡是我的领导!”我说:“那段历史是误会!”

      以后,更热闹了!押到金刚沱“学习”的几个“贪污分子”,都是些老工程师,被送回来暂时安排在我这工区帮助工作。陆永汉是隧道专家、丁原鄘是桥梁专家,陈如訚是原二十分段长,我这学习技术员,就算升了个三级技术员吧,我有啥资格去领导这批专家。他们帮工区画了些图纸,不久,都调到宝成铁路主管一些大型重点工程去了。

      当时,我们工区的主要任务有:修车站站房、家属宿舍、车站给排水工程、桥涵未完工程等。这些工程都是发包给包商干的,包商和我们工区订了合同,要到内江工务段计划室去支取预付款,他们常遇到麻烦、领不到。资中到内江可能有四十多公里,来回一次挺恼火的,包商回来,垂头丧气,说工人要等米下锅哪!怎么办?

      那年月,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哪来那么好!相互之间,信得过,决不含糊。吕协理员调到重庆铁路分局当宣传科长,他是单身,二十多岁,临行,他叫住我,递给我一个皮夹子,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摞存款折子,他说:“先放在你这里一下。”转身就走了。到底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交我保管?我不知道。我也没问一声,这批钱留在我这里干什么?我也没怕担什么风险!收了!同志加兄弟,够义气。还有更怪的,全国铁路工会有个同志来资中出差,他走时,也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替他保管。我照样,什么也没问,收了!

      现在,我遇到要钱花了,包商要支预付款呀!我管不了那么多,把他们两位留在我这里的钱,全部取出来,花哟!发钱时,我给包商交待一句:“唉!老兄,这回兄弟不讲信用,把别人的钱挪来借给你了。你们领到工钱后,可别坑了我呀,给我赶快补上!”别看包商,他们戴的帽子,可经不得阶级分析,但这事,不含糊,如期奉还,还大大感谢了我一番:“这回,多亏了你!”我这次用人家的钱,没讲信用,心里难受,我连问也没问,马上把这两位的钱,主动给汇回去。我这义务保管员,不当了!

      归德乡车站是个四等车站,站房的位置在一个小石头山的地方。有一次,我和王玉如一道去检查工作,主管工程师柳明沅,把我们带到车站的位置,指着小山给我俩讲,他说:挖基础下去比较深,我们可不可以在挖基础的时候,不用爆破,直接把石头开成“料石”,用来砌站房,就不用砌砖了,一举两得。老王和我听了都很高兴,我说:“老柳,你咋想得出这个主意呢?”最后,这个站房全部是用石头砌的,成了个石头房,是成渝线唯一的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资中车站是三等站,质量要求高一点,木工班长刘荣森,廿多岁,身材魁伟,有一把力气,抬着木料上房,四平八稳,一点不含糊,在工人中威信高,我和他直接打交道多,成了朋友。后来,他在成都铁二局水泥制品厂当领工员,住在西北桥铁路宿舍,离我家很近,常来我家叙旧。这样,只要我家有点关于木工的活,一打电话就来了。那年闹地震,我们的地震棚,就是请他来搭建的。老朋友,心连心!

      资中建筑工区到年底评了先进,领了一些奖金,怎么花?经过大家民主了一番,都说买个收音机来大家听听。那年月,是电子管收音机,价钱贵,还不容易买到。后来,我们买上了。大家的劳动果实,大家享受享受!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6) 信和不信

      16 信和不信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总段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运动,我是副主任委员。

      局里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局工会的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长程骏。刚开始是学习、讨论、自觉交代问题。有的挖空心思,讲什么“用过公家的几个信封、吃过包商几支烟”等等。刚解放不久,公私不分的很少,运动还算平静。

      后来,刮起一阵风,来了个“打虎运动”。贪污一千元以上的叫“老虎”,是大贪污犯。那时的纸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一千元就是旧币一千万元。贪污那么多钱,哪有啊?后来,报上天天介绍“打虎”战果,有的一个单位就打出几十只“老虎”,比一千元还多的,有的是。这经验一推广、炸锅了,个个单位都要打“老虎”。

      前些时候,报上介绍了个“周老虎”,他用年画拍出个假华南虎来。华南虎在中国已绝迹了,在哪去找呢?“周老虎”呀,你生不逢时哟!你要在1952年,还用得着那么操心吗?到处有“虎”,谁打假?

      开始,我想,别的单位有“虎”,我们单位可能没有啊!按“推理”的办法,别的单位有,你这里还能没有?没有?右倾。好呀,局里派来了个“打虎队”,帮你打“虎”,你躲得过去吗?打虎队员,是某军事院校的学员,来了十多个,清一色的年轻人,一身戎装,威风八面。从哪里找老虎?他们带来的经验,叫做“深山密林必有虎”,凡是管钱管物多的地方,必有大贪污犯。凡是管工程、和包商有接触的,通通要坦白交代。

      怎么打?让“老虎”站着,打虎队员坐着审问。打虎的轮番休息,“老虎”整天整夜站着受审,这叫“车轮战”。谁受得了?只好坦白,说某某包商送过他多少钱,交代少了不行,少了重写,够1000元以上,老实了,可以喘口气休息去。

      不是包商送的钱吗,再审包商。说某某工程师已经交代了,你还想抵赖?于是包商说送了某工程师多少钱。数字和工程师交代的,少了,打虎队员会提醒你,少了,如果说多了,也会提醒你,多了。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包商交代送的钱和工程师坦白受贿的钱数字相吻合。铁证如山,定案。

      原来,“老虎”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为了扩大战果,干脆,把这些可疑对象,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相互检举揭发。还把家属集中起办“母老虎”学习班。这样一来,凡是和工程沾边的,差不多都是“老虎”。于是,在总段开大会,宣布把十九分段长黄龙文当场抓起来。以后坦白从宽嘛,说啥都有!

