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毛泽东的“供给制”情结说起 -- 明日天涯

前些天，读了北大博导的《毛泽东为何对“职务等级工资制”不满》（以下提到或引用时候以‘该文’简称）一文，使得资料极度欠缺的我对毛泽东希望能恢复供机制的历史资料了解得多了些，不过直到这几天身体多少好了些，才有精神对此问题以及一些延伸的问题思考，现在写成文文与大家讨论。

供给制——毛泽东意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解决方法

该文举出这样的数据，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首次正式颁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差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注意到新出现的各种情况，国务院在1956年6月全国各行各业实行全面工资改革的过程中，再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最大级差系数因此略有缩小，减为28倍。然而，如果加上每一级别中的等级差，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差，则达到了36.4倍。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此提出批评后，才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定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这是建国初期中共缺乏国家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向老大哥苏联学的，不过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工人最高最低工资之差，甚至达到31.3：1（关于苏联工资制的相关情况，可参见鲍里斯迈斯纳主编的《苏联的社会变革》，三联书店）。而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相邻各级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亦仅为14．5：1；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参见孙正民、崔爱茹编著的《国外公务员工资制度与工资立法》，法律出版社）。至于具体情况，我把该文附于本文之后了，大家可以参考。

我以前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前公职人员的收入差别比国外小的，看了这数据不禁大为惊讶，再算上向苏联学的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待遇和享受问题，这类制度同中共高干的历史形成的权力弊端，以及中国的官僚、特权和等级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等级制度和特权阶层，就像该文提到的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这是1974年毛泽东在谈到八级工资制时的说法) 。 这实在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公开表示质疑，他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由此，我对中共进城后为什么会逐渐失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的问题，算是把以前不全面的认识补足了不少，不过，这一节我谈的是供给制，至于延伸和全面的思考，后面要提到一些，可是大家暂时可以把儒生士大夫时期秀才相公上公堂就可以不跪，和党员犯事后不像老百姓那样是违反社会规则和法律，而只是犯错误，把高干特权阶层和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阶层等社会历史现象参照着看，只要不生搬硬套就行。我后面还要分析的。

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创立的，只说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我觉得苏联是与马克思思想背道而驰的，固然有该文提到的与资本主义制度唱反调的因素，不过我想也许应该还有其它因素吧，只是缺乏相关资料，不能作出分析判断。以我共的宣传来说，远高于一般民众的工资和待遇，是与“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的口号也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比较，党员即使是农民，也是可以上升为干部的农民，更何况那些拿工资的人，所以可以说是其实供给制的放弃，已经使得党员的性质和战争年代不同了，成了类似儒生士大夫那样先要上或得到社会地位，然后再尽义务的群体，只是在较为纯洁的社会环境里（起码中下层如此，高层的资料咱不知道）能尽些义务罢了，这点和历史上所谓的治世，儒生士大夫不太贪污的情形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在迁就现状的情况下改造社会，使得城镇居民和国家公职人员与农民的收入分配区别，及其造成的城乡差距和隔离，社会公平方面还不如国民党时期，甚至封建社会！所以，毛泽东才说是：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是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

这一节的标题所言的“供给制——毛泽东意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解决方法”倒不是武断地说毛泽东就完全意识到了，只是根据他在建国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都公开提到供给制的好处，才判断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至于是多大程度，没看到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还无法断言。当然以我的认识，以前就认识到供给制是适合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的了，现在只不过乘便提出来罢了。有些朋友或者会根据现有的理论认识以为这个认识是异想天开，甚至是笑话，不过我们考虑到以下几点后，大概这些朋友就不会那么认为了。

其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近代以前没有实践过的社会形式，虽然有马克思思想作为指导，但是实际上如何构成和运行，并没有先验可鉴，一定要提出来先验例据，现存的某些原始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形态就可以勉强算是，我们不要看原始部落落后就以为其一无是处，起码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关系的和谐，现代社会形态下的自以为文明的人反而无法做到，所以有些西方人厌倦了现代社会后，反而愿意去原始部落生活。我们也实在不必把社会主义看成一成不变的模式，变了就一定会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会犯类如马克思看待资本主义，认为必然会使得工人阶层造反那样的错误。

马克思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其他理论的，如果把其他理论认识的社会因素硬掺和进去，反而会导致弊病的产生，其中就有雇佣关系下的工资观念——这并非否定经济领域的货币观念，就像苏联那样的情况，苏联模式下对人们生活水平和工资的限制，大大挫伤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工人们——包括工厂和农场，而非是咱们中国的“社员”——就说：“他们装作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就装作干活”，从中可以看出，其实苏联的收入分配观念，还是没有摆脱雇佣观念，准确点说就主要是资本主义的雇佣观念，可以说苏联上上下下对社会主义形态下的许多观念仍然没有认识清楚，某种程度上就是以资本主义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也就显得不伦不类，不出问题才怪呢！所以即使苏联，也并非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何况咱们野狐禅的土鳖中国！这个话题要是扯开就没完了，所以就此打住。

