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袁崇焕的蓟门之失 -- minotaur

慨叹一个大国如明朝要衰而复振何其难也。

后金用火器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后的事了。当时主要还是靠骑射，主要的战法是楯车，车前挡以木板，再裹上生牛皮。楯车后是弓箭手，最后是骑兵。战斗开始，用楯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骑兵突然冲出，转眼间把明兵击溃。(参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明朝方面对此非常迟钝，吃了一次又一次地亏也不去想改进对策。直到广宁都丢了，孙承宗主持辽东军事，除了布置车阵，还听取孙元化的建议，部分采用了西洋枪炮，在宁远之战发挥了威力，之前无可奈何的楯车，被西洋大炮一击中，就被炸得粉碎。

所以，如果能把袁崇焕孙元化提前五年布置到辽阳和沈阳，辽东可能还是明朝的天下。当然，纯属穿越性质的玩笑。

1)辽沈战役时明军的战斗力

其实只有浑河的川浙二营还可以(也许也是当时明军里面最能打得，所以被派去援沈阳)。不过后金损失不算很大(明朝方面说后金伤亡数千)，因为他们在沈阳修整了五天，就对重兵驻防的辽阳展开进攻了。

在辽阳，第一天侯世禄等五总兵官率五万兵出城，趁后金半渡之时进攻，结果攻之不下，后金后续部队上来后战败溃散。第二天，明军又派三万人出东城，加上袁应泰的家丁组成的虎旅军，又失败。

当时明军的战斗力单个来看，也不能说很差，战车枪炮环列数重，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很有章法。但有一个问题，明军在辽东作战的都是客军，天南海北各地的都有。说起来有点像常凯申下的各路军队，各有各的算盘。

浑河之战，只有川浙两个总兵官率部在作战，另外三个总兵在旁边观望(后来仅象征性的打了一下就撒丫子逃了)。换句话说，如果这三个总兵也象童仲揆、陈策二总兵那样死战，说不定能扭转战局。就算不能，也不至于让后金以多打少，获得比较好的交换比，亦或能让童陈残部顺利撤退到附近的堡垒。

辽阳之战也是如此，辽阳城军队十余万，人数上比后金还要多，可是战局稍有不利，大家就撒丫子逃命。结果就是后金总是能做到在局部以多打少。辽阳城第一次五总兵之战，后金不敢投入全部主力，留下一半人监视城内，结果战事胶着不下。后来皇太极违抗老努的命令，冒险把监视的兵分出一半投入战场，一下子扭转了战场形势。城内的明军出来准备策应，却被后金骑兵一吓，打都没打就掉头往回跑。

明在辽阳的主客军队约有十万左右，真正作战死的并不多，大部分保全下来。(如果人人死战，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一小部分投降，多数"溃围而出",一路奔逃到辽西。“辽阳之破，武臣奔溃，其以身殉者止文臣四五人耳。”

所以后来孙承宗上台，总结几次失败的教训，就是痛斥熊廷弼的客军守土的做法：人心不齐，各怀鬼胎。所以他提出了辽人守辽土的政策。

2)沈阳单纯守城如何

可以参照辽阳。辽阳明朝经营了二百余年，地方殷富，不缺钱不缺粮(人口众多，街衢繁华，居东北诸城之首)。明末辽阳一直是防守的重点。熊廷弼、袁应泰部署的一切防务，都以辽阳为中心。以熊廷弼为例，在辽阳城周围挖了三四层城壕，沿壕排列火器枪炮，环城四面分兵把守。而袁应泰也不算太弱，他得知沈阳失陷后，把各地的守军都集结辽阳固守；就算辽阳城外两次野战失利,但是还是有相当的防守力量的,结果后金的奸细放火(看之前和之后的史料,就一个感觉,后金的奸细比之TG也相差不远了),城防便崩溃了。

沈阳城防不如辽阳，一个问题就是明军的大炮，当时就因发得过多，炮身炽热，至装药即喷。后金趁机急攻，用楯车攻城，挖土填壕，蜂拥过壕，蒙古人的内应不过是加速了城陷的过程而已。贺世贤被诱出城的人数不过千余人，不然的话当时硬守能否守住也是疑问之数，不过如果一切按最好的可能，大约能让后金付出很大的伤亡，失去继续攻击辽阳的能力。

另一角度来说，贺世贤不出城杀敌，闭城死守，他以后也别想好了。当时后金在干什么？兵力分散成小股，在浑河以南的地方四处烧杀。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后来京城袁崇焕的下场。考虑到明朝文人和言路抵死攻击的威力，贺的结果不是通敌，就是畏敌，不死也得扒层皮。

3)不动如山袁崇焕

最后，还是袁崇焕。蓟州城下，袁崇焕可是把军队开到城外列阵来着。后金出场的却只有华丽的二百骑。大家可以想一下，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袁崇焕怎么办。对手是狡猾狡猾的建奴，你不知道这二百人是虚着还是实招，是不是在重施沈阳的故伎。远处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你是追还是不追？事后诸葛亮容易，因为你现在看到了对手的底牌了，可当时决策的人不知道啊。