      办法好是好,可那些从没有见过这种世面,神经脆弱的人,咋办?二十分段技术员杨升坪,想不开,贪污的钱比工程款还多,你们也信?这咋说得清!和他爱人一道,来到沱江边,喝了点酒,双双抱着跳进了激流,找阎王爷说理去了。十九分段老领工员陶海春,管点小工程,包的工程单价低,包商开支工资以后,不会有多少盈利,他哪有那么多钱行贿哟?心想,这次是过不去了,用刀自戕,又死一个。十九分段测量工张乃其,人老实巴交,测量工和包商打多少交道?不就是跟着工程师摆摆仪器测量,咋可能贪污那么多钱呀!在总段集中“学习”时,一大早,趁人不注意,冲到沱江边,不用法庭审判,自己先跳江了。

      全总段,充其量百来个人。四个人自杀。为什么?开始,我不相信段上有贪污分子,后来我相信有,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我说:“这段上的‘贪污分子’,我一个也不信!”

      在这次运动后,我心里十分内疚。因我没管工程,不可能当老虎,可我干了件坏事!我在工会,到处收集运动进展情况,一个人弄了张油印小报,天天让通讯员送到下边去。起初,我还认为我在运动中立了功,后来认识到我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中国的“运动”,似乎都有一个“平反”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实践了诺言,凡是找我来调查取证的,不论认不认识,我一概证明没有贪污。我自认办了件好事,对那些判刑的、开除的、受处分的,多少有点赎罪的感觉。

      几十年以后,已到了八十年代,资中工务段闪将坳隧道有个事务员张浩,来家里找我,说他是“三反运动”中被开除的。张浩,这时估计都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有点行动不便。他从身上摸出一张小纸条,纸都发黄,他说是他被开除,临走时,请我写的临别赠言,我一看笔迹,真是我写的,什么赠言?笑死人,我说:“回去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要不,只有死路一条……”可能还有些“左”得出奇的话,愧煞人了!他来找我,是要求平反。我说:这几十年变来变去,找哪个单位来管你这事呢?难呀!他说:成渝铁路的遗留问题,通通划归成都铁路局来管,我的案子成铁局成都工务段已经接手了,现在主要是找不到证人,陈祖闛总段长、吕勇协理员我都找过,他们写的材料,都说记不得了,所以我来找你。

      我一听来劲了,我坚信我当年的判断,我不相信资中工务段有“贪污分子”。我说:陈总段长、吕协理员我去找,你让办案的人来找我。

      我先后把陈总段长和吕协理员找到了。我问他们记不记得杨升坪、陶海春、张乃其,他们说记得。我问他们,后来“三反”平反,查出过贪污分子吗?他们说,没听说。我问还记得张浩吗?开除的!他们说不记得了。我说:他的结论材料我看过,定性的钱很少,是生拉活扯硬凑出来的。我不信。这个证明我写定了,闭着眼睛写也没有错。冤枉了人家几十年,妻儿老小都受影响,好不容易活到今天,这点公道都不主持,我们还算有良心吗?我来,是希望你们两位把证明重新写过,干脆点,证明他没有贪污。

      两位领导,被我的“推理”热情感动,给张浩重新写了证明。办案的人,来我家取证,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三反运动”是怎么回事?我把经过讲了讲,说到死了那四个人,就会知道“贪污分子”是怎样“打”出来的,张浩的事,闭着眼睛也可以平,没错,我是当时的工会主席,我作证。

      张浩晚年,得到平反。按退休职工待遇,另外,一次性补助了几百块钱!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5) 多情和“无情”

      15 多情和“无情”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艺术人生》,朱军主持的。一次,他访问著名演员潘虹,问她:“如果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让你作出选择,你首选什么?”

      潘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选家庭!”

      我把这个“答案”给儿子讲了,儿子不假思索地反驳:“潘虹已经有了事业,她当然说‘首选家庭’!”

      不一定!这世界上有没有“舍弃”了上好的事业,离开了“组织”,不顾什么“前途”,历尽千辛万苦,甘愿“受苦”,去寻求“家庭”的呢?

      有!肯定有!

      谁?

      孩子他妈——我妻就是一个。

      妻回到南京实习,很快毕业了。工作地点选在哪里呢?

      中国当时只有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私立华西大学有“牙科”,那时不叫“口腔科”。每年毕业生极少,中央大学牙本科,有时一年只有一个人毕业,妻这一班毕业人数最多、有六个人。中国人口,那时号称四万万,这么多人,需要多少牙科医生?

      妻来信说,大连、北京、南京都到学校来要人,到底去哪个城市呢?反复考虑,南京离四川近点,她自愿选择了南京华东军区总医院。这医院名气可不小!解放前,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最好的医院就是南京中央医院,现改了个名字叫“华东军区总医院”。分配到大城市这么好的医院,谁不羡慕呀!

      很快,妻在这里入了团,有了“组织”。

      她到职后,不久来信说,她检查出肺部可能感染了结核。那个年代,对结核病,还是一件谈虎色变的事。她说,医院在伙食方面对她有些照顾,还订了鲜牛奶,让我放心。她听说我父亲病逝,还汇了二十元给我,南京的工资标准比四川高些,不过二十元也是笔不小的巨款,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去信给她讲了我解放前“闹结核病”的事,虚惊一场,让她不要怕,好好养病。

      后来,总段有了一部电话。一天,有人叫“胡主席”?干啥?接电话。哪来的?重庆。我跑过去拿起电话,我问:“哪位?”对方答:“我,曾瑜!”“你在哪里?在南京?”“不!重庆!”

