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运动与科研：前言 -- 打造顶顶
家园 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出国机会的 有了足够的兴和对国家的热情，只要智商不太低，初高中的基础不难补。如万钢。
家园 “大学普通班”就是“工农兵学员”在文革后的官方称谓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提到了工农兵大学生由于基础太差难以跟上课程的回忆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80年代时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工农兵学员的妖魔化宣传的一部分。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按照她的说法，当时选拔工农兵学员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看学历，一般是在文革爆发时（1966年）的高中在校生才有可能入选。所谓“小学文化的人也上了大学”，不排除有这种极端情况，但这绝不是普遍现象。
家园 你母亲的说法也不全对， 就是这句话：
一般是在文革爆发时（1966年）的高中在校生才有可能入选。许多都是老三届，高中或初中。
“小学文化的人也上了大学”，不排除有这种极端情况，这并不是极端情况。我是68届初中生，我的不少同学也成了工农兵学员，我们就比小学毕业生多了一年。
家园 请问资料来源 当时中国政府倾尽国力选拔、培养国内的优秀大学生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寄予厚望的这批留学生几乎全部留在了国外。上面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 复 请问资料来源
家园 钱宁的《留学美国》对此有所披露 以下为原文摘引：
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先生(Leonard Woodcock)当年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参加了那次中美会谈。1991年冬天，这位80多岁的老人曾向我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双方谈判的情景。他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前，美方是准备在会谈中向中方要求将互派留学生作为双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抱太大的希望，原来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美方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积极迅速地作出反应。在一天上午的会谈中，美方代表先发言，提出双方可以互派留学生。下午，中方代表发言，说，可以。并马上反过来问，你们能接纳多少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德科克先生回忆说，“大家都很兴奋。可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设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美方代表立即在场下举行“紧急磋商”。来自美国航空、教育、农业、商业、卫生各界的代表团成员开始估计在各自领域里能够接纳多少中国学生。“紧急磋商”之后，美方代表又把问题提了回去：你们计划派出多少？
中方立即答复：500人怎么样？
原密歇根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教授(Michael Oksenberg)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伍德科克先生关于当时美国代表团对中国愿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颇感意外的说法。他当年作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也是美国科技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有一次对我说起，在那次正式会谈前，他在宴会上和一位中国官员用中文交谈，曾试探性地询问有关互派留学生之事。那位中国官员明快他说：“我们同意。”他听懂了。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己的同事时，其他美国人却都表示不相信，让他再去问。于是，他又找到那位中国官员，问：“您刚才是不是说…”对方回答：“是呀！”
由以上引文可见当时的主政者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迫切心情。而选拔的留学生的质量，钱宁也作了介绍：
最早被派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公费生，绝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少部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对许多访问学者来说，出国留学，如同是一项组织安排。为此，他们即使不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至少也得感谢命运的关照。对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他们大多必须经过考场上的竞争。不少人之所以能被选中，往往是因为他们的高考或研究生考试的成绩优异，特别是外语成绩好。当时的主政者之所以如此急切的选拔优秀的青年学者出国留学，原因在1979年的第一次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决议中可以找到。这个决议说出了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以培养高校师资力量为主。”
由此可见，当时的主政者的打算，就是通过派遣留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学成后回国接老一代学者的班，从而跳过60到70年代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代人。
至于8×8绿卡导致这些人有多少留在了美国，河里在美国的人不少，你不妨问问他们。
家园 说得对！
家园 一点苏联对华援助的估值 del
家园 运动论叫人瞠目结舌，但先花了再接着看 家园 无非证明唯物史观是对的。 是内在的工业需求而不是举人秀才的待遇决定科学技术的进步。
是人多力量大，而不是天才力量大。
只有向往自己做主才是合作的基础的人才会有自己内在(提高改造世界能力）的工业需求。只有主张自己做主的人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人。
家园 不错，送花
家园 胡总提到的那些科研成果 基本上出在前30年，却是在后30年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国、民的财富。那些科研成果，有些是集中人力物力干出的，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的解放，也因为积累，也因为起点不像现在这么高。
中国出了杂交稻，日本出了改良的苹果，美国出了改良的柑橘，这三者都是在1970年代以前完成的人类科研成果。
有个科研人员，90年代退休以后发明出氧化镁颗粒，据说金属镁无法在空气里存在（这个我外行）。而且他申请了几十项专利，而在他退休以前的几十年里，只申请了3项专利。这个例子是不是可以佐证，前30年的中后期，后30年的前期，我们的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也从这个例子为代表的现象里，从总体上看我们过去的60年时，得出我们必须要改革的理由。
至于印度，她改革过么？怎样才可以彻底废除种姓制度？怎样消解尖锐的宗教矛盾？还是分成几十块？我们对他的看法处于漠视和重视之间吧
家园 不要从新闻联播的角度看这些问题 那些科研成果的大量出现，当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的解放，同时也离不开基层劳动人民创造力的解放，这篇文章试图证明的观点中，其中有一个是：运动同时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创造力的解放，从而提高了效率。
农业杂交技术的成就不止一个，只是杂交水稻的经济价值更高。而且，杂交水稻的快速成熟，推广，是与７２年后国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在计划经济，没有专利。你的这个例子恐怕无法得出我们必须要改革的理由。
废除种姓制度和消解宗教矛盾是在解放前完成的，今天我们看到，贫富对立愈加激烈，宗教矛盾也加剧了，这说明什么？
家园 我是这么理解您的观点 您认为后30年不如前30年，您认为现在我们的整个国家和前30年相比，是后退了。如果是这样，我也不同意您的观点呢。
我认为后30年在前30年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巨大的成功，这不代表我无视现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公平。我认为这恰恰是社会总体发展了的结果，因为总体财富得到发展，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同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我还认为，我们社会的进步，就是存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个社会有容量容纳极端的想法，但是任何极端的做法都将贻害无穷。理想主义，也是极端主义。