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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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很好的资料。。花!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8) 幼稚的狂欢

      8 幼稚的狂欢

      我从垫江起程到重庆时,向新青社员龚开基的叔叔龚泽普,要了一套黑布棉衣穿上,心想我从外表也要打扮成一个革命者。

      到达重庆后,我住在同乡兼私塾同学聂诗言家。早上,我去找老妻实习的市民医院,从七星岗上去要走一段上坡,才到医院。到了门诊部,看见妻穿着白大褂,还是戴着那付近视眼镜。见我去了,她急忙介绍蒋主任,还有赵皿等两位中大实习同学。她端了个凳子,让我等一会。我看见她忙里忙外,喊病人、拿器械、问病史,还像个大夫的样子。

      挨到下班,她拉着我一块到门诊部后边的食堂吃饭,八个人一桌,坐满就吃。饭后,爬了一段很陡的梯坎,才上到她们的单身宿舍,她住在最外边靠左的一间,两张单人床,一个条桌,两把木靠椅。那个年月,这条件很不错。

      妻曾经告诉过我,她读书时寒暑假回家,总要把学校里的事,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父亲讲个够。今天好容易有个机会,她把重庆解放的经过,急忙给我讲。细节我忘了,我只记得她说:开始听说国民党特务开过会,要把重庆的桥梁、仓库、渡口……通通破坏,才撤退;有的又说:杨森逃走时,要纵火烧城,医院呢,当然也是干扰破坏的重点。大家紧张极了,逢人就打探消息:“怎么样,解放军离重庆还有多远?”巴不得他们跑快点。大家焦躁地等了两天,传来消息,杨森跑了,解放军过江了。重庆悄悄地迎来了解放。

      一会,同寝室的贺启芬回来了。贺大夫万县医专毕业,地下党员,画了点淡妆,容光焕发,青春美丽。贺是妇产科大夫,解放后曾奉派到苏联留学。听说,回国后,在一次生小孩时,难产,死了!还真是医生医不了自己的病,一个妇产科大夫竟死于难产。不过幸好,她没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被戴上“苏修特务”、“反动权威”的帽子。这都是后话了。

      那年月,在国统区的年轻人,只要信仰相近,真是毫无顾忌,无话不讲,口头语:“都解放了,还不该狂欢几天。”当贺大夫听说我是垫江人时,她马上问我认不认识刘德彬?我说是老同学、好朋友,原来贺大夫和刘德彬在万县医专同过学,一下距离更拉近了,她说:昨天刘德彬还来看过我哩!

      谈起刘德彬,妻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很得意地考问我:“解放后第一批进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是谁?”我咋知道。她大声宣布:“是我,我是第一批进去消毒的。”可一会她又改口了:“不对,我不是第一批进去的,中大医学院同学陈梓璋,她的爱人郭崇学在大屠杀中牺牲了,重庆解放后,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进去找郭崇学,她比我还早!”

      由“中美合作所”,贺大夫又讲起了杨汉秀,杨和贺有过工作关系,她说:杨汉秀从延安奉派回来,作她伯父杨森的劝降工作,听说提了三个条件:起义投降、保境安民、活捉蒋介石。这前两条好说,这第三条杨森碍难。没法,杨森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只好牺牲杨汉秀,解放前夕,她被“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勒死在歌乐山荒郊。现在看,杨汉秀死了是烈士,英名长存;活着呢?

      妻生怕我不知道新闻,她一边用小刀切广柑,一边接着贺大夫的话,给我讲:“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不是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的,早就断断续续杀了一批囚徒,只是解放军来得快,急了,才集体大屠杀的。”她还描绘,她们进去收集了很多血衣,用大锅煮沸消毒后,树枝上到处都挂起血衣。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医院。有一次,我们还约了中大的一批女同学,在上清寺聚興城银行黄启愚婶婶家聚会,七手八脚,一边弄吃的,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咳嗬!咳嗬!非常兴奋,非常起劲,算得上“狂欢”!后来,妻责怪我,大家都在干活,就你不动手,好意思?我说:“我唱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只顾高兴。黄启愚当年抗日爱国,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过“青年军”,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启愚,这是当初天真的你绝想不到的吧?