好比前些日子某地运钞员击毙路人一案，你是那个运钞员，正在装卸钞票，来了个人，不顾警告，闯入警戒线, 硬往你身上靠，还打倒了你两个同伴,你是开枪还是不开枪? 不开枪,万一对手是歹徒(腰里暗藏着家伙),你的小命就交待了,开枪,就是后来揭示的那样,对方不过是一个牛二, 于是舆论群起而攻之,要求你杀人偿命了。

其实也不用讽刺什么不动如山袁崇焕, 不管怎么说袁还是第一个能把城守住的人。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时候，明朝都没指望他能守住，说能守五天是中功,十天就是大功，更别说野战了。再说了，你让袁野战，也不看看他前后左右都是什么人，尽是从辽东广宁等逃回来的(祖大寿、赵率教等等)，守在城里没地方跑还能打一阵子，跑到外面还不都散花了啊。

这段时间工作很忙。下面内容基本上还是几个星期前的想法，没什么新鲜东西，大家将就看吧。

三　国榷抄录错误或者衍文的可能性

国榷的这段话:

“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出自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5502页。capo1234怀疑以上是赘句, 因为7页之后即5509页又出现了类似的内容。我这里把5509页相关的一段全部抄录如下:

丁丑(二七)，建虏陷香河，杀知县任光裕，攻三河不克。

戊寅，攻宝坻，知县史应聘拒却之。

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敖维荣下锦衣狱。

礼部 侍郎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己卯(二九)，总兵官祖大寿奏述辽兵入援始末，上谕之复遵化援辽。

建虏陷玉田，知县杨出芳降。

(再往后N多句话后，有关后金行动的就是“壬午(正月初二),建虏东趋永平”了。)

显然，无论怎么看，从内容到组织，都绝不可能是把后面的某个句子抄到前面之类的简单抄录错误。前后两段话截然不同，第一段很简略，第二段则按天数和地点详细叙述，中间还夹杂了不相干的几段话。时间上，二者相差一个半月之后，记日的干支没有任何重叠；地点上，前者有顺义而后者无，后者有宝坻而前者无。

何况，国榷1958年中华书局版本是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掩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的结果，后人抄写错误的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如果是谈迁抄错，可能性也极小，因为国榷号称二十七年时间六易其稿，加上谈迁本人的认真精神，如果是简单的抄写错误，应该早就发现了。我等发帖子尚且觉得不妥就要回头反复修改，作为号称要还原历史真相的史书，谈迁怎么也要做的更好一些才对。当然谈迁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不过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限度，错误又有低级错误和高级错误之分，就像下棋一样，对于职业高手来说，犯的错误一般都是普通爱好者看不出来的高级错误，而低级的昏招一出现往往就是新闻。当然，与下棋又有所不同，写史书的还有N多时间回头校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与其说谈迁态度不认真抄错篇节，还不如讨论其甄别史料出错的可能。

从“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这句话本身来看，分明是谈迁有意为之。第一个，时间顺序正确, 自京师最远的县开始，自东向西，到距离京师最近的香河顺义结束。而后面的叙述，则是从自距京师最近的香河开始，到距离京师最远的玉田结束。显然，这是考虑了后金的行军方向，有意按顺序安排的结果；同时这也与越晚沦陷的地方京师得知消息的时间越迟的逻辑符合。第二个，地点正确, 后金军的来程到过顺义, 这点从后金方面满文老档的记载可以证明。而后金的返程则没有经过顺义，双方资料都没有记载。所以既然国榷该段中出现了顺义，足以证明该段描述说的就是后金来程时候的路线。

如果因为两条路线都出现了三河和玉田，就认定这是后文的赘句，理由非常不充分。本来就是后金军的一来和一回，路线本身都有重叠的可能，经过同样的县名很正常，只是方向已经完全相反了。之所以国榷7页之后又出现类似的描述，是因为后金在京师一带停留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国榷就是想拖后几页写也办不到啊，又不是韩国电视连续剧。

另外，如果去掉了"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这一句，从上下文来看叙述将会变得不完整和突兀。后金潜越蓟州，然后忽然一下子如泥牛入海般失去了具体去向，下面再次作为主体提到的时候忽然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北京附近。从情理来说，这几天京师对后金越过蓟门之后的具体去向不甚了了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逃难的难民(如京师和河西务民间的小道消息)，按照明朝的塘报系统的运作方式，沿途州县的告急文书雪片一样应该飞入京师才是。这样国榷通过第一手材料记录下来后金潜越蓟门后杀向京城这一路的路线，是极其可能的。(国榷对崇祯一朝的记述能够按日记载，是因为其基本材料是塘报和邸抄，但有的时候因为皇帝不上朝或者奏章留中，或者其他原因，就常常造成空白或者几天写在一起的情形，如十二月戊午(初八)，禁抄传塘报,然后足有五六天的时间纪事出现了空档)。