      天哪!她咋会在重庆?孙悟空?会飞?那年月,从南京回重庆,难呀!

      可能是因为有病,想家。也可能在外地,寂寞,爱胡思乱想。她在学校爱以大姐自居,因她是高年级的,理所当然,常把我当小弟弟照顾。实际年龄,她比我小三个月,是我的妹妹。这次她别出心裁,从南京要跑到工地来“照顾”我!

      她在南京时去找晓霞,一个穿军装的女干部、团支部书记。晓霞听她一讲,也觉得有理,都二十六、七岁的人,该谈婚论嫁了。我老胡调不去南京,她自愿要求回四川,怎么办?那个时候是大区,南京调四川,要经过华东局到西南局,这手续太麻烦。可能军区总医院是大机关,也许是军、师级单位,领导通情达理,提出个折衷办法,征求她意见。我们医院不替你在四川联系调转工作的事,档案、组织关系我们封好,交你自带,你回去自己找工作,怎么样?

      妻立刻象脱缰的野马,只跟晓霞打个招呼。真走啊!

      南京回四川没有直达客轮,要在汉口、宜昌转船,单是船行时间可能一周左右,中途等船,还不知要多长时间。我们几个男同学一路同行,还觉得困难重重,她一个年轻女娃子,带着行李,这找旅馆、买票、上下船、托运、抢占舱位,一个人怎么干?重庆到资中,即使买到车票,汽车很破旧,常常抛锚。在内江还得住一夜。这一路,不要说走,想一下那个过程,就会打退堂鼓!

      我真不知道这一路,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她上午赶到资中,自己问到段上。有人喊:“胡主席,来客了!”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那狼狈样,为这“独行女侠”的勇敢和刚毅,为她这种不要事业要家庭的英雄行为,刚说出“你到了”三个字,我真感动得哭了!

      她来这里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算个“家属”。不对,我俩又没结婚,只能算个“准家属”吧!陈总段长爱人陈光军,原是重庆八一小学校长,现在携家带小到段上来照顾“老头”牺牲“事业”要“家庭”,谁说没有?老妻一来就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

      我呢?我是“狂人”!就象教徒信奉上帝一样,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解救众生,哪管什么家呀!妻子这样千辛万苦地来了,我根本没心思顾到她,一天忙事业,压根没想过什么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全段上下掀起了一个速成识字的热潮,妻和陈光军一块,加入了教家属学拼音识字的行列,算是找到个事干。我现在不会“发短信”,不会使用电脑打字,常想,要是她还活着就好了,她在资中学的拼音本领可当我老师了。那段日子,她从无怨言,也不唠叨,相安无事过了许久。

      资中有个宏仁医院,解放前是个教会医院,他们不知道怎么晓得我们这里“潜伏”了一个大医院来的医生,硬要邀请她去上班。我们提了个条件,修完路就走人。人家满口答应,她到这医院去上班了。这中间,我生了次病,医生还怪吓人的说是传染病,在宏仁医院住隔离病房,妻穿上隔离衣来侍候我,稍好点,还扶着我在院里散散步。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想起我们该结婚了。

      相声演员姜昆说相声,讲“照革命像”,我们可是“结革命婚”。婚前我给我的朋友,发了个结婚请柬,宣布何日结婚,敬谢馈赠。结婚当天在总段20平方米大小的会议室,买了几斤糖,开了个茶话会,宏仁医院的来宾,成了妻的娘家人。我们没买任何衣物,上班时穿什么,婚礼时照旧。为什么这么办?不是我们没钱买件新衣,是表示这样才象个“革命者”。家属们可不这样想,送我们进新房时,我才发现,大家借了许多新的床上用品,把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孩子们向我们撒了许多喜花。妻进屋赶快把这些新东西收起来,生怕弄脏了。第二天,象没事一样,我俩各自去单位上班。我高兴,这解放区的天,真是喜气洋洋,太惹人爱了。

      以后妻子怀孕了,妊娠反应比较大,我没问过一句、没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本来应该住在一块,她行动不便好照顾她,我可偏偏搬到工地去住,工棚四面通风,住“五风楼”。我这是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用实际行动改造自己呀!我施工的工地离家只两公里,我难得回去一回,用文革的语言讲,我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有时,妻说:“肚子里的娃儿不老实,老踢我!”我说:“长大也会是个干革命的。”你看,你看,我满脑子装的些啥!

      妻要临产了,我从没想过该给她增加点什么营养,弄点什么好吃的,更不知道该为婴儿准备点什么穿的、用的。反正,我什么也没问过、没说过、没办过,在宏仁医院生产那天,我没到医院去,大人、小孩是死是活?好象和我没什么关系似的。孩子生了,我见着妻从没说过一句关爱、感激的话。可能我当时想,无产阶级就该这样“冷漠绝情”,这才是“舍小家、顾大家”呀!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未婚的姑娘们,你们找对象,不光不要找我这种狂热的信“主”的教徒,也不要找独生子,因为一生都是别人关心他,他“本能”就不会说一句关心人的话。妻呀!错!错!错!你“多情”遇上了“绝情”!

      怪!怪!怪!这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我怎么“绝情”,从妻嘴里,从没有说出半句埋怨、悔恨的话。都退休了,有次,我们搬家,她第一次大发议论,她说:“老头,这一生我们搬过许多次家,你一次没参加过;我生三个娃娃,你一次没问过、看过、管过;我病得路都走不动了,你没请假回家看过,更不用说关心了。这回搬家,你可得参加!”

      我怀着十分、千分、万分歉疚的心情,终于说出一句请罪的话:“我那些时候在‘干革命’,没有觉悟。要是现在,我肯定不会这样!老太婆,这辈子,真对不起了!”