      我和妻一块,还到一个有名的剧场,看过话剧《血泪仇》。阶级教育嘛,反动的剥削阶级欺压劳苦人民,使我们更坚定了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狂欢归狂欢,小知识分子难免也有牢骚,在回来的路上,妻不满她们医院的军代表,向我唠叨了几句:“他念文件都念不通,一开腔就是你们要好好改造,简直以征服者自居。”

      我后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找到了刘德彬,他还是用当年老朋友的规矩,留我在他那里住几天,他们那时是揭露蒋匪帮罪行的活教材,人们把他们当英雄,享受“中灶”待遇。他还不懂得得什么叫政治审查,只是为等到了“天亮”高兴,一心要记住死去难友们的嘱托,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成天忙着筹备烈士追悼大会,研究烈士名单,编写《如此中美合作所》纪念册。他给我讲了在渣滓洞监狱一些受刑的故事,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老虎凳”。

      我和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大学文凭是十分看重的,妻担心在市民医院的实习成绩,学校不承认,决定再回南京。谈到学历,这里讲个故事,老妻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个老同志,还有个营养师是个大学毕业生。两个退休后,碰在一块闲聊当年的事。营养师埋怨人事干事说:“我当年大学毕业,你把我和一般没学历人一样‘打整’,都弄个助理干事,这公平吗?”人事干事把嘴噘得老高,很不服气,她说:“我那时又不懂大学毕业生,该定哪一级,反正,来的都是助理干事!”从老区来的干部一般只重视什么出身、那年参加革命,是连级、营级、还是团级,哪管你什么大学本科、专科、几年制学制,有没有文凭?妻争取再回南京是怕拿不到文凭,可这一辈子也没人问过她一次文凭的事。那些年,什么大学毕业?人人都是革命大学毕业,什么工作都能干。“外行领导内行”,天经地义!

      不久,我通过聂诗言找到他跑上海轮船的朋友,在弹子石岸边,把妻和她的同学赵皿,这两个幼稚的狂欢者,愉快地送走了。

      • 家园 条件太高了,惨!

        “她说:杨汉秀从延安奉派回来,作她伯父杨森的劝降工作,听说提了三个条件:起义投降、保境安民、活捉蒋介石。这前两条好说,这第三条杨森碍难。没法,杨森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只好牺牲杨汉秀”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7) 第二次救我

      7 第二次救我

      妻属于不和人争高低,不惹事生非,安份听话那种知识分子;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的那种医生。她生前,我从没想到,她曾经多次救过我的命,是这些年才忽然意识到的。

      解放前夕,要不是她托友人给我送来两张回四川的船票,我肯定留在南京。我离校后,我的垫中同班同学董俊松,是学生运动中“四一大血案”时的总指挥,南京解放后是学校校务委员。我不回四川,完全有可能和他一块参加西南服务团,可能一块分到云南江川,在江川和他一块去的几个同学,都在征粮中被土匪杀害了。

      我把这看成是她“第一次救我”,是言过其实,还是言之成理?

      我前面讲,要不因为妻在重庆实习,我决不会那么匆忙去重庆,决不敢抛弃那么多老师,更不敢“对抗组织”,拒绝到垫中任职。如果去了,后果呢?上一节讲了傅伯雍,这里再对比讲一下盛国玉。

      盛国玉的丈夫叫余梓成,是地下党员,但她并不知道。只是因为游中相那个日记本上记有盛国玉的名字,她糊里糊涂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关在第二女牢房,和江姐、邓惠中、胡启芬等关在一起。当她被关在重庆长官公署二处时,曾见到了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杨还告诉她:“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她觉得很荣幸。

      大屠杀时,盛国玉的床正对牢门窗口,冲锋枪扫射时,真是奇迹,竟没有打中她。特务进屋来补枪,用枪托打了她几下,她没有动,特务认为她早死了。特务出去后,屋里还有胡芳玉活着,胡芳玉听见她床响,叫她起来,喊她:“快走啊!”在门外的特务,听见屋里有响动,从窗口对着胡开了一枪,胡死了。以后,盛国玉不敢乱动,直到火烧得大了,屋顶都快塌了的时候,她觉得熬不住了,心想,与其烧死还不如象胡芳玉那样被枪打死好受些,于是她鼓足全身的劲,跳过门口的两堆大火,闭着眼睛,纵身跳下一米来高的台阶,跳到了院坝里。她原以为特务马上会向她开枪,想不到等了一会,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特务已经撤了。她跑到离八室不远的厕所,躲在尿槽里,直到天亮,老乡进来把她救了出去,躲到重庆解放。