剩下的一个疑问是语法问题，就是所谓的主语丢失。其实很容易理解。谈迁写国榷的出发点就是因为以前的国史"伪陋肤冗",也就是说它们在他眼里有两个主要缺点: 不准确, 不简洁。他竭尽所能克服这些的同时，也带来了国榷的一个问题：太简洁。比如，经常性的省略主语。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就在这个偷越蓟州的叙述后一页，即页 5503, 就有：“户部给各军刍粟。已饥再日，私掠”。显而易见，这句话后面的“已饥再日，私掠”的主语绝对不可能是户部，而是各军。也就是说，要求读者根据上下文来推断，而不能仅仅因为缺少主语就把这个定义成衍文。所以，前面这个"越蓟州，过玉田"的情况和这个"户部"的情形一模一样，主语只能是后金军而不是袁崇焕军。

最后是"皆陷"的问题。这里的"皆陷"不能按照蓟州玉田三河香河顺义几个县城全部陷落来理解。因为至少三河县城从来没陷落过，后金来的时候三河县城没有陷落，而回去的时候攻打三河不克。我认为这里的"皆陷"是国榷语言过于简略的结果，如果真的是县城沦陷，那么应该如后面一个半月后的情形一样，列出各县知县是如何应对的才是。我觉得可以按照两方面理解，第一是指后金一路上对所经这些县的郊区包括小的防御堡垒进行了大肆破坏，第二指的是一路上的塘铺，明制设置铺递，十里一铺，设置铺兵若干，便于向前方和后方传递消息，按照满文老档所言，后金这一路上特别注重抓捕明朝的哨卒，这些塘铺自然不会放过。退一万步，这个"皆陷"是衍文，那么也不是从后面七页后来的，不然的话没法解释后面三河没有陷落的事情。

综上，从文法上认定国榷这段偷越蓟州之描述是来自后几页的衍文的企图，是牵强的和站不住脚的。

四　崇祯实录抄袭国榷的问题

作为史书，崇祯实录显然属于满清官方整理的。清初时，修史者对清朝的态度大约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如谈迁这种，对清朝严重抵触，特点是用建虏或者奴之类的蔑称来称呼清朝；第二种是如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手下的一帮文人，不敢用建虏称呼清朝，又不愿意称呼大清，就只好用相对中性的建州。第三种就是官修历史，凡事涉及到后金等的称呼一律都改为大清，崇祯实录就是这样，相关的句子还作了改写以避讳或者美化。

应该说，capo的第一个观点，《崇祯实录》抄录《国榷》，确实是很有可能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崇祯实录就因此无效，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东西的。

另外事先也说一下，也不能完全否定崇祯实录没有抄录国榷的可能性。我主要对比了一下崇祯实录，和国榷中有关毛文龙和清兵入口的一些叙述，多数时候是国榷叙述较多，实录里面删除了一些东西，如周文郁的边事小记里面的一些独特史料，包括周文郁几次的建议、十六日袁崇焕军到达河西务等。而有的地方崇祯实录叙述还要多一些，如杀完毛文龙后崇祯的批示。内容相似的地方一般还有些语顺或者某几个字上的差别。也存在可能国榷和实录都参考了同样的史料，比如杀毛文龙的细节，崇祯长篇上有好几篇非常详细的奏疏记述，有可能二本书都参考了根据这些奏疏编写的邸报什么的。当然，以上这些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实录有目的的进行了删节，或者也参考了其他文献增加了些东西。以下我们就假设崇祯实录参考或者抄录了国榷好了。

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国榷主要有两个版本，除了谈迁最后的版本以外，之前还有一个盗稿，后来为谷应泰所得，并成为他的明史纪事本末的重要来源。那么假如崇祯实录抄国榷的话，抄的是那个版本呢？

接着看。崇祯实录中把赵率教阵亡的时间顺序放到辛卯日(十一)后，恰好在袁崇焕入蓟州分兵的那一段后。明史纪事本末也是如此。但是国榷却是放在了六天前的乙酉(初五)日。这个地方无疑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都是错误的。但是却不是简单的抄写错误，查了一下崇祯长篇里的奏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丙申那一天兵部疏里面把袁崇焕蓟州分兵和赵率教败没放在一起了。那时候明朝情报工作一塌糊涂，只因为被后金隔开，明朝对遵化一带的战况一直不甚了了，比如遵化陷落好几天后才得知确信，为此崇祯很生气甚至把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而这个赵率教败没的消息很有可能是兵部从袁崇焕那里得知的。

另外是一些赘字，如写袁崇焕杀毛文龙时，"部曲错愕，不敢动"，崇祯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中都出现了"不敢动"这样的赘字,而崇尚简洁的国榷就删去了这几个字。

也就是说，崇祯实录出错的地方和赘字的地方都和明史纪事本末一样，所以，崇祯实录根据的很可能是明史纪事本末所用的盗稿，肯定不是最后的国榷版本。这样的话，大约可以说，国榷从一开始就有了这段有关后金军蓟州潜越的叙述，在被盗稿之后重写的版本仍然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段话不是衍文，而是谈迁有意为之。