      这次,我又哭了!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4) 百年爱心

      14 百年爱心

      陈祖闛,四川开县人,1904年出生,百岁老人。他的百年爱心,铸就了百年辉煌!

      陈祖闛出生于铁路世家,他随叔父陈自靖长大。早年,四川为修川汉铁路,曾在成都创办四川铁道学堂。他叔父先后从四川铁道学堂、唐山路矿专门学院(唐山交大前身)、交通部交通传习所铁道研究所毕业,和我国铁路老前辈杜镇远、茅以升等同学,曾任北京、唐山、上海三所交通大学校友会总干事。

      祖闛年轻时,想到法国勤工俭学。叔父让他先后到蔡元培办的北京孔德学校、和好友杜镇远处学习法文,因法国经济不景气,去勤工俭学的人处境困难。四叔让他转入利群学院补习英语,后考入交通大学北京学校预科俄文班,毕业后免费升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接管中东铁路的储备人才。

      二十年代,中东铁路名义上是中俄共管,实质上是帝俄的势力范围。哈工大虽设在中国的土地上,可陈入学后,睁眼一看,尽是俄国老外,找来找去,只找到七个中国同学。当然,这为陈后来精通俄语创造了条件。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了哈尔滨,陈带领全家回到北京。他到香山找到杜镇远,杜老伯夸奖他学成回来,留他吃饭,还给了他二十块银元,让他到正在修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处找茅老伯。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300多米,正桥16孔,孔径67米。三十年代,像这样的桥,全世界为数不多。陈先分配在北引桥;后管全桥的材料检验,和外国包商较劲;再调到正桥四号墩。基本经历了施工的全过程。1937年8月经过试运行,质量优良,军运列车源源不断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支援了淞沪保卫战。

      同年,陈祖闛转战湘桂铁路湘江大桥。1938年,参加叙昆铁路勘测。1940年,参加綦江铁路勘测。1941年,到西北公路工务局。1945年到南疆公路。1947年,到成渝铁路及隆筑铁路勘测。1949年末,重庆解放,协助成渝铁路军代表陈志坚、刘备耕接管铁路并筹备全线复工。

      陈祖闛为正工程师,选线专家,他到资中段后,先后五次徒步踏勘全段线路。从东到西,发现许多桥涵,太靠江边,他便和同行的分队长商量,是不是靠山移一点,免受洪水冲刷;走到已完工的牛寨溪中桥和球溪河大桥的时候,经过大家反复查看、研究,认为孔径不够,排水不畅,决定增加一孔。在二十分段境内,发现聂颈子隧道,因石质好,只稍外移一点,改为明挖,省工省料,决定取消。

      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唐明渡到麻柳河一段,十一公里线路,弯曲太大,经过他多次踏看后,让工程师杨光杰、周明敏实地试测,最后决定改线,增加一个闪将坳隧道,缩短线路2.3公里。

      1951年,陈祖闛光荣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成渝铁路通车后,1952年,他调任铁二局推先科长,后任技术处副处长。在整个西南铁路建设中,差不多各条线路,他都徒步参加审查设计文件,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安排施工储备,参加过若干重大决策,有过光辉业绩。特别因他精通俄语,在全局学习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帮助苏联专家举办学习班,编写《铁路新线施工手册》、《技术管理办法》……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专家到各地检查工作,要求他同行、便于直接翻译各种技术名词,深得专家好评。

      陈祖闛这个副处长,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他七十年代退休,他领导过的科长都当上正处级干部,成了他的上级主管时,他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西北公路局当总段长时,段上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到外地开会,临行时,给他打了个招呼:“有事帮我关照一下哈!”这个“招呼”演绎成了“代理”,再“演绎”成“历史反革命”。这个政治历史问题,是谁检举揭发的呢?是他向党“交心”、自己写的。好在,他是全国铁路劳模、专家,按内部矛盾处理,够宽大的了!

      在此,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陈祖闛的“历史”:在哈工大读书期间,胡伦在法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奉命回哈尔滨作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其妻来哈营救,患阑尾炎,因同乡关系,陈慷慨解囊,叫车送她到医院手术,后不幸病逝,陈又向乡友集资,把她葬于极乐寺公墓。解放后,胡伦在重庆作政协负责人,两人相见,胡提起陈不避风险,救妻、葬妻的事,老泪横流,感激万分。

      1947年,敌特追捕革命志士黎明,地下党员向勋介绍黎明到陈家住了两月,安然脱险。

      1948年,向勋介绍革命志士向云勉来陈家避难,陈设法转移掩护向云勉,直到解放。

      刚解放,陈在大街上遇见成渝铁路警务处大特务吴梦尘,他立即报告并领着解放军,亲手抓住了这个漏网的“大鱼”。

      晚年,他还长期按月捐助希望工程;帮助小保姆读夜校至大学毕业;主动自愿向华西医院申请捐赠遗体。

      这些就是一个所谓“历史反革命”,用行动写下的响当当的真实历史!

      陈祖闛退休三十多年,人们又是怎么看待他呢?

      成渝铁路军代表陈志坚,主动给铁二局的老同志写信,希望能吸收他入党。陈老总向我征求意见,我说:“你是个信仰坚定的终身不悔者!”1988年11月,他84岁高龄光荣入党。

      另一位军代表刘备耕,他给我来信,希望写一篇介绍陈祖闛生平的文章,他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寄我办。”遵嘱,我写了篇文章,铁道部的刊物《铁路春秋》采用,后收入《中国铁路历史钩沉》巨著。

      他百年华诞,铁二局为他祝寿。成都铁路局的总工程师周丕烈和我应邀出席。到会的老同志,大多是我俩当年的老领导,我俩坐得远远的。铁二局党委书记伏殿成,特地过来看望了我们两个“外宾”。他诚恳地评价:“这个老工程师,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没找过组织上的麻烦,真是个好同志!”这总可以算是对他生平的最后评语吧!