      在那次党内肃反斗争中,傅伯雍定性为“内控叛徒”,盛国玉呢?既然认定陈鼎华是她出卖的,陈已在大屠杀中牺牲了,盛国玉该定个什么罪、戴个什么帽子呢?她不是党员,不能定“叛徒”,那些人想来想去,终于给她找来一顶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坏分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盛国玉“坏分子”的帽子,戴到什么时候才摘了呢?她和傅伯雍同案,傅1980年摘帽,盛也是拖到1980年,才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不过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好年华已逝。那些年,没有补偿政策,让你回去仍然当个小学教师,已经对你够宽大了吧!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个主题歌,其中有句歌词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盛国玉连她丈夫是共产党,她都不知道,她怎么可能去出卖陈鼎华呢?那些高明的福尔摩斯,他们的“推理”水平怎么就那么低呢?除了明知故犯,你找不出任何解释。

      用这两个人的生动例子对比,是不是可以这么假设:我如果留在垫江当校长,会戴上什么帽子呢?可以说你和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吧?如果老师中有人出了问题,可以说你是包庇反革命吧?在“三、五反运动”中,你两任校长还不当“老虎”,谁来当?旧知识分子翘尾巴,你看不起、打击排斥工农干部,对吧?反正,无论定你个什么罪都可以,革命的需要,运动一来,凑百分比也得把你凑进去?当然,这是“推理”假设。

      妻这“第二次救我”,总不能算我找话来说吧!那么严肃、沉重的事,哪敢戏言?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6) 内控叛徒

      6 内控叛徒

      我介绍傅伯雍,主要是想对比一下,假如我留下来当垫江中学校长,可能会是什么下场!

      傅伯雍和我小学、中学同学,光华大学毕业,垫江女中教师,地下党员,“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大屠杀的幸存者。

      垫江女中特支,上级指示作为重庆和游击区的转运站,曾送去一些同志和枪支弹药等物资。1948年10月的一天,大竹县山后区党委派党员干部游中相来垫江联系工作,当晚在北门外张家塆被捕,特务凶神恶煞地把游捆起,从身上搜出个日记本,本子上记有傅伯雍、盛国玉、陈鼎华三人的名字。因此,特务先后抓了他们三人,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27日晚,漆黑的夜空飘着细雨,在急促的竹梆声中,几辆大卡车满载着特务,开进了渣滓洞炭坪。特务李福祥、余相北,拿着手电、钥匙,把200多个难友,全部集中在楼下8间牢房,8支冲锋枪对着8个牢房窗口,疯狂扫射。然后,特务把牢房打开,见着没死的,补枪。再关上牢门,堆起干柴,泼上汽油,纵火,牢房一片火海。当时,因特务极端恐慌,没了电灯,几十个幸存者,掰开牢门,冲出牢房。站在远处瞭望的特务,看见有人跑出来,立即端起冲锋枪扫射,冲出来的人也牺牲了大部份。

      傅伯雍呢?牢房附近有个水磨,平时看守曾押着他来磨房碾过米,傅伯雍冲出来后,就机警地钻进了米房,和另一个难友,撬开了一块木地板,下到小溪沟里躲起来,没被特务发现。那些躲进厕所的,通通被枪杀了。天亮后,两位难友,沿着小溪,爬上了歌乐山。冬天很凉,穿着囚衣,晓风吹来,全身战栗。两位难友这份光景,觉着为了躲避敌人耳目,还是分开行动好。生死患难相共,前途吉凶未卜,便将一把随身带的木梳,折成两截,各拿一半,留作纪念。

      仅隔两天,重庆解放,傅伯雍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以后,自愿要求回垫江,报效乡里,任县教育科长。谁料,1956年,垫江开展了一场党内肃反斗争,转眼之间他被定性为“内控叛徒”,全家株连。

      有证据吗?有,三条。

      一、“中美合作所”是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掌控,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这样严厉监控的集体屠杀,不是因你叛变,特务故意放你,你能跑得出来吗?二、傅、盛、陈三人被捕时间有先有后,一定是傅供了盛国玉后,抓盛,盛供了陈鼎华后,抓陈。三、所谓游中相身上的日记本,没有着落,纯属编造的谎言。

      对这个结论,傅伯雍不服,申诉了廿多年,材料几大堆。他认为这些“推理”,通通站不住脚。垫江女中那些党员,一个没被出卖,唯独盛这个农村妇女群众被出卖了,有啥道理?火烧牢房,一下冲出来几十个,既然这些都是特务故意要释放的人,为什么大多数后来又被枪杀了?要放“叛徒”出来做内奸,为什么要集体放?不悄悄放?游中相的笔记本,被特务搜走了,自己怎么可能去找回来呢?那年月,申诉等于翻案,翻案必须加罪,昔日的脱险“英雄”,现在变成罪人。