在假设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都抄袭国榷的前提下，可以看出国榷的过分简略，对后人之阅读造成了相当大的理解困难。以前述国榷对蓟州潜越相关的这一段话为例，实录做了改写，主要是使文字含义更为明确，包括把国榷中含糊不清的"皆陷"去掉，把"西追"改成"西拒"，最后变为："甲午，清兵将西越蓟州，崇焕引兵西拒之。攻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另一个是关于二百骑事件，两本书都没有正确理解。国榷的原文是"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再见一骑"，这个是根据周文郁的边事小记而来的，可是因为国榷的过分简略，经常性地省略主语，这个200骑便把两书的写作者搞晕菜了。实录把"闻炮而退"错误理解成了省略主语"袁崇焕军"，然后补上了这几个字，意思变成袁崇焕军被后金的炮吓走了，所以后金军达成了潜越；所以我认为实录这里之所以一连出现两个崇焕，很可能是作者为了明确意思而加的冗文。

而明史纪事本末又不同，在这个二百骑事件出现了重大错误，将其理解成是在袁崇焕军到达京师之后发生的。这足以证明作者没有看过边事小记之类的原始文献，而且连准确地理解国榷这样的二手文献也没有做到。于是就把不理解的地方如这个具体潜越路线干脆去掉，而作者接下来马上看到后来的"建虏薄(北京)城下"后又退走的事件，就错误地和这个二百骑事件混为一谈，然后自作主张把它移到后面，把正确纠正成错误了——这个其实很象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在后面又看到了后金经过三河玉田，就想当然地认为二者是同一件事的情况，其原因只是因为没有看到最初的原始文献，国榷又过分简略的缘故。

下面还有两个国榷有关的问题要回答：

1. 国榷中有关潜越叙述的孤证问题。

2. 谈迁本人对潜越的看法如何？他是倾向于绕路说呢还是直接通过说？

上面讨论袁崇焕转换追击方向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后金潜越蓟州后这几天里面是否到过香河和玉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主要的相关史籍是国榷和崇祯实录。

《崇祯实录》：“甲午，清兵将西越蓟州，崇焕引兵西拒之。攻蓟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诸县”

《国榷》："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capo1234是认为上面这两条史料是无效的，他的主要理由我总结如下(我相信没有歪曲他的观点)：

1)《崇祯实录》大幅抄录《国榷》等资料，在各种史料中基本是最不可信的几种之一。

2)国榷里面“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这句话是一句衍文或者脱文，可能是抄录的错误，原因一是它和前半句的主语不同，二是玉田、三河、香河这三县在十三到二十日之间根本没有陷落。

3)编年体的史书中，记录在同一天下的整件事情不一定就表示这一切都在这一天当中发生。

如《实录》在崇祯元年甲戌条记载盗贼劫掠的事情，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从头到尾一整个经过，这肯定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完完整整始末。

那么可以认为任何一条下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此条日期与下一条日期之间么？国榷中“犯蓟州"这句话记在十三号条下，后面紧跟着十五号，也就是说犯蓟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这五件事全部发生在13-14号之间，可能么？

4)后金要在三天之内过蓟州、玉田、三河、香河、顺义从路线和速度上来看是荒谬的;除非后金是飞人，是绝不可能到过香河的。

5)谈迁也可能犯错误。谈迁写书很用心，那么为什么他说了“皆陷”之后，没过几页纸就让玉田和香河“又陷”了一次？让三河“复活”了一次？因为谈迁判断很慎重，那为什么他要说袁崇焕箭射满桂？

先简要说一下谈迁和他的国榷这本书。在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国榷里面，有吴晗写的一篇序文：<谈迁和国榷>，介绍了谈迁写国榷的一些情况。

国榷, 顾名思义,就是要一个真实可靠的国史, 这就是谈迁一开始编写此书的用意:"是因为明列朝实录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是因为诸家编年有伪陋肤冗的毛病，才发奋编写的。"

"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依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也谨慎，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

"谈迁对史事的真实性很严肃, 为了求真,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记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就改了多次..."

"崇祯朝没有实录，因此谈迁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等，补编了这十七年的历史。"

1621 年，谈迁29岁，开始编撰国榷，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二十七年时间六易其稿，编成一百卷，1647年，国榷全部手稿被窃，谈迁发愤重新撰写, 4年后完成新稿。之后谈迁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居住两年半，搜集史料作了进一步修订。因为国榷里面用建虏称呼清朝，并且详细叙述后金祖先的历史，这都属于清朝统治者极其忌讳的事情，有清一朝从来没有刊印过。

一、关于对谈迁的国榷可靠程度的质疑

前面，capo1234对谈迁和国榷的可靠性的质疑中，举的几个例子，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国榷里面"袁崇焕箭射满桂"的错误。