      这次庆典,我为陈老总写了首短诗: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纪华诞更难期;

      岁月沧桑多乐事,铁树满园展新枝。

      我走到他坐的轮椅面前,悄悄向他说了句祝贺的话:“你看见了嘛,西南铁路不是遍地开花了吗?!”

      • 家园 摇头叹息

        ‘铁二局党委书记伏殿成,特地过来看望了我们两个“外宾”。他诚恳地评价:“这个老工程师,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没找过组织上的麻烦,真是个好同志!”’

        TNND!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3) 没休息的岁月

      13 没休息的岁月

      1950年7月,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成立。1951年4月,资中工务段工会成立,我糊里糊涂被民主推荐成段工会主席。开始我还是业余兼职,不久我就调到总段,成了脱产兼职的工会干部。

      那时,我思想上没有半点杂念,从没想过什么“专业”,更没有想过什么“前途”,只知道“干革命”,高歌猛进向前冲。

      我到总段后,政治协理员吕勇调来了。他马上把我转为青年团员,在资中地区建立了团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在总段,我发现这里的人很忙,从总段长开始,每晚人人都加班到十点以后,从不休息礼拜天。这里我再强调一下“从不”两个字,你信吗?我敢说,如果讲忠心,可比“比干”,这些曾经被戴上“旧”知识分子帽子的人,他们改善了成渝铁路的设计,并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就修通了这条铁路。

      总段开始没有电话,每天有两个通讯员,向东沿途步行收发文件,去往银山镇方向;向西去往雷姑坪方向,当天来回。当时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交流信息。

      全段开始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职工看病都要向地方求医。记得我在19分段,一个人住在很大一个仓库里,没蚊帐,害了疟疾,硬是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才看上病,拿了药。

      民工刚来时的情况,比这更狼狈。有的民工上路,没带被子,只背了一捆草。有的一个队,几百人,没有一个洗脸盆,早上炊事员挑两桶水出来,当作大脸盆、共用。当然,没有卫生员,没有星期天,……这一切都得适应呀!

      总段有时也请分段的同志来开会,最初还要自带行李,走路要走几个小时,挺难呀!客人到总段来,招待什么?总段隔壁,有个小面馆,卖红烧牛肉面,一角钱一碗。来了客人,就到这个面馆吃面,算是上好的招待。这类事,我常干。

      怎么发工资?那时不叫多少钱一个月,叫多少“工资分”一个月。比如一个干事173个“工资分”,我当三级技术员时是274“工资分”,二级是303个“工资分”。什么叫“工资分”?一个“工资分”规定含多少种日常生活资料,像米、面、布,每种含多少数量,把这些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按当月的“市价”计算,就算出了这个月每个“工资分值”是多少钱,发给本人。“工资分值”随物价变化,每月都在变。一般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米。为什么实行这种“工资分”制度呢?主要因为:如果物价波动,大家生活不会受影响。你问,这种办法不是太麻烦了吗?在那物价水平波动大的年代,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对吗?

      到了年末,我领工资时,忽然发现多了许多钱,让你大吃一惊!原来年终“发双薪”不说,如果一年不请假,还要加发十二天工资,意外收获,让你高兴一阵子。

      今天看昨天,觉得什么都原始。晚年,陈总段长老讲:过去“选线”,要躲隧道、大桥,尽绕沱江、长江边走,成渝路绕成505公里,要是现在,300公里,够了。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2) 凉风坳风光

      12 凉风坳风光

      随着成渝铁路开工号角的吹响,我们学习大队的学员陆续“奔”赴工地。这里用“奔”字,是我们把工地当圣地一样向往!

      从重庆出发,几辆大货车同行。因沿线还有土匪骚扰,第一辆车,是一个排解放军,护送我们去工地的,车前边还架了挺机枪。这说明,修路是在社会秩序还没完全恢复的条件下动工的。

      车队可能载有五、六十个人,分配到沿线各个段的都有。大都互不相识,人和行李混装,分不清什么等级高低,没有软席、硬席的区别,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

      老成渝公路,路况很糟。司机哪是开车?像跳摇摆舞,刚躲过一个坑,接着又是一个,实在躲不过了,车子猛烈颠簸一下,全车人东倒西歪!停车休息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个人像陈祖闛,入路前我找过他一回,在学习大队听过他一次讲课。不知道他这次分配到哪里?一会,匆匆忙忙,上车赶路。我没过去和他打招呼!

      车队过内江,有个穿解放军装的中年人,有人来接他,喊他韦总段长。同路,算是有缘,见识了个“高管”。第二天中午到资中,车停在资中工务段门口,段上的人拥出来迎接,想不到陈祖闛也在这里下车。有人争着给他提行李,还听见有人喊他:“陈总段长,总算把你盼来了!”原来我俩分配在一个单位,他还是我的总段长!