      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从1979年开始,经过县委组织两年的调查,游中相的日记本,在敌人档案中查到了,傅伯雍的“内控叛徒”问题,才有幸得以平反,重新定了个干部22级。为这事抱不平,刘德彬写信给省委统战部长黄启璪,黄将信转给省委组织部领导,特批改定18级。让他再享受一次大学毕业生的待遇。

      我有傅伯雍的政治资本吗?他尚且这样,我能更好吗?如果现在让我猜,我会毫不犹豫地猜个“上上签”:“挨”定了!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5) 归队

      5 归队

      《白毛女》公演完后,妻在华西大学“寄读”已完成学业,正在重庆七星岗市民医院实习,我匆匆忙忙就去了重庆。

      怎么个匆忙?现在说起来可能你不信。

      我没有和董事长打招呼!没有找教师开个什么会!没有找教务主任问问学校经费收支情况!临走时,我也没回学校拿一分钱!这个学校好像和我这校长没半点关系似的。我只是和教务主任熊大象说了一声:“我走了哈!”

      我糊涂、我歉疚!我对不起我聘请的这些老师们!

      我到重庆不久,接到胡启恒的信。他说:“县里已报请川东区党委批准,任命你为垫江中学校长,希望你马上回来到职。”他后来又来信催我,让我尽快回去。

      我怎么想的?解放前,我回去当校长,可以帮助解决一些老同学的就业问题。现在想什么?如今是新社会,我学土木工程的,我应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当时看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描写那些共青团员战天斗地的情景,让人十分向往。所以,我当即给启恒回了信,我不回去,决定“归队”。

      在县里,县立垫江中学是一个完全中学,校长可能有个什么级别,总算个小官。我不懂什么级,成渝铁路开工,我到资中工务段当了名学习技术员。

      我这决定,自认很革命,豪情满怀,却给私立安定中学的老师们,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幸好,不久,他们大都到重庆等地,顺利找到了新的岗位。熊大象任重庆某中学校长、熊维熙任重庆14中教师、余文理和谭自燮去了荣军学校、易权经到湖南某矿当工程师,刘德钦继续上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熊维熙在重庆14中学任数学教研组长,也算成个走资派,被打得爬回家,来成都避难时,到我家作客,谈到安中往事,他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说法!

      我家住铁路新村,午饭后,在朝南一间小屋喝茶,都坐在床沿上,他个儿小,细声细语,大发高论。他说:“你要不走,比如训育主任汪曙光是蒋经国办的中央干部学校的学员,上校军官,台湾蒋政权的某些高官是他的老师或同学,在镇反运动中,在迷信暴力的年代,这后果你能说得清吗?走出来了,大城市、大单位,政策掌握好一些,汪曙光后来不还成了统战对象吗?”

      我再道歉,我说:“几十年来,我没听见哪位教师怨我,真对不起!”

      维熙说:“你说得不对!现在看,你帮了我们大忙。”

      有道理!前不久,垫江老乡易权度从涪陵来成都,到家中看我,谈起往事,他说:“我在垫江和你的学生易伯康等闲谈时,他们讲,幸好胡校长走得早,要留下来,说不定也活不到今天啊!”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4) 深山出太阳

      4 深山出太阳

      解放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歌剧《白毛女》久演不衰,风靡一时。以后还拍成电影,全国放映。

      《白毛女》以它源于生活的现实题材,深刻揭露旧中国的社会矛盾,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强烈对比,大大地激发劳苦大众打破旧世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

      这个剧本在国统区,理所当然是“禁书”。我孤陋寡闻,对这本书一无所知。刚解放,“禁书”解禁,地下党员郑华(当时失去关系,1983年恢复)马上把这本书奉献了出来,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一样:好像深山出太阳。对于“戏剧”,我们安定中学的师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什么导演、演员、化装、服装、布景、道具、灯光……,我估计都是一窍不通。更不用说“歌剧”了。

      我们这帮人要在县城公演歌剧《白毛女》?谁敢说这个话?反正,我没有这个能耐!

      一天夜里,训育主任汪曙光,到我寝室来找我。寝室很窄,我让他坐床上,一盏油灯,半明半暗的。他说:“校长,我想排演《白毛女》!”