其二，要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是在清末和民国近代化失败后，在一穷二白，社会落后的情况下力求快速完成社会阶段的跨越式进步，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所以根本不可能使国民达到与经济水平相符的生活水平，而是需要集中资源建设现代社会，所以，为社会公平起见，还不如普遍实行全民供给制，虽然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以货币形式支付，以掌控国民生活水平。本来吧，中共战争时期实行的供给制很适合建国初期，应该从党员起逐步规划，以使得社会逐步适应，可是中共却反而在管理国家时候没了战争年代的自主意识，懵懵懂懂地去盲目学苏联，去适应国内的现状，结果学得把自己的长处和合理之处都丢了，造成了等级、特权，以及城乡差距和隔离等一大片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打到这里忽然想起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英雄母亲”，鼓励生育的事情来，苏联本来是卫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严重，西方文化下的社会人口增长缓慢，所以才提出这个口号，而我国则是儒家宗法家族观念下的拼命生育，即使不用鼓励，也能产生大量的“英雄母亲”，到人口膨胀得令人恐惧了，中共才拾起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才没造成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导致社会崩溃因素之一的无法消化的庞大流民，不过即使是到了这种时候，也不去研究何以西方没象中国这样的人口恐慌，却把损害人权的“计划生育”和保证难以承受的人口的温饱当作了吹嘘的政绩，我可真为他们脸红啊。不过认真说来，这个问题不怪中共领导层，而要怪那些搞社会理论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始终没有为社会贡献科学客观地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理论认识，从清末西方思潮全面侵入开始就没有真正地独立研究社会理论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是一窝蜂地去搞政治！例如使人口自然保持合理的数量，反而是把出了个提出来只能作为一时之策的“计划生育”的马寅初都当作宝，也就难怪中国直到现在都没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反而是不停地发生畸变！

其三，也许有人会说：“你没听说过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吗？”接着就拿出一大串资本主义理论来说道，不过，我小时候是农村户口，恰好看到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的草，不过却没看到资本主义的苗，因为直到现在，中国都很少有资本主义的苗，我看到的是家族-家庭式的小农经济的苗，在苏联来说，是掺和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计划经济严重挫伤了农场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所以不得不给出自留地，结果少数的自留地却生产出了粮食总产量的大多数；在中国来说，却是集体公社在计划经济、盲目的大跃进和政治-技术号召（例如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学大寨），以及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过中苏两国的自留地却非资本主义成分，而是小农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场，虽然西方也有小农，不过主要还是大大小小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农场，而中苏却是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普遍的小农经济显得都比社会主义农业有效率，实在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至于说其中的问题，例如所谓的懒汉问题，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法律手段解决，供给制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锅饭。其实人民公社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问题，而且一党专政的伟光正，不象战争年代那样给民众坦率地说清楚形势，承认不足、错误，而是即使大面积饿死了人也说成绩是主要的，再加上官僚等级制度和不健康的政治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自然会造成人们的反感，挫伤工作的积极性。

从人类进步的角度看，人是逐渐摆脱了动物性的进化生物，进而也逐渐摆脱了为人类所需求的自然界物质所左右，越来越多地具备了自主性和主导性，能够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进行精神需求，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而非原始理论中——体现出了对物质追求的蔑视和对精神需求的追求，这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所以说，资本主义理论的那套对物质追求、刺激和竞争过分偏重的理论，实在是显得有些低级，在社会现象上，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即使运行良好，人们也会出现精神方面的空虚和异化，而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不是那些灾难年代，人们的精神始终是充实向上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从实际的经济效益上，我们对比一下中西铁路建设，例如宝成、成昆铁路的建成，如果没有乐观激昂的精神支持，以中国的条件能建成吗？而对人们的奖励精神多于物质也使得人们感到满足，反观美国当初开发西部时候的铁路建设，路基上就铺过了华人廉价劳工的尸体，试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劳工的物质收获低廉，精神麻木痛苦，能和类似甚至不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铁路工人比吗？即使是今天，同样是航天事业，中国的工资报酬能比上美国吗？科技人员如果没有自身精神需求，会留下吗？所以即使残存的社会主义，也能体现出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当然前提是不为体制的弊端所过度影响。邓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为标准”，反过来说呢，真理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出，理论有时候也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修正，或者是得到原始理论所没料到的优长。当然，马克思思想是属于整体和基础上就开始的谬误，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需要更多地从其实践中去认识。具体到供给制，也就是在特殊困难和落后的历史时期，起到保证和逐步提高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强调精神需求，也强调为自身和后代的未来的必要的物质需求的牺牲的作用，这样既能保证人的基本需求，也能保持人类的进步趋势。从中国的政治现实来说，起码能继续保持党员队伍的本质不变，即使党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旧观念，也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等到接受新教育的年轻一代成长接班，以基本完成社会进步，可是遗憾的是中共的做法是不当的，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的。

所以说，近现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固然由于其弊病远大于优长而失败，并不说明其不可行，就像马列思想诞生初期，资本主义的弊病并非像思想激进的人所料想的那样会被社会主义战胜那样。只要从理论基础到社会机制上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革新，使其真正科学客观，这样才能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优势。不过，偏执于资本主义的朋友倒不必着急发火骂人，因为说实话，这个理论虽然现在我可以肯定如果研究条件多少具备，且顺利的话，是有把握在十年八年内基本做出来的，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形势是不允许进行纯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内的形势估计更难，反而是第三世界有可能，文化思想走在前沿的欧洲或许可能实现，不过如果没有类似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规模，是很难全面实施的，因为未来虽然不大会是像以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你死我活，但是毕竟是一种社会理念和模式对现存理念和模式的竞争，何况还有经济社会等方面运行发展的问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看到盲目学苏联和迁就现状所造成的弊端后，多少意识到了供给制是解决弊端的方法，虽然他不是专业的社会理论家，但是伟人的目光毕竟比他人犀利的多，我的感觉是，了解毛泽东越多，就越能看到他的伟大和超人之处，虽然他也有自身和历史的局限，也有缺陷和不足，但是他还是伟人，任何人也诋毁不了，再长的时间也消磨不去。

（第一节完，待续）

• ※ 西河文萃 第24期 2009年7月1日 ※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