首先, 国榷在庚子日的叙述里面对满桂德胜门之战及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描述非常详细，却没有提到箭射满桂之事，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比如"甲辰，满桂解衣示创，上深闵之"。这本身就说明了谈迁并不很看重这条史料，因而没有加到事发当日的描述里面。

箭射满桂的说法的出现是在十二月辛亥袁崇焕下狱之后，其实是一段很长的叙述，全文照抄如下：

十二月辛亥朔...命满桂总理援兵，截至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兵。"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固自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或谓其贻粮刍食品"--－物论籍籍。是日，敌移营而南。

我在这里面加了句读，读起来就比较清楚了，所谓“袁崇焕箭射满桂”，其实是举例说明后面"物论籍籍"的陈述的,即流言的具体说法；后面的"崇焕固自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而值敌辄避去"这句也一样, 假如不当作流言的例子, 而当作史书的正经八百的描述,怎么看怎么别扭。

看书不能寻章摘句，要记得看上下文，国榷中紧接着上面这段引文的，是谈迁大段大段的评论,一向崇尚简约的谈迁这次也破例了：

谈迁曰，当满桂战败时，谓督师对垒不发一矢，非也。桂战都城北，崇焕战都城南，颇有杀伤。第先后间纵敌贻患。方在蓟州，独不能蹑其后掩袭之耶？...苟矢志励众，剪其零骑，俾敛寇不敢散掠，遏其锋于通州，决一血战，无鸣镝都门之下，庶免于戾。而崇焕智不出此，岂刃在其颈不觉冥蹈之耶。至为招敌胁款，此无心胸者为之，崇焕当不其然。但敌锋方锐，冀盟城下如唐渭桥之事，稍绾目前。则崇焕微意有在。然亦愚矣。

上面的引文里面，仔细读的话，其实针对就是前面这几个流言, "箭射满桂"和"值敌辄避去"来说的。开头一段，就说"督师对垒不发一矢"是不正确的，接下来是“桂战都城北，崇焕战都城南”，一个城南一个城北，针对的就是"袁崇焕箭射满桂"，谈迁特意指出南和北，显然他对该说法是不相信的，只是史书要讲究谨慎，谈迁并没有明确地否定这种说法，仅仅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就够了。又为袁"值敌辄避去"作了辩解, 说"颇有杀伤"，接着就是批评，但批评的不是袁在北京不战，而是袁没能在通州血战。最后，谈迁连袁崇焕"招敌胁款"都根本不相信，他会相信性质更加严重的"箭射满桂"么？

后面没过几行，又引用了杨士聪的说法:

杨士聪曰：己已之变，自嘉靖而后仅再见焉。但士马物力仍足相当。袁督师初至，一战人心始定，迨后钤制诸将，不为无见，而袁为人疏，於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厥后满桂督，一战而败，安见钤制诸将为非宜哉！都民亦群然以为奸臣卖国。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杨的说法进一步为袁不战作了辩解, 还拿满桂一战而败来对照说明。谈迁在此处引用杨的说法, 无疑代表了他本人的倾向性, 不然的话他应该选用反袁方的评论, 而不是单单陈述几个流言。

另外，史书上经常前后出现两种矛盾的说法，并不都意味着史书作者错了，有很多时候是史书作者在无法断定哪种说法为真的情况下，特意把两种说法都保留等待后人分析。

另一个capo1234的质疑, 是所谓的“国榷中“犯蓟州"这句话记在十三号条下，后面紧跟着十五号，也就是说犯蓟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这五件事全部发生在13-14号之间，可能么？”。因为capo1234理解的国榷此处的时间和其他文献都对不上，他因此对此条的正确性产生强烈怀疑。不过，这是因为他对日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

这里的甲午，并不是capo1234理解的十三日，其实是十四日。之所以以为是十三日，是因为两个史书上记录的都是十一月壬午朔。可是，如果假定十一月壬午是初一的话，然后对比用非干支法记日的边事小记或者满文老档，就会发现所有十一月里发生的事件，用非干支法的日期比从干支法推算的日期总是多一天。那么是否是边事小记抑或满文老档算错了日子呢?我又查了一下度支奏议, 该书也是用数字而非干支记日的, 日期方面，对照一下如广渠门之战的日期，袁崇焕到达河西务的时间，到达左安门的时间等等，度支奏议、边事小记及满文老档三者都一致，而国榷都是正好提前一天。

是国榷把历法弄错了么？我在农历网查了一下1629己巳年的农历，当年闰四月，和史书上记载一致，十一月是小月，二十九天，初一是壬午，都和国榷一样，说明国榷是正确的。会是干支错了么？不可能，因为干支记日的好处就是每六十天一个循环，和农历的具体细节如大小月无关，因为中国历史上农历的历法经常变来变去，尤其是体现在大小月等上面。不同的历法下，同样一个十一月初三，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日期，但是如果用干支记日，再用月份定位，就不会混淆。所以，我的看法是明朝当时的历法搞错了，要知道明朝的数学比起元朝来弱得简直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明朝的钦天监算的冬至居然能和太阳的最速点差六日。当年有闰四月，很可能明朝当年的历法出现了混乱。把十一月定成了大月，而且十一月壬午的上一天是辛巳, 国榷中根本没有记载到底属于哪一个月，可能在明朝1929当年的历法中给归入到十一月里面去了(虽然十二月也是个大月，但农历中连续几个月是大月或是小月的事是常有的)。无论如何，甲午这天就是其他史书上的十一月十四，没有疑问。