      天哪!这点子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汪老师,穿着西服便装,留个平头,体格健壮,挺精神的。校里这些老师年轻,常常突发奇想,让我吓一大跳。我们学校设在县城制高点的保和寨上,寨上陡峭城墙的制高点又面向县城。一次,他们动员学生,把庙里的一口大钟,沿着十分险峻的台阶,抬到了全寨的最高点,每天12点时,就让工友上去撞钟,雄壮的钟声响遍全城。当时,老百姓中间有个流行语:“保和寨的钟响了啊!快放学了!”或者说:“该煮饭了!”

      我说:“我们哪有演歌剧的条件啊?”

      他说:“你莫管,我来办。”这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精神,我哪敢反对!那你就去吆喝吧!

      主角白毛女,学校女老师都没有,到哪找?在西街住家有个女老师李增恕,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科毕业,现回家“避难”。同她一道回来有个女同学叫段麒麟,她虽是学体育的,可对唱歌跳舞既爱好、又有一些基本功,关于演喜儿的事,和她谈,一拍即合,她满口应承、答应了。

      汪曙光自告奋勇演杨白劳、余文理演黄世仁,……反正,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合味口的,都拉进了剧组。

      学校食堂成了排练场,还邀请了梅亚松老师来负责音乐,风琴、二胡、口琴,有什么奏得响的都弄来,咿咿呀呀,闹个不停。排练晚了,李增恕、段麒麟就干脆住在学校,不下山了。

      经过十多天的排练,在西街龙王庙真的演出了,当然轰动城乡。演了相当一段时间,来看演出的人很多。演得好不好?老实说,我不知道。汪老师分配我的任务是管景片,我长时间在后台,组织一批同学,把景片编上号,两个同学负责一张,坚守岗位。前一场演完了,下一场很快就换上。我还演了一个角色,就是斗争黄世仁时,我扮演了个领导干部,出场说了几句话。戏演得咋样,我一次没看,不好评说。不过,我学会了《白毛女》剧中的很多歌,什么“北风吹,雪花飘……”现在还能哼几句!

      演出的时候,西南服务团来了,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委的政委和政府的县长,都来看了我们的演出。我们为学校增了光吧?

      这次演出,不管好坏,总算在垫江戏剧演出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完整地演出了大型歌剧;第一次演出了以解放区为背景题材的大戏;第一次在垫江舞台上歌颂了共产党,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们迎接解放巨大热情的汹涌澎湃!

      以后,段麒麟回重庆建工学院读书,毕业后在西安某火电设计院当了高级工程师。“白毛女”转业了!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3) 我说错了

      3 我说错了

      我回垫江不久,新来了位县长廖鹏飞。那年代,县政府机构小,没有副县长,只几个科,每个科二、三人,廖来时只带了个秘书,机关原班人马。按旧礼俗,县里的一些主要乡绅,要为新县长接风洗尘,因我是垫江私立安定中学校长,算个单位领导,这些宴请,我大都应邀作陪,我自然就认识了新县长。

      我这人内向,不愿和人交往,更不愿和当官的人交往。可启恒让我作些上层人士的劝降工作,于是我冒然主动去见了这位县太爷。一天下课后,我走到衙门口,经过两棵大黄桷树,进去有个小客厅,十来平方米,两把木靠椅,一个小茶几,廖县长给我泡了茶,很随便地就谈开了,当谈到战备问题的时候,他很坦诚地说:“前几天退下来那么多部队,他们都抵抗不住解放军,县里哪有这个力量。”趁此机会,我就直截了当地为他当了回参谋,我说:“我和你一样,都是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垫江没几天,可以说没干什么事,我如果作到学校不停课,你做到保境安民,就是解放军来了,他们能说我们什么?不但没过,还有功。”我说的是实话,他可能认为我在跟他“做工作”,谈到这里,他以一种坚定的口吻表态似地说:“胡校长,你放心,我保证不跑,负责到底。”

      这是谈判?是交底?反正,我懂了,告辞!

      有新华社报道为证,廖县长实现了他的诺言,率部投诚。许多年后,我问廖县长的下落,听说被镇压了。

      我当时说的话错了吗?我们是刚毕业呀!是没干坏事呀!响应号召,主动投诚,不是“既往不咎”吗?“县长”就是反革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要“专政”,杀无赦!

      顺便讲一下潘本立,解放初很活跃的,容易犯以革命、进步自我陶醉的毛病!听说,不久,在学校教书时“犯了罪”、“劳改”、“病死”了。犯什么罪?有人信,有人不信!