      在总段休息了一天,四处看了看,听了听。我忽然下意识里冒出一个问号:“我可能是陈老总要来的吧?”总段机关在资中水南街,隔条沱江,对面就是县城。这条街,老长,有资中糖厂,还有岭南中学,是个区?是个镇?说不清。机关所在地是个大宅院,前门临街,后边笔直悬岩、紧靠沱江,院里房子很多,宽敞高大,全段人员办公,连家属宿舍都在这里。后边依地形、沿台阶修建了花园,称得上曲径通幽。几十年后,我去寻过旧,这里已成为县委机关。可以想象,这院落多气派。我了解到:资中工务段管辖六十公里线路,下边有四个分段,17分段在银山镇;18分段在水南街,和总段面对面;19分段在归德乡;20分段在雷姑坪。分段下边一般有三个支段。分段、支段都只有五、六个人,总段有十多个人。工作人数“极小”,承担的任务数“极大”,仅一年多时间,胜利铺轨通过资中。

      可能是第三天的早上,陈总段长在他办公室和我单独交代了几句,他说:“我想把你分配到19分段凉风坳支段,那里工程大些,对你学习锻炼有好处。”同来的人,分派到其他各分段的都有。

      从总段到凉风坳,得背起被盖卷走路,三十多华里,要走大半天。支段靠沱江边,河边上去有个高坡,坡上有杂树、翠竹、人家,隧道从这高坡穿过。离隧道口不远,有几间小屋,是支段办公室和宿舍。支段长谢宗贤,四十多岁,是帮工程师。那时的技术等级,正、副工程师下边是帮工程师,往下是技术员,再往下就是我这号人:“学习技术员”。支段有一个领工员沈志芳,三个测量工杨仲和、张乃其、王文华,再加上我这个“新兵”。隧道长500米,这么个小隧道,现在看是小菜一碟,当时可是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解放前这里设了个工程处,由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级工程师主管。隧道设在直线上,导坑已打通,只剩下“挖底”和“砌拱”等任务。整个隧道都没电,用电石灯照明,出碴用土斗车,现在看,这种原始的施工方法,实在太落后了。可比起成渝线其他的隧道施工,还算先进的。就在旁边不远,有个罗汉道隧道,用桐油灯照明,用人工挑抬出碴。

      我初来工地,什么都是从头学。因为包商负责施工,平时到隧道里看看工程质量,隔几天搞一次“抄平”、“放中线”,避免隧道“超挖”、“打偏”,月末收方计价,给包商发工钱。那时候,生活困难,工资很低,老百姓从十几里外赶来当临时工,一天只领一斤半蚕豆,吃都不够。军工的工资一样低,挖土方一天挖三立方米,领三斤二两米。“抄平”、“放中线”开始是谢工干,慢慢放手让我干,当你看经纬仪、水平仪时,测量工“吊悬锤”、“掌塔尺”,他喊叫“好”,你看仪器的人,马上定位,误差自然就少了。

      收工回来,我有时发神经,不顾大家的疲劳,硬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教他们学唱《南泥湾》,表现我革命,得意哟!谢工有三个小孩,小的可能有三岁左右,我最爱逗他玩。十多年后,一次在贵阳遇见谢工一家,他妈把小三叫来,对他说:“小时候,胡叔叔那么喜欢你,快叫!”他可能上大学了,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知为什么?后来,我调到了分段。分段长黄龙文副工程师,设计、施工经验都丰富,有才学又厚道。分段有个老技术员,还有一个中专毕业的实习生,只我们三个人。我改干内业工作,具体画土石方断面、算工程量;画地形图。我画平行线,尽用三角板推,毛里毛糙的,觉得简单极了,不耐烦。后来,施工计价时,我画的线稍偏一点,数量相差很大,我犯了大错误,黄段长悄悄给我改了,没骂我,我暗自难受。我按照测量的“点”划地形,画出来的图,我看不懂。后来,我到现场实地看了看,才慢慢明白了一些。

      我还管过炸药!黑火药、黄炸药,都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民工队来领药,我就发给他们。我管的“雷管”很多很多,我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人来领,拉开抽屉就发。后来,我才知道,这哪是管炸药,这是在玩命。以后,在山上修了炸药库,专门保管炸药、雷管。

      和我们分段在一块办公的,还有一个归德乡支段,支段长叫邓荣昌,他一天到晚,干得很辛苦。和我这样分段的人,联系较少。

      工地人少,我偶尔也觉得无聊,一个人跑到沱江边,看碧蓝碧蓝的滔滔江水,陶醉在梦幻般的情怀里,心想:看吧,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多快呀!再过五年、十年,我们伟大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1) 军民共建

      11 军民共建

      早在1936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到1949年解放,14年间,共修建桥、隧、土石方工程约占总量的14%。

      建国后,修铁路,都是铁道部领导。成渝铁路不是!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赵健民到中央请示修路时,中央决定:“西南铁路暂定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技术业务由铁道部指导。”修路的指导方针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才,修好铁路。”

      现在的工程局,有庞大的施工队伍,若干个工程处,工人有时多达几十万。那时,工程局下边只设:九龙坡、油溪、永川、荣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成都等九个工务段,简称“总段”,下设分段、支段,只管几百个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关系暂属西南军政委员会。

      刚解放不久,为什么就决定修成渝铁路?因为这一决策,不仅可以带动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安置城乡失业大军,还可留住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避免外流。老成渝、川黔、湘黔、中国桥梁公司……等单位,确留下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高级工程师,为后来完善旧线设计,提高质量,消除隐患,使线路完全符合铁路二级干线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渝铁路工程局,解放不久改名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6月改名西南铁路工程局。再后,因承担的任务不一定限于西南,又改称铁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简称“铁二局”。后又改为贵阳铁路局。现在叫中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举行正式开工典礼,邓小平政委致词,他讲了重要意义,希望少花钱、办好事,希望军工尊重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尊重群众意见。……

      成渝铁路的施工队伍从哪里来?当时叫“军工筑路”。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军区,各成立一个军工总队,每个总队四千到八千人不等,加上民工和失业工人,统称“两万军工带领十万民工修路”,这支队伍属西南军区管辖。