这样一来，其实国榷所说的犯蓟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这五件事暗含的发生时间应该是十四至十五日，而不是capo1234理解的13-14号之间。

二、后金犯香河的可能性和时间问题

capo1234 说从路线和速度上来看，这五件事发生在两天之内是荒谬的，非也。前面我已经论述了后金潜越的速度问题，每天大约行37公里即可，十四日过蓟州，玉田，三河；十五日按照满文老档所叙，后金兵分三路，一路奔顺义，一路奔通州，一路未确定，我前面分析认为可能就是去香河。后金兵力如果只有一个人，当然是无法在一天里同时到达三个方向的不同地方，问题是后金有好万人，还可以分兵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句话是capo1234所说的是为了叙述"完完整整始末"呢？我认为这个不能绝对化，要看上下文，否则任何一天下面罗列的事情都可以说成是任何崇祯甚至整个明朝时期的事情，荒谬也要有个限度。这种叙述完整始末的,一般来说有些特定的标志，以capo1234给的这个甲戌的例子来说，先有"初，西安庆阳延安有山...", 用一个"初"来表明要开始叙述始末了，大段叙述完了，最后是"至是，与同邑张献忠作乱"，用一个词"至是"表明叙述始末完毕。显然，对于犯香河等五件事来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几天的事情放在一起说，因为国榷在崇祯这一朝主要根据是邸报来定日期，有的时候邸报把前后几天的事情写在一起(比如皇帝没上朝或者奏章留中，或者远方军情等)，无法仔细辨别是具体每个事情是那一天发生的，于是只好写在一起了。但是这里也不可能，因为后金再次攻三河等已经是一个半月之后了，没理由邸报会把一个月之后的事情提前发布出来。

那么会不会是抄录的错误,衍文或者脱文呢?

（未完待续)

具体当时袁崇焕的追击路线，已无从知道。不过就像热力学中的最可几分布一样，我还是想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结合一定的逻辑推理来分析一下袁可能的追击路线和追击情形。

袁的行军距离和时间在程本直<白冤疏>里面有提到:

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

余大成<剖肝录>也有非常类似的描述: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

马上就有了一个问题, 按照边事小记, 袁崇焕十四日就得知后金主力潜越, 然后立即率领将士西追，十七日到达北京左安门，中间的时间至少有三天，怎么程、余说只有二昼夜呢？而且还是疾行三百里？

为此,先分析一下袁部到达广安门的时间, 下面是边事小记的说法:

十六日，至河西务，营城外。有一兵擅取民家饼，当即枭示。薄暮，集诸将议进取,皆云宜径趋京师...故决意趋京师。先发哨拔六人前行,遇保镇逃兵抢掠地方，拔丁斥之，保兵遂操戈相向，伤五拔丁，仅一丁脱回报知。公当差家丁追捕，擒六人以报，于韦公寺审明而斩之。是晚抵左安门，乃十七日也。下令军韦公寺前，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其时京城戒严，塘报不能即入。直至更时，始有兵部差官至营，公附奏于差官。

上面的"是晚"之前没有出现十七日，会不会袁军到达广安门的时间是十六日午夜和十七日凌晨? 这可是和十七日深夜有很大区别的。(汉语这个不严密的特点实在是很讨厌，平白多了很多吵架的口水)

分析上面周文郁的说法, 在进京的路上袁崇焕还做了不少事情如抓获和斩抢劫的保兵等，这些按理应该是白天，但也可能袁崇焕是个夜猫子，喜欢熬夜的干活。下面从塘报入手分析一下。

塘报应该是袁崇焕进京之前提前递送的，目的倒不是让首都人民热烈欢迎子弟兵，而是让准备点吃得喝的。可是因为北京戒严，城门关了。和8*8的时候类似，那时候的戒严也是有纪律的。"城禁不惟不许缒城, 也不许上下接一语"(度支奏议堂稿卷九-回奏督师军中粮料疏), 顺便提一下，这个纪律后来给袁崇焕军在北京城的吃饭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是后来袁崇焕"坚请入城"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塘报耽搁了很久才送进去。

“ 案查十七日亥时接得兵部职方司手本,欲行速发米豆草束接济袁督师袁崇焕兵马等情。臣闻报时已漏下三鼓矣”(度支奏议堂稿卷九-请祈开门为袁督师转饷疏)。这里，兵部差官来到袁崇焕的兵营是更时，大约是7-9点，兵部文书送到户部的时间是亥时，即晚上9-11点，送到写奏疏的人手里恰好过了三更，11点。从奏疏上下文来看，有关部门还是比较重视的，只是官僚程序比较繁琐，耽搁了些时间。