    • 家园 【原创】岁月回眸 (2) 原来是你

      2 原来是你

      胡启恒和刘德彬关系好,德彬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启恒倾向革命,受德彬影响较大。我和德彬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大学阶段一块办《桂溪风》,关系很好。相互的思想倾向,知根知底。

      解放前,有个晚上,县城的一间小屋里,灯光昏暗,拥挤着坐了七、八个年轻人,神情严肃、紧张、神秘。干啥?新青社为新入社的几个同志,举行宣誓仪式。会议由胡启恒介绍我的情况,举手、念誓词,经过这些程序,仪式完成了。

      这次入社,我有点高兴。为什么?因我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时,心里有个结,没有组织,光有理想,不踏实,这回了却了宿愿。

      启恒给我讲,中心县委的指示是:“保护城乡,配合接管。”要作好县里军政上层人员的策反劝降工作。

      11月下旬的一天,县国大代表谭叔愚在家召开“应变会议”。谭家住南街,穿过一条种有翠竹的小巷,便进到客厅。开会的人,有20多位,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来得较早,他一身军装,斜挂皮带,脚穿长统皮靴。先到的人相互寒喧,烟雾缭绕,噪声一片。闵克勤把专署驻垫江保安大队长谭道禄喊到一边,问他应变办法,谭说:“我和军统谍报组长邓乐群商量过,先把部队拉到新民乡,解放军来,打烂了,上西山!……”闵说:“好呀!那我们也把队伍拉出去。”……顽固分子想要顽抗到底,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地下党派新青社员潘本立,以县大专同学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以后,讨论的焦点是“打”、还是“跑”。在这种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人,还真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潘本立说:“能不能不打不跑,找出一个稳住社会,保住家乡的办法。”闵克勤紧接着亮出了底牌:“谁能让共产党出来和我们当面谈,我们不跑不打,他们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情报反馈回来后,特支书记徐树人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作好争取工作。谁出面?启恒说:“我在县城时间长,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他们不会对我起疑心的,我去谈!”

      12月1日上午,县农科所大门两旁的几棵槐树,在冷风中焦燥地摇曳,会议室里,廖县长的代表皮世德、谭叔愚的代表谭正品、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县参议员刘琢之、县农推所主任余麟章,正急切地等待着地下党的代表。当启恒走进会议室,主动同大家握手,自我介绍:“地下党派我来向大家问好!”大家都愣了,过了一会,才惊呀、高兴地大声说出这么一句:“呵!原来是你呀!真是天天见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呀!”

      接着,启恒传达了二野刘、邓首长,对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不念旧恶、量才录用”的指示,大家齐声说:“好!好!”心情一下放松了下来。启恒又讲了上级对准备接管的四点指示,大意是自卫队等候整编,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护厂护校护路等等。

      谈判结束后,廖县长和闵克勤把这些要求,很快拟了公文,布告全县,为保境安民、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解放初期,启恒在公安局工作,在这期间,闵克勤、谭叔愚被镇压了。他们相信启恒讲“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话,“放心”得太早了。我估计,不知道阶级斗争复杂性、残酷性的人,何只胡启恒一个。

      1965年,分别15年后,我又在垫江见到启恒,这时他已调任非权力核心的县文化馆长。文化馆在县城东门禹王宫,这晚他留宿我在馆里。这次见面,言谈少了。我问他:“怎么我的几个侄儿也算‘地主’,不准上学?祖辈的账还记在孙辈头上呀?”他没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这些当权的,看不起地下党员,他们知道是谁到张家滩去接解放军的吗?”

      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到过他一封信,让我帮他去找原地下党长寿中心县委副书记范硕默,证明是范接受他入党的。唉呀!天哪!想不到连他的党籍都出了问题!好在,我到省医院病房找到了范,他承认胡启恒是党员。我立刻给他回信,让他快派人来调查,我说:“范的病很重,怕来晚了,见不到人!”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我回了次垫江,胡启恒已退休多年。我说我要去看他,友人说他已老年痴呆,叫我不要去。有病,更要去看。他在家戴了顶厚厚的绒帽子,手提一个垫江特有的灰笼,他见到我时,用铜筷子拨了下灰笼的火,把灰笼递给我,让我烤手。这次,他没骂人,也没提“张家滩”。可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你能平平安安活到今天,我真为你庆幸呀!就算你为垫江和平解放立过功,用后来的观念来衡量:你把闵克勤推荐为垫江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你敌我不分;说你历史、社会关系复杂,你说得清吗?真幸运!

      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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