      当时军工带民工,主要担任土石方工程。一些桥梁、隧道任务,另由工务段发包给包商承担。

      这两个系统怎么统一领导呢?新成立一个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西南铁路工程局长赵健民任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军工和工务段铁路职工的一切工作。

      军工筑路到了1950年10月,因抗美援朝另有任务,除留下少数干部,继续带领民工,各总队都陆续归还建制。到了1951年2月,又调来七千多“工兵部队”,参加修路,干了近一年,1952年1月回归建制。

      军工总队回去后,1950年11月,西南工程委员会下边另设民工指挥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设区指挥部,以下辖支队、大队、中队。

      1951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开始筹建专业施工队伍,在民工中选拔优秀骨干,于6月成立工程总队,留下军队干部四百四十多人,担任各级领导。这批民工,开始是临时工待遇,以后逐步转为铁路正式职工。经过一段时期培养,这些从事土石方作业的工人,陆续转为修建桥梁、隧道,掌握施工机械的骨干,开始有了专业的筑路队伍。

      对于包商那一部份人员,资中工务段首先把包工队改为自办工程队,由段上直接领导。后全局推广,专业队伍逐步扩大。慢慢演变成了工程局现在这种模式。

      这个演变过程,可能早被人遗忘!现在,我特意提一下,作为史料记载在这里。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10) 傻丫头

      10 傻丫头

      我到了学习大队,心安理得。第一件事,填表、写简历,建立一生中第一份个人的人事档案。暂不讲我“写自传”自己“惹事”,先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张光婷,重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学习后,分配到西南铁路工会女工部,和我同事。她一天无忧无虑,嘻嘻哈哈,每逢星期六在食堂办舞会,她拖着我这样的“老笨”,在舞池里乱转。我说我不会跳、不跳了;她不听,拖起就走,说我教你。

      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见她了。

      二、三十年后的一天,我从资阳回成都,上了一趟短途列车,我发现车厢里的列车员像张光婷,她一下把我认出来了,拖着我进到她的休息室,很窄,只能坐下我们两个人。

      我问:“你咋当起列车员来了?干了多少年?”我太吃惊了。

      她答:“几十年了!”很平淡。

      再问:“为什么?”我不平。

      她答:“听真话吗?吓着你了!我是‘特嫌’!”

      什么根据?

      “我向党交心,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你发神经!”……

      列车哐嘡、哐嘡不断地响,她从休息室出去为旅客张罗一番,回来开始说下文。

      那是1951年,叫向党“交心”,写自传。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呀!他们说向党交待得越多,表示越忠诚,党就会越相信你。我实话实说,写了个毫不沾边的事。

      我家在巴县元明乡,我有个“毛根朋友”叫刘光月,她家很穷,很小就在我姨妈家当保姆带娃娃,那哪是带娃娃,是小孩带小孩。1948年,我在街上偶然碰上了她,她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叫陈剑平,射洪人,经常打她。这以后,刘光月常到学校来诉苦,我没法,只好劝她说:“你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忍了吧!”次数多了,我就说:“不让他,跟他闹。”刘光月很害怕,她说:“我不敢,他凶得很!”

      因为陈剑平有时要来学校接刘光月,我们见过面。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心里直跳,以为是他看上我这女学生了。打开信一看,里边有一张表,我看不懂,怕极了,我几下就把信撕了。从此,我主动和刘光月一家中断了联系。

      火车要过隧道了,她赶快去开灯、关灯,回来,我听她再往下讲。

      1953年,审干,组织部门告诉我,说陈剑平是特务,已镇压了。这样,我成了“特嫌”。

      1954年,我被“清洗”出工会,去搞成人教育,教夜校。我觉得太闲,主动要求教小学,在宁夏街一小,我教的班级,小学升初中的成绩,在几个铁路小学中,名列前茅,成绩还可以。

      1964年,下放我到房建段劳动,理由说我是“三门干部”。这时才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我这“特嫌分子”,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我当工人,踩泥巴、编墙、抬水泥、运砖……啥都干,天天死心踏地在“改造”。1966年铁二局把我移交给铁路局,甩在离成都家里比较远的一个车站,我最小的孩子才五岁,怎么办?没法,我去找领导求情,我自己要求当列车员!领导开恩,大笔一勾,换到客运段,一直干到今天。”

      我知道她已用不着安慰了!我问她,你跑过哪些线路?她说:“成铁局管的都跑过,现在老了,领导照顾我,让我跑短途。”

      这些年,我有时见着她,已恢复当年活蹦乱跳的本色,情绪很好。只听说有一段时间生过重病。老了,我闲得无聊,想起这件往事,给她打了个电话,不讲客套,拿起电话就问:“你自己戴的那顶帽子摘了没有?”

      “摘了!”

      她说:拖到1979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我实在想不通,就去找领导,要求把我为什么是“特嫌”的事说清楚。

      我这事,人家早已忘了。我这一闹,才把我人事档案翻出来看。办案的人后来给我讲,他气得一脚把这鬼把戏“翻”了,我才“归队”、回工会。办案人还笑话了我一句:“当年你这个傻丫头,谁叫你乱写呀?”我心里怪不是滋味!“不过,同志哥,我现在已经懂事,这句话只是我心里想的,人面前不得说。”

      这建立个人“人事档案”的事,我原来以为是学苏联、“一边倒”。现在才知道,这也是我们有特色的发明。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9) 四十年的愿望

      9 四十年的愿望

      我抗命不遵,要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去哪里呢?