综上，袁崇焕不可能是十七日凌晨至京的，不然无可能拖到半夜三更户部才接到奏疏。结论只能是十七日晚。因为冬日天短，时间大约是五六点钟。而前面周文郁的"是晚"是相对于"先发哨拔六人前行"这件事来说的, 同时也证明了袁崇焕从河西务的出发时间是十七日晨。

而袁崇焕军十六日确确实实是在河西务, 除了周文郁的"营城外"外,还有度支奏议的"十六日袁督师大兵经过河西"(堂稿卷九-<河干冻粮无恙据接转报疏>)亦可证明这一点。而从河西务到北京左安门的距离, 按照最近的大路大约56公里。这样的话,袁崇焕军有可能在剩下的一个昼夜的时间从蓟城跑到河西务吗？

为了计算距离的方便，先假设袁崇焕追击后金的第一站是邦均镇。按照我前面的分析，假如后金是从燕山潜越的话，抄近路到邦均堵截比到洇溜镇更为合理。邦均是明朝较为重视的地方，比如初七戊子刑部上书乔允升疏提到，"于三河之东地名邦均,查险要必由之路,安插数营能知地炮者, 暗埋火药,以乱其心；即设火药火炮二三层,以遏其锋(崇祯长篇1566页)"。当然其他的地方，比如走蓟州正南的洇溜镇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实对于后面的分析来说差不太多，除了绕的里程更远一些以外。

而且，邦均镇比较符合按照周文郁的关于袁崇焕军一开始向西追击的描述, 如果是洇溜镇，则方向是正南了。

从邦均镇到河西务，中间有若干条河流和若干条公路。通过google地图可以查明，大致主要有如下几种路线：

1) 邦均-三河-皇庄-香河--钳屯乡-河西务 67.6公里(这是最近路线)

2) 邦均-尤古庄-皇庄-香河--钳屯乡-河西务 74.7公里

3) 邦均-尤古庄-史各庄-渠口-香河-钳屯乡-河西务 71.8公里

4) 邦均-尤古庄-史各庄-渠口-刘宋镇-河西务 77.1公里

5) 邦均-尤古庄-宝坻西-新开口-刘宋镇-河西务 74.7公里

6) 邦均-洇溜-宝坻-新开口-宋镇-河西务

以上路线中,头三条比较近,但要经过香河, 最后一段从香河到河西务的一段是从北而南, 这将与后来袁崇焕与众将在河西务商议是进京还是去通州张家湾的叙述矛盾，因为第一，这两种方案的方向都是向北，没有去而复返的道理；第二，香河有直接到北京的大路，没有必非要到河西务拐一个大弯。

所以,最可能的路线大约是第五条,邦均-尤古庄-宝坻西-新开口-刘宋镇-河西务, 这是除头三条路线以外最近的, (当然我还有其他理由认为这条的可能性大一点)距离大约75公里。而从蓟州东城关到邦均约18公里，这样从蓟城到河西务约有93公里, 袁崇焕军这一天需要跑的距离超出十七日距离的2/3，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是十七日的56公里，袁崇焕军也要跑到天黑才到达目的地。

所以答案就是袁崇焕只是其中有两昼夜行了三百里而已。这里三百里应该是一个虚数,因为十七日一天袁崇焕军的行军速度换成明的里还不到100里。前面袁崇焕奏疏说从山海关援蓟，六日行五百里，实际上根据我前面贴出的公路/铁路里程表，这段距离大约是216公里而已，换成明的里才375里。所以如果袁崇焕不是大嘴巴，唯一的解释是他用的里程用的是汉里，引用的是汉唐宋时候的地理志。然后把程本直的三百里也按照汉里理解，即骑兵每天行军六十公里，两天走了120公里就说得通了。

另外一个想法是, 袁崇焕军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是河西务。否则的话，从蓟城绕河西务到京城，总共不过150公里，十四日到十七日四个白天，步兵正常行军走就行了。而且一开始袁崇焕并不完全清楚后金的意图。后金还有杀个回马枪端了蓟州城的可能，因此袁崇焕也不能一开始就一味往南朝河西务跑。如果程本直等没有故意撒谎，那么袁部真正的行军时间大概是三天，其中有两天是急行军。余下的一天浪费在情报和侦查上。

然后我们按照前面的假想路线从河西务往回退60公里左右，大约就是尤古庄一带，而从尤古庄到达蓟城东关的距离大约为30公里。

以下是我猜测的袁崇焕军的追击情形:袁崇焕军一开始向西追击, 到达邦均镇, 没有发现后金军，然后经过侦察，得知后金已经从南面经过前往三河县，袁崇焕军此时有两个选择，继续向西，到三河县；或者向南。

三河县的问题是无法提供粮饷，因为上文提到的漕运冻粮问题，。通州以东普遍缺粮，不给过路明军供应粮饷(度支奏议堂稿卷八酌议解发援兵行粮疏)，导致几天前宣大侯世禄军在三河因未能按时行粮而部队溃散。加上蓟州本身也严重缺乏马料，在三河作战不是很有利。而如果向南, “宝坻一县民颇富饶,积贮草豆尽多”,而且袁崇焕本人也了解这一点，之前他还曾上书提出"以天津料草运宝坻，由宝坻以运蓟"的建议。无论如何，袁崇焕军的行动方向开始向南了。

十四日后金主力很可能不是在三河县县城附近。三河县没有明朝的重兵屯扎(本来应该在那里的侯世禄军并没有在那里，而且还溃散了)，缺乏粮饷，很难支持。如果参照顺义的例子，后金只分出一半主力去攻打附近驻扎的满桂侯世禄军，满桂等跑路，顺义知县立刻就率众投降了。但是史书上尤其是满文老档只是提及到达了三河县，并没有攻打或者陷落的记载。所以，我前面说得后金主力在皇庄一带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后金在皇庄一带，袁崇焕军十四日晚或者十五日早在尤古庄一带也是说得过去的，在这里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即向北向南向西都可以的位置。我估计袁崇焕在此需要半天左右的时间, 来派出侦骑、了解敌情和判断后金主力的去向,至少，要避免像之前赵率教那样轻率地钻入敌人的口袋阵之中。然后如我前面所说，后金很可能做了战术欺骗，为了甩掉后面的尾巴，派了三千人向香河方向佯动。

无论怎样，最后袁崇焕军判断后金的方向是向南,然后兼程赶往河西务。到达河西务的时间应该是十六日早些时候，因为袁崇焕是在薄暮时分"集诸将议进取",　而且之前还发生了兵入民家取食的问题。因为该年有闰月(闰四月)，所以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已经是冬至前后(1629年12月29日? 我公历和农历的换算不熟悉), 正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时侯，薄暮这个时间点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对比一下十七日袁崇焕军仅行军56公里到达北京就已经黑天，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袁崇焕十六日行军距离不长，要么十五日昼夜兼程赶路。而前者第一和程本直的二昼夜行军三百里矛盾，第二也不符合周文郁的叙述里面，袁崇焕军饥疲交加、＂擅取民家饼＂的描述。

所以情况大致上是，袁崇焕军当判明当面敌情后，于十五日中午或者下午从尤古庄一带出发, 之后行军120里，连夜行军于十六日凌晨到达河西务。这是因为袁误判后金目标是河西务，为了赶在后金主力之前。其中，要么袁军的步兵要么继骑兵之后一起跟进，要么步兵留在宝坻休息一夜第二天跟进，无论如何，没有在十七日随骑兵一起跟进。这样，袁崇焕军在河西务驻营，并且还有半天多的余裕侦察和判断后金主力的去向，敌情明了后于黄昏时分聚众将开会。因为部队疲劳等因素，袁和众将一致驳回了周文郁的进兵张家湾的主张，最终促成了回防京师的致命决定。

总结一下我的一些观点:

(1) 袁崇焕军在后金潜越后总体的思路是堵截而不是追击。

(2) 袁崇焕军并非上来就直奔京城。中间因为多次堵截扑空或者某些敌情新动向等可能原因,而改变了行军方向由向西为向南。

(3) 袁崇焕军起初意图是在河西务堵截后金军。根据有一是河西务一带冰阻的冻粮，是绝好的潜在军事目标；二是如前分析的袁军此前一日的急行军和在河西务耽搁的时间。

(4) 入京是袁崇焕军驻防河西务之后采取的方案。根据一是边事小记里详细描述的在河西务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二是后金进兵京师的态势明朗(后金十六日向京师方向侦查)。这一次袁蒙对了，十七日和袁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出发前往京师，但结果成了招敌谣言的另外一个可能的根由。

(5) 就算袁如果在中间想直接奔京师，那么显然绕路香河是更好的选择，第一，路途比绕河西务节省了32公里；第二，从我前面的地图可以看出,走香河到北京一路上都是大路,而河西务则小路居多，后勤压力小。因此我怀疑香河一带出现敌情是袁军走河西务的原因之一。

下面将试图分析一下有关史书上写后金这几天经过香河玉田的史料可靠性问题。

朝庭在给了袁全权守蓟后,惟一的额外命令就是,叫他远斥候(见于<长编>).

说白了,就是叫他加强侦察,远放侦察兵,这种战术问题原不用专门提,但在其它问题都一概不多说的情况下,特别提出来,可见朝庭的观注.

袁接到这个命令后,象油葫芦一样,数着他防区的一个个要点,叫"不忧亦",说全布置好了.

所以说,由于二百骑就阻了他侦察,是说不通的,因为按袁的话,他在所有必要的关口都不仅布置好了侦察,还布好了守军.

结果后金军竟然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过了他的防区,这无论如何都是他的失职.

再者,袁在蓟州的兵力有两万人左右,是对方两百人的一百倍,如果有心,不全军出动,出一千骑,甚至五六百骑,驱逐一下问题不大,他一动不动,这也是属于战场判断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