      后来,恰逢东北招聘团来重庆招聘技术人员,心想这大概可以如愿以偿了吧!东北,太远!干什么?不知道。心里七上八下。

      这时,听说要修成渝铁路。我去沙坪坝见到徐光华、李盛琼两位老师。李老师说:修成渝铁路,好呀,建设家乡嘛!徐光华老师也认为合适,他帮助出主意:“听说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四川修的第一条铁路,占了两个第一啊!我有个朋友叫陈祖闛,就在成渝铁路工作,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打听打听。”

      另外,我还听同学说:四川闹修铁路,闹了四十年,旧中国一寸钢轨没见着,解放了好呀,马上动工修建。啊,原来这是四川老百姓四十年的愿望呀!难怪,后来我听他们唱有关成渝铁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就是:“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

      拿着徐老师的信,我往城里去找陈祖闛。我是中午去的,他宿舍在嘉陵新村附近,从两路口上去,要爬很陡、很长的一段台阶,才到了他的住处。我敲开门,一个身穿长衫,高高瘦削的中年人,很和气的接待了我,他看了徐老师的信,他说:“想来修成渝铁路,好呀,欢迎呀!现在成渝铁路正在招聘人员,你拿着结业证书,来局里报名就是。”

      接着,他以一个长辈关心晚辈的口气,给我讲了成渝铁路一些历史故事。他说:“修这条铁路可不简单,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和这有直接关系呀!”

      这怎么和辛亥革命拉上关系了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夺取在中国的筑路权。如象法国要求修滇越铁路,英国要求修滇缅铁路,德国要求修胶济铁路,俄国要求修东清铁路……。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的一部份,当时就有英、法、美、俄、德五国要争夺这条路的筑路权,为了“保主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争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我国自己在四川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开始叫“官办”,后改为“商办”。修铁路的资金从哪里来?虽然名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租股”,就是按土地实收粮食的百分之三缴纳“股”金,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摊派,或者说是变相的税收。这部份股金约占到全部股金的80%。这就是说,修铁路的实际股东是全四川的老百姓。

      强制摊派老百姓拿钱修铁路,这叫爱国,也还说得过去。谁想到,川汉路在1909年12月开工,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宣布“干路国有”,这实质是要侵吞从老百姓那里收来的九百多万两白银。因此激起了民变,四川省有142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赵尔丰对请愿群众实行了血腥镇压,发生了成都血案。于是各地纷纷起义,组织“保路同盟军”,多达二十多万人,全省各地罢工、罢市、罢课,声势浩大。但清政府强取豪夺之心不死,急从湖北调动两旅鄂军入川。人民群众为保住自身的股金、血汗钱,奋起反抗,带领鄂军入川的湖广总督端方,在入川的路上就被“同盟军”杀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头示众。

      由于从湖北调兵入川,当地军力大减,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起义,一举成功,为埋葬清王朝奏响了葬歌,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曲。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还高高地耸立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这次保路斗争!

      当我了解这些故事以后,到成渝铁路搞“建设”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就拿着重庆大学给我发的临时毕业证书,到成渝铁路工程局去报名。那时候,觉得解放了办事真方便,来一个、考一个,当场就考。一个什么人,给我出了几个政治题,比如:五星红旗代表什么意义?一会就完了。又换了一个屋,出来一个人,简单问了我几个技术名词。得了,当着我宣布,你被录取了!

      因为成渝铁路沿线还有土匪骚扰,暂不能到工地去,领导决定我们这些新招聘的人员,先集中起来学习一段时间。

      我们集中学习的地点,好像是国民党时代的九龙坡机场,所以我们单位的名称叫:“九龙坡学习大队”,大队和一中队住在飞机坝,我分配在二中队,住地和一中队相隔较远,像个学校,有大食堂、操坝,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近些。中队下边有区队,我们二中队下边好像有三个区队。我到了学习大队后才发现,我们重大土木系同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来参加学习。听介绍,一中队的学员是散居各地的“旧”人员多一些,我们二中队刚毕业的大学、中专学生多一些,好像仅三区队有些领工员、测量工。我分在一区队,区队长李孔文,我们小组八个人,四个大学生、四个中专生,在一间十来平方的小屋里,睡地铺,开会、学习都在那里。

      学习前半段,是学《社会发展史》,由大队长孙连捷作辅导报告,他一讲一天,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太多了,我都认真记的。后半段,学技术,由局里派高级工程师来讲课,比如怎么注意排水,防止冲刷路基等等。

      多年以后,我们当初小组的熊晫同志(后任西南交大副教授)告诉我,他在学习大队还挨过一次批判。我们的伙食是大灶,开饭时,每桌用一个洗脸盆装一盆菜,放在院坝里,饭是用大木桶蒸的,八个人围成一圈,大家在地上吃。有个礼拜六,有些同学回家去了,锅里的菜剩了一些,熊晫和几个同学要求增加点菜,和炊事员发生了点争执,后来熊晫被点名批评,说这是他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会上熊晫声明了几句,队长李孔文看他是个新学员,找他谈了次话,才把事了结,知识分子开始尝到点挨批的味道。

      很巧,二区队的区队长邵善臻,是我中大土木系的同学,随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来的,他那时是供给制,要发点津贴,星期天,他拉我去下馆子,硬要帮我改善一下生活。他参加革命早一点,规矩懂得多一些,他反复提醒我:“学习会上,不要发表负面意见哈!”那时我革命热情那么高,哪能说负面的东西哟。

      学习大队从三月学到六月份结束。结业时评学习模范,我光荣地被“模范”上了,奖了一条小毛巾、一个小笔记本。那年月,算重奖啊!

      • 家园 老马识途

        二区队的区队长邵善臻,是我中大土木系的同学,随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来的,他那时是供给制,要发点津贴,星期天,他拉我去下馆子,硬要帮我改善一下生活。他参加革命早一点,规矩懂得多一些,他反复提醒我:“学习会上,不要发表负面意见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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